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朱德、刘志丹等联名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此后，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兼主任，领导了我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发展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大好形势。当时，我在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任文化娱乐科长，在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争取东北军中下层官兵的一些具体工作。
一副对联
一九三六年四月，周副主席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El达成了协议。具体商定：在张学良将军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红军在适当时候退出某些地方，让东北军短期进驻。当时蒋介石严令东北军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并调集嫡系胡宗南中央军尾随督战。为迷惑蒋介石，根据延安协议，我们于六月二十一日主动撤离了瓦窑堡。
撤离前，我们特地用松枝扎了一个巨大的“牌坊”，上面悬挂着一副对联：“不打敌人打朋友，岂把他乡当故乡”，横批是“山海关”。东北军开进瓦窑堡，远远望见“山海关”三个醒目的大字，有的人便兴高采烈地说起了俏皮话：“哟!这里不错呀，也有个山海关呢!”当他们走近牌坊看清对联以后，思乡之情不禁陡然而生：“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白山黑水遭践踏，父老妻儿受蹂躏。东北军放着敌人不打，却被蒋介石调到关内打内战，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中，从华中又到西北，连年颠沛流离、处境凄惨……思前量后，悲不自胜。有的人抱着枪低声哭泣，有的人围住当官的嚷嚷，要集体上书给张学良，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一副对联激发了东北军官兵抗日爱国的炽热情感，所起的宣传作用还真不小哩!
高梁地里的秘密谈判
红军东征抗日受阻，回师陕北以后，为了打破蒋介石的包围，扩大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西征。五月底，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为右路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向三边(定边、靖边、安边)、甘肃、宁夏挺进。我左路军追歼马家骑兵(马鸿宾、马鸿逵)到达固原豫旺堡、七营川一带(今属宁夏)，与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军及刘多荃的第一O五师相峙在百余里长的清水河一线。开始，东北军某些上层军官对我力量估计不足，屡次派出部队向我挑衅。我们在开展火线喊话政治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给予必要的打击。六月初，我红二师一举歼灭白凤翔骑兵第六师的四个连，为我们在政治上争取东北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天傍晚，朱瑞同志通知我随他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一与驻守在清水河对岸的东北军举行秘密谈判。九时左右，我和警卫员等五六个人随同朱瑞同志到达预定地点。为了避开蒋介石安插在东北军的特务耳目，谈判地点设在东北军防区的一块高梁地里。黑沉沉的夜空，阵阵微风，吹得高梁叶子沙沙作响。稍顷，东北军代表全副武装地迎面走来，人数比我们多。我们顿时警觉起来，警卫员手握驳壳枪，悄悄地张开了机头。
朱瑞同志随即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我。我知道这是朱瑞同志平时工作的记录本，上面有许多机密。昏暗中，我迅速蹲下身，将小本子塞到高梁地的裂缝里，用松土掩盖起来。我刚起身，双方就照了面。我们各自通报了姓名。东北军的谈判代表是骑兵第六师第十六团团长董元彰(道源)。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席地而坐，刚才那种紧张的气氛不消自散。双方开始谈的是国内外形势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接着董团长介绍了他参加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杨虎城为培养抗日骨干，在西安附近的王曲镇联合创办的军官训练团)的一些情况。我打着手电筒，边听边记录，有些话直到今天印象还很深。
