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我原在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工作，1948年11月奉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第四期学习。当时，党校分为两个部：一部学员主要是山东的地方干部；二部学员专门是准备南下接管的干部，主任是顾玉良（解放后任上海市纪委副书记）。开始时有400多人，以后发展到1000余人。1949年3月1日后，二部对外号称华东野战军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时南下干部纵队下辖2个支队三千多人，政委是王尧山、周林，司令是赵毓华，他还兼任第二支队负责人)，负责人是顾玉良。我在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任第六组组长，这既是行政职务，也是党内职务。我们全组共有12个人，其中正副组长、3位组员都是县团级干部，还有两位老红军和几个小青年。我们小组成员的情况可以说是南下干部队伍配备的一个缩影。
同年12月初，华东局党校第四期正式开学，我们前后共分三个阶段学习。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这是第一阶段。主要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新华社1949年元旦献词，先后听取了副校长温仰春的学习动员报告，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辅导报告以及山东分局书记康生作的1949年元旦献词的辅导报告。第二阶段是在山东邹县的临城进行的，基本上是1949年3月一个月的时间，主要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华东局编辑的《城市政策汇编》（一、二两辑）。我们先后听取了温仰春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华东军区支前司令傅秋涛、刘瑞龙及金明关于新区工作，群众工作和支前工作的报告。1949年3月29日，我们南下，到5月2日，到达丹阳。第三阶段，就是5月在丹阳学了近一个月，主要学习入城纪律及具体接管事宜。5月5日起，我们重新编组，本来我们是南下干部纵队，变成南下接管的队伍，并明确到上海接管。
我们学习的特点是“四无”：一无固定校址，二无固定教材，三无固定教员，四无毕业证书。
“牢记六个字”
在南下学习过程中，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形势、政策、纪律”这六个字。
形势决定任务，形势决定信心。信心就是信念，就是士气，就是力量，就是斗志。党校在1948年12月开学后，领导首先就是解决一支队1000多人的对整个形势认识的问题，要大家有信心。
这里我要谈谈我们这个组和支部同志当年学习时的思想情况。解放战争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这时候，敌强我弱。蒋介石有正规军400万，其中正规整编师200万人，地方部队100万人，军事机关部队100万人。其武器装备，一部分接收自120多万日本投降部队，另一部分是美式装备。另外，国民党还有空军、飞机、大炮、坦克，运输条件好，交通四通八达。相比之下，我们只有110万军队，还有一部分民兵，加起来也不到200万。而且我们的武器装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小米加步枪”。
在小组学习会上，我谈到内战开始时，估计这一仗至少要打8年。在讨论时，大家的思想基本上和我是一样的。尽管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张灵甫74师一个整编师，32000人；6月底7月初，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据此，中央认为1947年是反攻年，但由于当时我们打一仗就放弃一个城市，放弃了华中的淮安、淮阴，山东的临沂，华北的张家口等近百个城市，部队从江南退到苏中，再从苏中退到山东，从山东再退到胶东，一路都在退，所以，我们对中央的判断还是心存疑虑的。有的战士发牢骚说，“反攻、反攻、反到胶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
直到1948年9月打下济南后，我们的思想才发生了变化。因为济南是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一道一道又一道，有10多万军队在这里驻防，并有空军支援，就是这样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最后被我们打下来了，而且时间也不长，从9月16日打，到24日就解放了，前后一共8天。所以，大家在谈到打下济南这件事时，感觉象是吃了颗定心丸。在1948年12月华东局党校学习时，校方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对于打败国民党大概只需一年左右的时间的估计。传达讨论中，我们感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完全超乎我们的意料，大家在分析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提出：第一是人心向背。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蒋介石要打内战，是违反全国人民的意志，全国人民都厌恶内战。第二是我们解放区普遍实行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后，千百万农民为了保田、保家，踊跃参军。第三是第二条战线开辟后，民主党派，包括工商界各界人士也都擦亮了眼睛，站到我们这边来。第四是毛主席有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战略战术的正确。第五是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拥护支持。另外，在战争中，我们还缴获了国民党大量的美式武器装备，改善了装备条件。此外，那时大家讨论得较多的形势问题是：美国会不会出兵干涉？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向我们投原子弹？苏联斯大林是不是阻止我们过江，不准我们革命？等等。
