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秋天，我和本街弹棉花的失业工人郜福臣，东挪西借凑了点钱，合伙在扶余县三岔河开起了一个弹棉花的小作坊。作坊开工不到两个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一时兵荒马乱，街里的店铺都驻上了伪军。这些家伙“打粳米，骂白面”，不给就抢，眼看再这样下去，作坊就叫他们“吃黄”了。于是，我们把作坊搬到了离铁路较远、伪军也少的榆树县南大新立屯。
拖到一九三二年秋天，我们赔得连生活也维持不了，只好“关门大吉”。几个同伙都回家过春节，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着两间空房子。有一天，我在屋里闷坐着发愁，突然走进一个脸胖胖的，大眼睛，穿一件蓝布棉袍，中等个子的青年人。他看上去很精神。我很快认出他是对面小粮店掌柜从外地来的一个亲戚。他自我介绍说叫曹国安。
坐下来后，他亲切地和我拉起家常，谈天说地，偶尔也说起社会情况、青年人的前途。在谈话中，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也很同情我的困境，说了一些安慰的话。第一次接触，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那以后，他经常找我闲谈，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他比我大几岁，我就叫他大哥。我从他那里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的，他们占领东北，把东北三省变成殖民地，作为进攻中国的后方，目的是要并吞整个中国。他还以日本侵略朝鲜为例，说明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危亡。他说，中国人要想不当亡国奴，就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对付侵略者。他还经常给我讲中国共产党最关心老百姓，领导工农红军在江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我还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在东北也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南满有，北满也有，他们正在浴血奋战。
他讲的这些情况，像在我的头脑里打开了两扇门，使我认识到有骨气的中国人民，不会束手待毙，中国大有希望。后来，我才知道曹国安原名叫于德俊，是吉林省永吉县人，早年在北平毓文学院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组织上把他派回东北，组织抗日武装。我很信任曹大哥，觉得跟他走，不会有错。他介绍我参加了新立屯的抗日救国会。
打入迫击炮连
转过年来，有一天，曹国安说他打听到驻防在乌拉街的伪铁道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要我和他一块去。我心想，那些伪军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投降日军，他们的行为可忙说：“哪里再没事干，也不能去当汉奸兵，干那种亡国奴的差曹大哥笑了起来，耐心地给我解释：我们当兵不是真的去为敌人卖命，而是为了深入到敌营，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伪军里也有不少有爱国思想、反对日本侵略的人，我们进去把这些人争取过来，等时机成熟，连人带枪一起哗变出去，就变成我们的队伍了。
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就回答他说：“要是这样还行，曹大哥，我听你的。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儿。”曹国安见我思想通了，就又告诉我：这个迫击炮连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向日军投降，曾提出要进行抗日，后因势单力薄，被吉林的大汉奸熙洽收编，并派汉奸吉兴的外甥赵某任连长。
不过有爱国心的士兵不会甘心跟他们走，只要深入进去，多对他们进行反帝爱国思想教育，一定能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我俩商量好后，就去了乌拉街，找到迫击炮连驻地。只见连部门上插着个招兵的小旗，进进出出的人不少。到了报名处，一个当官的问了我俩的姓名、年龄和文化程度，说你们要当兵得有“保人”。这下子把我们难住了，这里没有熟人，上哪儿去找“保人”?我们正在为难时，真是巧极了，一个当兵的走了进来见到我就喊：“三哥，你到这里来干啥?”我听有人叫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在三岔河时姓卢的邻居。