朱瑞同志说：“东北军过去是有抗战历史的，长城各口之战，声震华夏，如果全国一致坚持抵抗，东北三省可能早已恢复，日寇也决不会如此猖獗，我们是不希望打内战的，我们支持你们打回老家去!”一席话说得董团长连连点头，他说：“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我们非常欢迎。这次我参加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少帅和杨虎城将军在讲话中都提到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我是东北人，我的父母还留在东北，谁不希望打回老家去呢?谁甘心当亡国奴呢?!”朱瑞同志称赞王曲军官训练团办得好，是培养抗日干部的好办法。最后，双方就停战事宜作了初步商定，并都答应互相提供一些方便。谈判结束时，双方兑换了几万元货币，我们用大票换他们的小票。此后，我们又与东北军代表进行了几次秘密接触，最后朱瑞同志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副参谋长汪醛在固原东北的杨郎镇正式签订了《九一八停战协定》。
清水河畔的歌声
清水河是条咸水河，水清流缓，蜿蜒南下。河床大约有三四十米宽，河底平坦，只有齐腰深的水。自从“谈判”以后，这里成了一条奇异的战线。白天，两岸碉堡矗立，虎视眈眈；到了晚上，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不知什么时间开始，河两岸响起深沉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报仇!”我们在河东唱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们在河西就唱起“打回老家去”。那歌声时而悲凄，时而激昂，抗日的激/情把两军将士的心紧紧地交融在一起。
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增进与东北军的友好关系，军团首长指示我和梁必业同志(当时任宣传队长)率宣传队“送戏上门”。我们宣传队有二三十人，仍然保持着长征路上的战斗作风。每次出发，宣传队员身背道具，携带着自制的棕麻刷子，油印的宣传品。一到东北军那里就忙活开了：有的刷标语，有的散发传单，有的布置演出场地。演出的节目一部分是长征路上创作的老节目，一部分是针对东北军现状所编排的新节目。剧目有：《血汗为谁流》、《亡国恨》、《打回老家去》、《宁死不屈》、《一车子弹》。还有一些小歌舞，如红星舞、海军舞、叮铃舞、高加索舞等。这些节目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博得东北军官兵的热烈欢迎。我们演《亡国恨》、《打回老家去》时，台下的士兵看到东北父老兄弟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惨遭蹂躏的情节，有的唏嘘流泪，有的痛哭失声。谢幕时，他们起立向我们鼓掌，和我们一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演出结束，许多官兵还跑到台前和我们握手，拉着我们到饭堂吃夜宵。有的连队士兵更为热情，送我们回到清水河边时，竞争着脱掉衣服背我们过河。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总是婉言谢绝，自己涉水走回来。
“百闻不如一见”
那时，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多么有趣呀!名为隔河对峙，实际上却是你来我往；名为“敌军”，实际上却成了友好的“邻居”。两岸的哨兵隔河搭话，谈论时局的情况是常有的；有时甚至涉水相握，互赠礼品，我们把许多宣传品送给他们，他们也把自己出版的《东望》杂志等送给我们。在接触中我们了解到，东北军很想知道红军内部的情况，譬如战斗力怎么样，能不能挑起抗日的重担，以后还会不会打他们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利用“九一八”纪念日，或者开运动会的时候，邀请东北军前来参观访问，帮助他们打消疑虑。
每逢东北军来访，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就联合发通知，提出一些具体规定，要求部队把道路铺平，村庄打扫干净，内务搞整齐，衣服换洗整洁，以显示部队的精神面貌。我们宣传队就更忙得不亦乐乎：彩排节目、帮助连队布置“列宁室”(即现在的俱乐部、荣誉室)，还要在村头路口张贴欢迎标语。参观访问的第一个内容是欢迎会。每次军团首长都到会讲话。有一次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同志也来了，并且致了欢迎词。军团首长在百忙中还抽时间陪同“客人”到连队了解训练和管理教育情况，使来访的东北军官兵大为振奋。有时他们即兴组织个篮球队和我们赛一场，有时还和我们比试一下枪法。当他们看到我们落后的武器装备和精湛的军事技术；看到我们官兵一致，同吃同住同娱乐的团结气氛；看到我们开饭排队、放声高歌的紧张活泼作风，无不啧啧赞佩。