除了学习形势外，六个月中，我们还重点学习了党的政策和纪律。
毛主席一直讲“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党的生命”，关系到我们革命的胜败，我们要分清楚总政策和具体政策。毛主席在晋绥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有段话，“中国革命总路线是什么？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总政策。1947年10月，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进一步明确我们的总路线、总政策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七届二中全会指出：“现在形势变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要从乡村转到城市，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我们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城市工作必须生产建设为重心，政治、文化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心进行，不能乱抓乱碰。”并指出在进城以后，经过农村进一步的土改以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将转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行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情。
经过学习中央编印的《政策汇编》，我们认识到具体政策是服务于总路线、总政策、总任务的，两者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的。具体政策主要有三点，第一，进城以后依靠谁？依靠工人阶级，这是具体政策中最根本性的政策。第二，要保护民族工商业，中央很强调这一条。第三，是要争取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和我们一起做好接管工作，建设新上海。
在形势、政策、纪律三者中，纪律给我们的印象最深最深。纪律问题，也是一个攸关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时候纪律前面有两个字，叫“群众纪律”，就是说违反群众利益就是违反纪律，违反了纪律，党就脱离群众，脱离了群众，党就有灭亡的危险，军队有失败的危险。这一点大家很清楚，我们党要和人民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不能够侵犯群众一丝一毫的利益。我们在华东局党校时，重新学习了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三大纪律，我刚参加新四军认为“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对的，因为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前提，一切缴获要归公也是纪律，但是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句话不太理解，认为这也算纪律？后来在实践中，明白了连一针一线都不能拿，说明群众利益大于天呀！我们小组里两位老红军干部谈他们的亲身体会,指出红军之所以在人很少装备很差的情况下，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总结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纪律好，白军的纪律很坏，所以老百姓不拥护他们，拥护我们。
当时我们想中央为什么这么强调纪律？在解放接管的时候，纪律为什么重要吗？通过学习，我们明确了三点。第一，是吸取历史上闯王进京失败的教训。毛主席在分析李自成进京失败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就是因为胜利以后的骄傲，腐化堕落，脱离群众。中央从西柏坡出发进京的时候，毛主席就对周总理讲：“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总理笑说：“我们要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就发表《学习和时局》一文，向全党介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号召全党应以李自成失败为借鉴。第二，是吸收国民党接收上海的教训。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从重庆到上海，来了一些大员，他们“五子登科”，即票子、房子、位子、车子、女子都占。