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张玉堂，现名张庆堂。1945年3月参军，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从一个普通受苦受穷的孩子，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下面，把我的经历概述如下。
我的身世
我是东北生人。原是从巨野逃荒到吉林白城子的。当时一家五口人，靠租地种菜谋生。我十来岁时，除在菜地里干活，还常给地主牧马放牛。这样仍不能维持生活，后又给日本人当小保姆。
东北是日军侵占最早的地方，白城子更是其危害最早、施暴最惨的地方之一。俺住在郊区，全靠买粮吃饭，可是到了1943年，青壮年几乎全被日军抓去当劳工，致使田园荒芜，穷苦百姓连橡子面也吃不上，饿死的人难以计数。
我父母长期遭受日军摧残，因而对其早巳恨之入骨。我记得1944年到俺菜园里去的人特别多。其中多数是邻居，但也有不少是陌生人。我见他们到一块很亲热，聚会也很频繁。当时，我已十三岁，虽不懂他们谈什么，但看得出，他们说的都是对穷人有好处的事，所以我也很乐意在菜园外给他们看着人。那时，父母不断到城里或外地去，菜园里你来我往，现在回想那可能就是抗日联络点。不幸的是，1944年12月父亲被告密，惨遭杀害。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全家正在熟睡中，忽被“乒乒乒”的敲门声吓醒，门随即被跺开，闯进了几个日军，还有一个汉奸，他们象饿虎扑食一样把父亲五花大绑带走了。不大会，门又突然被推开，进来几个日军和汉奸，带着好几条狼狗，二话不说把母亲拉到门外，活活被狼狗咬死在大街上。第二天夜里，邻居陈大爷告诉说：父亲已被惨杀，还不叫收尸。随后帮俺姊妹三个，偷偷把母亲用全家仅有的一床破被子，包裹上掩埋了。第三天夜里，还是那位陈大爷又急急给报信： “孩子，快跑吧，他们放出信来要斩草除根，跑晚了，您姊妹三人就没命了。听说双辽那疙瘩有八路军，现在只有他们能够救你们了。出门往南跑，问着找吧。”我听了老人的话，当夜背起五岁的弟弟，领着十岁的妹妹，就找救星去了。
投奔八路军
路上，俺姊妹三个受的罪，真是没法说了。不知路，没路费，弟弟妹妹哭闹着找爹妈，我也难得抱头哭起来。可是后来一想，不能哭，不然，被坏人发觉，命就完了。东北的冬天，不但天冷，而且狼多。要碰上恶狼，跟叫日军发现还有啥两样！我只得哄着弟弟妹妹不要哭闹，外人问话别乱搭腔，一切有我说。每天夜里，还得尽量赶到庄上，不然，难免发生意外。可东北庄稀人少，白天还好过，可就怕入夜。入了夜别说赶到草甸子（即野坡），就是在庄上，也只能找人家的碾屋，没有铺盖，怎能过夜？没法，只有偷偷去钻人家的草垛。记得有一次俺姊妹三个，一整天没跑出一个荒草甸子，再走已是身疲力尽，而且天黑路不好，还怕碰上狼群，没法了， 就钻进大草垛。我掏了个洞，先叫弟弟妹妹进去，我进去后就用草封上了洞门。可是还沿到半夜，就听到了狼叫唤，弟弟妹妹一听就吓哭了。我说千万别哭，狼听见 声就没命了。一会儿，狼真的到垛前了，我听着有两三个，在洞门上乱扒。我就用打狗的棍往外捣，捣着它就往后退退，捣不着它还是扒，弟弟妹妹吓得只打哆嗉，直到天明狼才走了。太阳升高了，我们才敢从洞里爬出来继续赶路。就这样，俺兄妹三个，人不是人，鬼不是鬼，面黄肌瘦，手脚冻烂．从1944年12月上路，到1945年3月，历时三、四个月，跑了千多里路，才在辽宁省双辽县找到了八路军，在我苦苦要求下，破格让我参了军。
第一次立功
我一当兵就在连部当通讯员。但由于年纪过小，难以独立完成任务，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到双辽支队一个营部通讯班。
记得参军后一月左右的一个深夜，我们夜行军来到双山县的西北角，忽然发现前面有敌人，部队停止前进。连长要派三名战士去抓舌头。我报仇心切，便找连长要求同去。连长却说：“你这小鬼，当兵三天懂什么！”说完就派了三名战士走了．我一看就急了，真是什么也不懂，连纪律也知道不全，谁也没给说，就自做主张，偷偷跟在三个战士们后面出发了。
三个战士一前两后，摸索前进。一不小心绊倒了一个，被敌人发觉了。幸好天黑，敌人分辨不清，没有开枪。前面的三个战士已经卧倒隐蔽了，我才冒冒失失地走到他们跟前，鬼子哇啦哇啦乱叫，枪栓哗哗啦啦乱响，我才知道敌人的碉堡就在眼前。有个战士发现是我，就小声喊我趴下。靠近我的战士，就从腰里抽出两个手榴弹给了我。我接过手榴弹，别提有多高兴了。乘他们不注意，我偷偷爬起来，从碉堡的左侧绕到碉堡后面，迅速拉响一枚手榴弹，扔进碉堡里，只听轰隆一声，三个战士也嗖地冲上来，一个战士大声喊： “不许动，举起手来！，里面的日伪一个班，基本报销了，还剩一个吓晕的伪军，乖乖地举起了流血的双手，当了我们的俘虏。