最使他们感兴趣的便是参观列宁室了。列宁室里悬挂着人民群众赠送的锦旗和历次战斗立功的奖旗、奖状，还有连队的战斗历程图，上面记载着连队诞生的时间、地点、历次战斗消灭了多少敌人、缴获了多少武器、涌现了多少英雄人物。此外，还有连队的“苦情账”、“英雄谱”等。参观后举行座谈会。地点一般选在列宁室，有时也在操场上，全连全营都参加。双方选代表发言。我们请苦大仇深的战士讲家史，请战功卓著的英雄介绍战斗事迹。东北军代表在发言中多半是介绍自己身世，控诉日本鬼子侵略东北的暴行，表述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参观访问结束后，有的东北军官兵甚至要求留下来参加红军。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总是耐心地劝解，送他们回去。他们回去后，把所见所闻一宣传，影响就大了。一传十，十传百，前来联系参观的人数越来越多。有的甚至第二次跑来，见面后拉着我们的手感慨地说：“上次参观，我们受益匪浅，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有一天，东北军一。五师二旅旅长唐君尧派人送来一封请柬，上面写着：“朱主任、潘主任收”。当时，朱瑞同志是政治部主任，我是文娱科长，同时还被群众推选为军团俱乐部主任。在与东北军的交往中，他们只知道“朱主任、潘主任”，大小也搞不清楚。朱瑞同志诙谐地说，“反正我们都是主任，那就请你潘大主任去吧!”派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刘培植和我同往，并告诉我与联络员接头的暗号(根据周副主席指示，我党向东北军秘密派出许多代表和联络员做中、上层统战工作和士兵工作)。
我们来到河边，刚刚卷起裤腿儿，东北军的一个连长在对岸喊开了：“哪位是主任呀?我们来接你们啦!”我说：“不用麻烦啦!”说话间，几个东北军大个子兵“扑通扑通”跳到河里蹬水过来，不容分说就把我们背到了对岸。这个连长就在河对岸驻防。以往我们过河时，他看到我们衣服破旧，颜色有黑、蓝、灰，不太统一，有些瞧不起，甚至傲慢地打几句官腔，哨兵也附和着挑剔几句。这次他的态度大不一样。他毕恭毕敬，深感歉疚地说：“以前你这位主任过来，我们不知道，冒犯之处，请主任多多包涵!”在送我们到旅部的路上，他边走边说：“我们唐旅长是少帅的嫡系，跟少帅有私交。我在旅长手下当了七八年马弁，这次他派我来接你，是对我信得过。把我们连摆在这里，是对我们放心。我们是抗日的嘛!”他说这些无非是要我在旅长那里为他多美言几句。
旅部设在三营子一所地主的庄院里。我很快就和联络员接上头，他告诉我唐君尧是东北“胡子”出身，旧军人习气很重，但有民族自尊感，外号叫“唐二虎”，性格豪爽，爱吹牛皮，和他交谈时不必拘束。唐二虎把我们迎进客厅。桌子上摆着香烟、梨子招待我们。这位旅长四十岁左右，留着一撇小胡子，挺精神，一副洋洋自信的样子。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他便故作惊奇地问：“你们红军厉害得很哪!我离开此地一天，你们就在我的操场上刷了那么多大标语，墙壁上、树干上、连厕所里都写满了!你们哪有那么多工夫呀?”我笑了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宣传抗日是我们应做的工作嘛!”他又挺神气地问：“你们写‘打回老家去’宣传抗日，我都赞成。但是，有一条我就反对!”我感到诧异：“哪一条?”他说：“你们写‘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那个姓苏的本事有多大?只有他才能救中国，我唐某人就不能救中国吗?”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连忙向他解释：“旅长呀，你误会了!‘苏维埃’是俄语的译音，意思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工农兵才能救中国，你信不信啊?”唐二虎这才恍然大悟，自笑无知，连连点头称是。
我又进一步说：“你唐旅长是带兵的人，坚持抗战，自然也包括你在内了。当然，你是当官的，一旅之统帅嘛，肩负的责任就更重了!”唐二虎听了，捋着胡子哈哈大笑起来。他兴致愈来愈高，拿起梨子让我尝鲜：“你们那边生活很苦吧?梨子看不到吧?”我说：“梨子正是我们河那边生产的，还有西瓜，如果双方动干戈，把道路封锁了，那你们就没有梨子吃了。还是让两边的老百姓做点生意，让大家都有些吃的用的，不是更好吗?这就希望贵军多给予方便喽!”他又指着香烟问：“这玩意儿你们很缺吧?”我说：“我们那边也有烟厂。你们有‘黄金龙’、‘白金龙’，我们有‘曙光牌’，比你们的还香呢!就是包装不如你们的好看。”我顺手递过去一支，他抽了一口说：“是香!是香!”最后唐二虎说：“你们经常过来，可不能瓦解我的队伍呀!”我说：“唐旅长说到哪里去了?我们是友军嘛!我们希望你们抗日的队伍发展壮大，打回老家去!”唐二虎听了蛮高兴，送我们出门时再三说：“今后要常来常往呀!你潘主任来，我保证畅通无阻!”这次谈话，气氛非常融洽。唐君尧逐步加深了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在以后的“西安事变”中，他受张学良的指派，直接参加了华清池捉蒋行动。
奇特的战斗
在豫旺堡附近，我红一军团围困了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马家兄弟跪在蒋介石面前哭乞解救，蒋介石急令东北军刘多荃的一。五师增援解围，也是借此对东北军“剿共”行动考验，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军令不能不执行，刘多荃感到进退维谷，难以决策。当时，我们派入东北军的地下党员刘澜波同志(刘多荃的堂兄弟)将此情况向朱瑞同志作了报告。彭总与朱瑞同志即派遣刘培植同志代表红军和刘多荃、唐君尧商谈，并报请党中央批准，允许东北军一O五师按规定的时间进入红军包围圈进行“解救”。这样，既给了东北军面子，又应付了蒋介石。东北军开始“进攻”，我们佯作应战。山野里顿时硝烟弥漫，枪声、炮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其实这是虚张声势，子弹都是朝天打的。我们边“打”边让出一条大路，放他们把被我们包围的马家军骑兵团残部接走。当时，除了老百姓和蒋介石政训处的侦缉人员蒙在鼓里以外，东北军官兵都知道这是打假仗。
