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方昌同志是一九三七年底考入“民族革命大学第二分校”的。
“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了太原，阎锡山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利用当时全国人民高昂的抗日救国热情，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号，从未沦陷的后方城市招募青年，组织“民族革命大学”。先在山西临汾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第一分校”，一九三七年底又在山西运城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第二分校,, (以下简称“民大二分校")。民大二分校一建立，党组织就派我和韩国忠、张合猷、刘宝珍四人组成中国共产党民大二分校特别支部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特别支部受中共运城县委领导，我任支部组织委员，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第二中队的指导员。金方昌同志考入民大二分校后，编入了第二中队（相当于连），他是这个中队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仅十六岁。
金方昌同志是山东聊城人，是个中学生。日寇侵占山东后，他随着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一些同志到了临汾，抱着抗日救国的愿望投考了民大二分校。他到校后要求进步，在特别支部的帮助教育下，学习马列主义（当时在山西可以公开看到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学习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斗争很积极。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由太原向晋南进攻，民大二分校由运城出发，向晋西转移。在行军途中，由我介绍（我当时叫姚有智）金方昌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金方昌同志入党后，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反动的学校当局的斗争。记得有几次大的斗争，金方昌同志都是积极的参加者。一次是发动和组织学生将校方的爪牙、六中队的一个指导员轰走，因为这家伙很坏，对我们的工作很不利。另一次是延安抗大招生，我们将一些学员输送给抗大。校方知道后，封锬了黄河渡口，把要走的学员抓捕回来进行禁闭。我们马上组织学生进行了反迫害斗争。金方昌同志在这些斗争中表现积极，斗争坚决。金方昌同志充分利用他年龄小、精明机灵的特点及和二中队队长童诚（民大二分校副主任童克明的侄子）很要好的关系，了解了很多校方内部的情况，为党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随着斗争的发展，校方对特别支部的三个负责人韩国忠、刘宝珍和我开始怀疑起来，不久就将我们三人先后逮捕。韩国忠同志在关押期间病故。经过党组织的营救，再加上民大二分校学生的斗争，校方不得不将我们释放并分配工作。这时，党组织决定派我到晋察冀边区去。我在去晋察冀边区之前，又到民大二分校二中队看了一下。金方昌同志告诉我，他已被校方怀疑，不能再呆下去了。经请示，组织上决定他与我一块去晋察冀边区。我与他约好，让他在我动身前两天偷跑先走，在去晋察冀边区的路上等我。这样，我带着他，与民大本校一分校分配去晋察冀边区的三十几个毕业生一块，经晋西到达了晋察冀边区，那是一九三八年八月。
金方昌同志到晋察冀边区后，先被分配到山西代县牺盟会工作，后又做代县区委和县委的工作。因为当时环境险恶，金方昌同志到代县后，直到他牺牲，我再未见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