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
大约是5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跟伯父在家上私塾。私塾设在我家柴禾园子的两间土屋里。有六七个同学，都是本村的。学的是《论语》、《孟子》。每天除了念书，就是练毛笔字。学起来非常乏味。
在冬天的一天早晨，我起来上学时，看到从学屋邻墙的牛屋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看年纪有40岁左右，身材不高，四方脸，留着短胡，穿着黑色粗布棉袍，戴着个旧毡帽头，手里握着短杆烟袋。眼睛有点烂，不住地一眨巴一眨巴的。说话时不断地吭吭的咳嗽。另一个年轻一点，看样子有30来岁，细高个，大眼睛，长方脸，高鼻梁，也穿着黑色棉袍，头戴毡帽头。他们两个是谁呢？什么时候来的呢？听伯父说，他们是抗日救国会的，昨天夜里住在牛屋的草窝里面。他们穿着原身衣服，钻在草窝里睡了一觉。那个岁数大的矮个是巨野城北白果树村的王中祥。那个年轻一点的细高个是巨野城北小屯村的王继新的弟弟王继升。他们在我家的牛屋里住了一天，跟着我们吃家常饭：高粱面窝窝头，小米汤，腌芥菜。从不让我家做客饭。那天，天气暖和，接近中午时，他们在太阳光下，解开怀，松开腰带，在捉什么。我问他们在干什么，王继升很有风趣地说： “捉‘日伪虫’。”我一听愣了，什么是“日伪虫”呀？他看出了我迷惑不解的样子，一边捉一边说：“你大概不知道什么是“日伪虫’’吧？我给你说说它的来历吧！我们抗日救国会的人，白天在可靠的人的家里，也就是说不给日本鬼子、汉奸通风报信的、有爱国思想的人的家里，夜里就出去活动，做些抗日的工作。我们夜里很少睡觉，白天就躺在草窝里穿着原身衣服去睡。这样，起的时候方便，一旦有情况，起来就走，能争取时间。一天天的总是这样，日子长了，我们身上就成了虱子的滋生地。我们累极、困极的时候，躺倒就睡，并没有什么感觉。等到睡醒的时候，才觉着有啥咬，解开衣服一看，生满了虱子。如果不是抗战拉游击，如果没有日伪，哪里会生那么多虱子呀！所以我们取名叫‘日伪虫’，你懂了吧！他的谈话满带着乐观的样子，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他们为了援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不怕吃大苦、耐大劳，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冒着生命危险，开展游击活动。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后来，抗日救国会的人不断地在我家牛屋里住，什么原因呢？古圣人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家就具备地利、人和两个条件。“人和”自不必说了，我伯父一向是爱国的、主张抗日的。还有“地利“这个条件，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家牛屋是最严实的地方。一进村东头，路北有两条胡同，第二个胡同口是一大门，这是第一道门。进胡同西边有三个大门。第三个大门是牛屋的前院，进大门有堂屋、东屋和西屋，西屋是两个门。光这个院要经过三道门，进西屋从北门再往里走，又是一条深胡同，胡同西有三进院，最后一进院才是学屋和牛屋。牛屋的后面是柴禾园，园的墙外是一条旱河，越过旱河，就是田野。住在这里，把前院的西屋北门一关，放上东西一遮，根本看不出有后院。如有情况，可以跳过墙，穿过旱河，到田野的庄稼棵里去隐蔽。因为有以上有利条件，所以不断地有抗日救国会的成员在那里住。象巨野城北姚庄村的姚紫垣、官厂村的刘贞，还有一些不知道姓名的住过的不少。后来救国会的成员增多了，活动范围扩大了，住的次数渐渐稀了。再以后，抗日武装力量壮大了，活动的范围更广了，他们走得远了。一些事就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