我看见他，真是喜出望外，心想眼前正缺熟人担保，他来得正好。我问他：“卢老兄，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了?”他说这年头兵荒马乱，在家也没事干，还不如出来当兵混碗饭吃。我拉着曹国安对他说：“这是我的朋友，没法子，我们和你一样，也想混碗饭吃。”我又告诉他没有保人不收。他一听很痛快地对我说：“你们愿意当兵好办，我就在迫击炮连第一排当兵，我给你们担保。”
他说着就走进屋去，给我们报上了名。连里当即将我编到一排，把曹国安编到三排。我俩都是当一等兵。我们就这样打入了迫击炮连，完成了预定计划的第一步。
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我们一排的排长名叫白连柱，是原东北军的老炮兵。他不识字，连个报表也写不了。他发现我有点文化很高兴，经常叫我帮助他填个报表、写点简单的文字材料。这个连对士兵的管理并不十分严，我和曹国安差不多每天都能见面。他抓住一切机会对我进行思想教育，给我讲马克思、列宁和俄国的十月革命，讲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建立的，讲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的革命斗争等等。我听他讲得多了，革命道理知道得也就多了，思想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我向他提出要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他回答我说：“只要做好工作，将来是会找到党组织的。”曹国安还交给我任务，叫我在一排多团结一些人，和他们建立感情，取得大家的信任，注意掌握每个人的家庭历史、思想动态，把可靠的人先争取过来；对那些有反日爱国思想的人，多进行思想教育。
我在一排工作得很顺利，了解到有些人就是为了混饭吃，没什么政治头脑；也有些老兵，有反日情绪，不愿给鬼子干事。我针对这些人的不同情况，积极进行争取工作。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谁有什么困难我都帮助他。弟兄们看我很正派，也关心人，有什么事都愿意跟我说。虽然有些人年龄比我大，但却把我当成了“老大哥”。
我把在排里的活动情况都向曹国安作了汇报。他不断地帮助我分析情况，指示我该怎么做。三排的李排长也没文化，曹国安在三排同样受到器重。他的能力更强，把三排的多数人团结起来了。二月间，伪十四团全团移防到吉林省城，我们迫击炮连也一同移防，驻在原东北军的“东大营”。这时，曹国安和我研究，为了便于与更多的人接触，避免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决定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形式结拜“盟兄弟”。我俩在一、三排联络了二十多个可靠的人。
有一天，我们事先约好，利用早饭前的时间，来到江沿的一个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任何危难时刻，绝不出卖朋友。然后，按年龄大小排行，曹国安岁数最大，弟兄们就称他为“大爷”(即老大哥)。曹国安以“大爷”的身份讲了话。他主要讲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正蹂躏着我们可爱的祖国，在这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时候，为不作奴隶、不当牛马、挽救全民族，大家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要互相帮助。大家听了都很感动，更加信任、尊重他。
还注意对骨干分子进行爱国思想教育，经常讲历史上民族英雄反抗外辱的故事，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出路和光明前途，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一致对外。对他讲的道理，大家都默默地接受了。
后来，曹国安又对我说，现在迫击炮连有我们两个人工作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可是考虑将来哗变，有机关枪连配合就更有利了，再说，将来哗变出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机关枪比迫击炮还重要。他决定出去再找一个人来，补进机关枪连。他向排长请假没有批准，就直接给连长写了一个请假条。连长一看假条的文字写得很好，断定他是个有学问的人，就把他找到连部，问他是什么学校毕业、什么职业。曹国安告诉连长说，念过几年私塾，在中药铺当过学徒，还当过中医。连长听了很高兴，正好连部缺个“贴写”(即文书)，就准了他的假，叫他“探家”回来就到连部工作。曹国安暗自高兴。
几天以后，曹国安领回一个叫宋占祥(后改名宋铁岩)的人，先把他安排在旅馆住下。然后，他找到我说：“宋占祥是自己人，你和白排长关系较好，对他说宋占祥是你的表兄，让他给介绍到机关枪连去当兵。”我对白排长一说他就答应了。
