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扫荡横山
1939年农历6月19日清早，驻兰陵的日军出动2个中队、1个炮队、2个伪军中队对横山街进行扫荡。日寇在扫荡中实行的“抢光、烧光、杀光”政策，在这次扫荡中全部展现，哪有什么“东亚共荣”。
抢光政策，表现得淋漓尽致。日伪军进村后，直奔酒店、油坊、杂货店、富裕户进行抢劫。他们疯狂地把布匹、粮油、点心等一扫而光。普通百姓没有贵重物品可抢，他们就把老百姓家养的鸡鸭、猪狗和没来得及躲避的牛羊统统抢去，真是无物不抢，无物不掠。他们把抢去的东西，用10几辆牛车和好几辆汽车，从横山至兰陵八里路，来回拉了大半天，由此可知抢劫物品有多少。
烧光政策，日伪疯狂到极点。日伪将村内物品抢劫后，就将村民房屋、锅屋点火烧毁，甚至连鸡窝都不放过。街西闾的杨奶奶年近八十，因行走不便，没有“跑反”，留在家中。鬼子烧屋时，她力图阻止，却被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硬是推到屋里，并将门锁上，将杨奶奶活活烧死。当时横山街被烧得浓烟滚滚，断墙残壁，根本看不到一间完好的房子，老百姓生活用品不复存在。
杀人政策，无所不用其极。因横山属于抗日游击区，日寇来扫荡的消息相对来说知道得早些。日本鬼子要来扫荡，村内老百姓能“跑反”的都“跑反”了，没跑出村的，凡被鬼子遇到或搜到，无论男女老少，都被日伪军杀死。日本鬼子炮队还将迫击炮架在横山顶上，向手无寸铁、“跑反”躲在龙王湖高粱地里的人群发射。那些日本鬼子站在山顶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只要看见高粱棵活动厉害，就判断老百姓正在地里活动，他们就立即开炮，结果将躲在地里的老百姓炸得血肉横飞。魏家巷一卖粥的一家七口，躲在高粱地，一发炮弹飞来，炸得他们全家尸骨无存。当时我和母亲躲在高粱地的一凹坑。突然一发炮弹落在离凹坑不远处，一声巨响，震掉了我们藏身的凹坑边上的土块，把我和母亲埋进坑里，还把母亲的腿骨和脚踝砸伤，母亲吓得直吐黄水，大病一场。日寇这次对横山街的扫荡，无辜老百姓死伤有100多人。这个仇恨，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母亲之死
母亲生于1901年春，死时43岁。母亲心地善良，纯朴勤劳，但胆小怕事，一生从未和任何人发生过争执或争吵，是一位凡事礼让谦恭的贤妻良母。
自从日本鬼子来到兰陵，我母亲每次“跑反”后都吓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农历1944年夏天，八路军老五团从鲁城、老鸪巷向西攻打横山。驻守横山的伪军大队长李友真为了突围，竟把村民抓来当盾牌。这伙丧心病狂的伪军用上了剌刀的枪在后边逼着老百姓走在他们前面，若有不从，就直接剌死或打死。当时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但这伙伪军却不准老百姓趴下，谁趴下，他们就打死谁。母亲被伪军抓来当作盾牌，被迫行走在他们前面。老五团的干部战士看到这种情况，为保护老百姓，只好撤离。母亲因在日本鬼子扫荡横山时被炮弹炸飞的土块砸伤腿后吓得口吐黄水，落下病根。这次又被伪军驱赶当作盾牌，使母亲旧病复发，面如土色，呕吐不止。后来被邻居搀扶着回到家中，医治无效，不到三天就去世了。母亲的死，使我没龄难忘。
宣传抗战
当时兰陵街和横山街属于临沂县八区。车传道任我们党的区抗日救亡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茂岭任宣传委员（以上两人均于横山惨案中被害，为革命烈士）。他二人任命我（当时13岁）为横山街东闾的儿童团长。接到这个光荣的使命，我就组织了儿童团，跟着青救会、妇救会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宣传抗日救国。我们和大人们一起高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云》等抗日歌曲，在集市上作宣传、搞募捐。通过宣传，把横山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家喻户晓，人人都积极愿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农历1940年5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队司令李子瀛叛变投敌后，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反共，屠杀了区动委会主任车传道和孙茂岭、王一鏊等4名抗日干部。只要是沾抗日“味”的人他们统统不放过，先后逮捕了百余人。我是儿童团长，参加了抗日宣传等抗日活动。在李子瀛刚叛变投敌时，母亲就拜托在万国邮政里当邮差的王伯伯把我送到已是抗日根据地的江苏省吴庄村（现为江苏省东海县山左口乡）的伯父家里，使我逃过一劫。
