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下旬的一天，整个闽北独立师团以上干部都聚集在一家土豪的厅堂里，研究部队新的行动。省委书记黄道同志分析了部队当前的处境以后，接着传达了省委的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调动和消灭敌人，我们必须抽出一部分力量打出去!当时，黄道同志通俗地解释这一决定说：“敌人不让我们安安稳稳地呆着，好，我们就跟敌人换换防一你搞我的家，我也搞到你家里去!”
打到外线去，开辟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一决定是大胆的，主动的，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应该向哪里打呢?我们聚集在黄道同志的周围，围着一张地图，仔细研究起来。
当我们俯在地图上细看时，才更清晰地理解到我们所处的境地是多么困难：号称闽北根据地首府的大安街，已被敌人占领；从崇安到铅山，一道严密的封锁线牢牢地扣住了我们活动的山区；西南面的资(溪)光(泽)贵(溪)地区也已被迫撤了出来，有的变成了游击区，有的已经完全变白了。我们所能活动的地盘，只剩下山林中寥寥的几个村庄，说准确些，只不过是在敌人重围中的几个山头罢了。
考虑到出击的去向，大家的注意力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驻地的西面，那里是老区。提起老区，谁都涌起一股怀恋的感情。在座的人差不多都在那里战斗过，那里有多年和我们同生共死的革命群众，有我们指战员的家园和亲人，群众条件好，地理熟，人们多么想打回去呵。但是不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正在那里疯狂地“清剿”；再看看北面，一条绵密的封锁线横在那里，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即便突了过去，前面又是一条铁路，靠近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要展开活动是困难的。还有一条路，是向东北，进入浙南。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留下的部队，正由粟裕、刘英同志率领，在那里活动。我们可以与他们会合，但是，这样做容易把敌人“带”过去，增加对浙东方面的压力。
绕着崇安转了一圈，最后决定：向东南，越过天堂山区，到闽东北的松溪、政和、迪口一带去。这一地区在古田以西，南平以东，东临古田溪、西濒建溪，南靠闽江，方圆有一百余里。这里完全是新区，人口比较稀少，红军的影响也差，困难自然还是很多的。但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地‘处闽北、闽东、浙南三个游击区之间，又是山区，地形较好，估计敌人正集中主力于闽北，这里的兵力不会太多。
如果我们有一定的兵力展开活动，打开一个局面还是可能的。任务确定后，接着研究兵力使用。省委决定：成立闽东北分区，将我从二团调出任分区司令员，派原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助同志任政治委员，组成军分区机关，带二、三两个团前去。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告别了省委机关和留在原地坚持的兄弟部队，踏着武夷山区的密林小道，插过崇安、浦城问的封锁线，向闽东北新区挺进。
走了没有多久，我们的行动就被敌人发觉了，敌人调集一部分主力和民团，沿途阻截我们。为了争取时间，早日到达指定地点，我们竭力避免与敌人作战。尽管如此，一个多月内还是打了二三十次仗，绕道行军七八百里路，才到达了古田以西地区。我们当即留下三团在北面的松溪、政和一带活动，我和王助同志带二团留在迪口地区。
正如临出发前黄道同志分析的那样，在我们面前摆着一系列的新问题。当然，好的条件是有的：这里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只有刘和鼎的一个师，守备这样宽阔的地面，只能驻守在较大的城镇里，对我们的威胁并不大。但是，困难也不少，首先就是地主武装和反动会道门武装的袭扰。他们一见到我们就打，对我零星的部队就包围追击，对我们的大部队则采取小股袭扰。我们初到这里，地形不熟悉，社会政治情况不了解，再加上福建话不好懂，就无法不处处被动。在开头一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可以依靠的群众，当地群众对我们一点也不了解，而且由于长期受地主武装的欺骗和反动会道门的愚弄，不少人跟着他们来反对我们。我们一进村，人们就跑得干干净净，根本见不到老百姓的面。这时，我们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每天行军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就打来一阵排枪，队伍里便倒下几个同志。有时，突然从山梁上拥出一群人来，身穿奇奇怪怪的法衣，口喊杀声，手持梭镖、大刀，杀上前来。且战且走，好容易来到一个村庄，想宿营或者休息一下，村子里却空空荡荡，想吃饭买不到粮米，想走路，找不到向导。整个进军和遭遇战中，有了近百名伤员，没有人抬，也没处安置……在几年的革命战争中，我们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群众，现在第一次尝到没有群众支持的滋味，整个部队像人掉进荆棘丛里，四面受刺，却坐不下来，苦恼极了。
