抗日战争初期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与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密切合作，打击日伪军、发动群众逐步建立起来的。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是我们党鲁西北特委的公开办事机关。我们党通过这个机构，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地方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一年来，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团组织，发展了3万多名共产党员和上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员。组建了农民互助会、妇救会、青年救国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建立了23个县的抗日政权。建立和收编了35个支队和3路民军，抗日武装达6万多人。创办了《抗战日报》、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宣传党的抗战十大纲领，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初步建成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现将一年多来，鲁西北发生的几件大事，就我的经历作如下回忆，供研究抗战史参考。
党中央派彭雪枫到聊城
1937年4月，正当我们反何思源（山东省教育厅长）运动紧张的时候，多年不见的同学彭雪枫听说我在聊城工作，来信约我到北平相会。彭雪枫是冯玉祥西北军军官彭雨亭的侄子，河南省镇平县人，1926年我们在冯玉祥办的北平育德学校上学时，他就参加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我们又共同考入河南开封训政学院，后考入北京民国大学。彭因经济不能自给，经组织介绍到烟台驻防的刘珍年部当秘书，后因暴露身份，又到上海，由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派他出延安到华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我到北平和彭相会，住了十天。他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伟大领袖毛主席如何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五次围剿，和过草地越雪山、抢渡大渡河等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也给他介绍了我们以共产党员朱晦生（炮兵第二营司令）为核心团结了三路军中30多名进步下级军官的情况。我们对蒋介石的丧权辱国行为，都非常愤恨。为便于隐蔽，减少目标，我们用封建换兰谱的形式，在兰谱上誓词：“倘若中日战争打起来，谁都不准往后退，带着自己的部队到敌后打游击，就是牺牲自己的性命，在所不惜。”在济南一次会上，建立了“知行学社”，并拟了一个章程，其总则和兰谱上的誓词基本相同。同时，我还把我们在聊城，正团结一部分人，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激烈的斗争。他听了我的介绍非常高兴地说：“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打起来，这部分力量大可发挥作用。”决定到山东一行。1937年5月，彭雪枫随我到了济南，住在财政厅内王致远处，并约集了育德同学和三路军官10余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家互相介绍认识后，请他介绍红军长征的一些革命故事，以及共产党当前的方针政策，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他在济南住了十余天，又随我到了聊城，与育德同学赵伊萍、牛连文等同学见了面，给我们谈了这次中央派他来的任务，并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认为日军已下了灭亡中国的决心，只有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我们也给他介绍了鲁西北的风俗习惯、地理人情等。