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党的事业发展的要求，沂东工委成立不久就成立了沂东县战时邮局，肩负起党内交通、党报发行和人民的通信任务。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在此以前，莒县、沂水虽都设有中华邮局，但那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沦陷前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日寇占领两县城后，就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我从十三岁（一九三三年）由东北回到山东，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底，这段漫长时间里，这个地区只有沿公路较大的集镇（例如沂临公路上的苏村、苗家曲、莒沂公路上的三十里堡、四十里堡，寨西区的圣母冢等）才设有邮政代办所，承办邮政代办所的都是当地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代办所虽开办平信、挂号信、包裹及小额汇款业务，但并不负责投递，不承担赔偿义务。人们要寄一封信或取回一封信；最少要跑十多里或几十里路，如果丢失了信件甚至包裹，也只有自认倒霉。沂东县战时邮局成立后，党和政府有了自己的通信机关，人民也有了为自己服务的邮政部门，这是一件革命的变革。
一九四三年春县邮局的情况是：局长王文，收发员张启太，交通员王士进和小高。各区设邮务员一至二人，永太区西北部（封锁线西）为高乃富同志，东南部（封锁线东）为程彦兴同志；城子区为董子华同志，寨西区是田守文，英山区是肖政文，秘密交通员王士贤等同志。就是这些通信战士每口把党内文件、政府公文、干部的信函投送到用户手中，还把大众日报、鲁中日报和沂蒙导报投送到订户手里。与此同时，也开始办理干部、抗日军人及他们的家属的信函业务。当时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县、区机关都在敌区分散隐蔽活动，流动性很汰，没有固定住地。敌人活动频繁，更增加了通信战士的困难。但同志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尽一切努力完成了任务。王士进同志来到县局前，曾担任过一段秘密交通员的工作，当时他才十五、六岁，人虽小但异常聪明。他父亲是蔡家驼风头村支部书记，担任秘线交通工作，每次往返都得过封锁线，要冒很大风险。他父亲就利用小王机警灵活，大胆沉着的特点，让他化装成卖烧饼、卖杏，卖桃和花生、瓜子等形式，把文件放在筐底下，上面装满瓜果等食物，每到据点或哨卡前，他就大大方方的走到敌人面前，要其验看并主动请他们吃瓜果。就这样骗过敌人，出色地完成通信任务。
一九四三年夏季，党的通信事业，连续遭到叛徒刘方成、刘长福的破坏。前面提到的城子区的邮务员董子华同志，被装成我区中队埋伏在、郑里的刘方成俘获。秘密交通员王士贤同志被刘方成跟踪捕获，他们把这两个同志送到沂水城日寇特务机关“红部”请功，党的交通工作中断。当时县局的王文等同志，不仅未采取措施，恢复交通，营救被捕同志，反而和张启太同志闹不团结，整天争吵不休，直至动武，动起手枪和手榴弹，严重影响了工作。在这样情况下，工委对县局领导进行了调整，王文调工委任会计，我调县局任局长，张启太同志调出县局另行分配工作。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我到县局工作，根据工委指示首先恢复秘交线和营救被捕同志。鉴于从神墩到蔡家驼凤头路线已为敌人察觉，必须改变路线。改在哪里稳妥？经多次研究，认为由北神墩过河向正东，出敌意外，在距封锁线东侧二、三里路的城子庄，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西联系神墩，东联系县局，这样既可掌握公路上敌人活动的情况，随时变换活动方式，又可大大缩短路程，于工作有利。这一方案经工委批准，我又到永太区和分区委书记姚明同志研究落实。北神墩秘交站仍由该村支部书记高乃富同志兼任；城子庄由党员李锡九担任。当晚我过公路到城子庄找到村支部的刘振乾，传达了姚明同志的意见，他找来李锡九同志，我当面交代了任务和要求，交代了必须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从此又恢复了秘密交通线，直到沂东全境解放，才完成了历史使命。