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邱干臣部
我于1939年1月7日离开延安，随一一五师的一个营，跋山涉水，来到山东，时间已是4月份了。那时中共山东分局驻在沂水县王庄。我到王庄之后，分局组织部的史秀云（郭洪涛的爱人）通知我到沂水县工作。我背起行李卷，找到中共沂水县委书记刘建中。刘想让我干宣传工作。我不同意，未谈妥，我返回山东分局。分局统战部长郭子化又和我商量，叫我到邱干臣的部队里搞统战工作，我接受任务，于5月初到达邱干臣部。
邱干臣的这支队伍是青州一带的地方势力，一个团的兵力，1400多人，邱为该团团长。这个草包团长，脚踏两只船，既容纳国民党，又容纳共产党。我去任该团政治部主任。我的主要任务是搞统战工作，争取友军抗日，决不让国民党把这支队伍拉了过去。但是面上还不能公开宣传共产党，只是宣传些抗日道理，宣传《论持久战》，宣传游击战争。那时原则上规定不准在友军内部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和当地的党组织发生联系，我破格在我部下的4个小鬼中，发展了一名党员。当时沂水×区分区委驻在杨家城子一带，我们和分区委经常联系，但联系只能半公开。
是年“六一”以后，日军开始夏季大“扫荡”，这是日军对沂蒙山区的头一次大“扫荡”。邱干臣慌了神，他说上哪里去好？我们根据形势分析，认为日军这次“扫荡”主要进攻目标是东北军五十七军所在的西部山区。我们决定把部队拉到益新公路以东，由我先带一个排星夜跨过公路，到十大斋围子，然后邱团大部人马再拉过去。这支队伍本来战斗力不强，一遇风吹草动，就四处奔逃，逃到哪里，先把枪插下，或埋藏起来，观看形势，等敌人走了，再去取枪。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决定趁机组织自己的队伍，便把周围村子里的党员组织起来，找一个最熟悉的人李贡三（国民党崖庄乡乡长）出面，找枪找人，很快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名叫第一纵队第三游击大队，李贡三任大队长，我是政治委员。一开始20多人，后来发展到30多人。队伍拉起来后，我向山东分局汇报情况，郭子化指示将这支队伍整编到山东分局巡视团警卫连，我亦从此离开了邱团，随巡视团从沙沟到了王庄，继而又到滨海。一个月后回来，正好组建南沂蒙县委，我就被分派到新划分的南沂蒙去工作，任南沂蒙县委委员，并担任官庄分区委书记。
在官庄区
官庄区原是蒙阴县所辖的老二区，俗称蒙二区。成立南沂蒙时，划归南沂蒙管辖。我到这个区的主要任务，一是建立区抗日民主政权，二是组织抗日队伍，还要秘密发展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搞合理负担。在这些工作中把组建区抗日民主政权放在首位。当时形势复杂，敌、伪、顽犬牙交错。蒙阴城里的日伪军时常出来骚扰，桃墟驻的顽固派，我们活动在旧寨、刘官庄、张家楼一带。在这种形势下，开辟工作难度很大。例如对石桥庄的一家大地主石武乔搞统战，想让他的儿子石磊出来当区长，他们全家人下了跪，无论如何不让。可见当时动员抗日工作之难。尽管工作比较难做，但我们的意志很坚决。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该区的党政机关差不多建立健全起来了。
1940年1月，我离开官庄区到九区（岸堤）任分区委书记。官庄分区委书记由张子升继任。
在九区
九区，原是沂水县的一个老区，划归南沂蒙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还沿用习惯的称呼。九区党的活动历史较早，垛庄战前就有党的活动。徂徕山起义后，省委进驻沂蒙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沂南成了沂蒙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岸堤一带是山东党、政、军开展活动的大本营，是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那时中共山东分局常驻九区，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设在岸堤，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也常来九区驻防，这就给九区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曾一度有“小延安”之称，成为沂蒙山区革命斗争的心脏。
在我去九区之前，九区早已建立了区乡党政机构。1938年7月，成立了九区动委会，动委会主任由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兼任。8月，成立区委，那时山东省委已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九区区委直属边区省委领导。彭瑞林是九区第一任区委书记，张子升是第二任区委书记，我去时接任张子升的职。那时九区已经有相当好的基础，我去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整顿、发展农村党组织，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山东地区抗战前农村的党员，成分比较高，多数为中小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子女，有的是大地主的子女。沂南县这种情况更明显。例如九区垛庄的大地主刘家，大革命时期就有党员，以后又多是他们的子女人党。依汶、高家中瞳、朱家里庄、高湖、马牧池、隋家店、葛沟、刘店子等支部，初期也都基本上掌握在地主、知识分子手里。抗战开始后，农村党的活动发展了，但基层支部党员的成分仍然比较高，地、富占的比例也比较大。鉴于这种情况，上级有指示，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顿，改变党的组织成分，将农村基层政权全部转到雇贫农手里。这样，我们就将一部分出身成分高的党员说服动员出党，让雇贫农出身的党员掌握农村基层政权，改变了农村的组织成分，纯洁了革命队伍，并且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雇贫农结合了起来。九区这项工作搞得比较顺利、出色，曾到山东分局党校去作过经验介绍。现在看来，由于当时山东分局的指导思想比较“左”，有些唯成分论，我们在执行和掌握上又有些偏差，出现过一些“左”的做法。