他说：鲁西北处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广大人民富有革命传统，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你们现在不仅要团结和积蓄抗日力量，更重要的是对范筑先做好工作，争取他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我党合作，发动鲁西北人民抗战。“反何运动，可以暂停，要把主要目标对准日本侵略者。”
彭雪枫一再强调，要建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除加强党的领导、发动广大人民积极参战外，必须争取范筑先。经分析，我们认为：范筑先是位民族爱国主义者，为人正直廉洁，对国民党投降卖国不满，对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精神十分钦佩。如能很好利用这些条件，争取范筑先和我党合作抗战很快会见成效的。
彭雪枫到聊城就住在专署内范筑先办公室西屋，和我住在一起。我以同学的关系，介绍给范筑先，未暴露其身份。待彭走后，我把彭代表共产党中央来聊城的情况，和彭讲的一些问题，向范作了详细的回报。他点头赞许说：“共产党的这一套主张很好，不用红军的战法是不能打败日军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能得以拯救。”同时，他又对我很不满意的说：“红军代表来了，为什么对我保密？自作主张！”我解释说：“目前共产党还处在秘密状态，在山东省还没有公开。一方面他没有中央指示不便公开露面，再则你是韩复榘的重要官员，他不便和你公开接谈。倘若中日战争一起，我们马上可以和他们联系，他们可能派代表来，你可以直接面谈了。”经我解释后，范才微笑点头表示同意。
赵伊萍在西安时，由于组织破坏，失掉了共产党员的组织关系。彭雪枫这次来聊城，给赵伊萍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亲白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雪枫到聊城住了一个礼拜，参观了聊城古迹光岳楼和铁塔。于1937年5月20日乘轿车经邯郸转火车去太原。临别时一再嘱咐：“咱们为革命事业，共同奋斗！”
山东省委派干部和240名服务员到鲁西北
1937年7月日军侵占平津，彭雪枫以共产党中央代表的身份从太原来信，叫我和赵伊萍去太原，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发动全国抗战的方针和毛主席对临近战区的人民开展游击战争、阻止日军进攻的指示。我因事由赵伊萍一人去了。赵到太原后，彭给他分析了当前形势，传达了中央精神，并不分昼夜的阅读了中央一些文件。他在太原仅住了三天，回来后向我作了传达，并带来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这样，我们就有了方向。不久赵伊萍调中共山东省委工作，中央先后派张经武、张震到济南。通过余心清等的介绍，见到了韩复榘。张等向韩表达我们党中央联络各地实力派一致抗日的方针后，韩向张等问询抗战胜利的办法，张等根据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向韩提出建立抗战动员机构，推动改造部队、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主张，韩采纳了张经武等人的建议，抵制了蒋介石右派复兴社到他的部队的主张，由韩自己选人员组建了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委余心清任处长（余是冯玉祥的高级幕僚，曾任北平育德学校的校长。当时住泰安冯玉祥处），王致远为副处长，赵伊萍等北平育德的一些同学也在政训处工作。
