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 月，华东局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精神，从老解放区的地、县、区各级组织中成套地抽调一批干部，集中到山东益都华东局党校学习，然后再分配去江南新解放区工作。山东泰安地委所属各县干部也在这年底跋山涉水如期赶到党校。他们后来被分配到浙江湖嘉地区工作。
在党校学习的老区干部，被编为第三野战军干部纵队随军南下，到江南开辟新工作。后来，接管湖嘉地区的干部纵队第八大队一行800余人，于1949年4月27 日自瓜洲渡江，在道路泥泞和敌机骚扰下于5月初抵达湖州（4月27日湖州解放）。第八大队在这里休整了十多天。
以山东泰西、肥城、长清三县干部组成的第八大队第七中队为主，又抽调补充了其他方面的几名干部一行共65人，被分配接管31万人口的海宁县。中共浙江省委任命第七中队支部书记宋杰之为中国共产党海宁县委员会解放后的首任书记。以宋为首的中共海宁县委率领这支数十人的队伍，于1949年5月18日进入海宁县城（今盐官镇，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6月9日县治迁驻硖石镇）。
宋杰之在海宁一直工作到1953年初。他在征借粮草、剿匪肃特、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以及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等工作中，与县委一班人团结战斗，领导全县人民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开创了建设海宁 的新局面。
宋杰之善于团结同志，发扬民主，尊重别人。县委对所有重大事情都经集体讨论和决定，然后分工负责执行。他在县委会议中，总是努力让所有成员敞开思想，各抒己见，然后加以集中归纳，形成共同决议。在一些非原则性的具体问题上，他常放弃自己意见，协调多数。遇到重大问题争论不下，就暂时不作决定，让大家经过调查研究和考虑酝酿后，再讨论决定。因此使得县委成员目标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团结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宋杰之有良好的工作作风，非常重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他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平日跟下级平等相处，而且十分关心人，体贴人。1950年初，那时我在长安区基层工作，平日里也未跟他有过接触。有一次，我接到通知，从乡下赶来向县有关部委汇报工作，急匆匆地赶到县委机关时，已错过午饭时间。宋政委（那时县委书记兼任县大队政治委员，故习惯上均称政委）在二楼阳台上看见了，笑嘻嘻地招呼我：“小杜！你来啦，吃饭了没有？”我惊讶地感到他怎么会认识我这个小干部，当下正饿得慌而又没钱买吃，便如实说了。他一听连忙转身去找炊事员给我炒饭，还特意下楼来跟我交谈。这件小事几十年来一直萦回于我胸中，时时激励着我，教育着我。当时，无论基层干部，还是普通的群众，都十分曾敬他，愿意亲近他，向他反映各种情况。他经常下乡下基层调查研究，或参加试点工作，掌握第一手材料。由于接触实际多，他作报告或向上级汇报，都不要秘书写稿，而是自己动手。部门和秘书只是给他凑些情况，或提供一些统计数字。
宋杰之他勇于承担责任，不委过于人。1949年8 月2日晚上，许村区中队被混入内部的匪特劫走一挺机枪、两支步枪。他接报后详细了解了情况，立即亲自写出检讨报地委，承担全部过失的责任（后来俘获匪徒缴回武器）。有一次，一个干部向县委如实汇报自己工作搞砸了的情况，心里暗暗准备着被“刮一顿”。哪知宋杰之同志耐心地听完汇报，认真作了记录，特别和颜悦色地说：“啊！我们（注意：是‘我们’而不是‘你’）走了一次弯路。没经验，对工作付出点学费是难免的。”接着，他批评自己没有及时具体帮助，主动承担责任；并帮助这个干部分析走弯路的原因，共同找出经验教训，使这个干部放下思想包袱 ，心情舒畅地作了自我批评，对以后工作也明确了方向，提高了信心。当时我在现场 ，目睹了全过程，教育至深。
宋杰之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他在机关时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小组会（每周一次）和支部会，有事不能参加时还向小组长请假。他在小组会里同样听取批评，接受监督 。年终鉴定，也要在小组里宣读通过，尽管当时党小组大都是一般干部和勤务人员。他说：“革命只有分工上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党员都是平等的。”在生活上，他按规定享有中灶待遇，但他从来都是与大家一道吃大灶。自己端菜盛饭，自己洗碗，自己洗衣服，还得参加集体劳动，不搞特殊化。
宋杰之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权，廉洁奉公。有一次县财政科见县委书记常下乡，雨伞又破了，便从没收反革命的财物中找了一件新雨衣去送给他（当时是供给制），但被当场退回，还挨了一顿批评。1952年初，在严厉的“三反”运动中，经过自己深入检查，大家检举揭发，他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宋曾深情地说：“历史上人民渴望清官，共产党人要满足人民的这个愿望；贪污腐败必遭人民咄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广大干部群众都由衷地赞叹：真是一位好书记！无独有偶，20多年后，宋杰之任成都一家大型军工企业的党委书记兼厂长，在“文革”期间，他受到了“四人帮 ”的迫害，当时就有数千工人上街打出大幅标语：“还我好书记！”。使省、市的“四人帮”代理人惊恐不已，飞速呈报中央处理。历史永远是公正的，好干部是打不倒的。
