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发表后，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又开始了新的高涨，在进步文化方面，配合抗日救亡运动也进一步发展。随着全国各地救亡团体的纷纷成立，救亡刊物、读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深得广大群众的欢迎，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下面是我们抗战前后在济南从事抗日救亡文艺活动的片断回忆。
博文学会
1935年暑假期间，我们分别考入山东省立高中和曲阜二师。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了中国东三省以后，得陇望蜀，又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大部分主权。但侵略者仍不满足，又加紧策动“华北自治”，整个华北有沦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许多进步青年学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纷纷参加了“学联”（共产党领导），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我们参加“学联”以后，与梁仞千、孙明光等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36年夏，我们被迫参加了韩复榘在济南辛庄举办的全省学生“军训”，这时，我们和爱好文艺的进步同学仲曦东、尚格东、刘雁林等秘密交流阅读进步书刊，从事抗日救亡的文艺活动，并酝酿组织一个进步文艺团体。1936年冬，我们先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在“民先”领导下，组织成立了革命文艺团体“博文学会”。参加者有赵丁夫、金默生、仲曦东、梁仞千、尚格东、刘雁林、孙凤坦、李士钊、崔石亭等，约40余人，每人出会费1元，编辑出版了《文艺俱乐部》月刊，由金默生任主编，撰稿人有李守章、李广田等进步作家和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同时，在《山东民国日报》办了副刊《时代文艺》（周刊），发表了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对鼓舞广大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山东文艺青年协会
1937年3月，经过党组织和“民先”酝酿筹备，为壮大济南文艺界抗日救亡队伍的力量，“博文学会”与沈旭主持的“国防诗歌协会”合并，成立了“山东文艺青年协会”。主要人员有沈旭、金默生、梁仞千、赵丁夫、陈梦寰、孙鸿文、李淦、翟向东、孙凤坦、李士钊等，参加者有李虹、丁祥雯、曲践武、陈耶、程重远等，共有60余人，在济南贡院墙根民众教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山东文艺青年协会”成立以后，在济南《诚报》、《平民日报》、《胶济日报》等报刊上开辟了文艺副刊，并准备出版《新流》文艺月刊，因经费无着，未能如愿。参加“山东文艺青年协会”的成员，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在山东影响颇大，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为扩大影响，我们又组织了一些有特色的作品，投寄上海进步报刊。1937年3月，金默生以笔名金锐在上海进步文艺刊物《中流》（黎烈文主编）上，发表了通讯《升平圈外》，揭露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一伙卖国投降的丑恶行径，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文化友联社
1937年5月，由“平津流亡同学会”、“东北流亡同学会”、“山东留日同学会”、“济南学联”、“山东文艺青年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的代表共同协商，成立了革命文化团体“文化友联社”。该组织的成立，密切了各群众救亡团体之间的联系，互通信息，协同步调，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生气勃勃。“文化友联社”还出版了内部刊物《联系》，由孙鸿文、金默生等负责编辑。内容有关于当前抗日救亡的形势分析、济南救亡简讯、对国民党当局阻挠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评论以及杂文等等。这个刊物是在七大马路纬一路一家印刷局印刷的。参加这个革命文化团体的有梁仞千、陈梦寰、赵丁夫、金默生、孙鸿文、李淦、仲曦东、孙凤坦、潘之汀、孙健秋等。《联系》编辑部设在济南师范的一间房子里。
1937年6月的一天，金默生和孙鸿文正在印刷局校阅校样，突然来了几个便衣警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韩复榘“侦缉队”的便衣特务）将我们逮捕了，先押到附近的警察所，后押送到山东省警察厅拘留所。在这里，我见住在济南师范的《联系》编辑部的9个平津和东北流亡同学，也已经被捕。
当晚，我们11人被押到法庭上，一个警官问过我们每人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住址后，拿着几份《联系》摔在桌子上，气势汹汹地叫嚷：“你们编非法宣传品，进行赤色宣传，谩骂政府，妨碍邦交有罪。”我们理直气壮地当即驳斥道：“我们都是爱国的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有什么罪？你们无理逮捕我们，才是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罪恶行为！”敌人自知理亏，草草结束了审讯。
