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革命的部队名称：八路军115师南进支队邳县独立团
团长：栗培元
政委：汪亚民
军需处主任：李志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叫李振南。
目前知道的健在的邳县独立团成员：
栗培元：原邳县独立团团长，解放后任总后军交部长，现离休住解放军总后干休所。
丁如浩：原邳县独立团改编游击总队及邳县人民政府干部。现离休住邳州市文化馆家属楼。
孟繁盛：原邳县独立团团长栗培元的警卫员，邳州市粮食局离休干部，住邳州市邹庄镇小南庄村。
1937年7、7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8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鲁南、苏北的广大地区，我的家乡沦陷了。为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鲁南、苏北地区的抗击日寇的武装斗争，38年秋天，根据上级指示，栗培元任团长的八路军115师南进支队邳县独立团正式成立，吹响了鲁南、苏北广大地区人民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的号角。经栗培元介绍，我加入邳县独立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和栗培元很早就开始认识，受到他革命思想的熏陶。1934年栗培元住在小四户，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1935年栗培元在四户汤家村办小学，找我和他一起教书。我经常在他家吃饭，我们亲如兄弟，象一家人一样。他年长我三岁，我一直对他以大哥相称。我们一起用草纸和方砖练习书法。他经常把在苏州时的照片拿给我看，给我讲一些革命的道理。虽然听不太懂，但慢慢的就明白一些革命的道理。这时候，我知道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地下革命工作者。36年至37年形势动荡，我们都不教书了，仍是经常来往。
由于经常受到栗培元大哥的进步革命思想的影响，使我明白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受到了很大的启发。1938年秋天，接到他要求我参加八路军邳县独立团，加入抗日武装革命队伍的信后，我立即前往参加了独立团，融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洪流中去。
我是1938年秋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两名入党介绍人只记得一名姓曲，其他的都记不得了。开始，栗培元委任我为联络副官，任务是联络各阶层的人民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日战争。当时地方上的地主武装、国民党军队及土匪等杂牌军派系很多，十分复杂。大的有几千人，小的有几十至几百人，各自独立，自立为王。对于抗日，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大部分是看风使船。为了搞好抗日统一战线，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调动一切力量支援抗战。我联络动员台儿庄、苍山、兰陵、邳县、铁佛寺、郯城重坊等地的各种武装力量，以及大大小小的地主和有钱人家，动员他们出钱出枪出物支援抗日，为抗日部队的战斗和工作提供方便。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八路军，壮大革命队伍。光从我的家乡重坊就募集到了一笔经费和几棵枪，并动员十几名青年参加邳县独立团。经过艰苦细致的努力，局面逐步打开。邳县独立团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群众踊跃参加独立团，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各种地方武装等纷纷为抗日做有益的工作。有代表性的苍山徐桥徐保栋，经我多次动员感化教育，思想觉悟得到提高，认识到八路军打日本是为抗击外强侵略，解放全中国，为邳县独立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徐保栋是苍山徐桥人，当时是这地方很有名的土匪武装，手下有一百多武装人员，号称“徐连”。经我动员感化后，他为抗日做了许多工作。护送过独立团的干部，保护过独立团的家属。一次，徐保栋带部下驻在重坊。一天,忽然有两个八路军战士急忙找到他，说后面有鬼子追我们。徐保栋让两人从驻地后门顺着沂河向北跑。两个八路军战士刚走，一伙日本鬼子就追过来了。问徐保栋看到两个八路没有？徐保栋说:“看到了，两个八路顺着大街向西南方向跑了，我已经派人追去了。”鬼子兵就朝西南追去。使两个八路军战士甩掉了鬼子的追捕而得救。由于他对革命工作有过帮助，解放后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