我们抓到了俘虏，了解了敌情，领导很快做出了决定，又在双山打了一仗。战斗结束后，因我这次跟着三连的战士抓到了舌头，所以三连头一次为我请报了一次三等功。在全团还表彰了我，并发给日造小马枪一支，子弹30发，还给我换了一身新军装。这时，我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士。
四平之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就出动了百万大军和我们开火了。我们双辽支队于1946年正式编入东北野战军38军151师452团，我被分到一营二连。有名的四打四平，我只参加了两次，即第二次，第三次，现在我只谈其中的一次。战幕一拉开，我们奉命首先包围了四平。第二天敌人又把我们包围了，外面我们的部队又把敌人包围了，可是敌人又把我们的部队再次包围．就这样，从我们往外数，里里外外包围了七、八层，我们452团被包围在最里层。这种情况，当然是短兵相接的大混战。
我部是驻守四平的东北角，战斗前，首长已预料到这次大兵团作战，部队多，番号乱，所以命令我们部队，一律左臂束一白毛巾，以相互识别。激战两天两夜，首长见不能攻入四平，便决定突围。战斗从早晨打响，到了第三天下午便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可这时我们和敌人正杀得难解难分。其实，这次大混战虽然打得很残酷，但我军士气很高。因为你一层我一层，敌人的飞机大炮根本用不上。论起拼刺刀，国民党根本不是对手。但突破多层包围圈，也真不是一件易事。当时，双方伤亡都比较惨重，真是尸骨遍地，血水成河。战士们虽然三天三夜没进食，情绪却依然十分高涨，人人都有血战到底的决心。这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的突围还有最后一层包围圈，却突然被敌人用机枪封锁住了去路。我爬到前面一看，原来是敌人的碉堡里，有一挺重机枪在猛烈地喷吐着火舌，把我们的去路封住了。连长带领十几个战士去爆破，都没成功。指导员急得满头大汗，同志们心中好似火着。这地方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伤亡。我想，他们的机枪再好也不能不换梭子？！不能再等了，没等指导员命令，我夺过一挺机关枪，一声大呼，拼命向敌人的碉堡冲去。就在这几秒钟之内，同志们也冲锋上来了，彻底消灭了敌人，结束了战斗，我们才冲出最后一道包围圈，上级给我记了二等功一次。一清点人数，全连死伤一半还多。所以，我永远忘不掉这次战斗。四打四平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美梦，也吹响了解放金东北的进军号。
占领长春飞机场
1948年春，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军已由劣势变为优势。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已于辽沈战役前包围了长春。长春外围全被我们切断，敌人成了瓮中之鳖，便想从空中逃窜。他们动用了一个多师的兵力，顽守飞机场。师指挥部命令我452团，首先夺取飞机场。我团来不及派员侦察敌情，只好采取火力侦察。一排排炮弹打向敌人阵地，炸的沙石横飞。一时敌人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敌人却毫无反映，全团一个猛冲，就冲到了飞机场的中间，却不见一个敌人，只有一座三层楼房耸立面前。我们估计敌人可能就在楼上，可就是找不到楼门（事后才知道，只有通过地下道才可以进入）。这时，敌人却乘机利用、明楼暗堡向我们疯狂扫射，大楼上也同时向我们投掷手榴弹。我们团处在毫无隐蔽的开阔地上，指挥员和战士一个个接连倒下，眼看就有全团覆没的危险。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领导决定派几名战士爆破，给大楼开个门。可是，派去的战士刚扛起炸药包便牺牲了。这时，我急得满头大汗，一步窜到牺牲的同志跟前，抱起炸药包，点着导火线，滚到楼前放到了楼墙上，又迅速滚出十多米，只听轰隆一声，楼房炸开了一个大洞。我爬起来大喊一声：“冲啊！”随即冲进楼内，同志们也一齐冲上来。进楼一看，炸死了一些敌人，我拾起一挺机枪，东冲西杀，见敌人就打。就这样，我们在楼内混战了一个多小时，我师453、454团也都上来了，彻底占领了飞机场，战斗才告结束，又给我记二等功一次．
攻克锦州