政训处不但到旅部督战，而且还派人直接下到连队侦查。不过这些人都是～怕死鬼”，根本不敢到炮火连天的前沿阵地。东北军掌握了他们的这一特点，连队就派几个人先把他们笼络住，陪他们打麻将赌钱，摆上酒菜把他们一个个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再派人前来报告“战况”：前方战斗进行了多长时间，伤亡多少，消灭了多少红军，行进到什么位置等。这一招真灵。他们掏出本子记录一下说：“你们打得不错，回去给你们请功!”类似这样的假仗我们打过好多次。每当河对岸加了岗哨，哨兵不时鸣枪喝问，我们便知道西安那边有人来了，假仗又要开始了。战斗前，我们派过去的联络员就过来联系，双方就进攻的时间、攻击方向，我们从什么地方撤退，他们从什么地方攻击，最后占领什么位置都逐一具体商定。这样打假仗我们还是吃亏的。因为那时我们每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长期下去怎么行呢?于是，我们就和他们谈判，提出“光撤退，不放枪”。他们说：“那不行。听不到你们的枪响就会露馅儿的。”我们说：“我们子弹不多，还要留着打日本呢!是不是你们送点子弹给我们?”东北军满口答应，马上就送来几万发子弹。这个仗打得真稀奇，“敌人”还专门供给我们子弹呢!
欢送俘虏兵
九月，红二方面军翻过腊子口，北渡渭河，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合。我红一方面军携带大量食品和被服前往迎接。行至西古城一带，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十六团董团长派人送来情报：白风翔执行西北“剿总”的作战计划，命令十七团为先锋、十六团为第二梯队，企图截击红二方面军。军团首长即派人飞马向贺龙同志报告，同时组织部队绕道迂回到骑兵师的侧后发起攻击。我们在前沿喊话：“东北军的弟兄们!我们已签订了停战协定，你们为什么还打红军呢?”开始他们还狡辩：“我们和红二方面军没有订条约呀!”我们说：“红军都是一家人，你们打红二方面军就是打我们!”他们理屈词穷，只好认错：“好吧!不打了!不打了!”董团长就势传令叫被我包围的骑兵十六团及十七团的一个连缴械投降。十七团主力见势不好，仓皇溃逃。
战斗结束后，朱瑞同志指示我负责培训俘虏。我们对他们以礼相待，并专门派医生为伤兵治疗。我们把他们按班排编好，组织时事报告会，揭露蒋介石欺骗东北军打红军，妄图达到两败俱伤的阴谋，宣传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应该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道理。他们在政治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觉醒。没几天，毛主席和彭总决定要把这批俘虏全部释放，而且要原枪原马地送回。军团首长接到命令后，马上把董团长放了。副团长刘继武因大腿负伤，不愿意走，他抱着我的腿痛哭流涕：“你们待我太好了，还是留我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抗日吧!”我说：“我们这里条件差，西安医疗条件好，你还是回去吧!”经再三劝说，最后他还是同意了。我们给释放的士兵每人发三块大洋，军官发五块大洋，临行时会了餐，我们宣传队还为他们举行了专场演出。他们出发时，我们沿途夹道欢送，东北军官兵与我们依依难舍，频频招手，挥泪而别。我们呼口号，他们也同声附和：“誓死不当亡国奴!”“为爹娘报仇!”“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斡旋
清水河一带是回民聚居区，进驻的东北军由于军纪涣散，严重地侵犯了回民的利益。他们随意进入清真寺，并把猪肉带到寺院内，引起了回民的强烈愤懑，阿訇和伊斯兰教徒准备与东北军大闹一场。为了制止事态的发展，上级指示我们通过当地的“哥老会”进行斡旋。哥老会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民间结社，在西北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它主张打富济贫，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曾参加辛亥革命，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同时也保留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哥老会首领称“龙头大爷”，下属头目列为大爷、三爷、么满等。