九区的区级政权建立也比较早，1938年8月就已建立了抗日民主区政府。在我去九区的时候，九区下辖4个大乡：岸堤乡、艾山乡、垛庄乡、界牌乡。乡有乡党支部，有正、副乡长，并且在每个乡配了女乡长，区里配了女区长。妇女当乡长，当区长，这在封建势力统治了几千年的山区农村，的确是天翻地覆的大事情，是山区妇女得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件事，曾得到山东分局的表扬，赞扬九区搞得好。这时期九区相继出现了段大娘、彭大娘、韩大娘、于大娘、刘大娘等妇女乡长和妇女区长，她们领导妇女求解放，组织妇救会，宣传抗战，动员参军，领导妇女碾米、磨面、做军鞋、缝军衣，办“地下托儿所”，保护和抚养机关首长的子女，在斗争的紧急关头，奋不顾身地出面掩护首长、同志和伤员，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是山区妇女的光辉榜样。
其他工作，如参军、统战等九区搞得也不错，记得有一次全区动员参军200多人，受到分局表扬。
在边联县
关于沂临边联县的基本情况，临沂县委党史征集委员会根据郭锡三等几位同志的综合回忆和他们的调查搞过一份材料，我看了，大致符实。上面这些同志已经谈过的情况，在此我就不重复了，只就以上材料尚未涉及到的，再谈几个问题。
一、关于抗协
抗协是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意搞起来的，把国民党愿意抗战者组织起来，叫“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简称抗协。这个组织只有山东有，别的省没有。搞这个组织，原则上是错误的。那时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这些人搞统战就可以了，不必另行成立组织。更有甚者，是让他们建立了支部，而且还让他们组织了武装，称抗敌自卫军。这就麻烦了，不但统一战线搞不好，并且加剧了内部摩擦。在边联县，凡我们有基层支部的村庄，他们也组织支部与我们搞对立，我们开会，他们也会开，我们搞民兵训练，他们也搞训练，最后有些村子就动枪动刀干了起来。事实证明，他们有些人不是起来抗战，而是想抓权，破坏统一战线。边联县的这些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边联县的抗协头子是李舜衡，从1940年以后就有活动，他们组织了抗敌自卫军一个营，敌人来了，不但不反抗，有的还去组织维持会，迎合日军，破坏“双减”斗争，破坏民主运动。因此，我们边联县竭力控制他们的发展，和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农村党支部把抗协的斗争作为一项基本斗争任务。直到1942年，刘少奇从苏北去延安路过山东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批评了朱瑞的右倾错误，取消了抗协组织，将抗协的部队整编到八路军内，才算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二、整风学习和大产生运动
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延安整风运动从此开始。
3月底，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并作了报告，山东党内整风运动就开始了。
这次整风学习，主要是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那时党内曾一度受王明右倾路线和张国焘“左”倾分裂主义的影响，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都不高，所以难免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当，以致在工作中出现偏差和错误。整风运动就是要纠正那些错误思想。乍开始，有些同志不理解，出现过笑话：如学习《反对党八股》，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有的同志说：“党八股在哪里？把它抓起来枪毙。”可见有些党员认识水平低浅之一斑。通过深入细致的学习，记得先后学习了42个文件，上级号召用“脱裤子、割尾巴”的精神进行整顿，使我们的党员由不理解到理解，由不通到通，由思想组织涣散到增强党性，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使我们的党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到了1944年“民主检查”时也现过一些偏差，有点过“左”了，搞了单纯的雇贫农路线。