蒋介石本来威信不低，但从接收后，他的威信是一落千丈。当时，我们听到地下党同志告诉我们说，老百姓流行的讲法是“盼中央、迎中央，中央来了又遭殃”。因为我们要去接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党中央用这些历史上的事情对我们进行教育，提醒我们要接受国民党接收上海的教训。第三，是吸取我们已经解放的城市发生问题的教训，特别是接管济南、徐州还有南京时的教训。陈老总在丹阳5月10日讲话中提出，“今天讲的是纪律，具体接管事宜”。他列举了自己看到的一些情况，象我们有的战士跟老百姓抢着看戏，有的战士军容不整等。他说这样如果进上海，一定天下大乱。他还例举了发生在南京的严重现象：有的战士把国民党政府的地毯剪掉了，还有一个营长闯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房子去，违反了外事纪律，结果司徒雷登就和我们交涉了。我亲自听到陈老总在讲述南京、丹阳的现象后，提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纪律搞不好会造成损失，今后还要费很大的工夫，甚至很难挽回。他说上述的情况如果不改正，我们到了上海以后一定天下大乱。他要求大家像演习渡江战役一样，演习接管上海。我们还特别重温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的两句话，要牢记两个务必。经过陈老总的辅导报告，我们更体会到毛主席这两句话的重要性。通过学习，给我们打了一个政治预防针。后来事实证明，我们通过这些教育，顺利度过了接管这一关。
经过六个月的学习，干部战士认清了形势，树立了信心，提高了对城市政策纪律的自觉性，为进入城市模范地贯彻党的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这是取得上海六百万人民衷心拥护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纪律，老百姓是不会拥护我们的，再加上我们在丹阳又继续进行了物质上、组织上各方面的充分准备，这样使我军解放、接管上海取得胜利有了坚强可靠的保证。
“赢得六百万”
解放初，上海当时实际有540万人口，加上很多难民，就号称600万。这里我主要讲四个问题：
一、“小城市大本营”。1949年4月22日，占领了京沪线上的小城市丹阳。各路南下干部队伍都在5月10日前陆续到达丹阳。进驻丹阳城的干部战士总人数估计有3万人。那时，丹阳全县只有40万人，城里也只有3万人。当时在丹阳城里，街上全是穿军装的解放军，特别热闹。丹阳本来是京沪线上一个不出名的小城市，这时成了我们解放上海的大本营。
二、完成接管上海的组织和物质准备。首先，上级向我们传达了上海市军管会、市政府负责人名单。
那时，还确定了接管十六字方针：“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各按系统”就是说不能乱接收，要分清系统；“整套接收”，就是所有单位，全部接收；“调查研究”，就是要把接管单位的情况搞清楚；“逐步改造”，改造旧政权的体制放在后头。接管的步骤分为“接收、管理、改造”三步，先接收，后管理，再改造。接收工作一般规定十天到半个月，最多20天。
为确保接管顺利，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关于接管上海的方案》，明确规定各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的具体部门和单位。当时，我们县团级干部发到了一份由华东局社会部编的《上海概况》，其中介绍了上海总的概况，人口，各个区、县的分布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材料很详细，很厚的一本，然后又有30分册，那些材料就更详细了。
上述方针、政策、组织都明确以后，最后一个程序就是演习。演习很具体，我们接管一个区，接管人员到国民党区公所及各单位后，该怎么接收，每一个步骤都要演习。譬如，第一是宣读命令，向全体区公所人员宣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第二是宣讲约法八章，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的内容体现了我们的主要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旧政府人员听了最高兴的，就是：凡是不持枪抵抗的人，人民解放军军事接管委员会一律量才录用，不加以歧视。这一条宣布后，他们就吃了定心丸，认为只要把档案物资保管好，服从接管，解放后自己都将被录用。
我们在丹阳的最后一个工作是制造军管会、市政府的牌子，各个局、区的印章，印好信纸。那时候，有同志讲笑话，丹阳所有的纸都被我们买光了，连黄纸、红纸都用光了，“洛阳纸贵”了。
三、会师上海，顺利接管。5月10日，陈毅在讲话充分阐明了接管上海的重要意义。他说上海的性质、意义不同于其它城市。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了一个难关，带有全党全世界的性质。他高声地对我们讲道：“同志们，等我们进上海以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兄弟党都在注意，我们在上海、南京搞得好，发出每一条消息，他们都要欢呼，向我们祝福。假如我们犯错误、犯纪律，那革什么命呢？反动派看到我们在上海搞得好，他就会垂头丧气，看到搞不好，他们就会动起来了，他们以为他们还有希望。”告诫大家对接管上海必须非常负责，非常仔细，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5月24日晚，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在戴家花园召开接管主要干部会议，我看见陈毅同志那天理了发，他摸了摸头，说我们要“漂漂亮亮进上海”。我们大家都知道，陈老总讲这句话，不是讲大家要头发漂亮、形象漂亮，而是要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作风上各个方面都要漂漂亮亮进上海，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接管上海取得胜利，才能得到上海六百万人的拥护。