当上村文书
到吴庄之后，村救国会领导叫我跟一个老兽医（杜怀珍老先生）一边学文化，一边学土地计算法、公粮田赋负担统筹法等。让我学这些知识，就是为了让我当村文书。我当文书后，积极配合上级领导和其他村干部的工作，吴庄村成了抗战模范村。无论是支前、缴粮、参军还是拥军优属，都是全区第一。1943年，全村共动员12人参加八路军，其中我动员堂兄孙景山参了军（孙景山后来当了班长，在打沙河据点时光荣牺牲）。吴庄村还是滨海分区委的基点村。县里、区里经常抽调基点村干部到县、区武委会帮助工作，我先后被抽调6次（县、区各3次）。当时县武委会驻郯城马港口马四家。在县武委会帮助工作时，参与了一些重大战斗和活动。一是参与了郯马公路伏击战。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日本鬼子2人，伤3人，伪军死伤数十人。二是参加了在芦窝村抓捕、公审、枪决土匪头子、作恶多端的朱疤眼的活动。朱疤眼被枪毙后，我和区武委会队员姜文彬在芦窝村东西大街墙上贴了3张枪毙朱疤眼的布告。我还想办法将两张枪毙朱疤眼的布告传送到日伪的桃林据点。枪决朱疤眼，对伪军震动很大，先后有8名伪军投奔解放区。
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我经过党长期考验和工作煅炼，分区委研究决定吸收我参加中国共产党。1945年2月7日（那年春节是阳历二月十四）那天，区委会主任姜茂琦等领导同志给我进行了入党前的谈话，杨廷谷同志给我填写了入党材料，入党预备期为一个月。我填完表后就进行宣誓。当时发展党员不发生横向关系，同志之间“心照不宣”。区干部也就只有一、二人知道。只有区委书记才能掌握全区党员基本情况。
是年正月初二，县委调我去设在西柳沟（现为郯城县泉源乡）的党训班学习。在党训班，我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关于抗战等问题的文件、讲话等内容。当时的抗战口号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在学习班上，我和郯三区黄村的黄保英同志一起转为正式党员。在党训班学习到5月9日，传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投降的喜讯。党训班学习结束后，我被调到徐桃区任青年干事。没过10天，又接任徐桃区青年救国会会长，不再担任村文书，成了区的脱产干部。
八天的后勤处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号召全国抗日军民到敌占区接受日伪军投降。当时滨海地区的各县区立即成立了指挥部，准备到敌占区接受日伪投降。徐桃区成立了以区中队和区干部为主要成员的指挥部，我被任命为后勤供应处长，负责生活保障、领发枪支弹药。指挥部调集了区中队和精干民兵，组成了200余人的队伍，经过短短两天的训练，便开赴徐塘车站据点外围白石岑。白石岑据点驻守着伪军“兴亚建国军”1个中队，有100多人。先前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包围他们三天四夜，但他们仰仗着坚固的碉堡、密布铁丝网的壕沟、充足的给养弹药，国军的劝降被他们“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最后，国军轻重机枪对据点扫射几次之后，只好撤离。经请示滨南地委书记谷牧同意，滨南军分区派莫旅的一个机炮连前来增援我们区中队。下午四点左右，炮兵进入阵地，校正炮位，连发三炮，把碉堡打掉一个角。这时伪军大喊：“别打了，我们投降。”片刻后，有128名伪军列队抱头走出碉堡。我带后勤供应处的人员将战利品进行清点。清点出机枪一挺，长短枪140枝，桌椅板凳50件，子弹万余发，粮食万余斤。随后，将机枪配发给区中队，长短枪让区中队先挑，剩余的给民兵进行调换。桌椅板凳和粮食交白石岑村公所保管。打扫完战场后，放火烧毁了碉堡。徐塘车站伪军见白石岑据点失守，连夜逃跑到海州。第三天，我刚要出发去阿湖站围剿伪军，县委发来通知，调我去滨南干校（党校）学习。工作迅速交接后，我第二天就赶去设在徐班庄的滨南干校（党校）学习。从任命我当后勤供应处长到调我去滨南干校学习整整8天。在滨南干校学习不到10天，青口解放，我又被抽调到青口去开辟新区的工作。
浏览：123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