这样被迫拖了大约两个月，转遍了群山之间的大小村庄，伤员增多了，弹药快消耗完了，风餐露宿，疲惫不堪，别说站住脚，甚至连部队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在这艰苦的条件下，部分同志对这次开辟新区的行动开始有些动摇了。有的说：“像这样，别说开辟根据地，光拖也拖垮了。”有的主张打回去，有的主张到浙南去，有的主张到闽东去……我们也很着急，并明显感觉到应该迅速改变活动方式，但这些同志的提议却是行不通的。我们的任务是开辟新的阵地，以新区的游击战争来策应其他根据地的斗争，决不能把敌人背回根据地去。两个月的实际斗争教训了我们：处处被动并不是这次行动带来的，而是由于我们对于发动新区群众准备不够、信心不足，没有很快和当地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就劝说那些动摇的人，决心改变工作方法，坚决深入到群众中去，把被敌人欺骗掌握的群众争取过来。
争取群众的斗争开始了。我们确定以迪口为中心展开活动。白天，部队以连营集中起来，迎击来犯的敌人；晚上，便分散开来，到村庄去找群众进行宣传调查，能找到一两个、三四个人谈谈也是好的。我和王助同志也分开了，各带一部分人，分别到群众中去。
我带一个侦察班，换上便衣，来到一个名叫乌地的村子，这是一个约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村里只留下几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我找到他们，开始集体谈，以后一个个地谈，向他们说明我们红军是为穷人打仗的军队，解释我们的政策。从晚上七点多钟一直谈到下半夜三点，总算使这几位老人对我们有了些了解，他们说：“早知道你们是这样的队伍，我们就不跑了。”并表示一定把村里的人们喊回来。
这次谈话，帮助我们了解了附近的政治和地理情况，知道了哪些家是土豪，会道门的组织成分和活动情形，心里顿时觉得亮堂和踏实多了。而更重要的收获是，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更明确地认识到，不管敌人进行怎样的恶毒宣传，统治得又如何严密，群众还是可以争取的，问题在于是不是坚定地相信群众并坚决地深入到他们中间去。
普遍的宣传、调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群众陆续回来了，见到我们也不再逃避了。我们又根据调查，开展打土豪的工作，没收土豪的财物粮食，分给贫苦的群众，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固然由于地主武装统治过严，又有会道门的活动，群众还不敢公开接近我们，但半夜拍门总有人开，还可以买到粮食和用品。我们的生活问题解决了，而且有了耳目，行动也自主多了。
站稳了脚跟，我们就可以开始着手第二步工作一对付反动会道门了，一连几天，王助同志和我都在研究这件事，究竟应该怎样做才好呢。这时，我们十分希望能得到省委的指示，但是和省委的联系早已断了，原来带来的一部电台，因为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而失效了，派人联系也过不去，一切问题只有自己设法解决。当时，我们还不懂得和会道门搞统一战线，争取他们，但从两个月的接触中，觉得这样尖锐对立、硬拼苦打下去不是办法。我们知道，会道门武装中主要是被欺骗利用的穷苦人民，在战斗中必然要被我们打死打伤一些，这对我们并没有好处，反而引起新的仇恨，使群众反对我们，我们也难免有伤亡，这牺牲是毫无价值的。经过分析，我们看出会道门武装与反动的正规军和地主武装是有区别的，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是能够争取过来的。
争取会道门，是从团结上层和瓦解下层两方面着手的。我们从群众中了解到，这一带会道门武装的头子姓林。
我们一方面积极地进行下层工作，教育群众，争取群众脱离会道门的控制，另一方面找关系和姓林的联系。我们知道，和这些人打交道，单凭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军事压力，充分显示我们的力量才行。于是我们决定在他们进攻的时候，集中力量组织一次战斗，杀杀他们的气焰。在乌地北面的一个小山村里，我们设置了一个伏击圈。会道门武装一百多人来进攻，我们把他们诱进伏击圈，一个合击，除了打死打伤的以外，其余一百多人全部活捉。
有了这一百多人的“人质”，我们又多了一项谈判的条件。过去抓到他们的人，我们都是遣散回去。这次，我们全部带上，连续教育五天。从俘虏里，又查出了姓林的头子的一个舅舅。我们对他进行了教育，随后把他放回去，并带给姓林的一封信，信上表示我们想和他停战言和、交朋友的意思。当然口气是硬的，我们威胁他：“如果不明大义，继续向我们进攻，我们就不能对这一百多名俘虏的生命负责。”这个威胁是必要的，一来显示我们的力量，二来这些人都有老婆孩子，如果他拒绝我们的要求，这些人的家属也不答应。
这一着棋很有效，被我释放的人很快返回来，带来了林某的回信。信里说了许多好话，表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取得这一成果，我们又趁热打铁，派了一个宣传干事前去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由我出面和姓林的会见一次。
我从来没有和敌人打过这种交道，对这次见面很发愁，便找到王政委商量。王助同志原来在福州做地下工作，福建人，政治工作很有办法，对当地的情况也比较熟悉。进入新区后，他积极地领导了宣传群众和争取会道门的工作。这次，他给我出主意，告诉我见面时应注意的事项，他说：“大胆地去吧，我们的目的就是拉住他们和我们一道来反对国民党。只要站稳立场，凡是有利于这个目的的条件都可以答应。”我带上一个连便去了。
傍晚，我来到姓林的住的村子，他们早已等候在那里。看来他们也很警觉，村前村后都是人，人们都穿着五颜六色的“法衣”，围着头巾，手执刀矛。在村口，一伙人簇拥着姓林的迎上前来。这人约摸有三十多岁，中等身材，身体并不健壮，一张黄黄的脸，唇边一抹短髭。