对被捕同志的营救工作，主要依靠工委敌工部通过内部关系进行的。经过半年多努力，把董、王二同志营救出来。这两个同志在狱中虽然受尽残酷的折磨，但始终不向敌人屈服，出狱后．经过疗养，身体康复之后又回县局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吸收曹明武、李锡田、孙成贵等同志担任交通员，王士进任收发员，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一九四四年春，沂中县的良水区划归沂东县。这个区的发行、通讯工作也由县局接管。是年夏，工委、县府移住八角汪村，县局也由车疃一带移住白石’泉子村。高乃富到二专区受训后调县局工作，李锡九同志去接替高任永太区邮务员。五月县委把党内交通全部移交县局，县局统一管理交、邮、发业务。
一九四四年七月我奉调到山东战邮总局参加整风学习，调沂临边联县副局长薛允富同志任沂东县局副局长，在我学习期间主持县局工作。一九四五年四月我结束了近八个月的学习生活回到县局，这时，全县已有八个区（不久高房区又划归莒中县）。不久薛允富同志调鲁中邮政管理局交通科任科长，王士进同志已调县局邮政科任科长。县局又增加了不少同志，他们大多是青年党员，县局第一次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支部委员会，孙欣普、高乃富和薛彦保当选为支部委员，高乃富同志为支部书记。
莒县县城解放后，山东战邮总局调整了从总局到鲁中的干线，改为莒南一沂东一一鲁中二专区邮局。沂东县设一个干线交通站，拨来骡马四匹，交通员、站长、收发员均由县局配备。总局规定，干线实行风雨无阻，昼夜不停，迅速准确、安全、保密的传递邮件。各区邮务员还要担负组织各村读报和成立读报组的任务。
一九四五年五月，日寇不甘心失败，又作最后的挣扎，拚凑重兵对我沂蒙山区扫荡。为保证反扫荡中完成通讯任务，县局进行了认真部署。薛允富、高乃富同志随干线站活动。保证完成干线通讯任务，我坐镇县局组织全县通讯工作。面对新同志占多数，都是第一次在反扫荡中坚持工作的情况，县局重点抓了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大家经受考验，保证“人在文件在”，要坚守阵地，在严重困难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任务。党支部，党小组分别开会，个别谈话，，针对每个同志的具体情况提出具体要求。经过深入的思想工作，大家斗志很旺，积极投入了反扫荡斗争。干线站交通员董玉安，李德荣，刚参加工作，但在反扫荡中表现出色。一次小董和小李用一匹骡子驮着邮件赴二专区局，将达规定接头地点，没有人接邮件，进而发现二专区驻地已被日寇占领，正’在抢掠。他们便沉着机警地躲到一个山谷里隐蔽起来。以后发现周围村予也被日寇占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他们为了文件安全，忍饥挨饿和日军周旋了三天三夜后，安全地把邮件带回站上。三天来县局和站上的同志们焦灼不安，都认为他二人凶多吉少，当见到他们安全归来，无不高兴万分。站上和县局表扬了他们，并号召同志们学习他们的勇敢精神。全局同志都以他们为榜样，投入了反扫荡斗争，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日寇投降后，我军先后解放了临沂、博山、蒙阴、新泰等城市，为接管城市邮电通讯工作，沂东县局相继调出了近二十名同志，支援了新区的通讯工作。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约在一九四五年冬初，撤销了沂临边联县，葛沟、河阳两区划归沂东县，全县共九个区。山东战邮总局进驻临沂城，鲁中邮政管理局进驻博山市，干线邮路进行了大调整。总局通鲁中的干线，改走沂东、沂中、沂源达博山。沂东的河阳、苏村设两个干线站，担负一百华里的繁重的邮件运输任务。干线上仍然实行风雨无阻，昼夜不停的制度。县局机构也逐步健全，干部也充实了。交通股长孙在学，发行股长宋怀义，邮务股长高乃富。河阳站长李锡九，会计程彦兴，发行会计刘春溪，管理员高连三。苏村站由县局兼、各区设邮务所，县内邮路三条，每条邮路联系三个区。一九四六年春为适应和国民党谈判的形势，准备同国统区通邮，以至准备成立联合政府和国民党邮政合并，战邮总局决定党内交通、报纸发行（改为分销处）和邮政分设，交通股和发行工作分别由县委办公室和宣传部领导。高乃寓同志调蒙山（缺字15）改为薪粮制，县局为三等局，撤销各区邮务所，县以下设苏村、河阳，双泉三个四等局。