但不巧，这时机关枪连正在整编精简，不招新兵。白排长知道这情况后，对我说：“当兵在哪还不行，非得去机关枪连?就把你表兄补在迫击炮连吧。”当时因为一、三排有我和曹国安给排长当帮手，排长很满意，只有二排缺少一个有文化的。
为此，白排长曾向我打听：“你表兄有文化没有?”我说不仅有文化，比我还高呢。这样就把宋占祥编到了二排。从此，迫击炮连三个排都有了我们的人。我们三个经常按照规定的时间见面，交换情况，研究问题，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过了不久，迫击炮连也开始整编，几个有明显反日情绪的士兵被开除了，一时弄得人心惶惶。我们几个就借这个机会进行反日宣传。我暗中对几个可靠的人说：“日本人不相信咱，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部缴械。”
士兵们听了，对日本人更加仇恨，表示不愿意干了，要拉出去当土匪。这时曹国安又告诉我，现在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不能轻举妄动，要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劝大家不要着急，耐心等待时机，当土匪不是出路。如果有一天日本人真来缴械，就和他们大干一场，然后再上山也不晚。我把曹国安的意见对大家作了传达，大家的情绪才慢慢地稳定下来。
在党旗前宣誓
一九三三年四月下旬，十四团接到命令，到吉林南山里“讨伐”抗日游击队。连长把曹国安安排在省城留守。出发前，曹国安嘱咐宋占祥和我，进山后要对弟兄们多做思想工作，如有机会就在战场上组织哗变，不必等他，但一定要慎重行事，并说如能和抗日游击队联系上更好，让他们知道伪军中有自己的人，以便将来配合行动。我们从吉林出发，坐火车沿吉海路南行，到了磐石县烟筒山车站下车，然后步行进山。
山里道路崎岖，林木交错。士兵们背着枪，扛着迫击炮、炮弹箱，爬山越岭，累得精疲力竭。大家怨气冲天，背后大骂连长。部队奔波了十来天，根本就没和游击队接触上，又回到烟筒镇临时驻防。我们迫击炮连单独驻在镇南一个私人开的“成德源”烧锅大院里。
这个院很大，南北长一百五十多米，东西宽八十多米，土院墙有一丈多高，四个角都有炮台。院里靠北面有五个很大的粮囤子，中间有一排九间的瓦房。连长住在尽西头两间，我们一排驻在东厢房，二、三排驻在西厢房。农历四月下旬，曹国安送连长老婆回到了连里。
他回来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到院子东北角的空炮台里碰头。我和宋占祥向他详细汇报了进山后和当前的情况，认为迫击炮连的士兵绝大多数厌恶伪军生活，反日情绪越来越高，如发动起义，能拉出去的人可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烟筒山接近山林，离南满游击队较近，起义后很容易进山与游击队会合。
迫击炮连单独驻“成德源”烧锅大院，距离其他部队都较远，行动方便，不受牵制，错过这个时机，一旦伪军调防离开烟筒山，这些有利条件就要失去。经过这样分析，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准备付诸行动。
几天后，端午节前两天，即农历五月初三的中午，趁士兵们休息的时候，曹国安和宋占祥约我到大院门外东南一百米处的小苗圃散步。进到里边，见没人，曹国安严肃地对我说：“张秉文同志(我当时的名字)，你要求入党的愿望实现了。根据你的要求和工作表现，党组织接受了你的要求，我和宋占祥同志介绍你加人中国共产党。”
这时我才知道，不仅曹国安，连宋占祥也是共产党员。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脸上热乎乎的，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宋占祥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烟盒，打开一看，是用铅笔画着镰刀铁锤的一面小党旗。他把“党旗”挂在树枝上，我举起右手，跟着曹国安同志宣了誓。此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从寻求生活出路走上社会，经历了种种艰难痛苦，终于投入到党的怀抱。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为赶走日本侵略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自己的一生。
烟筒山下起义
在我入党的那天晚上，我们在烧锅大院那个空炮台里开了第一次党员会，最后决定在端午节的午夜十二点发动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根据当时士兵们对日军的恐惧心理，决定到时喊“日本人来缴械了”的鼓动口号作为发动起义的信号。