宋杰之长于口才。他的讲话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分析透彻，实事求是，极具说服力。他没有空话套话，而且语言风趣生动，讲到大家心嵌里，时而发人深思，时而引人发笑。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听宋政委的报告真是精神上的享受，政治上的提高。”但是，好口才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源自他的努力学习。俗话说，要先肚里有货，才能倒得出东西来。解放初，工作繁重，斗争激烈，干部又少；每周还要过一次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每天睡得很晚而起得很早，挤时间学习。十分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他在卧床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标语自勉：“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又在办公桌边的墙上贴着“多思”二字，用以经常提醒和督促自己。他的学习精神影响县委班子和整个机关，大家自动组织学习小组，每周学半天或学两三个晚上。
我1951年调入县委机关以后，接触宋政委的机会多了，才慢慢地对他有所了解。宋杰之同志系山东泰安人，生于1918 年 ，师范毕业，曾任小学教师两年。1939年3月入党，历任老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地委秘书长等职。
1953年春，省委公布他任中共嘉兴地委委员（当时不设常委）、宣传部长。他还没去报到，省委又发来紧急调令，任命他为省建筑工程局党组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中央政务院133次会议通过加任副局长。不久，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地师级干部去东北搞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宋杰之被第一批调走。1954年1月他去华东局报到转往哈尔滨。他过去打过仗，做过地方工作，搞过各种运动，却从来没有搞过工业，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工厂。因此，他决心从头学起。白天上班，注意向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请教；晚上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企业管理。工作、学习十分紧张。1956年7月，一机部党委调他去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7年底学习结束后，他被调任成都906厂厂长。这也是苏援“156项”中的一个重点军工项目。他在一片农田和空地上，建起一个花园式的现代化大工厂，并完成产品试制和进行批量生产。可是，由于国防军工需要，他又被调任电子工业部直属784厂的厂长。该厂是我国军用雷达的生产基地 ，要求严，压力重。他每天早出晚归，关心职工生活 ，团结技术人员，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民主，多谋善断。他在那里以身作则，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地工作了十年，为我军军事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此时，电子部有一个直属电子设备研究所，虽然投资巨大，拥有一流的设备和精密仪器，由于是三线单位，地处山沟，加上领导不力，人心涣散，久久不出成果。当时正是他受“四人帮”迫害之后被平反之际，部领导找他谈话，要他去当所长。他义无反顾，前往履职。去后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整顿，把全所知识分子和职工都团结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研究所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任职4年间连连搞出重要成果。
宋杰之的才能、作风和苦干精神使部领导印象深刻。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还是一个技术行家，于是部领导又决定调他入京工作，安排其任雷达研究院党委书记，并将此决定告诉了他本人。偏巧这时，电子部从别部门新接收了一个导航技术研究所，这是一个重要的而又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领导班子不团结，工作人员思想混乱。部领导考虑再三，只得又请宋杰之暂时先去“救火”。宋杰之党性强，不计个人得失，欣然前往。经过一段时间的坚难工作，使该所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事例，再次展示了宋杰之的过人才干。这时,中组部下达通知，正式调他去电子部工作。部里也盼望他早些到任，并马上给他分配好了房子，也把其妻儿迁京户口手续也一并办好了。正当此时，中央提出干部年轻化问题。宋杰之一向淡泊名利，心想自己已经63岁了，职位和担子应该留给年轻人，不愿再去搭乘这趟“末班车”。他向组织说明缘由，并主动申请离休。部领导十分惋惜，又退一步要求他留部任顾问，这个也被他惋拒了。离休后宋杰之定居到他曾工作过十多年的成都。他时常去906厂和784厂走走看看，他熟悉那儿的轰轰机器声，两个厂的广大干部职工也都热烈欢迎这位老领导的到来，并经常来嘘寒问暖，讨论各种问题。他晚年生活在群众的友谊之中。
1999年9月22日，宋杰之同志走完他灿烂的一生,而把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和风范留在人间。
2002年12月7日
1987年2月12日元宵节，海宁正式撤县建市，宋杰之应邀出席仪式。其间，宋会见作者并合影。
此回忆录是由杜德馨儿子杜卫提供，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