1939年我担任邳县独立团军需处主任。当时的独立团军需处有我和通信员、马夫等共十余人。要负责全团的武器装备、生活物资的供应。由于形势十分恶劣、条件非常艰苦，军需物资上级完全没有拨给，都是我们自己想办法。主要来源有：一是向社会募捐。找地主、生意人、有钱人、热心人等等宣传抗日，募捐筹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物的出物，有人的出人。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踊跃参加抗日。我的家乡重坊的地主刘锦州通过我的动员，献出了三棵枪，其中有一棵德国造。我动员了重坊的倪成恩等人和徐桥的徐相久等人共数十人参加了独立团。再就是探听有小股敌人，或者敌乡公所、据点等防守力量薄弱的目标，就集中力量端掉，缴获战利品补充自己。独立团全部人员多时有三、四千人，少的时候有几百人。人员扩大到一定规模，就被上级部队编走支援其他部队，然后独立团再进行扩招。所以，当时有个说法，称栗培元是“兵贩子”。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全团的军需供应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带领军需处，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努力搞好独立团的军需供应，保证各项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干好革命工作。
当时的形势，八路军、国民党以及维持会、还乡团等地方武装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地方上有很多贩卖牲口、猪、羊的牲口贩子。他们贩运牲口经常受到各方面的检查和勒索。如果有独立团开的路条就可以比较方便的通行。所以就纷纷到独立团要求开路条。我考虑，这也是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路子。我请示栗培元，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独立团的公章就在军需处，我可以直接给牲口贩子开路条。但是，有一个条件：给你开一张路条，你要给独立团捐20匹布，给独立团做军装用。或者捐一些钱粮，为团里的经费解决部分困难。
一次事件： 有关人员：
李子营（名李登榜）苍山县横山北团店人，大地主，有地五十顷，手下有近三千人的地方武装自卫队。
李登云：李子营的哥哥，大地主。
李兴堂：国民党某部第一梯队司令，手下有近四千人的武装，常驻邳县雨墟、岔河一带。
一次因李子营的哥哥李登云和横山程村一大地主闹矛盾，程村地主有亲戚在邳县独立团工作。为了革命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并且顺便了解一下李子营地主武装的情况，团长栗培元派我去找李子营进行调解。我带着栗培元写的信找到李子营，李子营设宴招待我时，国民党某部第一梯队司令李兴堂带了30多人也到李子营处。他们每人骑着马，各有长、短枪并佩一把大刀。我和李子营、李子营的副官李有德、李兴堂、横山东地主李某某以及地方马里帮名人赵凤武一起，猜拳喝酒。因在座的除去赵凤武，大家都姓李，都是一家人，所以气氛非常热烈，既调解了李登云和程村地主的冲突，也摸清了李子营、李兴堂武装的基本情况。李兴堂为行伍出身，手下统领各种武装部队四、五千人，驻扎在雨墟、岔河一带。轻重武器装备精良，号称国民党第一梯队，气焰十分嚣张，对八路军抗战形成巨大的威胁。我回来向栗培元作了汇报。过了三天，李兴堂便被邳县独立团和八路军鲁南军区的几个部队联合缴了械。战斗打的十分漂亮，我军联合出动一万余人，神不知、鬼不觉将李兴堂的部队团团包围。由于其部队组成大都是杂牌的地主武装，在我军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下，纷纷缴械投降。
一次战斗，时间大概在39年秋天。地点在邳县西北，伽河西岸，四户西南30多里地。打土匪、打伪军，拨据点、袭击伪乡公所，缴获武器弹药、物资、粮食补充自己，战果累累。这次战斗已经连续打了十七、八天，几乎每天夜里都有战斗，部队十分疲劳，急需休整一下。趁战斗间隙，部队行军三十多里地，走到四户西颜家村休息。将近天亮时候，被台儿庄来的日本鬼子发现。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知道的时候，鬼子已经从西门进村。我们立即组织反击，由于鬼子来势凶猛，力量悬殊，进行反击的部队抵挡不住，我们采取边打边撤，从东门紧急撤退。由于东门有一扇门打不开，太窄，人员多，还有军需处的几匹马驮着各种物资，十分拥挤。我看到马驮的东西掉下很多，就和战士把掉下的东西抬上驮走。我指挥军需物资的撤退，一抬头，发现鬼子正在离我一、二十米的地方架上机枪，正准备对我这里进行扫射。千钧一发之际，我方战士投出的一颗手榴弹在鬼子机枪边爆炸了，鬼子机枪和机枪手顿时被炸飞，我幸免于难。由于鬼子人多，武器好，我们只得顽强抵抗，边打边撤，战斗十分残酷激烈。部队很快被冲散，只得命令大家分散冲出去。战斗结束集合时，却发现人员和马匹没有损失，只是有人负了轻伤。真是天意！只是物资损失了一大部分。
