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卿同志，1910年生，1930年在河北大学读书时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从领导震惊全国的保定二师学潮、任河南地下省委组织部长、中共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组织部长，历经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战斗，建国后担任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军区保卫部部长等职，1952年调上海，受命建立华东政法学院，走上创新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的领导岗位。
创新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是一件复杂困难的工程，除苏联的经验和当时持批判否定较多的西方高等教育制度外，我们自己可以说基本上是空白。华东政法学院从1952年初筹办到1958年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七年时间中（57年反右，58年被合并），走了一条不平常的路，郑文卿同志从任日常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党组书记，到院长党委书记约五年，这是在学习苏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总方向下，第一次在上海全方位、综合的探索创新中国特色高等法学教育的中国路径的五年，是华政1979年复校前历史上最富朝气、兴旺创新、不断上进的五年。以后几起几落反映出探索进程困难复杂，也暴露出当时理论认识的肤浅、缺陷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但是这几年的实践探索还是很有成就、具有重要价值的，实践证明在老一辈革命家正确把握方向的努力下，虽经起落，终于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走上了正确发展的新时期，尤其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法学教育的中国路径已经显示出基本的、有影响的、值得传承的路径和特征。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高等法学教育
回顾历史，华政创建的1952年，是建国后三年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家转入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变革奋进的一年，是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156项全国重点项目，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一年，是全国司法改革取得重大成果，迫切需要一批有觉悟、能担当，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保卫经济建设的政法干部的一年。伟大的变革时期，革命的现实需要，催生新中国法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华东政法学院与几所兄弟政法院校为适应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担负着明确的使命和任务，应急而生。
是年初，时任华东公安部政法部主任的郑文卿，奉调协助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在上海主持筹建一所进行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的新型大学——华东政法学院。魏文伯兼任院长，郑文卿任日常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党组书记，教务长赵野民（后提任副院长兼教务长、党委书记）、政治辅导处主任张格、研究部主任刘克牧（徐盼秋？）、总务处长吴建章或钱耀武，还有上海解放时随陈毅一起接收上海并担任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在“三反运动”中被撤下来、调至华政的曹漫之等（后陆续还有潘念之、王亚文、李润玉、袁玮、吕书云、莫超……），组成当时建校时期探索、创新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的领导团队。我当时是复旦大学政治系学生，院系调整到华东政法学院继续学业，毕业后成为华政的一名教师，还在郑文卿同志任职期间担任郑院长教学秘书，从而亲历了华政这一段摸索、创新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实践和奋斗的历程。回顾历史走过的路，留下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感受到其核心价值的份量和意义的重要。
我感受到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之路，与过去最大不同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新一代法律人是创新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的根本。