天津失守后，大批不愿作亡国奴的爱国青年，在平津党组织领导下，渡海来山东。余心清、刘熙众派人把他们接到济南。1937年9月，在济南以王致远办的乡农建设人员养成所为基础，举办了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余心清任班主任，担任政治教员的是平津流亡来济南的大学教授中共党员黄松岭、张友渔、许德瑗等；主持教务处工作的是北平文化人齐燕铭、陈北鸥等。为了推动山东的抗日T作，由我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等组织负责人中共党员陆平、刘星、吕世隆、高元贵、武衡等，先后动员了平津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500余人，考入了这个训练班。中共山东省委也动员共产党员和爱国知识青年400余人，考入了这个训练班。原王致远办的山东乡农学校军事人员养成所还剩下学员200余人，也并人了这个训练班。第一批录取的名单，共213名（略），在《山东民国日报》上公布，于1937年10月1日报到入学。课程有“国际形势”、“中国问题”、“动员群众”、“游击战争”等。
当时有几个西北军原高级将领，住在济南津浦宾馆。一天，我和王化云去看他们。他们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和我们基本上一致。我和赵伊萍、牛连文等研究，范筑先也是西北军高级军官，和他们关系很密切，通过他们来做范的争取工作。在省委同意下，我们打电话给范筑先说：“西北军的一些老朋友，住在济南津浦宾馆，想请你来济见一见面，并研究一下当前形势。”范应约来济南以后，一天晚上，我和王化云、范筑先，还有两位西北军将领，在津浦宾馆座谈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战十大纲领》，一直谈到深夜两点。共同得出结论是：蒋介石是投降主义，靠国民党抗日根本不可能。中国几十万正规军纷纷南退，抵不住日军的进攻。华北眼看沦人敌手，要想抗日救国，必须动员群众，采用红军的游击战术。我们都是鲁西北人，决不能离开鲁西北南逃。坚决留在自己家乡，和日军血战到底！大家一致认为：要保卫自己的家乡，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只有依靠共产党，取得共产党的领导。如果南逃，死路一条。最后范筑先提出：我们和共产党没有联系怎样办？”我们说：“由我们负责联系，聘请共产党来鲁西北协同抗战。”第二天，我和王化云找到赵伊萍、牛连文，赵说：“这是争取范筑先和我们一同抗战的好机会，我负责给省委联系。”赵请示省委后，首先派共产党员姚第鸿去聊城。姚是西北军高级将领姚以介的儿子，和范筑先有旧谊。姚到聊城后，范委他为专署的秘书。
1937年10月初，日军已占领德州，侵入鲁北。这时范筑先急忙派我去济南聘请共产党到六区协同抗战。因赵伊萍早已和山东省委联系好了，很快就和冯基民、刁子言、解彭年、徐茂里、高元贵、管大桐、张舒礼、吕世隆、于汇川、巩固等12名共产党员干部接上头，聘请他们任六区干事。10月12日到济南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挑选学员。根据思想进步、抗战坚决、吃苦耐劳、身体健康等条件，与省委工作人员赵伊萍、训练班教务长齐燕铭，共商挑选出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政训服务员240名。他们听到齐燕铭念到自己的名字，都非常高兴。有100多名女生因为领导上不同意去黄河北战区，有的急哭了。齐将派赴第六专区的学员编队集合后，我介绍了鲁西北的情况，坚持抗战的有利条件，范筑先专员欢迎大家去鲁西北发动抗战的意见，大家情绪非常激昂，高唱“大刀进行曲”，感人极了。
从第二天（10月13日）起，240名学员分批离开济南。第一批80人，领队是姚第鸿、刁子言等，由牛连文用三辆汽车运送；第二批60人，领队于汇川、徐茂里，是徒步行军；第三批90人，由冯基民、解彭年领队。10月15日下午由济南出发，当晚宿营齐河，次日沿聊济路基向聊城进发。看到溃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沿途翻箱倒柜，群众逃散的凄惨情景。而我们这些赴聊城抗战的共产党员和爱国知识青年，虽然赤手空拳，但个个精神饱满，高唱救亡歌曲奔赴战场。这两种情景形成明显的对照。第三天（10月16日）下午5时，我随第三批学员到了聊城，把学员们安置在第二中学。我即去专署向范筑先汇报。到专署后见大家正整理行装，别人见我都说：“今天晚上就撤退了。”