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刘炎同志(后任新四军一师政委)、梁必业同志和我一行三人受朱瑞同志指示参加了哥老会，与哥老会头头拜了把子，一齐饮鸡血酒，并分封了头衔。刘炎封为“大爷”，职位仅次于“龙头大爷”，梁必业封为“么满”，相当于龙头大爷的“副官”。我是湖南人，就封我为岳麓山“茶花当家”，相当于“外交官”。红军代表加入了哥老会，龙头大爷兴致异常，即席赋诗：大汉岳麓结名香，民国共和定家帮。长清干江扶真主，松柏永远是栋梁。结拜分封礼仪完毕，我们一齐参观清真寺，受到阿訇的热烈欢迎。我们以哥老会的身份向阿訇解释东北军初到此地，不懂回族的规矩，冒犯之处，多求宽谅。并转达了东北军的歉意和今后尊重宗教信仰的保证。我们还向他们宣讲了国难当头，加强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道理，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后来，在我们的敦促下，东北军又派出代表登门赔礼道歉，终于取得了回民的谅解。通过这次斡旋，不仅解决了东北军与回民之间的矛盾，并且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过去回民对红军也缺乏了解，不与我们同桌吃饭，同室睡觉。后来只要我们把哥老会的行话一说，手势一打，彼此就没有界限了，马上派孩子提鸡到阿訇那里宰杀。红军在回民中的工作逐步得到开展。我们还把汉民区打土豪收缴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的回民，回民非常感激，称赞红军是自己的队伍。
沸腾的三原镇
一天夜晚，我们红一军团政治部露宿在一个小山坡上。凌晨，大家睡得正香，突然听到帐篷外边有人喊：“快起来呀!蒋介石被张学良活捉了!”大伙一下子全醒了，蹦呀，跳呀，甭提多高兴了。许多战士说：“这下子非把蒋介石宰了才解恨!”党中央综观全局，正确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前途，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周恩来副主席率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谈判。为了增援张、杨，遏制亲日派何应钦的军事进逼，保证谈判顺利进行，党中央命令红一军团迅速向西安方向靠拢。经过几天的急行军，部队在距三原县十几里的东里铺驻扎下来。西北军渭北警备部队在三原县城举行阅兵式，特邀我们彭总参加。我们宣传队也奉命随同彭总前往为西北军进行慰问演出。
黎明，我和梁必业同志率宣传队打着红旗，赶着驮满道具的马车，迎着东方的朝霞出发了。走到三原县城门口，西北军渭北警备司令赵寿山带着马弁出来迎接，他身披斗篷，戴着茶色眼镜，风度翩翩，一副军人气派。他急切地问：“你们彭总司令昵?”我们答：“彭总骑马在前边走，可能早就到了!”他惊奇地“啊”了一声，转身策马往阅兵场赶去。显然，他们为迎接彭总已在这里恭候多时了。彭总身着粗布军衣，腰佩手枪。只带了随身的警卫员，轻装简从，他们怎么会认出是彭大将军呢?阅兵场设在中山公园。西北军全副武装，列成方阵，非常整齐。各界群众代表擎舞着小彩旗，围在四周。
上午九时光景，军乐骤起，鞭炮齐鸣。彭总站在检阅台上，浓眉紧锁，神态严峻，显示出威武的气概。当赵寿山宣布欢迎彭总讲话时，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彭总打着手势，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激昂地说：“西北军的抗日将士们!爱国同胞们!该是我们抗战的时候了!蒋介石违背人民的意志，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祖国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东北沦陷，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处在危亡关头。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不愧为民族志士，东北军、西北军不愧为爱国官兵!”
彭总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接着，彭总阐述了我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最后说：“我们西北军、东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紧密团结，联合全国所有抗日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寇，拯救我们的中华民族，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继之，我们宣传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共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游行队伍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声，口号声，鞭炮声混为一体，响彻晴空，整个三原城沸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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