创建华东政法学院之源是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直白的说，就是作为国家权力主要标志的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他司法机关，急要一批能够体现人民意志、坚决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有专业知识的新人，来承担管理和保护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当时司法改革揭示出：风卷残云式的革命胜利中，相当多法院留用下来的人员（主要是法官）根本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骨子里还没有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共匪”观念中转过来。要一个昨天还代表国民党反动派把共产党当敌人、当“共匪”的人，一夜之间就把自己倒过来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审判中分不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审判中仍是沿用国民党反动的旧立场、旧观念、旧法律、旧作风、旧方法，危害着国家和人民。因此，用一批新人换掉一批不合适的旧司法人员，是巩固人民刚刚获得的政权、稳定新社会之大事急事，是当时军事上政治上革命的一部分和继续，完全不同于今天我们所进行的“司法改革”。
由此必须认识，新型社会主义的政法高等学府培养的人才，首要解决的就是要让大学生尽快通过学习，真正懂得法律的本质，树立明确、坚定的共产党领导，为人民服务，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意识，有对新社会的忠诚和责任担当。这就是开创新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第一、根本的课题。郑文卿同志在筹办初的一次会上就明确传达说，全国司法改革即将告一段落，为了贯彻实行《共同纲领》关于废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法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新中国的法制，华东政法学院培养的是新社会的新人才，新一代新型的政法干部。
开学时，他说：新型的政法高等学府,不是一般的高等学府，形象的说，华东政法学院是半军事化半党校性质的政法高校，党的绝对领导成为新老大学的一个明显分水岭，这要让学生成为入学的第一认识，加以提升，从这里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法律人。
在魏文伯、郑文卿领导下的团队，开始了这条培养新型社会主义政法高等人才的探索新路。首先，就是大刀阔斧对高等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和创新，显著特点就是加大加重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历史证明，这是老一辈革命家从中国革命经验结合学习苏联总结出来的，是给我们传承的宝贵财富，必须铭住，永远要坚持。
从旧中国刚走出来的新中国，当时大学生就是“大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认知许多是从书本上开始学习逐步启发提升的。郑文卿同志就用自己作例子说过，我们这些人就是从接触进步书刊、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华政新路就是根据知识分子特点、认识规律，像党校似的重视、加强学生政治理论课，在课程设置、课程结构体系、内容讲稿、备课质量、课时份量、教师配备等，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当时华东地区原复旦、南大、厦门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等大学法律系政治系社会系学生先后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他们已经接受1—2年的大学教育。各校的情况不全相同，但共同点都是通识性学识性课程为主，即是像复旦这样的大学，学习课程不少，内容丰富，观念也较新，教授不少都是当代进步的学术权威、名家，我在政治系上课的老师，国文（陈望道）、中国通史（周谷城、周予同）、近代世界史（王造时）、政治学（胡其安）、辩证唯物论（胡曲园）、社会发展史（王中）等，还有一些报告、讲座。但是，在教学中直接、明确、坚定的讲述共产党领导，为人民服务，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和意识的内容，显著薄弱，可以说是很少，表述也是不明确、不坚定，甚至在有的教师中是有意避开或缺失。当时的复旦尚如此，一般的、私立的、教会大学则可想而知。
针对现实情况，华政新学期开学第一年首先开出《中国共产党党史》、《马列主义基础》、《唯物辩证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法的理论》等全新课程，包含哲学、革命史、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的基本课程体系，明确为全部学生必修课，课时至少在80课时以上。教学方法也在不同，学习强调理论联系社会实际、思想实际，方法除上课外，形式变革为答疑、课堂讨论、小组讨论相结合，每个学生都可以与教师、同学在不同场合，自由提问、发言、讨论，以求增长知识、提高认识、解决问题。