我急忙到上房见范筑先问怎么回事？范说：“高唐已被日军占了，前天已接到韩主席电话，命令我急速率全体军政人员向黄河南撤退。”接着又说：“昨天临清赵专员已通过聊城从东阿过黄河了。鲁西北情况已经混乱，我看咱们先退到齐河渡口，看看形势再说吧。”并叫政训服务员们，赶快吃晚饭休息，准备今天半夜随他一同撤走。我听了范的话很感突然，随之答了一句：“我不走！”范反问一句：“你不走怎样办？”这时我脑子稍微镇静下来，心想我在济南刚和服务员们讲了，如何坚持敌后抗战，现在未见敌人就跑了，怎样和青年们说呢？况且我们在聊城天天喊打日本，而今未见敌人影子就丢了老百姓撤退了。党给我们的任务，要争取范筑先坚持华北抗战，现在范要撤走了，我们怎样对得起党、对得起鲁西北人民。我沉默了一会，坚定地回答说，你走吧！我坚决不走！我在济南领来了240名服务员，这里边有不少你所聘请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他们一定有人愿留下来和我一道抗战。我有了这部分力量，敌人来了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拉出去打游击。范沉默了一会说：“这也好，我给你留下聊城县印，委派你代理县长，以维持地方治安；还给你留下27条步枪和2000元现金，你组织人去吧。”我到了二中，将范已经奉命撤退的计划告诉了几位干事，并说：“我已向范要来聊城县印，并给了枪和钱。请你们向服务员中动员，愿随我打游击的留下，不愿者随范撤走（先到聊城的两批服务员，遵范的命令，已于当天中午向齐河撤退走了）。”由干事冯基民、解彭年和高元贵在第三批服务员中进行动员。有人说：“范筑先未见敌人就跑了，我们决不能不见敌人就跑。”还有人说：“他不当专员了咱们当专员。”但也有不够坚决的人说：“范专员撤走了，别说日军来，就是土匪来了，我们也抵抗不住。”坚决主张随范撤退。为了争取服务员留下抗战，冯基民大声疾呼，号召同学们留下来打游击。解彭年也向同学们讲了很多留下抗战的有利条件：“聊城坚持不住，可退到堂邑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再不能坚持，可退到张维翰处长的家乡馆陶。那里是卫河西岸，便于打游击。鲁西北地区很广阔，打游击的条件是很好的。”经过他们动员，仍有很多同学信心不足。最后留下抗战的有42人：张潭、解彭年、陈中民、关新之、于笑虹、毕睿夫、晋士林、黄白莹、史钦琛、吴鸿渐、冯基民、高元贵、刘昌、李福尧、郭鲁、苏赖洲、黄祖一、成润、张承先、许言、孙鹏程、张少卿、张广和、徐翼、张德政、郭澄之、刘家三、熊康、林铎、张维翰、王式廓、李育仁、叶笃成、刘昱、王汝梅、袁科先、简戍、徐德元等。当天晚饭后，冯基民、解彭年、高元贵几个干事在范筑先的办公室西间，开了个紧急会议，讨论范筑先撤退后我们留下怎样办？当时讨论的结果，确定了三个方案：第一是坚守聊城。安定民心，组织守城，天明以张维翰就任代理县长出安民布告；第二方案是聊城守不住即撤到农村打游击。解彭年是堂邑人，可以拉到堂邑；第三个方案是如堂邑站不住，即退到馆陶去。这是我的家乡，地跨冀鲁边，又有卫河做屏障，东可出击津浦线，西可以驰骋冀南大平原。方案确定后，即于当晚9时将42名服务员带到专署，宣布了我们留在鲁西北坚持抗战的计划，大家都表示赞成。讲完后，给服务员们发枪，由冯基民负责布置如何接收四门的防务，确定每班两人，轮流站岗。这天晚上专署内紧张极了。随范筑先往齐河撤走的人都赶快整理行李，清理文件，修理交通工具；留下守城的服务员擦拭新领的枪械，有的服务员从未摸过枪，就请人传授如何瞄准射击；还有的服务员高唱充满战斗精神的救亡歌曲。当晚12点左右，范筑先率领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人员八九百人离开聊城。范在临行前又把我找来，再三嘱咐说：“你们青年人这股热情是很好的，但得有冷静的头脑。你们没有战斗经验，敌人来了，千万不要硬拼，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又说：“你要随时派人和我联系。我在齐河暂不渡河，看看敌人的动静。”说完后，我送他出了大门，他就跨马出东门撤走了。