1939年秋，一次部队得到情报，台儿庄的日军要出动近百人运送大批物资从台儿庄去官湖。我们部队驻邳县雨墟西黄池，当时部队刚被整编，正急需物质补给，鬼子却及时给我们“送礼”来了，而且正好从附近经过。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机会！时间是下午近傍晚的时候。我们立即组织埋伏战斗。由于部队大部分人员和武器刚被整编走支援东边的涟水战役，所以只能组织到军需处、参谋处、宣传处等人员几十人，而且武器弹药也不充分。我们制定周密的作战方案，我方战士埋伏在庄西的有利位置，等着鬼子的到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们不能正面打，只得采取鬼子过去以后，我们从后面猛烈开火，断其后路。接近傍晚时分，远远的看见一队鬼子从西北方向走来，浩浩荡荡，大概有百人左右，前后骑兵护卫，中间是牲口、推车运的大批给养物资。鬼子丝毫没觉察到中了我们的埋伏，一路烟尘滚滚的走了过来。待他们走进我们的埋伏圈，到达我们预计的合适位置，一声令下，我们的各种武器狠狠的打了起来。鬼子突然遭到猛烈袭击，以为八路军从天而降，不知到底有多少人，加上天色已晚，不敢恋战，就丢掉物资、给养和马匹仓皇逃走了。我们缴获了大量武器、物资补充自己，缴获的日本罐头也很多，都给老百姓吃了。部队和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好，每到一地，都要首先搞好和老百姓的关系。执行纪律，帮老百姓干活。每驻一地，先给群众扫院子，挑水。做到缸满院净。群众需要的，自己不吃不用也给老百姓。
在1940年11月，为了支援涟水战役，部队被整编走一个营，并带走了粮食、衣物和好的武器。团里的物资供给十分困难。这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部队驻在邳县的西北某地。到了11月份，部队仍然没有棉衣，大家都心急如焚。由于周围几个能买到布匹的地方，都是敌占区，封锁十分严密，无法过去买布匹，我决定自己回重坊买布匹。因重坊是我的家乡，虽然也是敌占区，但是情况我较熟悉，遇到麻烦好解决。当时部队有缝纫组，有十几台缝纫机子，给部队做衣服。呦山以东就是敌占区，从呦山到重坊有20里地。我换了新棉袄、新大褂，又走到呦山找朋友借了一顶新礼帽，装扮成有钱人模样，怀里揣把小手枪，一个人去重坊。走到红圈，进入村子，我才发现国民党张礼元的部队驻扎在村里。突然遇到情况，我只有沉着气，大大方方的走过去。他们看我的打扮，以为我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没有拦我。快出村的时候，突然两个哨兵把我拦住问：你是到那里去干什么的？我说：到重坊走亲戚的。接着我每人给了一块大洋说：请兄弟们喝盅酒吧。他们很高兴的就放我过去了。我到重坊买了布，雇人送回部队，我绕道回去了。
1939年的初冬，一次我去横山买布为部队做棉衣。刚走到南桥西南，被聋瓜屋子（外号，真名记不清了，国民党伪军，台儿庄人，手下有2千多人）的哨兵给抓住了。当时哨兵是趴在土坟边上的，我没有发现，走到土坟跟前，两个哨兵突然跳起来，抓住后把我送给聋瓜屋子。
聋瓜屋子直接审问我：聋问：你是八路吗？我答：不是。聋问：不是八路，你是什么人，到哪里去？我答：我是老百姓，到横山找朋友去。聋问；找朋友干什么？我答：在家里没事干，找朋友找个事干混碗饭吃。聋问；你的朋友是谁？我答：我的朋友是李子营。我知道李子营在当地名气最大，紧急之中别无办法，就说去找李子营的。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管用，聋瓜屋子一听说我是李子营的朋友，马上对我和气了，就放我走了。我到了横山，买了布，做了棉衣。
这一年，由于筹集钱款十分困难，做的棉衣不充足，战士到班长每人一件，排长以上的干部，这年冬天没有棉衣过冬。1940年左右，南进支队南下，钟辉司令把独立团的人给编走一个营，这样团里杂务人员多，战斗人员少，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由于斗争形势恶化，军需处原有的十几个人，有几个人叛变投敌和开小差，减员严重，只剩我和谭明先及通信员、马夫等几个人。但是仍要维持全团的后勤供应。有一次，没办法，我请求团里派骑兵连的几个战士，我带着去买布匹等用品。途中突然遇到大批国民党兵的追赶，我们骑着马被追了200多里路才甩掉追兵，回来后累死了两匹马，人员和物资没有损失。