这种教学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从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运的革命历史实践中了解共产党的理念信仰、理论实践、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胜利的必然性，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基本矛盾向社会主义的必然发展的经济规律、哲学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的高度，树立或打下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国革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初步思想观念基础，再回到现实中来，指导实际行动。这在当时一般大学是没有的，不仅是课程多少，课时多少，而是指导思想和权衡标准变了，知识与思想认识观念行动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实践检验效果，事实证明是有效、成功的。表现在毕业时学生的政治素养、职业能力、品德素养均与入学时显著提高，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成为大家效法的风气。
同时，与课程体系改革创新的同时，根据学生情况，从政治上关心、帮助、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和觉悟水平，大学日常工作机构设置也有革新探索。这就是建立政治辅导处等新机构，成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专门机构；在年级建立年级办公室，在班级配备政治辅导员与学生打成一片，上通下达，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工作协调。从组织上保证加强学生教育管理和学生思想工作，在学生中形成为社会主义祖国为人民学习的新理念和工作导向、热情，这在老大学是没有的。值得专门念及的是，这些辅导员当时都是从山东荣军学校学员中，政治文化素养比较高有一定政治工作经验在战争中受伤的共产党员中选调来的，他们教育培养了华政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党员，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几十年后，能相见还能认识叫出名字、讲出特长、爱好等等。这方面的实践探索成果，也为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事业，为培养建设伟大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人才作出了奉献！
当时学生这一代人已经过去60年了，最小的也达耄耋之年，他们在复杂曲折的一生中怎么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我们这届为例，八个大学合并来总共约170余名学生，主要来自复旦、南大、厦大，近二三十年，逢五、十常聚会，在毕业65周年之际聚会，只要能来的包括家属推着轮椅来的上海到会21人，最小的85岁，回顾我们工作和知道的包括已经去世同学信息，历史证明华政建校探索、创新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之路的成果。我们没负母校培养，毕业60多年接受了各种考验，包括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挫折和磨难走出来了同学，最后在各行各业做出一定成绩，都是方方面面的骨干，有的从右派成为亚洲律协副主席、某市人大副主任、有的从长期背历史包袱受不公正待遇审查到成为全国煤炭系统全国劳模，有的从缓分配待查到成为著名作家，作品改编成受好评、欢迎的电影，有的从被开除到农村作苦力成为法官评为先进工作者……，更多的人在自己位置上作出为国家社会人民认可的贡献，不少成为方方面面的先进工作者、模范教师、学者教授、知名人士、政府部门领导，向母校交了一份合格的历史答卷。
二、坚持信念目标，为达目标誓不休的艰苦奋斗精神
建立一所新型社会主义的政法高等学府，目标很明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初步合格到高水平，是要不断发展提高的。社会主义不断发展，高等法学教育也永远不能满足现在，面前的困难和挑战永远存在，如要万事齐备只能不办停办。只有艰苦奋斗，是坚持信念、实现目标的真实可靠之路。
新的政法高等学府有新大学的设施、硬件软件、质量的标准和要求。从环境硬件条件来说，原圣约翰大学校园是很美，环境在上海也是一流的，但是他是教会的、贵族的，少数人大学，其设施、布局从指导思想到实用都不符合办一所新型社会主义政法高等学府的要求，与我们要尽快培养一批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才，培养大量新一代政法干部是完全不能适应的。举个例子说，我们刚到圣约翰大学旧址上学，就碰到很多想不到的问题和尴尬：有大草坪没有大教室，小教室也不够；有花房，没有学生宿舍；有咖啡店、小吃店没有学生吃饭的食堂；有结构精致的教堂却没有师生洗澡的浴室或澡堂；有高高的水塔却找不到师生必须的厕所，小的卫生间也难找到…….，许多个没有，怎么办？
财大气粗，资源丰富，也许能建能买，可是建国初期，财力困难、物质条件差，没门。而且，许多事有钱也没有用，宿舍、食堂、厕所能想盖就盖起来吗？办学的目标要求时间都不能变，路怎么走？只有一条路，艰苦奋斗。当时的口号，条件太差艰苦奋斗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一步一步上，困难重重克服困难也要上。记忆难忘的是开始学生吃饭是在一片泥土地上，靠苏州河边搭临时伙房煮饭烧菜，大家蹲在泥地上“顶天立地”围着四个小脸盆装的菜（加上路中间木桶里的汤就是“四菜一汤”）吃饭，我们后来回忆说，当时真有点八路军行军的革命感觉。不久草蓬食堂建造起来，结束了露天吃饭的日子。后来原地建造可供1000多人吃饭开会的两用食堂（复校后再次改建才有现在的长宁校区一楼饭厅二楼会场的大楼）。逐步具备了培养学生的最基础条件---学生食堂。学生宿舍、教室等等，都是这样教职员工团结努力、艰苦奋斗解决的。把条件最好的一座楼改设为女生宿舍，邹奋楼上面改成男生宿舍，下面辟出可供100多人和40人左右学生上课的教室。厕所从临时应急的便桶到教室区、宿舍区层层有卫生的充水的厕所。图书馆在大学设施中有特殊的意义，千方百计集中整理法学类图书，购买最新法学教材图书，建立图书馆、阅览室等等，使各种设施逐步健全符合教学需要。二年左右时间，一批批大学生就这样在符合大学教学活动要求的环境中，生气勃勃、协调、文明、有序成长，从这里走出来，踏上国家需要的工作岗位。