范筑先撤出聊城以后，我代理县长的布告当天晚上即贴在专署门前了。夜12点以后，我又检查了一次岗哨，下两点回到专署。天明后突然有个服务员叫醒我，报告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已经进了聊城城，下了我们服务员的枪，接了北门的岗哨。我急忙起床出来，齐子修领着十几个叛兵正在专署门前和我相遇。我们彼此互相介绍职务姓名后，才知他们称是二十九军的一个连，从前方退下来到聊城休息的。我就把齐子修让到客厅里坐，互相之间还讲了一些抗日的大道理，外表上都还很客气，但他的部下和土匪一样，到处翻箱倒柜。我个人的东西也被抢劫一空。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抗日的军队，而是一股叛军。齐子修是土匪出身，在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混了个连长。几个排长都是他在冀北拉杆时的结拜弟兄。“七七”事变后，齐率他那个连趁机叛变随二十九军溃退下来，有80余人。因长途跋涉，服装已很破烂，但武器很好，都是新的捷克式步枪，还有4挺机枪。他们退到聊城附近，听说范专员已在半夜撤走。为了发笔洋财，冒充二十九军骗开聊城城门。当时担负北门岗哨的李福尧等同志，听到二十九军从前线杀敌回来，要进城休息，当然表示欢迎。不料受齐子修的骗开了城门，收了我们的枪，四门的岗哨也都叫他们接了。把我们的42名服务员都集中在专署东院北屋里。已经发给服务员的枪全部被齐子修的叛兵搜去了，还威胁我们，不许随便出入，并架着两挺机枪在大门口，警戒森严。对我也派了两名叛兵暗地里监视着。
我们经过寒暄之后，我抽空到专署院前后看了看。看到他们把监狱的犯人全部释放了。有七、八十名囚犯都在西墙根下晒太阳。齐子修的叛兵正在将收缴我们的枪发给他们，将犯人编成他们的部队。我又转到东院，看到我们服务员都集中在北屋里。因为都是来抗日的穷学生，也无财物可抢，只叫他们不许随便出入。我进屋安慰他们说：“我们都是来抗日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不会迫害我们的。倘若叫你们随他们的部队走就更好了。我们可以借机在他们内部做丁作，争取他们抗日。对于齐子修本人，我来应付，保证大家的安全……”看服务员们的情绪都很好，没有一个表示畏怯的，我也就放心了。回到专署北屋客厅时，已经11点了。
吃中午饭时，我从饭馆要了一桌酒席，为齐子修洗尘，还邀请了几位地方士绅陪客。宴席间，大家都以抗日救国相鼓励。当时我考虑，自己既无兵又无将，只身一人对他无可奈何。他很可能假借我代县长的名义，向地方上勒索金钱。斟酌再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使齐子修无法得逞。在酒行三巡之后，齐子修已有点醉意，我就借小便为名，离开宴席出了专署朝着东街绕道到南门里，在民众教育馆躲藏起来。我走后，齐子修惊慌失措，他很怕我出城调民团来打他。到了晚9点多钟，齐子修就以找县长为名，敲门砸户，抢劫民财。我在的民众教育馆也去了两名叛兵，我掏给他们几块钱，应付过去了。齐子修部在抢劫聊城浴鲁当铺和富裕的商号后，深恐被民团歼灭，晚11点就逃出聊城了。18日拂晓，我们这42名服务员发现叛兵已逃走，收拾行装出了专署门顺着运河往南走。在吃饭的时候，遇见一个青年叫周乐亭也参加了这个队伍。饭后开了个讨论会，有的主张返回聊城以观形势，有的主张走为上策。最后大家都主张先到东阿然后再说。遂沿运河往南，走了一天到了阿城镇，休息了一夜。19日继续沿运河南行。走了一段又停下争论：有的主张走，有的主张回，有的主张去济南，有的主张到大后方，争论不休。争论中，听说敌人已由高唐南进，就不顾争论，继续南行。当天中午过了黄河，沿黄河大堤进发，20日到了东阿。我们在东阿住了三天。这时，有12名同学自由行动到大后方去了。在东阿遇到四专署政训处长许德瑗。听说敌人已撤走。经大家讨论，28人于10月23日返回聊城抗战，誓死不后退。这就是鲁西北盛传28人守聊城的故事。
这28位同学回到聊城后，冯基民带着李育仁、吴洪渐、徐翼、黄白莹、郭澄之、苏长宗、阎戎等到了冠县成立政训处办事处。史钦琛、于笑虹、许言、成润、张德政等到齐子修营作政治工作，其余全部由解彭年带到堂邑成立堂邑政训处，并建立鲁西北第一支党的武装——第一游击大队。以后发展为机枪营。第十支队和筑先纵队都是以这些干部为核心发展起来的。为加强对范的工作，张承先任他的秘书。