刘延斌、娄祥麟、高丕芳分别任三个局的局长，每个局负责三个区的邮务工作。是年冬，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谈，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撤销分销处，发行工作仍旧归邮局统一领导。宋怀义同志调二专区局，专区邮局派吕道明同志到沂东县局负责发行工作，一九四七年夏提任县局副局长兼任支部书记。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山东战邮总局召开了全省通讯战线劳模大会，号召全省干部职工学习英模们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完成任务的革命精神，以他们为榜样，做好本职工作。要求各局实行民主管理，改进领导作风，密切干群关系。据此，县局干线站，邮务所建立了干部每周一次代交通员跑一天交通的制度，让交通员，邮务员每周休息一天。每逢年节同样由干部代班。实行结果深受交通员、邮务员的欢迎，不仅密切了干群关系，而且干部顶班、亲身体验交通员、邮务员的疾苦，直接听取下一站、报纸订户的意见，考察邮路组织是否合理等，对改进工作起了积极作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解放区的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县局全体同志除更出色地完成通讯工作外，并主动开展了捐献薪粮支援战争的活动。平均每人捐献自己薪粮的百分之七十；受到鲁中邮政办事处的通报表扬。
自卫战争开始，华东战场虽在华中进行，但华中的后方机关均撤到山东的沂东、沂水一带，因此，敌机几乎每天成批出动，对沂水和沂东一带狂轰滥炸，妄图破坏我后方秩序和支前工作。敌机轰炸扫射的主要目标是公路、桥梁，特别是见到支前的车队、骡马、自行车等，不仅扫射轰炸，而且穷追不舍。这对我干线交通、威胁甚大。我们的交通员为保证邮件的安全，不走公路改走沂河西山间小路；人畜作好伪装，减小目标，保证完成任务。一九四七年春，鲁南和莱芜战役后，蒋军付出五十多万兵力的代价后进占临沂、先头部队已伸展到葛沟一带。河阳干线站移到沂南县的土山。为保证战区通讯任务的完成，根据总局关于开展战地通讯立功运动的部署，认真进行了思想发动，组织犬家学习解放日报和大众日报社论，学习《争取抵抗运动的胜利》、《论战局》、<蒋必败我必胜》、《华东军事观察家评鲁南战局》等文章，树立必胜利信心。学习中引导大家认识：在运动战中全县有变为敌占区的可能，届时一定要坚持斗争，经住考验，争取最后的胜利。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发动大家制定立功计划。在我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情况下，大批军队邮件，尾追部队的行踪来回往返，但总是追赶不上，因而邮件量大增，任务十分繁重，干线站的同志们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骡子驮不了，交通员即用扁担挑，挑不了就用车子推，甚至刚出发回来不得休息，又继续出发。邮件最多时，站长、收发员、饲养员，炊事员都参加邮件运输工作。在组织上也进行了准备，老弱病残和妇女，都做了安置。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一部分身体好、觉悟高、比较精干的同志，组成武装交通队，由我带领坚持战地交通，专和军队联系；其余的人由副局长吕道明同志带着随县委机关，负责县级机关和各区的通讯任务。为适应战斗形势需要，实行“行动军事化、战斗化”，规定每人随身带的私人东西不超过两公斤；办公用品除必需者外，一律坚壁起来。为了落实上述要求，举行了多次紧急集合、紧急行军演习，进行检查。促进大家认真实行。各四等局也都认真进行了发动和组织工作。四月敌人又向北推进，占领河阳，不时北犯永太区的苗家曲一带，敌人力量已伸展到沂东县中心地带。这时干线邮路已全部撤离沂东县境。五月孟良崮战役后，我野战部队继续北撤，主要战场摆在沂源县的南麻、鲁村一带。约在六月底或七月初，敌整编八十三师在杂牌军灼配合下沿沂临公路大举北犯，连续在苗家曲、苏村、斜午安没据点，进占沂水城。沂东全县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全县的反动地主趁机组织起还乡团，麇集在敌据点内，向据点周围村庄的贫下中农猖狂反扑，反攻倒算。