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沂水县农民运动很活跃。这时，沂水的司马村有位青年知识分子名叫徐相南，他负责沂水南乡农运工作，并在县农民协会任职，我和他是亲戚，彼此熟悉。在他的影响下，我对革命有了初步认识，也就参加了农民协会。
一九二九年五月，沂水县党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幸存的同志，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当时，徐相南被通缉，他闻讯躲避，带领一部分党员和贫民会员到苏村、司马、杨家官庄一带坚持斗争，不幸被杨家官庄地主杀害。徐相南栖牲后，我在“家礼”(三番子，一种道会门)在那里认识了刘润田。他经常给我谈论有关共产党的事。我说:“你要是能找到共产党，我就参加。
一九三O年三月，他对我说已经找到了共产党，要我和他一起参加，我表示同意，于是，他就一给了我一张火柴匣那么大的表，教我填上了一个化名，接着便举行了入党宣誓。誓词大意是: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
我人党以后，刘润田又给了我几张表，要我发展党员，我就到龙泉站找我的同学黄在中，打算介绍他入党。但他说，共产党在南方，不会到咱这里。我说我已经参加了，他不相信。我看他对共产党缺乏起码的认识，就没有发展他。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我考人临沂三乡师。在这里，我只能与临沂五中的学生戚金吾(戚铭)，发生组织关系。当时的三乡师的地下党组织比较活跃，经常发动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学生请愿、罢课，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还组织学生到农村宣传，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激发广大农民的爱国热情。
一九三二年寒假，我因患眼疾休学，学校党组织就把我的关系转回沂水，同时告诉我，回家后若接到署名“水先生”的信，就算接上了关系。我回家后不久，果然接到了一信，信中说“水先生约你谈话”，我便按照信中的指引，去沂水城瑞麟小学会见了谢梅村。谢梅村对我说，听说你对沂水南乡的苏村、斜午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一二回去要尽快的把那里的党组织恢复起来。我接受任务后，便立即在南乡联络过去的老同志，发展新党员，工作很快开展起来。现在，我尚能记得的党的负责人和党员活动分子有:斜午村的高俊烈(灼三)，姚店子附近的张之修、马俊峰，任家庄的张竹义，许家湖的许宝三，苏村的贺发堂，贺发荣；曹家营村的小曹(瑞小学生，名字失记)，石合庄的秦相酋；竹兰村的葛德孚，汤头、河阳一带的鲁海波等。我在“家礼”的时候，还认识了莒县肖家官庄的肖作亭，他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把他发展为党员后，又让他在莒县发展了一批党员。现在还能记得的有:石灰窑的张墨林，莒县城南关的宫文忠、王柳村、代强生。此外在莒县南乡，我还发展了在三乡师的同学张百川和孔福亭。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苏村、斜午一带二十多个村庄都有了党的组织，有的村建立了支部，有的则是小组。支部或小组大都是指定一人或几人负责。整个沂水南乡的祖织领导是南乡区委，负责人是我、贺发堂、秦相酋、葛德孚，其中以我和秦相酋、葛德孚三人为核心。莒县党组织的负责人是肖作亭、宫文忠、刘冰涛。当时整个南乡共有党员一百多人，其中直接与我发生关系的就有几十人。那时我们南乡区委与沂水县委的联系是很经常的，联络人是当时在县邮局工作的孙华亭、韩文卿。
一九三二年前后，流传着一种“北方落后论”，大意是说我党在南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如而北方没有，所以落后上级指示各地党组织应积极组织发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借以建立起北方苏维埃，使全国的革命形势趋于平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首先展开了宣传工作，宣传的主要手段是秘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记得当时得到的比较重要的宣传材料有《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布告》，《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胜利的报告》，还有红军第二、三两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和有关抗日救国的传单。这些宣传材料都是县委在瑞麟小学油印的。印好后，由小曹带到苏村贺法堂家里去。当时贺法堂任苏村镇镇长，每天出入他家的人很多，我们的同志去取宣传品，不致引起人们的注意。每当一批宣传品发下后，我们就及时组织党员散发或张贴，有的贴在墙上，有的贴在树上，也有的用石头压在公路上。有时，我还打扮成老农民的模样亲自散发张贴，我的嫂嫂、表嫂们还帮助我打浆糊。这些做法，现在想起来的确有点盲动，但在当时来说，在农民中确也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
除进行上述活动外，我们还积极筹集枪支，准备搞武装暴动。当时沂水南乡的大刀会势力很大，有红旗会、黑旗会、黄旗会等派别。红旗会会首是于兰田，黑旗会会首是张瑞五，黄旗会会长是苏村贺发德之子。大刀会的宗旨最初是防御匪患，后来渐次发展到抗捐抗税。但大刀会的领导权大都操在地方封建实力派手中，成了维护他们本身利益的工具。由此我们联想到，大刀会既然能被地方封建实力派人物所操纵，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工作，争取让他们成为一股革命力量。于是，我们就借助于兰田和葛德孚的亲戚关系，派葛德孚去“红旗会”作工作，并派肖作亭、贺发堂加入了“红旗会”，以便在会中宣传革命思想。当然我们派党员入会，事先是有严格要求的；为了便于工作，可以参加会众“摆香堂拼的活动，但不要相信迷信，不要喝“符子”，更不要相信刀枪不入那一套。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于兰田两个儿子接受了革命思想，被发展为我党党员，还有许多会众，对“喝符”、“念咒”就能刀枪不入那一套，渐渐地也不那么相信了。
