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县城，有政府，有武装，信息传得快，行动跟得紧。卢沟桥“7.7”事变时，我们就都知道日本鬼子要侵占中国了，在民间激起了愤怒。我那时7岁，也在我心里埋上了“鬼子坏，打鬼子”的种子。街上，大人们尤其妇女们天天传唱着：“早上起来扫天井，日本鬼子死干净”、“早上起来去推磨，日本鬼子死成垛”、“早上起来去做饭，日本鬼子死成串”……的口谣。小孩齐声喊得更响：“日本鬼，喝凉水，坐飞机，跌断腿；坐轮船，掉了底儿；走旱路，碰枪子儿……”这时，也真的有日本飞机从我们上空掠过，所以全城设立了防空警报，到处挖了一些防空洞和壕沟。
这年我刚上小学，学校里也搞得非常紧张。院子中间挖有一个窄而深的弯曲壕沟，下课后每天好几次进行演习。老师一吹长音哨子，我们就快速跳进防空壕去，距离远的，或就地趴在墙角，或钻在桌子底下，不准有一个人在外面暴露目标，老师各处检查。再吹断断续续的哨音，就是解除警报，一切恢复正常。有时听到了真正的警报声，行动更要快、更认真，一点都马虎不得，谁都知道这关系着生死存亡。我们上的课有“中国国大，日本国小，中国人多，日本人少”的课文，学唱的歌是《松花江上》。每天下午放学排队时，老师就讲今天鬼子又侵占了哪里，或者我们的队伍在哪里消灭了多少日本鬼子，并叫我们回家向家里人讲。大人们都叹着气或骂几声鬼子，我们不懂其厉害程度，照样到处玩耍。
但一天天地，我们明显感到空气越来越紧张了，警报声响的次数多了。我们一起上学的小学生，都要一面走一面搜寻着路边能藏身的地方，以便警报一响就快躲藏，这都是老师和家长嘱咐的。轰炸的一天真的来了。那是1937年年底，快到腊月过年了，天气很冷。连续几天，有飞机无数次的在县城上空盘旋，学校停课了，街上出摊儿的也不大见了，到处传送着附近的一些消息。说是90里路以外的山东省政府（旧时的）驻地东里店已被日本飞机轰炸，房屋炸成一片废墟，并燃起了大火，炸死、炸伤不少人；说有一个丢下来没爆炸的炸弹一人多高，听了都打寒颤，人们都战惊惊地蹲在防空洞口等着，一有动静就往里钻。
这一天很特殊，太阳还没出来，一架飞机就在县城上空盘旋，转了几圈飞走了。可接着就是一批批地连续不断的飞机，天上几乎没有一点空隙了。飞机的吼声和警报的尖声混在一起，既难听又让人感到恐惧。我们一家人趴在父亲准备好的上面摞了很多棉被的床底下，饭也没做、没吃。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有好几架飞机投炸弹，声音很响，震得屋笆也“啪啦啦”地响，并向下掉灰尘。谁也不知道是炸的哪里，也有连发的机关枪声。我大气不敢喘地闭着眼睛，一会双手捂着耳朵，一会抱着父亲的腿，直到日落黄昏，飞机才飞走。我们都从床底下爬出来，听到外边很多人的呼喊声，父亲和哥哥们到街上打听消息，我们几个孩子聚在一起，诉说着各自听到了什么和如何受惊吓的情状，一天没吃饭，也没觉得饿。听说城里炸了好几处地方，县政府院里炸得最厉害。
天很快就黑了，却不见哪里有一丝灯光，黑暗中到处乱糟糟的，不时有呼喊声。往常该睡觉的时候，住在乡下的我舅舅和姑家的表哥，推着小木车来了。他们那里距县城15里，在沂河西部，是听到和听说城里被轰炸来接我们的。都说鬼子头里轰炸后边就打进来，父亲和他们合算了一阵后，决定把我们一群孩子，带上一卷棉被和棉衣，先送到乡下去，大人们紧急时再跑。父亲还说了一句：“唉，您娘才病死了一年多，咱就逃荒，是命不济。”舅舅也说：“她是小脚的，这慌乱世道还不更遭罪啊！”我们就更加难过。但这时城里的人都是这样安排的。可是到乡下就能保险吗？谁也不知道。我只记得，到了沂河桥上，借着稀稀点点的寒星，看到桥上、桥下都是人，推车的，挑担的，牵驴的，背老人的，抱孩子的，拖拖拉拉，叽叽喳喳，黑压压地人群像海浪般一齐向河西涌去，河里的冰，被踩得嘎嘣嘎嘣响，好像沂水城就要崩溃了！
