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02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幼读私塾，1915年考入临沂教会中学，那时，家境贫寒，只能半耕半读，毕业后没有从事传教工作，而是选择了教育，曾于小车庄、东三冲、马头、郯城等地教书，被尊为孙先生。有了父亲的固定工作和收入，加之家中还有几亩薄田，勉强维持家计。日子过的虽不富裕，却也平安祥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铁蹄肆虐，血花飞溅，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华大地，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也打破了所有家庭的生活宁静。父亲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撼，是继续教书，还是举旗抗日？两条道路摆在了父亲的面前。父亲沉默着，思索着……
幸好父亲的家叔孙广玉（字明石）年龄与父亲相差1—2岁，也是教书先生。他思想活跃，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著名的“苍山暴动”。我父亲非常崇拜他。每逢礼拜天爷俩在家相遇，总是彻夜长谈。谈时局，谈理想，谈抱负，父亲思想上也开始要求进步。
1938年春，中共党员丁梦孙偕夫人郑仃云，以山东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来临沂发动群众抗日救国。4月21日，临沂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打到了家门口，抗日救国迫在眉睫。5月，丁梦孙同志来到大丁庄，召开了临郯青年抗日救国团县团部成立大会，孙广玉参加了大会，并介绍我父亲认识了丁梦孙同志。丁梦孙同志告诉父亲：“可暂时以教书为掩护，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必要时可出来工作。”
自丁梦孙同志来临沂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以后，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各种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县有县大队，区有区中队，村有青年营，临郯还有个游击队。大爷爷孙广玉还动员其父亲卖地买枪抗日。
我父亲坐不住了，看到时机已到，便决定放弃教书直接参加抗日。父亲跟母亲讲了要参加抗日的决定，争取母亲的理解和支持。父亲深知母亲是个通情达理之人，虽然没有文化，但她不固执，明事理。母亲听后告诉父亲：“这事早就该决定了，你和咱叔每个礼拜天在家里啦的呱我都听得清楚，想得明白，我又不憨又不傻，你们说的是好是坏我还是分得清的。现在鬼子打到咱家门口了，咱不打他能行吗？躲能躲得了，藏能藏得住吗？横下一条心，跟着咱叔去打鬼子吧！咱不打鬼子，鬼子也不会叫咱安生！”母亲一席话讲得在理，讲得痛快，父亲高兴地连连说：“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我就放心了。”
父亲做通了母亲的工作后，辞掉了教书工作，走上了抗日的前沿。父亲先在苍山县褚墩十二区区公所任文教助理，当时的区长是任从杰同志（解放后任南通市市长）。父亲在任区长的领导下，每天走村串户，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农会、识字班、儿童团站岗放哨，唱革命歌曲，贴抗日标语，也组织人员演革命节目、小戏曲等。遇到战事筹措军粮，还要组织担架队，救护伤员，有时要亲冒枪林弹雨，战场救护伤病员。还要安抚抗日阵亡将士的家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抗属烈属的心坎上。每有鬼子扫荡，还要进村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疏散转移群众，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父亲整天没白没黑的工作，受到领导的赞扬。不久，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作更加积极认真。记得我的祖父病逝，通知了父亲。那时区公所设在兰山屯，区长安排两个班，护送父亲回家葬父。可父亲回家奔完丧，连住都没住，安排家人简单处理丧事，就匆忙赶回了区公所，继续工作起来。
为了抗日救国，父亲与母亲又把当时只有十八岁的我大哥孙汉元，送上了抗日的战场。不久，我二哥孙汉伦也去了部队。因我家是抗属，经常有部队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住在我家里。那年是县大队的蒋中理指导员住在我家，二哥与蒋指导员混熟了，第二天移防时，蒋指导员给二哥一条皮腰带，二哥把腰带一扎，向母亲行了个军礼，就跟着队伍走了。那年我二哥才十五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了内战。蒋介石指挥大军大举进攻山东，临沂很快伪化。鲁南战役的枪炮声，咱们都能听得见。那年正值秋天种麦之时，有人说：这地还能种吗？不知种给谁吃？大炮整天如捣碓，我母亲凭感觉知道中央军北上要跟八路军打仗，要杀共产党人。因我家爷儿仨都在共产党队伍上干，国军一来，肯定不会放过俺。正巧父亲也回家告诉母亲：“国军北上，大战在即，还是到外地躲一躲。咱的部队不是怕中央军，退却只是暂时的。一定还得打回来，至于我，您就不用担心，我得跟领导和当地群众在一起，咱各自保重，听天由命吧！”说完父亲就走了。母亲很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只是默默地做着准备工作。她找来邻居孙广先三爷爷，推了辆小木车，装上粮食、衣物等用品，三哥和我牵着牛，我们娘儿几个就离开了家。走了一整天，来到了一个叫为儿桥的村庄，在我母亲的三姑家住了下来。
过了三四天，中央军真的来了，村里的地主“还乡团”们打着小旗、敲锣打鼓迎接国军进村。
俺娘几个在为儿桥住了十多天，打听到村里国军已走，俺就回来了。到家一看，家里被拾掇得干净的，树全杀光了，到处一片狼藉。母亲把家人重新安顿好，又找人打听父亲的消息，很快得到父亲仍在区公所工作，没有事。我大哥孙汉元，二哥孙汉伦，都在野战部队，经常转战，居无定所，也无法与其联系。
国民党反动派的北上进攻，很快被解放军打败。国民党的王牌军七十四师被解放军消灭以后，中央军就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淮海战役更是把不可一世的国军打得个一败涂地，屁滚尿流。
淮海战役结束后，父亲回家一次，他告诉母亲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二儿子的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不要挂念。可父亲走后，母亲便决定去淮海战役前线看望我二哥，我随母亲一起去的。我们到了部队上，受到了部队首长的热情接待。一会儿，我二哥到了。当见到了母亲和我，端着茶水杯子的手一松，杯子落地，一头扑向母亲的怀里。我们娘儿仨抱头大哭一场。这个哭不是悲痛之哭，这是我们为淮海战役这一伟大胜利的高兴之哭，是俺娘儿仨在兵荒马乱之际难得一见的情感之哭。当晚我们在部队驻地台儿庄住下，还观看了部队演出的戏剧《血泪记》。
全国解放后，父亲调到了枣庄峄县任文教助理，1949年参加了山东省在藤县专区举办的集训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驿县，任教育科长。由于父亲工作热情高涨，经常不分白昼的工作，终于积劳成疾，1953年病逝于任所。
我母亲孙汤氏，是一个传统的农村妇女，没上过学，也没读过书，但她有着一颗善良忠贞的爱国之心。每逢大事，她拿得起放得下。父亲病逝后，母亲痛心疾首。按照当时的政策可以申请批烈，可母亲不让。她说：“人都不在了，就不要再给国家添麻烦了。”我大哥当兵时，只有18岁。走时母亲没有阻拦，没有抱怨；而是要大哥在部队好好干，干出个人样来。我大哥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部队官至副师级，还参加了解放后第一次北京群英会，受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参加了国庆第一次阅兵式（空军表演），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母亲听说后，高兴得直流泪，说：“好，好，儿子出息了！”我二哥当兵时，只有15岁，走时她也没有阻拦，也没有抱怨。虽然心疼他年龄小，但她觉得儿子跟着蒋指导员走，她放心。后来，我二哥在部队上干卫生工作，解放后转业到安徽省铜城县县医院工作。现早已离休在家，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孙汉均 口述 孙汉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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