齐子修从聊城逃跑后，我第二天早晨到大街上看看，冷冷清清，一个人也没有。回到专署内，也没有找到一个人。我的勤务员许德瑗也不见了。这样大的聊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空城。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想起了范筑先临别的嘱咐和党对我的寄托，以及我给服务员的保证。范既没有过黄河，服务员如被齐子修带走了，只有找范筑先请救兵，来营救这些抗日青年。这样，我就在民众教育馆借了一辆自行车出了东门，沿济聊公路向齐河方向奔去。大约走了三、四小时，在半路上遇见了姚第鸿。他是奉范筑先的命令和我联系的。我们见了面，一同返回官庄，见了范筑先。我把聊城情况及齐子修骗开城的经过详细汇报。最后我建议，高唐日军并未南犯，聊城是座空城，我们应回师聊城，追剿齐子修，营救服务员。范仔细听取了我的汇报，脸色抑郁、一心情沉重。沉默了一会说：“辛苦了！你们去休息休息，今天晚上开个会。”
1937年10月18日晚7时，范筑先在黄河渡口齐河县官庄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和姚第鸿以及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员。首先范筑先对鲁西北的敌情和聊城退出后的情况向到会的人做了介绍，问大家今后怎么办？在讨论时有的主张：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抵挡不住，咱们专署这几个人，怎能抵得住呢？不如马上过黄河，随大军南退。有的认为：敌人进占高唐还未南犯，聊城虽是空城，现在过黄河过早，不如就在黄河北岸渡口暂住，以观望形势。我和姚第鸿在会上坚决驳斥过黄河南退的错误意见。我们反复讲述说：“我们有合法的政权，有一个保安营的武装，还有200多名抗日爱国的青年政T人员，回聊城后，可到各县发动民众起来抗战。如渡河南逃，在国民党中央又没有靠山，那有我们的地位？况且我们是山东省第六区的政府，如离开六区做流亡政府，连管饭的也找不到！鲁西北人民是不愿当亡国奴的。只要我们回去抗战，老百姓会拥护的。如做逃兵，走到哪里，老百姓都可以收拾你的！因此我们坚决主张班师回聊，发动鲁西北群众抗战。”接着，我们又反复陈述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战略方针。日本帝国主义是强国，但他人少兵力少。我们虽然是弱国，但人口众多，土地辽阔。他们占领聊城，我们退到乡村打游击。聊城站不住脚了，就退到冠县、馆陶、邱县，在卫河两岸和敌人周旋。日军兵力有限，不会把每个村都占了吧。我们到处可以和他们打游击。只要依靠广大民众，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抗战，日军一定被我们战胜！我们讲了很多抗日必胜的道理。赵玉波等还想不通，强调过河南撤是省主席的命令。最后，范筑先在我们说服下做结论说：“我们是国家委派的官吏，守土有责，未经抵抗就抛弃老百姓，撤走是错误的。我决心留在黄河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的就留下，不愿回去的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并决定由我率保安营追剿齐子修，营救服务员。姚第鸿率政训服务员和专署保安司令部的官员先回聊城安定民心。指示秘书张孟龙和济南省政府联系，表达我们回聊城的决心。当时范筑先在官庄和韩复榘通了电话。范在电话上说：“我不过黄河了，请求主席允许我留在黄河以北。现在鲁西北的民众抗日情绪很高，希望政府领导他们抗战，希望主席源源不断地接济弹药。”范和韩通话后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韩主席已批准我们留在黄河以北抗战了。韩在电话上说：‘当前鲁北日军攻势有些缓和。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奉命侧击平汉线以支持山西国军作战。你们可以留下帮助他们筹划给养。以后你们坚持不住了，再随二十九军撤退。”’第二天，范给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人员做了动员报告，宣布班师回聊抗日。全体表示愿返回聊城。接着姚第鸿又集合全体服务员讲话，说明范筑先已决心留在黄河北抗战，马上就回聊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番动员后，聊城一度撤退造成的思想混乱，一扫而光。服务员们又个个精神抖擞，唱着到聊城去的歌曲，重新奔向抗日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