等我们拿下长春飞机场之后，便迅速南下北宁线，首克锦州，控制营口，关上了东北的大门，目的是将东北之敌全部就地消灭。我们一到锦州，就截断了东北敌人撤退的去路。蒋介石慌忙乘飞机赶到沈阳亲自指挥，梦想夺回锦州，同时命令沈阳的敌人援助锦州，我们151师受命回师北上，把援敌包围在黑山、大虎山一带。两天一夜的阻击战，我们取得了巨大胜利。随后，我团又二次返回，攻打锦州。
锦州（古城）并不算大，但城墙却修筑得高大坚固，虽说解放锦州仅用了三十一个小时，但战前准备却用了十八天，消灭锦州之敌，当时相当艰巨。
锦州的十八天包围战有个特点，就是忽紧忽慢，时紧时松，最激烈是10月14日那三十一个小时。由于城墙已被炮弹一处处炸开，我们的部队便如潮水一般涌进城里。顿时枪声、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整个锦州如同火海一般。
那天战斗中，当我们正追击一股逃敌时，突然一发炮弹落在我左侧五米处，一声巨响，我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埋没了。等我从土里钻出来一看，左右的同志已牺牲了四、五个。我身边的班长老郭同志，还被埋着半个身子，我赶快跑过去拉他，原来他的双腿被炸断了，大腿骨已露在肉外，真是寒心。他问我：“我的腿呢？！”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好答非所问地说：“不要紧，我给你包扎。”就在我给老郭包扎的同时，炮弹又向我们飞来，我们的战士尽管一个个倒下，但部队却依然前仆后继，一刻不停地继续向敌人冲杀。
我把老郭的伤口包扎好，就想把他背到安全的地方。可是，刚把他背在身上，我的左腿却也中弹了，我咬住牙强打精神，把班长背到一个破墙下．直到担架上来，才把我们送到后方医院，
炸坦克
1948午12月5日发起了天津战役。在天津29个小时的激战中，到处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我们的战士个个如猛虎下山，远打近拼，打的十分顺手。转入巷战以后，敌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凡是跑得慢一点的，都死在了我们的刺刀下，个别没死的也只好举手投降。我们正在押送俘虏和抢救伤员时，突然炮声接连响起。这一定是敌人开始反攻了，我们迅速进入阵地。果然敌人用了一个团的兵力，还配备两辆坦克，向我们反扑。我们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大片大片的敌人应声倒下。但是，两辆坦克仗着喷着火舌的机关炮，呆头呆脑地向我们冲来。连长商震华这时喊了一声： “去个人炸掉它！”我毫不犹豫拿起爆破筒就向坦克冲去。到了坦克的左侧，拉响了雷管，插进了坦克的链条，急忙倒地向外滚去，同时一手按着双眼，另一只手和一条肩膀堵住了两耳，以防眼球震出、耳朵震聋。只听象山崩地裂似的一声巨响，一辆坦克报销了。另一辆见势不妙，调头想跑，我手急眼快，乘硝烟未散之机，从腰里抽出一枚手榴弹，忽地跳上坦克，一手把坦克门猛的掀开，另一手就将手榴弹掷了进去。又是一声闷响，这一辆坦克也完蛋了。这时，我觉着有个东西向我的腰和腿，同时猛地一推，便不由自主地从坦克上摔下来。就在这时，我们的部队如狂风象潮水一般，冲向了敌人。不多时，我们的担架便上来了，我又被送进了后方医院。医院很快给我做了检查，结果腰左侧子弹穿透一处，左小腿穿透两处。
艰难的行军
我伤好归队正赶上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了北平。接着便奉命南下，1949年3月，在南下途中，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14日参加了渡江战役。16、17日先后解放了汉口、汉阳、武昌，此后敌人便成了惊弓之鸟，逃跑的速度真是惊人，就我们这铁脚板，也很难见上他们的影子。我们很快就到了湖南。湖南有三多：山多、雨多、蚊子多。我们四野，多数是北方人，对江南的环境难以适应。那里不是羊肠小道，就是稻田小埂。加上每个战士扛着枪支、弹药、水壶芦、挎包、鞋、被、衣服、粮食袋，加起来少说也有20公斤以上。
