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太阳已经西斜，我们跨上了公路。这段公路盘旋在穷山野岭间，两旁净是绵延不断的山岭，除了汽车，很少有人行走。我们在公路上休息下来，两头放上警戒，打算试一试运气，如果军用车驶过，有可能捞到一票，再不然，总也能了解一下龙泉城里新到的五十二师的动静。等着，等着，果然从云和方向传来了嘟嘟的汽车声，由远而近。哨兵瞄准了车头，叭地打了一枪，就听见”咕——”的一声，汽车停住了。我亲自上去检查，但见车上一麻袋一麻袋的，都是香菇。司机看见我们，已吓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我们继续搜查，翻出了大包信件。原来，这辆车子是敌剿前卫指挥所派往龙泉二十二师师部送地图去的。这时，战士们也发现了车上的五六捆纸，统统是地图。这意外的收获，使我们特别兴奋，因为那时候，红军游击队的指挥员身边，是找不到一张像样的军用地图的，有的只是一张可以公开买到的分县图，上面根本看不到地形。但现在车上是整整五大捆地图，我们也用不了这许多呀，我说：“要一捆就行了，那四捆用火烧掉它!”战士们正要动手，幸亏刘队长跑了过来。他说：“慢一点，先打开来看看，也许是不一样的。”听他话，摊开来一看，果真不一样，要不是他提醒，我们扛回一大捆，实际上每张都相同，那岂不成了笑话。经过挑选，凑成了三整份五万分之一的，又凑了几份十万分之一的，叠成一大捆，还从车上拿了一包香菇。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些，但我们心里却比缴获到旁的什么都要高兴得多。多余下来的地图、香菇，连同汽车，就当场给以火葬。唯有汽车司机，我们不但没有难为他，还送了他一笔钱，劝他回家去，别再替国民党卖命了。到了宿营地，我们用香菇烧猪肉，饱吃了一顿“年夜饭”。
过了阴历年，我奉命给挺进师的首长送地图。当时挺进师是分散在浙南各个地区坚持斗争的。一小股一小,股的游击队，出没在崇山峻岭中，不要说敌人不易找到，就连我们自己，也不容易联络到。师长粟裕同志化名为金米，政委刘英同志化名为可夫，他们的行踪，我们更是无法知道。我先到浙闽交界一带去找粟裕同志，没找到，重又折回来。到了平阳、瑞安一带的山区，打算先找着刘英同志再说，可是昼伏夜行，又整整走了半个月，问遍了我们党的地下关系，仍然没有找到。
一天，我到了瑞安界内，隐伏在一个小山村里。这村的甲长同红军有关系，他忽然大清早跑来找我，我见他气喘吁吁的样子，倒吃了一惊，忙从床上爬起来，他结结巴巴地告诉我说：“可……夫……同志……来啦!”我不禁由吃惊转为兴奋，忙拉住他问：“在哪里?”“你听我说哪，他是天亮时才到的……我已经告诉他了，我说，我们村里有你的人哩!……”我越急，他越是兜着圈子说。我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说：“先告诉我，他人在哪里?”甲长这才说出地名，那是距这个村子三四里路的另一个小村子。我匆匆忙忙吃了些早饭，就赶了过去。
在一间小屋门口，刘英同志老远就扬着双手，兴奋地朝我喊：“噢，是你啊!”接着把我拉进了屋。我立刻向他说明了来意，并取出地图。刘英同志接过去，摊开来看了看，十分高兴。随即，又让我谈了谈情况，还叫我暂时同他住在一起，跟他一起行动。那时候，刘英同志身边只带着十多个同志。他正在设法同驻温州的国民党师长李觉进行谈判，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El，但李觉根本不理，并且扬言：“非整垮共军不可!”调集了大批军队，开进山区来，浙南形势更加恶化了。
当时老百姓还不知道可夫同志就是刘英，有时候，就当着他的面，讲起关于刘英同志的故事来。老百姓说：“刘英是个女共产党员，长得又年轻，又漂亮。蒋介石看中了她，想讨她做小老婆，刘英当然不会答应，所以蒋介石派出军队到处在捉她。”老百姓又说：“刘英虽然是个女人，却比蒋介石聪明得多，所以蒋介石捉到现在，还没有把她捉住。”我跟随刘英同志没几天，山区里的情况也紧张起来，敌人出动了三个营兵力，深入搜山，所到之处，搞起了联环保和联防哨，闹得群众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我们的活动也更加困难了。
一天早晨，刘英同志把我叫去，对我说：“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你在这个地区活动过，群众关系也搞得不错。我这里的几位同志，一并交给你带领，你可以设法转出去，找粟师长，暂时不必来找我。”说完后，又给了我二百元钱，作为我们的生活费用。和刘英同志分手之后，本来打算向南到福鼎地区去找粟师长的，但行到中途，正碰上国民党的正规军和保安团大举向闽浙边境进行“清剿”，沿途搜查很严。于是，我们重又转了回来。
这时已是四月了，驻温州的敌人，也同时发动了向瑞安、平阳一带的进攻，到处在搜山。从此开始，一直到九月问，整整的半年时间，敌人没有离开过山区，连荒山野岭也都叫敌人搜遍了。而我们十几个人，却始终坚持在这里。我们没有遇到过别的红军游击队，也再没有见到过刘英同志，只是整天同搜山的敌人周旋。在最紧张的期间，敌人曾专门为了我们十几个人，派出一个营兵力，还胁迫着一万多个壮丁，不分日夜地连续搜山十多天。但是，同样没有搜去我们一根汗毛，连敌人的军官，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真有神出鬼没的本领。其实，我们只有一件本领，就是依靠群众。群众经常留恋地同我们讲起大革命那年，共产党领着山民们去攻打温州城的故事，因此，他们总是想尽办法掩护我们。
