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曾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到抗战初期，王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力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给我们闽南红三团造成了严重后果，致有“漳浦事件”的发生。
“漳浦事件”，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军一五七师背信弃义，冒天下之大不韪，粗暴地违反双方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协定所致，但与当时闽南特委书记兼红三团团长的何鸣完全忠实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分不开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被迫同意与我党合作抗日。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派何鸣与当面之敌国民党驻漳州一五七师的代表谈判。开始未达成协议，敌人疯狂向我们根据地进攻，何鸣带领的一部分特委机关遭敌包围，何鸣等被捕。何被捕后，与敌师长黄涛直接谈判。敌人阴谋通过谈判来消灭我军，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达不到的目的。而何鸣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过高地估计了一五七师的抗日情绪，而对其阴谋毫无认识。他认为抗战开始了，我军继续在山区里游击，扩大不了影响，故想人tPtll，想到城市去大干一番事业。在这前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同志曾给何鸣来信，中共南委也派员来闽南，强调“提高警惕，保持政治上独立，部队驻在基点里，未得中央指示，不得离开根据地。”当时，我是红三团副团长，我与漳浦县委书记朱曼平、工委书记彭德清等同志和绝大多数同志一样，同何鸣意见不一，反对部队下山进城。但何对这些置之不理，一意孤行，擅自答应了敌人要我军进驻漳浦县城的要求。特委负责同志丧失原则，在何鸣被捕后不但没有进行审查，弄清情况，反而放弃原正确主张，同意了何鸣的错误意见，这就使得敌人的阴谋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七月十四日，红三团按一五七师的要求进驻了漳浦县城。朱曼平、彭德清获悉敌将搞我的的情报，即刻通报了何鸣，何鸣置若罔闻，不相信，不理采。并自命不凡的说：“别怕，有我们在此，不要庸人自扰。”因为我与团的其他领导对部队下山进城一事同何意见分歧很大，故何对我们封锁情况。隐瞒了这一重要情况。
敌人的阴谋按计划实施着，现实危险一步步逼近我军。
十六日上午，一五七师以点名发饷为由，要红三团到县体育场集中。何鸣叫我集合部队，我借故外出看地形去了。其实，此时敌人早在体育场四周设下了重捕鱼包围，待我军一进入，就蛮横无理地下令，要我们放下武器。这时全团指战员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在这关键时刻，我与参谋长王胜等同主张武装反击，冲出敌之包围，即使有些牺牲，也不至于全军覆灭。冲出后还可以重新组织起来，但何鸣以党纪军纪相要挟，强调大家服从命令，等我党中央来处理。就这样，大错铸成，红三团近千名指战员被强行缴械!这就是著名的“漳浦事件”。这不仅是闽南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也是红军史上的一次悲剧，成为终身之恨。毛泽东同志后来曾向全党提到了“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就是指这一事件。
红三团虽被强行缴械了，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吓不倒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就在“漳浦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我与王胜参谋长即率领一批干部骨干冲破敌人控制，胜利突围出来，接着，又有不少同志以各种巧妙办法摆脱了敌人。在漳浦县溪南、下布、下楼等当地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很快集中了一百多人。遵照党的指示，我们又重新组建了队伍，仍称红三团，组织上命我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根据当时情况，我们将部队编为第一连，陈容为连长，欧育超为指导员。
“漳浦事件”发生后，整个闽南地区乌云密布，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各地的地主恶霸疯狂向人民反攻倒算，甚至连特委机关的一部分同志也遭敌毒手。面对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境况，我们审时度势，首先在漳浦下楼村镇压了为非作歹、极为反动的保长蔡溪海，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人民又觉得有了自己的主心骨。接着，兵分五路，分别到诏安县仔石山、乌山、平和内山、狮头、南乡等地，配合地方工作人员，发动群众，筹集武器，开展斗争，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重新在闽南大地的上空飘扬!
同年九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同志率一个加强排的武装来闽南帮助、指导工作。谭震林同志在闽南一个多月，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使闽南的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武装斗争很快得到了恢复。不久，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派张云逸同志与国民党谈判，向他们提出抗议。同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也与福州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才被迫交还我们三百多件武器。
这时，红三团已发展到三百多人，声势日益浩大。一九三八年初，红三团在平和坂仔整编成三个战斗连队。之后，奉命到龙岩白土与闽西红军集中，正式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一营。组织上命我为四团团长，王胜为参谋长，廖海涛为政治处主任。
一九三八年二月，经过曲折道路，以中央红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丰富游击战经验、与人民密切联系的闽南红三团，同闽西南、闽东、浙南、赣东北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会合在一起，引吭高歌，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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