有一次，红旗会和反动军队运其昌旅，在浮来山发生了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势成火并之局。我们区委当即研究一致认为，如果两军真的打起来，大刀片何能抵得住钢枪，必然要遭受损失，于是，我们主动说服红旗会撤了兵，避免了损失。后来，红旗会以为共产党有根据地有苏区，苏区一定有很多钱，很多枪，就向我们要钱要枪。我们说，枪也有，钱也有，就是路程太远，一时弄不来。他们认为这是说空话，就对我们不大相信了。特别是他们的首领，都有野心，想利用刀会打天下，然后登基当皇帝扩所以我们对刀会的工作进展不大。但有几点还是应当肯定的:一、在会众中宣传了红军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以及苏区的一些情况，扩大了我党在农民中的影响；二、揭露了韩复榘的反动统治，引导会众坚持了抗捐抗税斗争；三、调解了黑旗会和红旗会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在南乡始终未发生对立和冲突；四、教育说服会众不要蛮干不要迷信“刀枪不入”那一套鬼把戏，从而使会众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牺牲。
一九三三年夏季，八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到沂水召开了一次党团联席会议，我也接到了通知，但因我父亲病危，没能去参加。会后，县委派王子敬(光华)同志到我处，配合南乡区委开展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宋鸣时这次来沂水的目的就是为叛党投敌作准备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他带人破坏了沂水县委，致使邵德孚等七人被捕。我闻讯后，就和王子敬一起转移了。
县委被破坏以后，我们打算组织起一支武装打游击。经过一番准备，搞到了三十来支短枪，并确定以沂水西北乡的枫山作为游击区。大家还确定由我和一个小李同志一起赴临沂城购药品和手电筒，以供战斗之需。我同小李到了临沂，在船流小学找到在三乡师读书时一起入党的同志，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帮助我们购买了药品，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还跟他们学会了《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当时，他们正在办地下小报，还向他们学会了如何反用国民党报纸登载的有关我党的消息，宣传我党斗争情况的一些常识。
我们从临沂回来以后，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把参加打游击的二十来个同志集合到姚店子村开会。会后，由我和王子敬带领，便一起开往西北乡的枫山。我记得是陈善同志带的路，结果带错了。王子敬是个急性子，要对他军法从事。我劝王子敬，陈善是县委负责人之一，是个好同志，不能这样办。经我劝说，他才落了火。我们到达枫山时，天就亮了。这山上有围墙、有房子，还有生活物资，这些都是西北乡的同志们为我们准备的。陈善同志还为带错路一再表示歉意，我说，这就很好了，应该很好的感谢你和北区的同志。
我们上山以后，在下步怎么活动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当时有两种主张:我主张打起共产党的旗帜，象南方的苏区那样打土豪、分田地；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遭到敌人的围剿，一很难存在下去。他们主张只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斗争，例如向地主要钱要粮，逐步打开局面。这时县委书记谢梅村还在沂山里，一时无法统一大家的意见，最后只好决定分散行动，南乡的同志返回南乡，北乡的同志返回北乡。这样，我们打游击的计划就落了空。如果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的话，应该说在当时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凭着我们的几十条枪，要创造一个象南方苏区那样的红色割据局面是很困难的，也难免以失败告终。而分散行动，以便积蓄力量，逐步打开局面的做法还是对的。
不久，谢梅村从沂山里回来了。他约我和王子敬在石合庄秦鸿均家里开了一次会，会上决定，凡是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都要马上转移到外地，设法找到党的组织，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同时决定，谢梅村和王子敬去河南；贺发苹和秦相酋去青岛，我和高灼三去察哈尔，贺发堂留本地坚持。
我和高灼三赴察哈尔的时候，还带去了一个党员和一个群众。到察哈尔后，我们就参加了东北义勇军第三路指挥姚秉乾部六十三军。由于生活太苦，我们带去的那两个人不久便返回了山东老家。我和高灼三在同一个团里任职，我任中尉军医，高任中尉军需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朱云青的人，后又认识了一位姓黄的朝鲜族党的负责人。黄答应给我们接组织关系。不久，党组织果然返老李来找我们，从此我们便找到了党。接上关系后，我们便在团里成立了党的地下工作委员会，高灼三以中尉军需为掩护负责团机关地下党的工作。后来，六十三军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我逃离该部，到了河南。高灼三因没暴露身份，继续留在该部坚持工作。我在六十三军和河南期间，一直同贺发堂和莒县的孔福亭保持联系，直到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战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