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方昌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间分配到山西代县牺盟会工作的，同来的还有四五个人。我当时任中共代县县委宣传部长，因为在外面搞扩军工作，回到县委机关时，他们已经来到几天了。金方昌同志那时才十七岁，年纪小，个子也小，穿着土黄色裤子，黑蓝色上衣，不戴帽子，头颅圆圆的，沉默寡言。在分配工作的会议上，他发言最少，给我的印象却较深。他要求到离敌人最近的城区附近工作，并说地方干部缺少枪支，有手榴弹就可以，武器会由敌人送来的。他对工作充满信心，一讲话，声态并作，眼睛发亮，显得英气勃勃。这年秋天（九月间），日寇第一次分几路大军进攻晋察冀边区，我们八路军在代县只住着一个主力团，地方武装也很少，只有脱产的基干自卫队虽一百多人。由于这是第一次碰上日寇扫荡，缺少单独应付的经验，所以，当主力团执行保卫边区的任务转移走后，代县党政领导机关也随着转移到五台，灵丘等县，大约一个多月后才回来，这给工作带来很大损失。不少干部反对这种“保存实力”的后撤，金方昌同志是其中反对得最激烈的一个。这年冬天到一九三九年冬天，我调到地委宣传部工作。回到代县后，金方昌同志已担任一区（城关区）区委书记。一九四O年初，他又任县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仍兼着一区区委书记的职务。
金方昌同志的能力很强，干起工作来简直不知疲倦。记得有名的“百团大战”时，我主力军转移到外线作战，代县要通过几百里长的山路向五台、盂县等地区运送公粮。金方昌同志所在的那个区，环境最差，可任务完成得最好，这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金方昌同志嫉恶如仇，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区凡是作风上有缺点的区村干部都怕他，生怕在他面前表现出什么毛病，受他的批评，但是又敬佩他，因为他能带头干最艰苦的工作，说到就办到。
金方昌同志是一九四O年冬（十一月间）被捕的。十月初，县委布置冬防和发展抗日组织的任务，他到县委机关开会，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我患了伤寒病，在一个深山沟的小村里治疗。一九四O年底或一九四一年初，我回到代县县委机关时，他已壮烈牺牲。
金方昌同志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下旬，他接到代县城的日军可能出发“扫荡”的情报，马上会同区自卫队大队长周志远同志，连夜赶到赤土沟村督运公粮。赤土沟的群众基础差，忙到半夜，运出一部分，他们也离了村。就在这当儿，汉奸向城内敌人告了密，敌伪军约二百人在大汉奸郎豹武率领下，偷偷向赤土沟袭来。敌人扑空后，潜伏的汉奸又提供情报说，金方昌等人一定是去了距此三、四里路的大西庄村。于是郎豹武便派五六十个敌人去搜索，又扑了空，即出村向南回城，留下两个汉奸在村里勒索。金方昌、周志远二人得知两个汉奸正在大西庄村骚挠，就由野外回村捉汉奸，不料刚一进村，汉奸打响信号手榴弹，赤土沟的一百多名敌人和南去回城的几十名敌人闻声同时合围过来。金方昌用驳壳枪边打边撤，周志远打完手榴弹，跑向村北，二人终因弹尽力竭，不幸被捕了。被捕前，金方昌把文件和枪都藏了起来，被捕时和敌伪进行了徒手搏斗。老百姓看到他边走边骂，浑身血迹。敌伪由大西庄村解着他们回城时，金方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
金方昌同志被捕后，县委多次设法营救过。当时掌握敌伪线索的，是县委书记刘昂同志和县大队政委高凡同志。据我所知，在伪军中只有个别下级军官是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表现较好，但无能为力。能够接近敌伪上层人物的，是一些对敌、对我两面应付的大村长，他们依靠花钱得以了解敌伪监狱里的一些情况，但他们也不能做更多的营救工作。
金方吕同志在监狱中的斗争是很坚强的。他把反动统治者的法庭，当作革命者的讲坛，虽被打得遍体鳞伤，犹自慷慨陈词，高谈抗日必胜的道理，以后敌人就不敢公开审讯他了。从监狱中逃出来的老百姓讲，他一进监狱，就高唱抗日歌曲，向伪军宣传民族大义，鼓励难友团结起来和敌人斗争。日本宪兵队把他单独监禁，以示“优待”，又用金钱美女引诱他，这些都没有使金方昌同志屈服。直到他被杀，敌人也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口供”，连敌伪人员都说他是“硬骨头”。
以上是我亲自听赵村、沿村的两面村长和几个被捕的群众讲的。其中赵村村长曾在监狱门口和金方昌同志见过面，他买通狱卒，带出来金方昌同志写的一个小纸条。这个村长的姓名忘记了，只记得绰号叫“老没牙”。据我记忆，金方昌同志在监牢中托人带出两次信，都是用铅笔头写在纸烟盒上的。我看到一封，是写给他哥哥金默生的。信很简短，鼓励家人为阶级为民族奋斗终生。据保存信件的刘昂同志讲，另一封信是向县委报告他被捕的教训的，他认为自己被捕是由于冒险，希望同志们引以为戒，提高警惕。我们都为他这种彻底的自我批评精神所感动。当时由县委向全体人员发过文件，号召向他学习。金方昌同志的革命事迹，鼓舞着正在斗争的人们，成为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敌伪碉堡林立、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全县军民不断前进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