还有一次，实在筹不到钱，团长栗培元拿出身上仅有的5块钱，我又化装到一个村庄，找到原来募捐后放在联络户家的10块钱，买了盐和蜡烛。（当时为了安全，经常把募捐到的钱物临时存放在各村的联络户家，使用的时候就去取）吃饭时只能就点盐。吃的饭主要是黑豆加上很少一点小米磨面做的窝窝头，因为黑豆是喂牲口用的，很便宜。但是，做出来的窝窝头满是豆腥味，很难下咽。蜡烛每班分两只，晚上睡觉时点一小会，睡下后马上熄灭。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为了打败日本鬼子求解放，大家仍然士气高昂。就这样度过了大约两个月的最最困难的时期。
时间大概是1939年底，邳县雨墟战役，国民党兵以约三倍于我的兵力，把我们包围了。敌人占据优势地形，叫嚣“打决定性的一仗，消灭栗培元的独立团！”战斗已经进行了七、八天，双方僵持不下，十分惨烈，伤亡严重。但由于我军士气很高，英勇战斗，艰苦抵抗，敌军终于被打退，双方损失都很重，但敌人损失更大。当时部队的物资供应很困难，战士的军饷有条件的情况下每人每月1元，干部3毛。有时钱不够，就只发战士的，没有干部的。虽然那样艰苦的条件，大家却都没有怨言，一心一意的干工作，打起仗来非常英勇。当时冯昌和、黄逸民、张明武、陈雁在参谋处。张少坡，王家驹是团长栗培元的秘书。孟繁盛、栗振铎是团长栗培元的警卫员。
1940年前后，革命形势比较恶化。团里的一些意志不坚强的人发生动摇。从四户汤家村参军的汤学增想去长城（现在属于苍山县）日本警察所干。因为这个所的所长也姓汤，是东北人，告诉汤学增去了可以得到重用，待遇很高。由于汤学增对我十分相信，他就找我商量。我就不让他去，和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中国人民一定能打败日本。你如果去日本警察所干，就是咱中国人的敌人，没有好下场，还要落下千古骂名。通过几次说服规劝，汤学增打消了去日本警察所的念头，安心在独立团干革命工作。
有一次，独立团公安员吴一民轻信坏人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的谣言，说独立团里汉庄的翟某某、还有冯某某等六、七个人有干坏事的嫌疑，说这些人准备等日本鬼子扫荡后，先杀栗培元，再杀独立团的其他干部。所以准备要除掉他们。当时形势恶劣，团里人心不稳，正缺人手，这可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吴一民把这些人关起来问：你们交代都干些什么坏事？他们说：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干。吴一民问：你们是不是要杀栗培元和团里的干部？他们说：这是有人冤屈我们的。我们干什么事李志强都知道。
我对这些人都十分了解，有些是我介绍参军的，都是贫苦出身，干革命工作出生入死，任劳任怨都是好同志。我把这些情况和吴一民讲清，并以我个人的身家性命为他们做担保，使这几个同志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就这样，在最困难的时期，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事后证明，这些人在革命斗争中都是好样的。我参军后，我的家庭也和八路军、独立团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经常有关独立团抗战的各种情报，通过我家传送，还有独立团的人员经常以我家作为联络点或歇脚的地方。1938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忽然来了两个年轻人，告诉我母亲说是我的朋友，我母亲安排他们吃过晚饭，然后安排他们住宿。他们提出两个人要分开住，我母亲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他们秘密的告诉我母亲：他们是一男一女，化装出来执行任务的八路军战士。
独立团有一些女兵，主要在卫生队、宣传队和缝纫组。38年底，在一次战斗中，一位女战士受重伤，被连夜转到我家疗养。我家的一个亲戚在我们镇子上开药房，我母亲偷偷的请他来给治疗，平时就以娘家的侄女称呼，说是来我们家做伴的。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照料，女战士伤愈后重新回到部队。
铁佛寺的一个鱼贩子赶重坊集做买卖。一次下午罢集（集市结束）的时候，鱼贩子找到我家，和我母亲说：你要的林刀鱼（即带鱼）我给你送来了。说着就放下几条林刀鱼就走了。我母亲从一条大林刀鱼的肚子里取出用锡纸裹着的纸条藏起来，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很快独立团就派人把情报取回来。