来到姑家时，已是下半夜。我冻得浑身哆嗦，两脚发麻。姑母和表嫂把我们几个孩子抱到屋里，每人喝了一碗地瓜稀饭，才觉得暖和些，又在火盆里点上柴火，围着烤了一阵火，才安排睡觉的。我们四五个小孩挤在一个床上，被子上面又压上了几条麻袋，就这样在姑家睡了第一个晚上。
轰炸不几天，鬼子就到县城来了。父亲和哥哥他们也跑到乡下来了。由于逃跑时紧急，只带了很少的衣物。接着鬼子在县城修碉堡，挖工事，把我家的房屋全都拆了。从此，我们全家就在乡下流浪。因为人口多，这一带虽有几家亲戚，也都容纳不下，生活也更加困难。记得最艰难的时候，父亲逼得用了这么个办法，即9口人分到了4家亲戚家，实际是让他们养活着我们。不光一家人不能见面，时间长了，亲戚再亲也难忍耐，总是多了几口人，何况他们各家也都贫困。为了能待下去，父亲多说好话，并尽量帮着给办一些事情，也要我们这些孩子跟着下地干活，我和弟弟年龄小，只能割草、拾柴火。就这样，有时鬼子下来扫荡，还得往深山里跑。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即鬼子占据县城后的第二年，尽管都说这里离县城这么近，鬼子也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不会来这里扫荡，即使来也不要怕。但有一次鬼子来了，年轻人还是不放心，跑到山里去了，跑不掉的也藏了起来，只剩下老头、老嫲嫲和孩子们。那次，我们大约20几个男女孩子，都挤在一间“耳屋”（即过道的屋）里，大人们给关上门，门外竖上了一卷秫秸箔，把门档得很严实，觉得还是不让鬼子发现的好。但孩子们在屋里叽叽喳喳、乱喊乱唱，还是被鬼子发现了，推倒秫秸箔，踢开门，把我们吓得有的哭叫，有的互相搂在一起，两个鬼子端着枪，其中一个看到了我的四姐——她13岁，在孩子们中稍高一点，就伸手去拉，可是她挤在了中间，够不着，又挤不进去，便用枪管子打她的头，随着我四姐一声哭喊，我看见鲜血从她头上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心里不知什么滋味。其他孩子也都吓坏了，哭的哭，叫的叫，鬼子这才走了。以后我才知道，我五姐那年10岁，是在一个夹道的破烂农具堆里藏着，未被发现；我大哥没来得及逃跑，钻到了一个柴火垛里，鬼子用刺刀叉过，侥幸没叉着，他那年18岁。后来说起来，都还后怕。
鬼子占据沂水城，一占就是五六年。我们在乡下，靠着亲戚朋友帮忙接济，受尽煎熬，勉强活了下来。天天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着打败日本鬼子，能过上太平日子，更能去上学。结果还没到日本投降，1944年夏季，山东的八路军就解放了沂水城，我也成了一名儿童团员。我们拿着小彩旗，去参加庆祝大会。我的小伙伴们还天真地商量说，若是鬼子的俘虏兵在那里才好呢，我们非用小旗杆去戳他的眼睛、解解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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