5月25日晚，陈毅同志带领一批干部乘火车去上海。5月26日，邓小平同志带着我们第二批接管干部乘火车去上海。5月30日早上，我们从南翔乘火车到北站，下车后看到街上欢迎的群众人数很多，他们敲锣打鼓，跳秧歌、打腰鼓，喜气洋洋，非常高兴，还有大喇叭放“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我们先到塘沽路上的国民党参议会、民政局，见到曹漫之后，他交给我们一道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各区接管委员会的命令，并说各区公所的人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接管了。下午三点，几辆大卡车把我们分送到各个区进行接管。
四、军政全胜，两大奇迹。军事上，我军不用重武器攻城。在丹阳时，陈毅跟粟裕等再三商量决定解放上海的军事原则：“不用重武器攻城”、“不住民房睡马路”、“瓷器店里捉老鼠”，这几条是了不起的。为什么要确定这个原则呢？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在中国是第一，亚洲也是第一位的。毛主席再三交代：“上海无论如何要尽量保护好，不要让她毁于炮火，不要让国民党破坏。”不用重武器攻城的决定当时遭到很多军队干部反对。对部队不住民房的争议也很大，很多军队干部都抵触，是陈老总最后拍桌子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天王老子也不能改！”后来此事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在报告上批了八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瓷器店里抓老鼠”，到现在上海老百姓还在传颂，作为美谈，他们把我们的军队称为仁义之师，把国民党军队称为虎狼之师。当时，中外舆论对我们反映也很好，外国人讲“看来从此以后国民党时代结束了”。而荣毅仁在马路上看到解放军睡马路时是非常感动，他开着车子回家说：“开工，定了！”解放上海战役，我军共歼灭敌人15万多人，但是因为不用重炮，不用炸药，所以我们也牺牲了7784人，负伤24000多人。这是军事史上的奇迹，特别是打大城市不破坏是很不容易的。
政治上，我们的接管是有条不紊，非常顺利，做到了秩序正常，人心稳定，交通顺畅，灯火通明，水电未停，工厂基本上复工，商店大多数开门。要知道那时战争硝烟还没有完全熄灭，能做到上述这七条，真了不起。为什么？主要得到了地下党同志的里应外合，他们的功劳很大的。其次是政策的作用，特别是约法八章起了很大作用。另外，我们接管人员的工作作风，给国民党旧人员和老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获得了民心。我们在接管常熟区时，原区财务会计交给我们黄金9两和银元66枚，但我们在签收后，还是将这些黄金白银交给原人保管，这令他们十分激动，钱虽然很少，但表示解放军对他们的信任。所以，当时群众中有两句话概括地反映了国民党1945年胜利接收和1949年上海解放接管的鲜明对比：国民党接收是“三洋开泰、五子登科”。“三洋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捞现洋，“五子登科”就是车子、房子、金子、位子、女子。同时，我军接管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些话不仅是人们对我们当面讲，而且私下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还说历史上从来也没听说过有这样廉洁的政府工作人员，有这样的军队，使他们非常感动，口服心服。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思想教育做得好，所以接管工作非常顺利。
1949年7月，市委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接收一个月来之工作综合报告》中有一段话：“此次接收方法基本是一致的，先接后收，加以清点，步骤明确，态度得体，纪律性好，与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国民党的接收上海相比，显而易见，光明与黑暗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关于此点不特为各界同情，拥护，即伪市政府经历多次接收的旧人员亦无不赞服。”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扬言共产党打得了天下，管不了上海，红的进去黑的出来，上海是个大染缸，要被染黑的，这些“预言”都在我们解放接管工作的实际面前完全破产了。经过6个月的学习训练，最后能做到基本上没有贪污、违法乱纪。这是中外历史上都没有的，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中央在对上海解放的贺电中对上海解放的评价也很高，指出：上海解放有两个重大意义。第一，上海是中国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口述：范征夫 采访：黄坚 整理：黄坚段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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