大生产运动，是1942年冬天从延安发出的号召。那时抗战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在对根据地实行了“三光”政策之后，进一步采取“蚕食”政策。而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又进行经济封锁，使我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所以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起来，生产自救，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边联县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组、变工队。至于具体怎么组织，县委号召多同群众商量，群众是有办法的。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据我年轻在家乡农村的经验，知道农民早就有组织起来的愿望，农村中的互相“搿犋”就是一种自发的组织形式。县委布置各级领导干部开会作动员，农民就更加自觉积极了。但是，几千年的封建迷信，笼罩着人心。不少人信天信神，认为灾荒由天降。县委就引导群众破除迷信，树立生产自救、抗灾渡荒的信心。县委想了个办法，叫“把神送上天去”。我们知道本没有神，可是对群众的思想问题，不能采取强制的法子。那时，老百姓家中大多有神龛，我们动员老百姓把神龛搬出来，烧上香纸，把“神”送上天去，这样群众能接受得来，合乎群众思想基础。因此，一个村一个村地都把神龛搬了，把“神”送上了天，解决了这些问题，消除了家家户户的障碍。群众想通了，哪块地先开，哪条渠后挖，他们最清楚。如果不顾群众的思想基础，生搬硬拉，反倒事与愿违。
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参加互助组、变工队，并兼任互助组长或者变工队长，我就曾兼任过薛家埠一个互助组的组长。我们鼓励群众开荒生产，带领民兵搞劳武结合，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生产搞得热火朝天，训练搞得轰轰烈烈。边联县曾一度出现了不少既是对敌斗争的民兵英雄，又是生产劳动模范的先进人物。朱富胜、张秀海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后来，鲁中军区召开劳模授奖大会嘉奖我们，我所在的互助小组及朱富胜小组，都获得了一头大黄牛的奖励。
总的来讲，整风学习和大生产运动在边联县成绩是很大的，使这个县的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村大多数建立了村党支部，增强了地方党组织的思想建设，训练了一部分干部，为以后的土改运动奠定了基础，使全县的民兵组织得到大力发展，形成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地方武装。在整风运动的同时，还搞了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发展农村生产力，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在沂南县
我到沂南县任县委书记，是1944年10月。那时，作为整个形势是已经渡过了最艰苦的时期，抗战到了第三阶段。这年冬天至1945年上半年，敌人搞了一次“拉网战术”，这是日军的最后一次“扫荡”，也是他们的垂死挣扎。经过长期斗争的沂南人民，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并且发展壮大了一支坚强的地方武装，所以对付敌人的“扫荡”，不再像以前那么吃力。我们配合主力部队很快将敌人的“扫荡”打下去，接连不断地拔掉日伪据点。也就是在这个反“扫荡”的时期，沂南县农村的党、政、民兵普遍进行了一次整顿，使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信心百倍地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下山要“摘桃子”，我们决心要用武装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决不让蒋介石抢走。记得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指示我们：赶紧组织军队，动员一次大规模的参军，用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
沂南县的基础好，拥军优属有光荣的传统。军民情谊深，人民热爱子弟兵，子弟兵热爱老百姓。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对烈军属的优抚工作，一向搞得很及时，所以动员参军，就比较顺利。这次大规模的参军运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都带头报名。因为抗战胜利了，我们要打到外线去，收复失地，开辟新地区。我这个县委书记第一个报了名，接着其他领导干部也纷纷报名。全县的青年民兵很快被发动起来，不久全县报名的就有2000多人，正式编入部队的1500多人，县委组织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送，让光荣参军的青年，披红戴花，骑马坐轿，县武装科长赵任远亲自带队，1500人的一支生力军，浩浩荡荡地奔赴到东北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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