起义后，由曹国安领着队伍过铁路到车站南边三里多路的烟筒山下集合。三门迫击炮由我们三人各自负责带上，炮弹尽量多带。曹国安嘱咐我们，时间紧迫，回去要做好准备。端午节前一天晚上，我们又一次碰头，最后详细检查了准备情况，认为一切准备停当后，互相对了对表，就各自回去等待那最后时刻的到来。端午节这天午后，伪连长因提升为少校团长，摆席请客，三营营长、机关枪连连长和我们连的三个排长都参加了。
他们从午后三点来钟一直喝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散，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可是当兵的还是照常吃高梁米，一点肉腥都没有，大家非常气愤。我们三个人就凑了些钱，买了酒和菜，和本排的弟兄们过节。晚上，我告诉一些骨干，夜里可能有情况，要他们警惕点。骨干们都假装喝醉了，和衣躺在床上。第五班的岗，上了半个小时后，快到行动时间了，我悄悄地起来，顶上子弹，提着枪走出房门。这时曹国安走过来，看我起来没有。我们三个人又在房角碰了头，没发现什么新情况。
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他的话音一落，我们快步跑回自己排住的屋里，大声喊着：“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噌”地跳下地，也一边喊着一边推醒别人，然后拿起枪，顶上子弹冲出屋。士兵们也都忙着穿衣服、拿枪，挎上子弹袋。不一会儿，全连一百多人都慌乱地集合在院子里。曹国安、宋占祥和我三人都在正房的窗户前。
黑暗中，我们正要把队伍带走，连长出来了，他惊慌地问：“什么事情?”有人喊：“日本人来缴械了!”连长故作镇静地命令各排排长、班长都到连部集合，其余弟兄都回去安心睡觉。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曹国安临危不惧，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干掉他!”随着我们三人的枪声，伪连长应声倒地。
一些骨干配合我们也打起枪来，结果一排长、二排长都被打中。我们的一个骨干也被误伤。这时驻在镇西的机关枪连听到枪声也不断地鸣枪示威。情况紧急，得赶快将队伍带出去，不然他们出来拦截就不好办了。曹国安大声喊：“弟兄们，日本人就要包围咱们啦，大家赶快跟我走。”他说完就和宋占祥一起，领着队伍冲出了南大门，向着原定集合地点奔去。眼看决定带走迫击炮的计划因情况突变而不能实现，我非常着急，心想：自己刚刚入党，党的会议决定要带走迫击炮，任务没完成怎么向组织交代?说啥也得把迫击炮带出去。想找一排的士兵，一个也拽不着了，没办法我手持步枪进到烧酒房里，看到有二十多个工人穿着裤衩，光着膀子，正在议论纷纷。我叫他们赶快穿上衣服，跟我到炮库抬炮。我挑了两箱炮弹，领着他们跑出大院。这时机关枪连的机枪声响得更紧了，我催促工人们快跑。
我带着抬炮的工人赶到原定集合地点时，太阳已经冒红。曹国安、宋占祥已集合好队伍，正在等待我们。我们到了以后，曹国安清点了一下人数，除在东门值勤的五六名士兵和被打死、打伤的连排长外，其余全都来了。带出步枪六十多支，每人二百发子弹，还有我们最后带出的一门迫击炮，炮弹十七箱共六十八发。
曹国安让大家坐好，然后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我们胜利地起义了，从现在起，又开始成为真正的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了。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要抗日救国，就得和抗日游击队联系才有力量。”
大家都同意曹国安的主张，表示愿意跟曹大哥走。曹国安当众宣布：连队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下面分设三个中队，要选出一个大队长，一个政治委员，三个中队长。经过提名推荐，大家同意曹国安任大队长，宋占祥任政治委员。曹国安提名我任第一中队队长，另外又选了两名骨干任第二、第三中队长。队伍改编完了，我把抬炮的工人打发回去。新任大队长曹国安下令出发。我们“抗日迫击炮大队”按一、二、三中队顺序，以急行军速度奔向东南方向的山林。
第二天一早，南满游击队派来代表和一小部分部队迎接我们。他们打着一面红缎子大旗，上边还有一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黑色大字，下面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队伍，脱离反动军队才两天，这么快就找到自己的队伍，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们和南满抗日游击总队会合后，被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独立大队”，立即就投入了抗击日军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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