新型社会主义的政法高等学府更困难的任务，是如何保证高等法学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内容、教学水平、质量，以及教材、教学效果上。郑院长当时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用最新、最高水平的法学理论武装学生，我们要选最好的、最有水平、最有经验的老师教学生”。最好的、最有水平、最有经验的老师在那里来，这比物质条件难复杂多了，其实出路还是在艰苦奋斗，不过是更高智慧、更深层次、更复杂的为实现理想、目标的艰苦奋斗。
按照当时的认识、条件和历史局限，苏联就是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唯一标准、最高水平。中国革命、建设当然是最大的现实实践。新学府没有现成的符合当时需要的老师，靠组织、志气、精神、科学，走出一条艰苦奋斗的实现既定目标之路。具体地说
一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共产党人接受了任务，对困难首先是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办初期华政主要有三部分人，老干部（相当一部分是上中层领导）、老知识分子、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以老干部为骨干的办学方针，领导果断决定必须把有条件从事教学的老干部安排到教学第一线，但是这部分同志相当多过去没有这方面经历和经验，有的虽经过高层次级别的专业学习培养，已经为他们创造了一定条件，可是时间不长，离胜任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标准还有差距。在接受明确教学任务后，担子压上了肩，他们的表现不负组织信赖，以百倍努力加非凡的毅力，学习、钻研各自的专业，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骨干，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第一承担者。他们按照各自的办法，收集、学习、研究上面发下来的文件、资料，碰到困难和问题，寻师访友，多方请教，联系有关部门，努力接触实际，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上下班时间，节假日也很少回家。他们的精神和言行，对老教授、特别是对年轻教师有极大的激励和榜样、凝聚作用。
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教育，华政从52年始，培养青年教师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上进，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态度坚决，措施有力。从组织、引导、指导教师读马列毛原著、法律经典著作，自学讨论学习苏联的教材、参考书，在老干部组织带领下分工编讲义，依靠集体逐章节在教研室讨论研究提高，绝不放过讨论中认识理解甚至表述上分歧或不同看法，成稿后根据写作和准备等综合情况由教研室主任决定，再在教研室试讲通过，报校领导批准，一环扣一环，手把手的带、教、帮。青年教师宿舍晚上灯火通明，每天学习、研究、备课至深夜是常态，谁不奋进自己都不会放过自己。
我毕业后当教师，特别是担任郑院长教学秘书后，逐步体会到领导们这条探索路的路径和走法。依靠老干部，培养青年，团结发挥旧社会老教授作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力主懂八国外文、工作认真负责的老教授王绍唐担任图书馆长。当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人认为老先生历史复杂、思想保守，不能当图书馆长。在郑院长力主下，统一了认识正式任命，正确体现了党的政策，使王老教授十分感动，充分发挥自己特长和工作的积极性。还有如请刘焕文老教授在教研室讲刑法，郑院长亲自听课肯定刘这方面专长，有学问。这在当时都是很不容易的。让他们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也贡献了力量。
我1954年毕业留校在刑法教研室作助教，学校推荐我到北京中南海参加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的判决罪名调查，给我难得的接触实际、扩大视野的学习机会。1955年开始给干训部学员辅导刑法课，学生都是基层领导或准备提拔到基层法院当领导的。我听党的话，刻苦学习，认真准备，积极参加研讨，1955年华政最早铅印的的讲义《苏维埃刑法的几个基本问题》（王文升主持、主编），有二个章节就是我第一次写成讲义得到通过印发的。为了通俗更能理解，在老同志支持鼓励下，我收集参加讨论过许多案例，经过充分准备，抱着当老师又当学生态度，虚心深入，到这些有经验的老干部中去上辅导课。经过一、二期教学，干部学员反映较好，我也在教学实践中慢慢被培养成长起来。特别难忘的是，1956年，高等教育部决定在高等法学院校本科学生中开新课《犯罪对策学》，开始连名称都第一次听到，学校决定平地建立犯罪对策学教研室，调老干部卫生科科长孙玉斌同志任教研室主任，指派我学习准备首开《犯罪对策学》课程（160学时）。