接着，敌人把我们11人押送到山东省监狱。我们被挂上“共产党嫌疑犯”的牌子，和贩毒犯、“盗匪犯”关在一起。我们对此表示了强烈抗议，当即让看守把典狱长找了来，坚决要求把我们11个人单独关在一起，并要求立即释放我们。我们向牢房的难友们大声宣告：“我们都是爱国青年，因参加救亡运动，被抓进监狱，我们是无罪的！”典狱长怕我们继续宣传，马上把我们11人押进只有10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里。因终日不见阳光，屋内阴暗潮湿，铺的盖的都没有，坐在地下，虽说是6月天气，也觉得冷飕飕的，吃的是窝窝头老咸菜，一天早晚放一次风。狱中艰苦的条件并没有使我们屈服，我们经常齐声高唱救亡歌曲，以鼓舞自己的斗志，并寻找一切机会向难友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为了解外面的局势，我们经常出高价托看守购买报纸。
有一天，我们从报纸上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异常震惊，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使日寇得寸进尺，终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们这些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国土的热血男儿却被囚禁在牢房之中，天理何在！大家痛心疾首，我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宁为抗日死，不做亡国奴！”并高唱救亡歌曲，整个监狱都为之震动。
7月下旬，我们11人随同大批“盗匪犯”、贩毒犯，带着手铐，被押解到山东省政府一个大厅前面，面朝南排着队，押送的法警说这是“叫你们难（南）看！”大厅前排着两列手挎大刀的武装士兵。在大厅的前廊，韩复榘身穿黑绸便服，戴着墨镜，悠然自得地坐在椅子上品着茶。一名警官拿着稿子，逐个地宣读我们这些人的所谓“罪行”，轮到我们11个人时，只听那个警官念道：“这11个学生编印非法刊物，谩骂政府，进行赤色宣传，妨碍邦交，扰乱治安，请主席发落。”我们当即高声抗议：“抗日无罪！”韩复榘慢条斯理结结巴巴地说：“你们学生不好好念书，抗的什么日？你们抗日在这里不是地方，把你们送到北平29军去，到那里抗日去吧！”我们当即高声驳斥：“我们坚决抗日，全国包括济南在内都是抗日地方！”韩复榘闻后，恼羞成怒，突然大喝一声：“看你们这伙学生留着洋头，还抗的什么日！统统给我剃光头，驱逐出境！”我们一一被剃成光头，由法警押送，乘上北去的火车，这就是闻名全国的抗日青年被剃光头事件。
“七七”事变以后，各界爱国人士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抗战，提出开放救国言论，肃清内奸，释放全国政治犯等抗日民主的主张。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的压力下，不得不释放部分在押政治犯。所以，我们这些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而被捕的青年学生才获释出狱。
山东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
1937年8月，大批的平津、东北流亡学生到了济南，抗日救亡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在这种形势下，党组织和“民先”酝酿成立“山东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团结文化界各方面的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9月，在济南民众教育馆召开了“山东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选举的理事会成员有《大公报》驻济南记者何冰如，平津流亡同学会武衡、夏英晶，东北流亡同学会胡采、白晓光，山东留日同学会陶然，济南学联孙明光、仲曦东、李淦，山东文艺青年协会沈旭、金默生、孙鸿文，山东省民众教育馆董渭川，山东民国日报副刊编辑王冰洋，山东日报副刊编辑赵×诚，平津流亡学生剧团荒煤，山东大学教授杜若君，作家老舍、李守章、吴伯箫、李广田等。理事们曾多次在何冰如办公处召开时事座谈会，并商讨如何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迅速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斗争问题，组织文艺界的一切爱国力量为抗战服务，鼓舞人民坚定胜利信心。这个抗日救亡团体，对推动山东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动手写这段历史时，已时隔几十年了，许多同志在战争中牺牲了，有的同志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摧残致死，有的同志病故。活着的同志，多已离休，分散在各地，不便联系，过去出版的刊物及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几经战乱，多已湮没散失，散存各地的资料已寥寥无几，又经十年浩劫，更是荡然无存，无从查考；加之年代久远，仅凭我们的记忆，或许有误。此番撰稿匆忙，有些问题不尽全面、不尽准确，深望了解情况的同志阅后补充匡正。
根据济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出版的由济南市档案馆、中共济南市委党史委合编《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二辑刊印。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