人民又陷入灾难之中，形势恶化。全县各部门和各级组织，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组织人民开展对敌斗争。这时山东战邮总局从滨海区的莒南县移驻五莲县，全部干线邮路根据当时形势作了新的调整。从五莲向西有三条邮路，一是总局达鲁南；二是总局达鲁中；三是要沂东开辟一条通鲁中二专区的邮路。敌人进占沂水城后，沂临公路成为敌人唯一的交通运输线，实际上是敌人的生命线。为保证物资供应的运输，敌人投入相当多的兵力维护，这对我们来说，又重新形成了一条封锁线。当时山东战邮总局局长赵志刚同志亲笔给我写信，主要内容记得是：要认识形势韵严重性，信上说必要时总局将随山东分局撤往胶东，届时县局只能依靠县委领导，坚持斗争；县局要组织力量‘开辟一条通鲁中二专区邮局的干线邮路，信上说，这条邮路很重要，因通鲁南的邮路要途经几十里路的敌区，长期坚持不易，一旦这条路中断，鲁南的邮件即须经这条邮路转运鲁南，当时战场仍有北移之势，通鲁中的干线邮路亦有可能被切断，那时鲁中的邮件亦将通过沂东邮路运转。因此，要我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届时不管环境恶化到什么程度，都要保证这条邮路的畅通。为完成这一任务，经研究并向县委提出组建武交队的方案，但县局人员不足，需县委帮助解决口县委同意了县局的方案，并决定由城子区调十名基于民兵参加武交队工作。县局抽调了八名党员作为骨干，由我和交通干事孙仲美带领打通并建立这条邮路。为弄清封锁线上敌人活动情况，探明沂河以西情况，确定通过封锁线的地点，我带武交队插到封锁线附近活动，弄清了北起司马南至苗家曲这一段封锁线敌人活动的情况，经过研究，．第一次过封锁线的地点选在党的力量、群众基础好的世和庄和城子庄一带，过封锁线后经，北儒村过沂河副北神墩。这一方案决定后通知县局把邮件送到南岭沟头村，同时随武交队过封锁线的有沂南县局的局长徐化之和新泰县局的局长邹骏生等四人；二军分区的侦察员七、八人，还有大众日报记者一人。加上武交队的同志共二十多人。这天黄昏我们便运动到世和庄西南公路东侧半里路的地方，大家隐蔽在高粱地里，我和通讯员薛俊卿潜到公路边观察敌人巡逻情况。经较长时间的观察，看到敌人不多，只在公路上来回巡逻，每隔半个多小时一次。公路西的北儒村不时枪声大作，说明村里有敌人。据此，让小薛通知后边同志运动到公路边，趁敌人过去的空隙，越过封锁线的北儒村侦察前进。在村边了解到果有一股敌人在村里骚扰，现已听不到动静，估计已撤走。于是我在前边带大家向河边摸黑前进，走到一个胡同口，突然一支步枪顶在我的肚腹上，接着一声大喊： “干什么的？举起手来!”我借举手之机，把手枪对准了来人的头部。幸亏我从喊声中能听出是北儒民兵高万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从高万成那里获悉：沂河以西无敌人，西岸民兵已组织起来，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黄昏时的激烈枪声，就是北神墩的民兵和到河边的敌人隔河枪战。这时公路上又响起了枪声。这一时期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深达一丈多。我们这二十多人都不会水，无法过河，遂要高万成和神墩民兵联系，把我们渡过河去。北神墩民兵得知我带队时，立即开船并随船过来二十多个会水的民兵（船原是我交给他们专为运输邮件的，平时运人和物资的收入，归民兵自己支配），把邮件和人全部接过河去。这是武交队组建起来后第一次完成开辟道路的任务。随我们过封锁线的大众日报记者，写了一篇《坚决把党报送到蒋后》的通讯，发表在大、众日报上。我在北神墩住了一天，向民兵交代了每天黄昏用船接运邮件的任务。规定了联络暗号和武交队用的翻号一一沂河大队。晚上过了沂河，越过封锁线回到县局。从此开始，武交队在一年多时间里，过着每夜往返两次过封锁线的艰苦斗争的生活。