在白天，根本没有我们活动的余地，群众分别把我们藏在山沟里，或是家里的阁楼上。有时，我们藏在楼上，而房主人就在楼底下应付敌人密探的盘查。有时候，敌人从前门进，我们得到主人的暗示，立刻从后门溜走；待敌人搜遍屋子，走出后门，我们却又从前门进了屋。在瑞安三溪口活动时，也正遇着敌人天天搜山。我们同大刀会头子搞好了关系，他们每天清早带我们上山隐藏好，然后去帮敌人搜另外一座山，晚上回来，又把我们接进佛堂里住，并将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
有一次，敌人突然来搜查我们隐藏着的山。我正躲在大山沟一边的草丛里，看见有一股敌人从对面陡坡上一路搜寻下来。只听见一个班长模样的敌人嘴里咒着：“妈的皮，你怕死!”一手推开故意装作胆小的壮丁，自己想带头下来。挨骂的壮丁明知我们躲在下边，情急生智，就顺着敌人班长的一推，故意失脚滑了一跤，把班长砸了个嘴啃泥，气得班长爬起来只顾着骂壮丁出气，却忘了再往下搜寻了。待排长过来，班长报告说：。“报告排长，这里全搜遍了，没有!”到了夜里，这个挨骂的壮丁，特地跑来看我，他说：“这一下把你吓坏了吧?”我盯着他满脸兴奋的神情，激动地拍拍他的肩膀说：“有你们，我们还怕什么!”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我们常常要利用暗夜或是下倾盆大雨的夜里，因为白天无法活动，月明如昼的夜晚，也跟白天一样，很难避开敌人的步哨和联防哨的耳目。即便是暗星夜，我们也决不走大路和小道，而是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天黑，路又难走，因此每人手里都需拉一根手杖，手杖头上包紧了一团棉絮，使它不发出一丝响声。我们的行动，不得不小心谨慎到如此程度。
一天，我们转到三门街附近的山上。听群众说，最近敌人杀了一个曾在家中藏过红军的保长，还说捉到了一个因负伤而来不及逃走的红小鬼，如今，敌人正逼迫着红小鬼带路，到处在搜寻红军和跟红军有关系的人。我根据群众所描述的情形分析，很可能是当过刘英同志警卫员的“小号兵”(这是他的绰号，我忘记了他的姓名)。但尽管如此，我们一到，群众还是把我们掩藏起来。他们说：“你们不能死，我们要让你们活下去，讨饭也要养活你们!”“小号兵”果真带着敌人来搜山了。
群众跑来告诉我：敌人一个连到了三门街，并向山上各村发出通知，限令各家都到街上去集合，说是有一个腿上负伤的俘虏，将指认隐藏和接待过红军的人。群众着急了，对我说：“同志，我要是把你抓去，至少能拿到一百元钱，这是不假的；可我们不能这样做，还是请你们替我想个办法，怎样应付那些白狗子呢?”我仔细考虑，知道不让群众去是办不到的，因此，要他们注意随机应变……
这天，我们跟齐天大圣孙行者似的，隐藏在水帘洞一一道瀑布的里面，心里却惦念着三门街上的事，提心吊胆地直等到天黑，才见群众回到山上来。从他们的脸色，可以看出，这天幸而没有发生意外的乱子。听群众说：今天不但国民党的连长出马，还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妖里怪气的连长太太来督阵。先是连长要“小号兵”指认哪一家住过红军，其实这个叛徒也记不很清楚，当他指认到某一人时，这人立即反问他：“你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庄?第几家?家里有什么人?你全给我说清楚，要不说清楚可不行，这可不是开玩笑。”叛徒“小号兵”哪能说得这样清楚，于是群众就依照我教他们的办法，抓住没说对的话，一起起哄：“你胡说!”“不要乱咬好人!”就这样闹了一阵，连长还不肯歇，可那连长太太却看得不耐烦起来，扭着屁股走到叛徒“小号兵”跟前，“啪啪”打了他两个耳光，一边骂着，一边要连长下命令将他捆起来。这位连长太太是害怕天黑，急着要回去，连长也闹不过她，结果只好草草收场。
一个月，又一个月，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的环境里，一直坚持到九月，我才接到刘英同志转给我们的一封信，得知和谈已成功，命令我们十几个人下山，到三门街去集中。记得下山时，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头长发，穿的衣服也是补丁加补丁，破上加破，身上满是虱子。山区里的群众，听说和平了，也替我们高兴；听说我们要下山去集中，就牵着我们的手，依依不合地说：“同志!不要忘了我们山里人!”
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艰苦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一条极其深刻和宝贵的经验：要时时刻刻地依靠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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