战士本身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每天行军至少七、八十里。这时，我已基本长成大人，体质很好。可是那些年老体弱的就够呛了。我一见他们走不动，就帮着背粮食袋、扛背包，再不就扶着他们前进。天长日久，劳累过度，再加吃不饱、睡不好、雨淋蚊子咬，致使我们这些不适应水土的北方兵，几乎人人都得了疟疾。有病不能治（主要是没药品），只好柱着拐棍一面走一面“打摆子”。夜里怕蚊子咬，就把夹被子撕开一头钻进去，虽然汗流浃背，因实在太累了，也能睡得着。唯独下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挺着脖子硬淋。南方的雨又多得很，说下就下，背包、衣服、鞋几乎天天都是湿漉漉的。身上的背包渐渐沉多了，时间一长就象背了块大石头。再加鞋烂脚破，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尽管条件如此恶劣，人都拖得一瘸一拐，但因是穷追败兵，士气依然高涨，思想亦很乐观。
十一月间到了两广，进入十万大山，陡峭突起的大山，更增加了我们爬山的难度。这时年老体弱有病的同志，就更苦了，重病号强迫上了我们自己的担架，轻病号纵有别人搀扶着也总是干着急走不动。我们不忍心丢下他们，于是以营为单位组织了收容队，我营收容队到了广西一个地方，和部队的距离越来越大，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宿营在一个小山村里。找遍了全村，只找到一个40多岁的妇女，一问三摇头，没办法，收容队只好自己找个地方，派了一名岗哨，其余的吃罢饭都睡觉了，留下班长刘文利一人带班，到了夜间四点来钟，刘文利来喊人换岗，进屋一看，我们的战士、病号和队长，一共十四个人的头，全被砍下来了。武器弹药和其他东西，却丝毫未动，那个妇女也找不到了，刘文利只好领着另一个哨兵，急急赶回部队，后经询问汉族老乡才知道：这地方被白崇喜统治三十多年，汉族和少数民族结下了深仇大恨。还有一件事，就是14名战士死后，领导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派了一个连去向土著群众作正面宣传，结果刚一走到就被他们包围了，领导见根本无法宣传，只好又派大部队再把他们包围起来，直到把他们吓跑了事。所以我们都亲身感到，这个地方打仗没有行军艰苦、危险、可怕！从那两件事发生以后，谁也不敢再掉队了。因为不但有民族仇恨的土著群众，还有很多土匪、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在暗处藏着。虽然环境如此恶劣，我们的铁脚板一天也没停过。
抢渡红河
在中越边境的云南孟治红河口，我们的任务是潜入南逃的人流中，过河强占南岸，控制敌人的火力，保护我大部队过河，实现阻击敌人逃往越南的目的。
红河有200米宽，水流很急，而且无桥无船。原来敌人也是用空汽油桶，每排四个竖放，排排相接到对岸，上面再铺上木板，搭成浮桥。因为水流汹猛，浮桥不时都在左右倾斜和摆动，人在桥上走，跟驾云一般，两个军的敌人和两个军的直属队、军司令部的家属、供应处、马匹、驮子，还有老婆孩子，哭爹叫娘，一片混乱。
敌人是二路纵队由北往南逃，我们撕掉帽徽领章从中间混入敌军，直插南岸。因为桥面很窄，桥又随时都有翻倒的可能，再加我们从中间横冲直撞，敌人被撞到河里很多。当我们前面的七、八个人刚刚下了桥，敌人就发觉了我们，于是桥头碉堡的敌人，用两挺机枪向我们开了火。其实，桥上不只是我们的人，与其说向我们开火，不如说是向他们开火，他们也是出于无奈罢了。于是桥上大批大批的人掉到河里。当我们发现火舌是从碉堡内射出的，我更掏出了两枚手榴弹，立即接连向碉堡内掷去，只听两声巨响，碉堡顿时哑巴了。我对准碉堡门大喊一声：“缴枪不杀，快出来！”碉堡里的敌人真听话，乖乖地举起双手，脖子里挂着枪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我一数不多不少，七个敌人七只步枪。这时我部乘机强渡过来，北岸也已和敌人交上了手。经过一阵激战，不少敌人也做了俘虏。此时，我们又马不停蹄，追击逃敌，直追到金平以南，超过国境线30余公里，才接到撤回的命令。这次战斗，共歼敌四个师，六、七万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
向川、滇大山进军
到了云南、四川，比两广行军更困难。山既高又大，有的一座山要爬几天，原来我们的重机枪，迫击炮和电台，都是叫军马驮着的，可是到了悬崖峭壁，马匹就无法通过了。人要通过有时就得学着猿猴攀树沿枝的办法，才能勉强过去。可是，要整个部队通过谈何容易！我们从马背上卸下东西一看，马的汤子、肺部看的一清二楚，原来马背都快磨透了！我们人民解放军都是铮铮铁人，马匹不能带就甩掉，那些非带的东西一个人扛不动，就几个人抬。总之，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得保证继续追击敌人。就这样，从东北到大西南历时近一年，硬叫我们一步一步量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