为了培养我更快成长，组织上让我到人大参加犯罪对策教研室备课学习，到中央民警干校与老侦察员、法医搞合作实践研究，到沈阳国家警犬基地参观调研，到沈阳市公安局刑警队全面实习，还请苏联专家到教研室面对面重点指导我们长达一年半。在建立实验室过程中，郑院长亲自与公安部联系学生实习用的新旧枪支、弹头、弹壳，解决外汇购买学生实习用苏联进口卓尔基照相机等，点点滴滴我终身铭记，感恩华政培育。还有一件意外的是，在我第一次上大课讲坛授课前几小时，学生在课表上看到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教师，就在大门前贴大字报点名不要徐建教师上《犯罪对策学》，指名要求时任副院长兼教务长赵野民上《犯罪对策学》课程。在我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几近崩溃的情况下，赵副院长亲自陪我上讲台，听完我第一次课，在得到约150位学生认可后。才离开教室，我才顺利完成四小时的第一次大课。我的经历大体上也能反映当年青年教师艰苦奋斗，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历经曲折成长的概况。
二科学规划，创造条件，一批批新老教师送到北京最高水平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培养、深造，如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人大、中央政法干校、北京政法学院等，老干部教师如王绎亭、王里枕、唐文章、李如馨等；青年知识分子每年少则十余人，多的年份二十多名，拔尖者如王志平、唐培吉、浦增元、庄詠文等，后来都成为学科领军人才。
还有傅季重、陈忠诚等党外人士、老学者，充分发挥专长，有的同志后来还入党。
三是依靠组织，请、调、借人，渡过青黄不接的断层期。中央政法干校、人大等，暂借骨干教师来华政上课。调来当时的研究生齐乃宽、叶孝信等，增强华政教学力量。
聘请苏联专家驻校指导、讲课或短期讲学讲座，如贝斯特洛娃、柯尔金、科勒马阔夫等。
华政就是这样成为名符其实的新中国法学高等学府，与北京、西南、西北、中南组成当时最权威的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集群。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眼睛向下（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法律人才
华政探索中国高等法学教育之路与两部著作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郑文卿院长非常重视在师生中学好这两部名著，在哲学课程中专门讲“两论”。他说，毛主席说过，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理论的源、根基、基础是实践，实践是第一根本，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论，才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的反映客观规律指导实践，让工作取得预想结果。中国革命“两论”起家，“两论”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我们要做好工作就要学好“两论”、按“两论”做事。
在“两论”起家的思想指导下，华政从开创之日起就一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贯穿教学全过程的基本原则，要培养政法学生合格成才，首先严格要求老师要先行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教学创新“理论联系实际”之路，我认为建研究部就是重要决定之一。学院新建之初，什么基础都没有，就建立研究部，绝非偶尔，仍战略、智慧的大局安排。当时我们师生大都不理解，学校领导在不同场合向我们讲，大学教学就是当前“实际”，就要研究，没有研究就难以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研究部把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材、研读探讨经典等，都作为研究部的科研课题，还主动帮助联系、提供条件等。领导以身作则，支持、培养勤于实践、在实践中有责任感、勇于探索创新人才，例如创办之初，基础课、政治理论课有许多教学新课题，工农出身的新大学生学普通话、特别是汉语拼音，当时的学生不会，老师也不会，一位年轻的叶老师有基础，接受教学任务后，就自己钻研，又到研究推广的实际部门去学习，后来开出这一门新课，反映好、效果好，受到表彰和肯定。政治经济学年轻老师，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商品价值、剩余价值，进行社会调查，加深对理论理解，写成论文，充实讲稿，提高教学质量，不仅受到表彰和鼓励，在职称评定中还获加分得到提升。研究部通过多种渠道、方式表彰、奖励科研成果，激发理论联系实际，探索创新出成果的热情，确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快人才成长、提高教学质量的路径之一。
再者，请实际部门领导给学生和老师上课，这是当时补高水平教师不足、增强实际接触的成功经验。如请税务局长讲税法、民政局长讲民主建政、婚姻法、救灾、社会救济政策，公安局长、法院院长讲镇压反革命条例，请领导土改工作的领导讲土地改革情况和政策等等。实际工作领导把教学和实际工作一下拉近了距离，作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示范，学生接受快、理解深、受欢迎，能够领会、把握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的最新最重要的内容和精神。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结合，具体生动，在高等法学教育中很有创造性，在当时一般高校中是不可能有的。
