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三月省保卫局副局长朱玉干同志和我谈话，叫我到清河特委作社会部工作，那时的锄奸保卫工作是很秘密的，朱玉干同志向我交待工作以后，我们一行二十三人，由景晓村带领到了清河区。这些人记得清的有景晓村，苏杰，夏戎，阎钧，王大等同志，都是派往清河特委各个部门的领导。景晓村同志是特委书记，苏杰同志是组织部长，夏戎同志是宣传部长，王大、阎钧等同志是妇救会长，我负责社会部的工作。
到清河后，并未急于着手建立特委社会部，主要任务是搞基层发展网点，开展点线工作。当时我曾搞过一次锄奸保卫干部训练班，那是特委发了文件的，计划训练十几人，实际不到十几个，有没去的，记得名的有赵文卿，程雨村两个人，因为这两个同志都到特委社会部工作了。其他的分配到各县作锄奸保卫工作。这次训练班是在寿光县牛头镇办的，正遇鬼子扫荡，我们到了牛头镇洼里的芦苇丛中，在船上讲的课。同时我还个别发展了一批作社会保卫工作的，如临淄的陈祝兴，寿光的王乐三(现在上海市工作)，桓台的张东峰。
一九三九年三月从鲁南过来和地方(清河)组织接上头后，在桓台住了一段。这时桓台县的负责人是孙铁民、马兢生等同志。当时桓台县有我们的一支小部队，景晓村同志叫我把这个部队整理一下。这个部队的负责人叫张子浩，还有一个叫张义武(后来改名韩干)，这个部队活动在乌河以南。张子浩和韩干这两个同志给我们的印象是不错的，听从指挥，办事果断。我曾记得这么个事：乌河北岸住着一伙地方杂牌军和张子浩带的这个部队是对着干的，张子浩这个部队抓了那边的一个人，群众一致要求杀掉他，张子浩去请示我杀了行不行。我说：“统一战线么，杀了能行吗?要教育释放。”后来我对这个人进行了教育，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了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日的主张，就把他放回去了。后来我们住在小街子村，这个杂牌军队去了一部分人指名找我有话说。看当时情况，他们是去寻衅闹事的。我就和张子浩说：“你们都不要去，就我一个人去。你们有思想准备就行了。”我看出当时的形势也就有了思想准备，一是他们把我抓走，二是打死我。我就把枪带上去了。我去以后，这伙人的态度是很蛮横的，当时我就理直气壮的向他们讲：“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向他们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们共产党坚持抗日民主统一统线，只要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我们斗争打击的对象是日寇和汉奸。我一下子就讲了一个多小时。被我教育释放的那个人就和他们说：“王队长(他们称呼我队长)和我也是这样讲的”。这样他们的态度就好些了，我请他们到我们部队去喝水，他们没去就走了。后来这伙杂牌军队是当了汉奸还是被我们争取了就不清楚了，但在当时和我们的部队没有大的磨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展了张东峰作锄奸保卫工作，后来让他干了桓台县社会科长，张东峰是桓台县最早的社会科长，后来这个人失踪了。
一九三九年底，我与胡维鲁同志带领七十八名同志去鲁南抗大分校学习。党委决定：胡维鲁同志与我都去山东分局社会部刘居英部长办的社会部干部训练班学习。当时，学习班的队长是吕剑光同志，政治指导员是万晓唐同志。送下学员，我和胡维鲁同志就去社会部干部训练班了。第二天，李林部长(山东分局组织部长)找到我说：你们带来的人，党员关系少了十个人。即给介绍信看，我看后是少了十个人的党的关系，我说：当时报到时我还记了小本子，是党员的名下记一个“布”字作暗号，我给李林部长小本子一看，七十八人中有五十八人是党员，关系信上少写了十人，李部长说：“有这小本子就可以了”。这件小事我还记的很清楚。
李震同志到清河后，就着手筹建各级公安局。在四一年的上半年，办了一批公安保卫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上的一般干部记不清了，但在这个训练班上培养了几个县公安局长，那是经过几次反复研究的，所以名字还记得：霍瑛任博兴县公安局长；韩洁石任寿光县公安局长；陈太恒任四边县公安局长；朱文刚任临淄县公安局长；夏廉任高苑县公安局长；方奎任长山县公安局长；梅景生任邹平县公安局长。还有两个人参加没参加训练班记不清了，一个叫周嵩山在昌潍边界上任公安局长；一个叫刘荣光在潍县边界上任公安局长。韩洁石、朱文刚这两个同志很有才智，是当时两个精明强干的公安局长，工作都很出色。