1939年春，和我一起在军需处工作的陈和中（邳县陈搂人）因受不了艰苦的革命斗争，私贩大烟并偷偷开小差叛变去了官湖日本宪兵队。一天，陈和中到我家，和我母亲说：我和志强是朋友。并给我写一封信，让我母亲交给我。我母亲让人把信带到部队给我，我看后，不禁哈哈大笑。信的内容是：只要我带一把盒子枪，来官湖宪兵队，保我有官做、有钱花。我和军需处的人看完，又把信交给团长栗培元，他看后也笑了，大家都说这小子真是白日做梦、满口胡言。在以后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把陈和中给解决了，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我参军后，重坊的大地主刘锦怀知道后，说我“参加乱党”，勾结国民党宪兵队冯单亭，要逮捕杀害我。自参加八路军很长时间我不能回家看望。有一次我回到家看看，到家后就去邻居家的水井给我母亲挑担水。水刚打出来，我母亲就急匆匆追过来，说：“快跑，刘锦怀、冯单亭带人来抓你了！”我急忙翻过邻家的墙头跑了，躲过了一劫。我刚跑走，刘锦怀、冯单亭就带十几个卡房的人（当时群众管宪兵队叫卡房）追过来。没找到我，看到盛满水的水桶和扁担，就气急败坏的把我母亲骂了一顿。
1942年革命环境非常恶劣，敌人到处搜捕迫害栗培元的家属，为了安全，由我带领十几名战士，连夜把栗培元的母亲及全家送到长城东小王庄躲藏起来。快到王庄的时候，为了减少目标，我叫护送的人全部回去，由我自己送到庄里，交给我们的地下联络人员杨之印、王俊杰，由他们负责安全保护和照料生活，妥善安置好后我才回去。栗培元的家属在小王庄一住就是两年，我经常过去看望他们，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为了安全，他的儿子栗晓德曾改姓王，叫王晓德。
二、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
1941年，邳县人民政府成立，独立团改编为游击总队，栗培元任邳县人民政府县长、游击总队司令。县政府和游击总队联合办公。丁如浩、孟庆平等人都在里面工作。1942年，邳县县政府编入鲁南行署。这年的冬季，独立团酝酿很长时间的关于我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计划，准备开始实施了。栗培元告诉我：上海的工作非常重要，到上海后要先站住脚，再逐步开展工作。多联系一些人，了解外面的信息，动员上海各界参加和支援抗日统一战线。对我的主要任务进行了安排和部署。当时是参谋处韩维铁带十几个人送我走的。准备把我送过敌占区封锁线，到徐州上火车。途中突遇天降大雪，天气非常寒冷。由于条件十分困难，只有棉袄，没有棉裤，只得暂时回来。又过了几天，天气转好，由邳县六区的负责人王兴和带人把我送走。当时为了保密，只交代王兴和把我送过敌人封锁线，而不暴露我的身份和去向。过了敌人封锁线，王兴和等人回去，我从徐州乘火车去上海。
1942年的上海是敌占区，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日本宪兵、特务奸细活动频繁。经常有共产党人、革命志士被杀害，或被枪杀、或被秘密绑架处决。到处腥风血雨、民不聊生。根据栗培元的安排，我以开炒货店为掩护开展工作。因为我们家乡在上海谋生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开炒货店谋生，这样做开展工作更方便。到上海后，我找到在济南路做炒货生意的我本家的爷爷李福连暂时落脚。接下来李福连帮我联系到临平路84号的房子。两开间的门面，后面炒货和住宿的地方也很宽敞，位置不算太繁华，但是还可以。我们商量起了个字号叫“义兴勇”，炒货店就开张了。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我的主要任务是；一、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精神，积极动员各界群众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联络和发展各阶层的抗日积极分子为抗战服务。广朋交友，站稳脚跟，利用各种形式配合上海各界的抗日斗争。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群众为抗日捐款、捐物，募集到大量的钱和布匹等各种物资，有力的支援了部队的革命斗争。二、及时获取上海各界对抗战的态度和有关二次世界大战对抗日战争的影响等情况和信息，收集各方面的消息，情报等，及时向上级汇报。当时的上海各国租界林立，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各国冒险家们纷纷抢滩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二次世界大战的窗口。栗培元认识到上海的重要性，及时安排人员到上海开展工作。这些安排部署十分明智，也为以后部队南下提供很大的帮助。三、炒货店作为部队来往人员的联系和落脚点。给他们执行任务提供方便，协助他们执行各种任务，以保证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还要负责他们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四、1948年栗培元率部南下来到上海，参加解放上海战役。我负责联络和安排部队家属、子弟的生活和安全，以及一些烈士遗孤的救济。五、对于严重危害革命斗争的顽固分子，及时报告并协助对其严惩。