当然，校主要领导也依身作则，郑院长讲马列主义基础部分，有的领导主动授课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
第三，为了师生更多了解全国政法实际工作情况和变化，学校通过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报告、组织联系等，与全国有关部门建立情况、简报、通告、总结的合作交流制度，给我校分送各种公开的、内部的资料。学校相应建立当时一般高校没有的“内部业务资料室”保管，建立专门制度，供有关老师借阅、学习、教学、研究。不仅扩大教学视野，与实际部门工作发展变化达到同步了解现实，而且建立交往联系，提高对国家政策法律的精神的理解，对提高教学质量，接近社会，参与实际活动，提高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发挥重要作用。有力促进师生眼睛向下，联系群众，乐于实践，勇于实践的风气和传统。
建立教研室，成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实践的重要阵地，这也是重要的探索、创新，有值得总结传承的意义和价值。之前在传统大学里，教学都是以教授自由职业者个人进行。教研（组）室是苏联的先进经验，华政建校不久就借鉴其经验，建立教研室（组）在实践中探索，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强调集体的力量，以个人努力为基础发挥集体作用。当时由几个相近学科（后来学科与教师力量发展了，一分为二或几）的教学人员组成一个教研组（室），成为教学中，学习、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教学指导原则的基地，讨论研究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新教材；贯彻落实执行实施教学方案、分派教学任务；集体备课，收集资料，试讲、讨论、听取意见、修改改进；发现和改进教学问题，联系实际、了解学生需要，提高质量，交流经验改进方法，充分满足学生学习要求；组织科学研究，发现新课题，开展研究，扩大视野，聚集智慧，相互交流，批评监督等等，尤其是组织政治学习，对教师成长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回顾过去，这不仅在建校初期、规模不大的时期起了重要作用，从现代科学发展的团队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思考，教研室在学校规模大、学科多、任务重的新时代，如何加强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教学组织、管理和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水平，培养青年、发挥学科带头人作用，加强教学管理等，诸多方面仍有值得研究、借鉴的价值。
在学生方面，也有一些措施，经上报批准进行，如学生来源注意增加有工、农实际经验的同等学力新生，在职干部学生。学生学法就与法结缘，参加国家立法、调研、法律宣传各种活动，如农村人民代表选举，54年全民《宪法》讨论，贯彻《婚姻法》宣传、调查等，让学生尽早能熟悉、进入新中国政法实际活动，为将来奉献自己作准备。
四、以人为本，把党和国家的关怀带给师生、凝聚师生
华政初创，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有身经百战的老干部，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机关工作人员，有战场上受伤的荣誉军人，有东南西北、城市农村不同地方来的学生，互不相识，汇集一起，几年时间相聚奋斗，感情深厚，升华成“华政情节“，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又流向祖国各地，多少年后仍对华政充满怀念、感恩、难忘的感情，随着时间流逝而更深更浓，甚至把自己称为“华政人”。
什么力量、什么东西把不同单位部门、不同经历、不同工作、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凝聚在一起，首先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事业。
还有就是：以魏文伯、郑文卿为首下的老一辈领导，以人为本，用自己的举止言行，细微深刻地把党的关怀、温馨渗融到每个人身上，温暖、凝聚了人的心，教育、培养了人。
一位老师回忆，来学校报到时碰见一位穿着洗得发白的黄军装年纪比较大的人，帮他指路、怕他找不到宿舍，还带路、帮他拎行李，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院长郑文卿。另一位老同志说，我刚来华政在宿舍里碰见郑院长，问寒问暖，以为是一位后勤杂务人员，想不到领导这么平易近人，关心大家。老院长自己一个到食堂吃饭排队，看到学生急匆匆就让学生到自己前面先领，自己让到后面，后来别人告之才知道，不好意思的说，怎么也想不到院长让我先领饭菜。还有一件我亲自在场看到的事，总务科长汇报上面拨下来的师生困难补助金有积余，本意是来说明工作成绩的。郑院长事先已经了解有人很困难没人关心、没有解决，所以就问，补助金怎么会有节余？是否还有困难的同志没关心到，没解决？科长一口回答说，都解决了。郑院长很生气说出有困难人具体名字和情况问科长，科长回答不出。郑 当场批评他，上面把困难补助金拨给我们，是要我们关心群众，解决群众的困难，不是要你积留着不用。你不了解情况又不深入群众，这是不作为，偷懒，没有把群众生活放在心上。这位科长十分惭愧，当场检讨表态马上回去进一步作好工作。
