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同志当时有三十多岁，中等个，长方脸，大眼睛，显得庄严稳重；她留着短发，头戴八角帽，身穿军服，腰扎皮带，有时还喜欢把白衣领翻到外面；经常穿着一双黑布鞋，走起路来健壮有力；她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因为我那时才十五岁，她叫我“小鬼”，我也亲切地称她为蔡大姐，好像一家人似的。
有一次，我出公差回来到她住的窑洞帮助干活，她主动地向我打招呼：“小鬼，几天没见，你近来好吗?”“我很好，谢谢蔡大姐的关心。”我高兴地回答着。心想，蔡大姐是妇女界的领导人，曾经出过国，留过学，这么大的干部，还关怀我这个小兵，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我对她更加尊重了。平时她的一些家务活，我尽量帮助去做，让她和李富春同志集中精力做好革命工作。
那时烧柴比较困难，晴朗朗的“三九”天，我就跑到四五里路外的山坡上，用耙子耙了大捆的干草背回来，送给蔡畅同志烧炕。
一九三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我们在省委机关做勤务工作的几个小鬼在一起议论，要回主力部队去打日本鬼子。这件事被李富春同志知道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在煤油灯下，让我谈谈到前线的想法。我谈了许多战友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情景，当场表示决心说：“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到前线抗日救国，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这就是我的要求。”李富春同志细心地听我的汇报，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热情地对我说：“小潘啊!你的想法很好，我们同意你到前方去，你准备一下意动身。”听说批准上抗日前线，我高兴地蹦了起来，这时李富春同定身上掏出两元钱给我，并说：“这是我和蔡畅的一点心意，你拿去毛做零花钱。
”第二天一早，我打好背包，向李富春、蔡畅同志告别。蔡大姐写个软软的纸包塞到我的手里，亲切地说：“小鬼，这是五张糖饼，嘉意给你烙的，送你在路上当干粮。”当时，我心里一愣，两位首长习我们一样，天天吃小米和包米，糖特别稀贵，一般吃不着，哪来的糖饼昵?原来，蔡畅同志他们平时改善生活发给的一点白面和糖舍不得吃，现在都拿来给我烙了糖饼。
我心里暖烘烘的，心情很不平静，流着热泪，双手接过糖饼，一边感谢说：“蔡大姐，谢谢您!谢谢您!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关心和鼓舞。”我细心地把五个糖饼用毛巾包好，当成最珍贵的礼物装进挎乍当天下午，就随同上前线的同志奔赴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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