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县区机关都住到县的东部边境，沿公路的五个区，均组织武装工作队，率武装民兵坚持斗争。敌情最严重时，县区机关或向东撤到莒中县或转移到沂河以西，但武交队则不同，它必须坚持接收和传递邮件，不到万不得一不能撤离县境。为坚持敌后斗争，县局根据战邮总局和县委抓好立功运动的要求，更加激发大家的斗志，及时表扬了苏村和河阳两个四等局积极主动向进攻敌人开展宣传的行动。山东战邮报介绍了临沂县邮局邮务员凌文起同志‘坚持敌区发行的英勇斗争事迹。县局认为若都象凌文起同志那样，何愁敌后斗争不能胜利。因此决定在立功运动中，开展向凌文起同志学习的活动。在检查立功计划执行情况时，要求大家都以凌文起斗争形象对照检查自己，找出差距，修订每人的立功计划。通过这次活动，全县邮局同志都以实际行动学习凌文起同志，把通讯任务完成的更好，把立功运动推向深入。沂东县局开展学习凌文起运动的活动，在滨海区的兄弟县局中产生了影响，有的县局也开展了学习凌文起的活动，滨海区邮政管理分局号召全区各局也开展学习凌文起的活动，从此，凌文起同志成为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区邮政员工学习的英雄人物。
一九四七年十月末，县局召开了全县评功大会，给一批在斗争中成绩突出的同志如赵良、傅玉修、王宝全、杨××等同志评了一等功，给一些同志评了二等功，给一些同志评了三等功。县评功委员会给立功同志颁发了奖状、奖章，发了皮鞋等奖品。县长袁子扬在大会上代表县委、县政府讲了话。我当时是被评为一等功的一个，县评功委员会颁发了奖状和奖章（是布制的，绣着“一等功”三字，背面盖着评功委员会的印章），奖给我一双皮底礼服尼面的鞋。武交队每夜过封锁线，还时常在苏村、苗家曲据点周围活动，散发宣传品，对当地群众是个鼓舞，使敌人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敌人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想方设法对付武交队。可是以我为首的武交队头脑不够清醒，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因而连续遭到敌伏击，险些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次，赵良同志带一个班出发沂南，竟在白天下午四点钟大摇大摆地过了封锁线，把邮件由三个人背，打发另两个人回了县局。不料向北儒村走时，被埋伏在小庄子西北角的敌人突然袭击。两个民兵扔掉邮件过了沂河，赵良同志比较沉着，边打边通过了沂河，脱离险境。但是80多斤报纸和邮件落入了敌手。敌人在苏村把获得的报纸进行展览，借以造谣惑众，胡说“华东野战军已被打垮，沂河大队也被消灭，共产党不行了，不要再听他们的了。”我的姑母住在苏村，看了展览，以为我也出了问题，要我表兄到南岭沟头去打听虚实。另一次傅玉修同志带一班人从沂南回来，又在下午过封锁线，走到世和庄东南角的河边，又闯入埋伏在那里的敌人的伏击圈。傅玉修同志率一班人勇敢地冲到河东，向敌人还击，并果断地把一班人分作两组，互相掩护，边打边退，才甩掉敌人，返回县局。两次被敌人袭击引起县里领导的重视，县长袁子扬写信慰问，要求武交队认真总结工作，吸取教训，把工作搞得更好。这两次被袭击使我头脑清醒了许多，召开武交队员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我开始检查了轻敌思想，同志们对我进行了批评；增加了新的路线，明确规定只能在夜间过封锁线，作为一条纪律去执行。
敌人为严密地统治这个地区，不断地出动兵力对沂东县的东部边境进行清剿，较大者两次。第一次是敌八十三师纠集各据点兵力在早上七点多钟猛扑县委和武交队驻地严疃和大碌碡沟村一带，当时我正在去县委的路上，发现敌情后，立即鸣枪报警，奔回驻地，令一班掩护，组织全村群众和其余同志带邮件迅速向东北公婆山方向转移。当我们撤蓟村后山头时，严疃那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我们正面的敌人也在机枪、迫击炮的掩护下由村里发起冲锋，很明显这是敌人的正规部队，如不迅速撤退将吃大亏。因此命令赵良、傅玉修、孙作周等同志立即撤退。我们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到达公婆山村的山头时，南边大山头已为敌人占领，从南边向我们射击，尾追我们的敌人从西南、从陡沟过来的敌人从正西向我们发起攻击。当时只好指挥同志们冒着猛烈的火力冲进公婆山村，尽管我们已经精疲力尽，形势迫使不能停留，只得穿村而过，撤向营墩子方向。幸亏敌人未再追击，我们方得脱离。第二次是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五十四军四师增援大别山的蒋军，途经莒县南向临沂时，敌八十三师驻葛沟、河阳、苗家曲、苏村等据点的敌人，大举东犯，五十四军则从东向西压过来，企图合击消灭我沂东县、区机关及武工队、武交队等力量。县、区机关事前得到情报，均已转移到沂河以西、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可是武交队却不能这样，还必须等着接收邮件。