除生活外特别关心年轻教师政治上追求进步，有一位工作积极、很有才华、追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在大学求学时就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来华政工会后也多次申请，由于历史上一些问题没有批准。后因工作需要调到山东工作，组织上为他办好手续，临出发前郑院长专门约他谈话，知道他去的单位是自己熟悉的，不仅鼓励他到新单位好好工作继续上进，还专门为他写一封推荐信，特别介绍他追求进步、积极要求入党的情况，当面给他让他交将去的单位领导，让他十分感动。他是终身难忘，每有聚会总会流露怀念感激之情。
把群众放在心上，对自己则相反。对人亲、对己严，要求不一样。郑院长曾住靠近老图书馆的8号楼，没有煤气，家里做饭用煤球炉，非常不方便。办公室有人提出，图书馆有煤气，离8 号楼很近，联系一下就可以接过去，郑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说，附近的楼都没有煤气，给我接是搞特殊化，不行。办公室来自己过去的老同事、老朋友看望他，茶叶点心，一定要在他工资中扣付。他有时要到食堂吃饭，不要我们带或送，他说，自己去食堂吃饭，就知道伙食怎么样？还能知道学生有什么意见，可以改进。
关怀在大学里有特殊性。大学里学术职称是每位教师最关心的问题之一，56年华政第一次评职称——讲师。郑院长一要把一些搞教学的优秀老同志评上去，同时特别关注要把一批优秀年轻人选拔出来。老同志相对不多，如王文升、黄道等顺利通过。青年教师人数较多，意见不一，难度较大，郑院长一是要求把每一个人的情况弄清，事实准确，工作做细。二要严格掌握标准和分寸，不要对年轻人求全过分。三要充分听取意见。一定要把成果公认、表现突出的优秀年轻人才评出来。经过几个月，有一批年轻教师评为讲师，当时就被列入国家承认的高级知识分子了，如王志平、唐培吉、庄詠文、宗丹楠、范关坤、彭万林、金立琪等等脱颖而出。当时还准备破格提升二名表现突出的年轻老师，由于毕业时间短，意见不统一准备留到第二年，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职称评审工作一停二十几年，人事部门都觉得影响工作、影响人才使用，太不合适，主动通知二十年的老助教，以后填表不要填“助教”改填“教员”，比较符合实际。这次评审体现党了对教师的极大关怀，激励着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持续奋进的精神，是华政历史上有特殊影响的一次职称评审活动。改革开放后，当时评上讲师的人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成长迅速，有的成为高校领导，有的担任上海市党史学会会长、荣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有的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不少人成为知名教授、学术带头人，为法学、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作出贡献。
这种关怀也包括体现在对老革命曹漫之被错误处理后，身体不好，调来华政时期。当时，郑院长专门嘱咐我（任秘书），曹对革命有很大贡献，犯了错误受处分分到我们学校，他身体不好，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代表我经常关心一下，有什么困难、问题，需要尽量帮助解决，你无法办的有困难向我报告，如看病用车等等。曹漫之同志后来在华政担任领导，对华政发展作过许多重大贡献，也有他对华政的深厚情结。
这种关爱在这些老领导离开华政好多年后，仍长期继续，在师生中传颂。1954届毕业生欧阳文毕业时院长是魏文伯，分配到山东工作，后来到受到不公处理，文革后欧阳写信给魏老反映实况。时隔二十年，魏老仍关心体恤，请有关部门查明事实后得到纠正，欧阳终得平反回到法院工作。他不忘初心，勤奋工作，用优异表现评为法院先进工作者。还有一件奇迹般的事，郑院长离开华政十几年后，文革中在青海被结合进省领导班子，原华政毕业生留校担任教师的陆锦毕，在调到青海后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因为刘少奇鸣冤叫曲，被定现行反革命，执行枪决。枪决执行前夜在青海省领导班子最后审批时，郑文卿同志看到材料，他认定这是一件冤案。情急之下，他机智地在材料中发现疑问，提出一个事实不清的疑点，当场无人能讲清。郑文卿同志用毛主席说过脑袋搬了家是装不回去的话为根据，建议需要查问清楚，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枪下留人，这样救下了陆锦毕一条性命。粉碎“四人帮”后陆得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后在徐盼秋、曹漫之、李润玉等关心下，回到复校后的华政。这种以人为本，坚持真理的精神在后来的张传祯抢救、学生食物呛入气管抢救等感人事件中，多次体现。
这就是“华政人”的凝聚力，为我国法学发展繁荣奋斗的动力，无尽力量的来源。
弹指67年，我有幸在华政三起二落中，与同学、同事、同志们抵历前行，看到华政今天在创新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法学教育进程中，不负众望，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回顾历史，华政从创建之初师生不到二千人的单一学院，到现在有长宁、松江两个校区，22个学院，有本科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以及教工近二万人的综合性大学，法学重点特色鲜明、享誉国内外。在庆祝伟大祖国建国70周年的大喜前夕，祝福华东政法大学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忘记初，放眼世界，开拓未来，让法学东方明珠的光辉更加灿烂辉煌。
2019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