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五月，我的弟弟金方昌从故乡聊城来济南找我，一见面他就说： “看到你寄给我的抗日宣传品，我热血沸腾，希望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
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济南的抗日救亡斗争烈火熊熊燃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的队员们活跃在各条战线上。我当时正和几位党员、 “民先“队员日以继夜地翻印从延安弄来的抗日救亡宣传品和游击战材料，供同志们学习。方昌来到后，我先让他搞油印印刷，他干得很起劲，饿了就吃点大饼馒头，抽空还认真学习。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因编抗日救亡刊物，和其他十个进步青年一起被军阀韩复榘的侦缉队逮捕，被挂上“共产嫌疑犯”的牌子，关在山东省监狱。方昌曾找党组织和进步人士对我们进行营救。他自己为了躲避特务的迫害，不断地迁移住地，在党组织领导下，继续印刷抗日宣传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我出狱了，这时已是“七·七”事变以后，大批的平津流亡同学到了济南， “民先”总队部也移到济南。我们有组织地搞了街头宣传、下乡宣传、“九·一八”示威游行、鲁迅逝世纪念会等革命活动，方昌都积极参加了。同志们都称赞他年纪小，干劲大！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方昌和我随“民先”总队部到了济宁，积极参加了当地“民先”组织的宣传工作。
一九三八年一月，方昌和我又随“民先”总部到了山西临汾，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在学校里他入了党，与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随后，他就去晋察冀边区代县工作了。
在代县，他先后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一区区委书记等职务。工作环境是相当艰苦的，这期间他时常给我写信。
这是仅存的方昌在一九四O年八月二十四日给我的信：
“哥哥：
五月四日信才接到。诗和信都看到了。我现在正朝着你指的方向前进。学习在代县是太差了，因为第一没有材料，什么书都没有。《联共党史》只有下册没上册。《哲学选辑》都没听说过。只是能看到几本文件，但也看得很晚，也不是每期来。象《共产党人》，我们只看到第二期。
每月至少给你一封信，的确需要，可是这里交通太困难，又没邮政，只要有机会一定尽量的写，不管写多写少，就是一句话，如果有机会寄信的话也一定写。
青年人的确容易迷失方向，不过在晋察冀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的党占绝对优势，一般青年都有他的组织，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我敢向哥哥这样的讲，我已经是一个相当坚强的战士，这里有坚强的组织在领导着我们。
边区的每一个角落都热烈地开展着民主运动，代县县议员、区代表和区长都选过了。我亲自领导了两个区。我们都亲身尝到了新民主主义的味道。谁说老百姓不懂得民主？谁说老百姓不能管国家大事？叫他来晋察冀看一看这里的区代表、县议员不是老百姓选的吗？不是有很多的老百姓当选吗？
你们那里最近做些什么工作？我们开辟代县工作中得到了一个最大的经验就是：改善人民生活是发动基本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有力武器。还有很多话，再谈吧，因为带信的同志要走。
致
布礼!
弟方昌八月二十四日”一九四O年年底，我在晋绥边区看到一九四o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晋察冀日报》，上面载有题为<金方昌同志的牺牲》的通讯，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把我惊呆了！
不久，和他同牢的大西庄村长通过组织给我捎来了他的遗书。
一封遗书是给组织的：
“××同志并转上级：我借大西庄村长十元钱，请还他。我被捕是由左的冒险行动来的，对敌人没有充分的估计。’这错误以教育其他同志，以免后患。我是死了，但丝毫没有对革命不忠实的地方，无论在敌人的拷打中、利诱中，没有暴露一点秘密。牺牲是为了革命，没有什么。这是革命成功的代价。还有几件事要交代：
大西庄老百姓拿我一个饭包（皆为文件）。
大西庄我跑的沟里，有几封报告信和一枝手枪，均请找见交给上级。
致最后敬礼!
方昌
十二．二”
一封遗书是给我的：“永昌、默生胞兄：
我于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号在代县大西庄村被敌捕。临捕时以手枪向敌射击，弹尽将枪埋藏后拼命北跑，敌有骑兵追上被捉。我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并向敌伪讲演。
我在敌人的牢狱里、法庭上、拷打中、利诱中始终没有半点屈服、惧怕。我在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只有仇恨和斗争。我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我在牢狱里向这些罪人工作着。我没有想过我再会活，也决不会活，我只有死。不过我在死前一分钟都要为无产阶级工作。我要求哥哥们：一、能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最后胜利的时候（刻）。这不仅是你们要有这种人生观，能为这种事业干，并且得把自己锻炼成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样会运用马列主义到实际中去。这样才能使自己坚持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时候。这里边还有这样希望，就是希望你们能在快乐的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生活。最后希望到那时候你们还存在。
二、要求哥哥们能把咱们弟弟侄侄们都能培养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尤其是把七弟（尔昌）能培养成坚强的革命伟大人物。
哥哥们永别了!祝你们健康，致最后敬礼！
你的弟弟
写于敌人的木牢十二·二方昌牺牲后，晋察冀边区政府于一九四O年十二月颁布命令，将方昌战斗过的代县大西庄村改名为方昌村，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同时发出通知，追认金方昌烈士为模范党员，号召全边区的党员和群众向他学习。
在方昌的追悼大会上，代县全体回民的挽联是：“今日折箭哭烈士，他日祭君献敌头”。
金方昌烈士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金方昌烈士小传
金方昌，一九二一年出生在山东省聊城县城内一个回民小商贩的家庭里。少年就读于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省立第二中学。幼年好学，性格倔强，善于演讲，富有正义感。当抗日救国的烽火燃烧到聊城时，他参加了爱国救亡运动，上街游行，抵制日货。
一九三七年五月，金方昌离别故乡，去济南找到胞兄、共产党员金默生，完全投身到抗日救亡之中。十一月，根据党的指示，跟随“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离开济南，辗转到达山西临汾，于年底考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第二分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民大”特别支部的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秋，被党组织派往山西代县开辟工作，先在县牺盟会工作，后任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委员等职。
金方昌到代县后，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迅速打开了局面。他带领民兵自卫队埋地雷，割电线，破路，炸桥，伏击敌人，抗日工作开展得自声有色。
一九四O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因叛徒告密，金方昌在代县大西庄被捕。在狱中，敌人用尽了各种花招和酷刑，妄想使金方昌屈服，但敌人得到的却是金方昌用鲜血写成的十四个大字——“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十二月三日，金方昌被杀害，时年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