因此我带着战斗力较强的十个同志在大碌碡沟等接邮件。深夜接到邮件，但次日凌晨就发现村后山头被敌占领，这时我带着十个同志向西边撤退，当撤到龙角庄子以北时，发现西边泥泉官庄的群众纷纷向东跑来，南边小王庄和龙角庄子的群众向北涌来。经过观察，原来西路敌人已进了小王庄，北边湖头方向也传来枪声。我们已处在四面合击的形势之中。经过分析，必须趁混乱形势，撤向黑牛石东岭，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行止。于是通知大家不要暴露自己，分散冲向黑牛石东岭集合。大家按照通知迅速奔向西边岭头，在岭上举目一望，西边黑牛石、曹家宅子、北边的湖头，东北的董家岭、西南的白石泉子等村都有敌人，四周村庄浓烟四起，鸡飞狗叫。根据情况，将队员分为三组，赵良、傅玉修、宋永祥各带一组监视四周敌人、敌人不到跟前，不能轻举妄动。但每人都要准备在不得已时，同敌人以死相拼，决不当俘虏。敌人在各村一直折腾到下午四点钟，陆续回到据点。我们一天未进饮食，饥饿万分。我便带着大家到了南岭沟头村。全村的人也刚回来，首先安排队员吃饭，然后回家看望父母双亲。不料父亲因敌人追捕惊吓成病，已近垂危，安放在“宁床”上，二哥、三哥和八弟等都围在床前，愁容满面，母亲见我此时回家，不但不高兴，反而责怪我不该在这种情况下不带同’志转移反而回家看望。当我看望父亲时，武交队的同志也来看望。我父亲是雇工出身，时年五十七岁，虽病危但神志尚清醒，他看到我和队员，同样埋怨我，说如同志们受到损失，你怎么向组织交代？严令我尽快转移。我们经过研究，当夜越过封锁线，渡过沂河，住到沂南县东平区的大成庄。经过休息，第三天捅回沂东时，我的父亲已与世长辞了。
敌人使用武力清剿的同时还软硬兼施，企图用政治欺骗手段瓦解我党政组织b敌人对武交队采用过如下几种阴谋手段：一、抓捕家属。苏村还乡团阴谋抓我母亲，进一步打我的主意。县公安局获得这一情况，向县委汇报，县委通知县局党支部，要我克服一切困难，把母亲接出来。我坚决执行县委指示，把母亲接出安置到北神墩村。二、对武交队进行策反。武交队员孙作周的姐姐出嫁横沟崖村，其姐夫在严重时刻参加了苏村还乡团。还乡团就通过他姐姐对作周进行策反。首先造谣，说解放军被打败了，不久将被消灭，’应、卑寻出路，如早投国民党还可立功，带一支普通枪，赏大洋50元，带一支好钢枪，赏大洋500元，打死武交队负责人还可当队长．．．”。孙作周听其姐姐说的十分反感，骂她是忘恩负义，并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这引起了我的重视，一方面表扬了孙作周立场坚定的表现，另方面加强支部工作，在政治上关心同志；进行形势教育，批判敌人的谣言，坚定“我必胜”的信心。事隔不久，发现苏村四等局邮务员杜一璞被策反。小杜是姚家官庄人，贫农出身。该村地主牛继富土改中被斗争，敌人在苏村设据点后，参加了还乡团。这个家伙威逼村干部自首、抓了杜的父亲，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目的是要杜一璞叛变投敌。答应’杜若投顺，除带枪可得50元或500元大洋外，还答应把二女儿给杜为妻，并送到苏村读书。若不投敌，则将杜父送苏村，以“匪属”论处。杜的父亲向敌屈服、暗地对杜进行了工作，杜一璞在名利和美人的诱惑下动心并同意投敌，为多拿奖金，向领导提出换好钢枪的要求。杜的不正常表现，党组织早已察觉，密切注意了。至此，县局采取了果断措施。当四等局派他到县局送文件时，我以找他谈话为方式，缴了他的武器，停止工作，交待问题。经过教育，杜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彻底交待了地主策反和池父亲以及他自己思想变化过程，愿改过自新。我们根据他的表现同意他的要求，把他留在县局跑北路邮线。经过较量，我们又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以敌败我胜结束。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奉调到二专区邮局工作，从蒙山县局调回高乃富同志代理沂东县局局长职务。一九四八年冬，高乃富同志调鲁中南邮电管理局干部学校工作，提升刘春溪、刘延斌同志任副局长、直到沂东县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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