当时，为了安全和保密，炒货店的人员都是通过关系和内部人员的介绍方可进来，大约保持有七、八个人。门面出售炒货，后面有加工间，就是常见那种“前店后厂”的形式，主要加工销售花生米、葵花子、小糖果、小食品以及各种干果类。
经常在店里时间比较长的有：赵夫章（苍山县横山）、黄沂村（现住上海）、王敦朴（原独立团宣传干事）、王俊杰（苍山县长城，原独立团联络户）、郭守轮（48年南下人员）、赵从信、汤学雨以及王某某（还有几个记不清名字）等人。以上人员现在只有黄沂村在世，其他人都去世了。当时人员经常流动更换，有时临时雇佣一些小工干些力气活。我本家爷爷李福连经常过来帮助打理生意。
有时候，我有任务要回部队，上海的一切工作就由王敦朴全面负责。从42年底到45年，抗日战争到了关键的时期，为了协调好各方面的工作，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形势也异常紧张，在保证上海的工作一定做好的情况下，根据革命的需要，这期间，我每年有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要回部队工作。大家都一个心思:多打胜仗多杀敌，努力干好革命工作，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过太平日子。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炒货店要经常接待栗培元派来执行各种任务的人员，以及有关来上海人员的接待工作，要负责他们的生活，协助他们执行任务，保护他们的安全，经常为他们解决各种费用，由于我对他们的全力支持和细致周到的照顾，他们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没有后顾之忧，全心作好工作。我很好的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8年，栗培元率部南下到上海，准备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大部队的到来使我的工作更加繁忙起来，更使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全国解放胜利在望，大家都在努力干好工作。我和栗培元经常在一起商讨工作，我们每星期见面一到两次，有特殊情况随时可以找他。栗培元经常坐着他的黑色轿车来我这里，对外我说是我的朋友。我的邻居常问我：你的朋友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当兵的。他们说：当兵也是个大官。我就笑笑，不做表示。1949年，迎接上海解放，我们全力配合部队的工作。组织群众搞募捐，搞游行，贴标语，散发传单。由于临近解放上海的战役，战争的气氛已十分浓烈。敌人的飞机经常在空中盘旋轰炸，大规模的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安全，几名干部的子弟，由我安排保护起来，全部集中在炒货店里，吃、喝、拉、撒、睡全部在店里，不准出来，这些孩子里面包括栗培元的大儿子栗晓德、我的大儿子李华民。到了49年的二月份，栗培元派他的黑色小轿车分几次把这些人员转走疏散开，李华民、栗晓德等干部子弟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有的直接送到火车站，乘火车回农村老家。店员就地解散，我回到部队接受新的任务。临平路炒货店就此关门停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了，我明白了派我到上海做地下工作，是解放上海战略部署的一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栗培元和我说；“现在全国解放了，天下太平不用打仗，可以安居乐业了。咱们常年在外打仗，家人为我们操了心。你应该回家，好好孝敬老人，尽尽孝心。”还说：“志强，你的家庭就是我的家庭，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十几年来枪林弹雨，咱们既是革命战友，更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为了支持咱们干革命工作，为了国家和人民的解放，老人操了心，付出了辛苦。华民的母亲被敌人折磨身体残疾，更需要你回家照料，你的家庭离不你。回去代我向他们问候，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谢谢他们！”