四一年清河改成行政区以后，下属三个专区(亦称分区)即清东、清中、清西。于海东去清西负责社会部和公安局的工作，我即到了清东。于海东同志去清西不久，就把清西社会部和公安局的架子搭起来了，他就是清西社会部长和公安局长。我到清东未急于搭社会部和公安局的架子，重点是抓了基层工作，但清东社会部和公安局的工作，由我一人负责，另外还有几个如王平等同志，只是和我在一块做保卫工作。我曾到四边组建四边公安局，把广南和益北合在一起，益北是刘欣，广南是陈乐村，我也在那里工作过。主持工作的是刘欣和陈乐村同志。四二年初我调垦利，清东的工作就由清东军分区丁士彩和张剑二同志负责，但直到我离开清东时，未建专区公安局。
一九四二年春天，李震同志和我谈话，让我到垦利县去组建公安局并任局长，实际是为垦利专区公安局打基础。当时就派我一个人去，我说：“派我一个人去怎么能建公安局?”李震同志说：“你去是有办法的，垦利、广饶、寿光的人很多，你可以去动员发展人。”从此，我就到了垦利。我到垦利后，李震同志又给我派了个李学正同志去，任秘书股长，寿光的一个郑克宣也到那里去了，但他不是组织上派去的，他是在寿光县公安局工作过，回不去了，所以去找到了我，我就把他留在垦利县公安局工作了。还有个栋良山也是当股长。工作发展很快，半年的时问就组建全了，各股、政卫队都建起来了。各区公安特派员，我都给他们部署了培养干部的任务。如八大组（即垦一区的)特派员齐文川，就培养了农村的网员朱文成当了特派员，以后为永安镇(即八大组)公安分局长。在垦利的工作是比较顺利的，在垦利时我还记得有这么回事：当时有旧时期的一部分土匪捣乱很厉害，闹的地方上很不安宁。李人凤带领部队在八大组，就和我说干掉这伙土匪。我说：“行是行，要搞就一网打尽，一个不留，留下就是后患。”李人凤说：“对!对!对!”连说了三个对。后来利用关系，把这伙土匪召集到八大组，在一天晚上的十点多钟，李人凤同志用一个排，一枪未发，就把这伙土匪活捉一块送到小清河南，当夜就全部押走了，从此，八大组一带就安稳的多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利津城解放。利津城是渤海区解放最早的县城。利津城一解放，李震同志就到了利津城，任城防司令，负责指挥清剿散匪维持治安。就在这时我奉命调利津，把垦利县公安局的全部人马一块带着了，没给垦利留下人，留下的就是几个区的特派员，如王子欣，齐文川、郝执挺等几个同志。
到利津以后，县长王雪亭同志去省开会未回来，景晓村同志就叫我任县长，李震同志就叫我任公安局长，结果就来了个公安局长兼县长，一般说是县长兼公安局长，我是局长兼县长，除了抓公安局的工作外，还要管县政府的工作。这时的利津县公安局，我记得名的栋良山是个股长、郑克宣作秘书，其他人记不清了。
在利津县待了一年左右的时问，就调我到行局任科长。由四边县调来李金亮同志任利津县公安局长，他未到我就走了。
我在垦利县任公安局长时，朱文刚同志在沾化县任公安局长，以后成立四专署公安局，朱文刚同志就去四专局任局长去了。
我到渤海行局，挂上了三科科长的名，就又到鲁南华东党校学习去了，一块去的有王云生、杨信、王国治，张崇岭等，光渤海区就去了二十多个同志。学习了一年又回到渤海到四地委任社会部副部长，兼公安局长，社会部长是朱春和，他是部队的，他住部队，我住地委，公安局副局长是孙炳章。朱文刚同志调中央学习去了。
三查三整以后，我调渤海行局任副局长、李峰同志接任了四专局局长的工作。
当时，汤镛任渤海行署公安局长，我、张逸群、周洪恩，我们三个副局长。周洪恩没到我就南下了，以后汤镛同志亦南下了，渤海公安局最后是张逸群同志的代局长。直到上级指示撤销渤海区。
我所回忆的渤海区公安保卫工作情况，大致就这样，我想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一下：关于三查三整。当时也看不清楚，就是看清楚了也不好插言。现在很明显了，那个做法是错误的，是搞了一些极“左”的东西。所谓的景晓村，李人凤、李震同志的错误，就是因为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统一战线，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没执行康x的一套极“左”的东西。以后都给他们平反了。□王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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