栗培元说到动情处掉下眼泪，久久的抓着我的手，扶着我的肩膀说：“现在终于不用打仗，能太太平平过日子。你先回去，我到北京把事情办完，我也回家，咱们还在一起开学堂、教书，开联营社，太太平平过日子。”的确，经过长期的战乱，人们太渴望过太平日子了。栗培元拿出一个小收音机（这是他唯一的一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他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说：“你知道咱们刚打完仗，非常困难，我也没有钱给你。这个收音机你拿去，卖几个钱，留你回去解决一些困难。华民你交给我来照顾，这孩子八岁就送出来，吃尽苦头，我一定把他培养好，培养成材。”我流着泪说：“大哥，你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回家一定好好孝敬老人，照料好家庭。我等你回来，咱们再一起办学堂，一起教书。收音机我不能要，你还用的着。不用打仗，又有饭吃，我就别无他求了。”这一天晚上，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经过战争风雨生死考验的革命情谊，是最弥足珍贵的。经栗培元的批准，这一年的冬天我从上海离开了部队，回家了。
由于连续十几年的战争，人们对和平太渴望了。战争结束全国解放，来之不易的太平日子真的降临到人们的头上、每个人首先想到的都是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栗培元的大儿子栗晓德解放时年刚20岁，正血气方刚，一心想进部队，栗培元没有批准。他让晓德在家好好照顾家庭。他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急需人照料。十几年的南北征战，家庭跟着受尽颠沛流离，倍受摧残，急需他来敷平创伤，但是为了革命工作，栗培元把这些都放在次要位置，只得安排儿子照顾家庭。
三、家庭人员遭迫害
我父亲很早去世，我参加革命时，家里只有80多岁的爷爷，我的母亲，我孩子的娘，6、7岁的大儿子和2、3岁的小儿子，老老小小几口人。国民党、还乡团说我参加“乱党”，发誓要杀死我。他们抓不到我，几次把我全家抓到宪兵队，关押起来，严刑拷打，逼问我在什么地方。大儿子华民刚8岁，刚刚上学，也多次被国民党宪兵队带枪抓来，吓得孩子大哭不止。孩子的娘多次惨遭毒打，逼问我到那里去了。她强忍百般痛苦，只一句话：“不知道！”我妹妹看到嫂子被打得死去活来太可怜，就说：我哥当八路去了，你们找八路去，把她打死有什么用！可怜孩子的娘弱小的身躯，怎经得起虎狼般宪兵的一次又一次毒打，多次被打的鲜血直流，死去活来。回家后又没有钱及时医治，伤势一次比一次严重。经过这样几次残酷折磨，全身落下残疾，常年浑身疼痛浮肿，手指伸不开，不能走路，1957年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去世，死时刚42岁。当时为了赎人，把家里仅有的几亩地卖了，几间房子卖了，又托人借钱，才把人赎回。这样经过几次，把家里折腾的倾家荡产。由于家里一直不安定，这一年我爷爷因年事已高，被惊吓而死。我家几辈单传，我父亲死的早，我是家里唯一的孙子，因为革命斗争的需要，没能回来见爷爷最后一面和给爷爷送葬，成为我一生的遗憾。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我母亲只得请几个人帮忙，草草的把可怜的爷爷安葬。当时都是重坊的伪保长王玉珠带伪军宪兵队来抓我们的。
由于斗争形势十分恶劣，敌人连续对我家庭进行迫害，家里的人时时刻刻生活在极端恐怖之中。我爷爷、我母亲时时告戒我的两个孩子华民、中民:只准在家里吃东西。在外面，不管谁给什么都不许吃。害怕坏人把孩子给害了。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劣，为了能保住一条根，8岁的大儿子李华民由栗培元安排组织上经过辗转送到上海。在上海，没有固定的生活依靠，主要靠一些亲戚、朋友接济，在这家生活一段时间，再换另一家，饥一顿、饱一顿的。在华民13岁左右的2年多时间里，由于革命形势恶化，白色恐怖严重，华民无人照料，被迫流落街头流浪讨饭，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长了一身疥疮，吃尽了苦头。直到我去上海干地下工作时才有人照料。上海解放时栗培元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排华民（华民当时15岁，已参加铁道兵团）去铁路光明学校学习火车司机。回来在上海铁路局开火车，后调到福州火车站，1962年因公牺牲。
1949年的初冬时节，我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深受战争磨难的人们正沉浸在共和国诞生带来的巨大喜悦中。
浏览：422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