喝茶抽烟，闹腾了一阵以后，我便把话头扯到正事上。从谈话中，我了解了他的身世。他是政和县人，原来是个贫苦农民，后来为债务所迫，便离乡背井，闯荡江湖，}昆进了青洪帮，开始是个小头目，慢慢熬上去，直到控制了迪口间几十个村的武装。看来他是个直性人，谈得很坦率(据后来了解，他谈的情况都是真实的)。
见他坦诚相见，我心里也踏实些了，便详细谈起来。我谈到自己的经历，谈到全国的形势，谈到我们的任务和政策。他静静听着，一面咕噜咕噜一袋连一袋地吸水烟，一面不时地点头。最后，我把话引到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问题上，我说：“一切坏根子都是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说别的，单是纳税、抽丁这一项就害苦了穷人，要是我们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免除人民的负担，对你的徒弟们也有好处。”我所以特别强调国民党抽丁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从群众中了解到：国民党在这一带抽丁抽得很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有的连独子也抽走了。眼看劳动力在减少，穷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他的武装也日渐削弱了，这是他感到最痛切的问题，我就特别拿这个问题去打动他。
提到这个问题，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立时暴怒起来，脸红了，水烟也忘记抽了，身子往前倾着，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说，你说，说下去……”
我看这是机会了，便进一步拿话激他：“我们共产党是要解除人民的痛苦的，就是你们不干，我们也是要干到底的，不过，”我故意略微迟疑了一下，接着说，“林师父身为一教之长，不能眼看着徒弟们妻离子散、吃苦受气不管呀!”“管，管!”他长叹一声说，“不瞒你说，我不是没有这个心，就是人少力单，斗不过他们!”
我连忙把话接过来：“现在我们团结起来，力量不就大了么!你，加上我，咱们拉起手来，面对面地和他们干!”
“对!”他吧嗒一声把水烟袋扔到桌子上，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一言为定，拉起手来干!”就这样顺顺当当地把主要事情谈妥了。我们又谈了一些细节，如怎样配合，怎样联系，我们部队的物资供给怎样解决，伤员如何安置等等，并郑重和他约定：今后双方解决经济问题的活动，只许搞有钱人家，不许勒索贫苦百姓。
从此以后，姓林的就跟我们结成了联盟。在整个游击战争期间，他始终和我们靠在一起，反对国民党，直到抗战爆发，我们下山时，我曾几次劝他编入抗日部队，他不干，后来被国民党骗到建瓯杀掉了。
这个同盟结成了，消息很快在群众中传开：“林师父和红军的饶司令谈和了!”“从今以后是一家人了。”这样，我们的伤员有了更多安置治疗的地方，我们的衣食供应也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更直接公开接触群众、开展工作的机会。
有了这样的条件，我们便可以组织较大规模的战斗了。这时，正好有国民党部队的一个保安团从政和出动，向我们进攻，我们便和会道门武装配合，组织了一次战斗。由姓林的集中一千多会道门武装正面迎击敌人，我们部队则埋伏在大路两侧的山林里。按照我们拟订的计划，会道门武装和敌人一接触，便立即向后撤，敌人见是会道门队伍，不当一回事，便大胆地追进山来，我们一个伏击，吃掉了敌人两个营。这次战斗，提高了我们的信心，也大大鼓舞了他们。为了进一步搞好团结，我们又把缴获的物资分一部分送给他们，还给了他们一部分枪支。
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更广泛地开展了群众工作，把部队分到各地去，肃清地主武装，打土豪，分配地主财物，开展抗税、反抽丁斗争，进一步把群众组织起来，并抽调干部，建立区乡政权。这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开辟了松溪、政和、古田、迪口等四五个县的地区。敌人的主力都集中在福州、建瓯等城市里，地方民团打不了我们，我们则放手发展，部队也扩大了，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参军，我们从原来的一千三百人增加到两千多人，于是闽东北这块空白地区，便成为我们的游击根据地了。
西安事变，统一战线宣告建立，但在南方各游击区，却开始了更艰苦的日子，闽东北区自然也毫不例外。
十二月下旬，正当我们准备进一步巩固游击区的时候，敌人背信弃义，调动了刘和鼎的两个旅、国民党七十九师、十二师和两三个县的保安团，突然拥进了游击区。这块纵横不过百里的游击区，一下子拥进这三个整编师和地方部队好几万人，根据地就像一棵绿树遭到了严霜，顿时变色了。
敌军的“清剿”是几种手段同时并行的。首先是疯狂屠杀、抢掠，残酷镇压；再就是碉堡政策，二里一堡，三里一碉，所有的集镇和村庄都设有据点，驻上军队，以封锁游击队的活动；尤其毒辣的是移民并村，所有小村镇的居民都被迫迁移到大镇上去看管起来，编保甲，搞连坐法，来切断我们和群众的联系。
对于敌人的进攻，我们不是没有准备的，但敌人如此集中，来势如此凶猛，特别是敌人政治上这一套手段，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时，我们的游击区还很不巩固，基层的党政组织和武装还没有普遍建立，或者建立了还没有巩固，我们的部队也分散在各地活动，没有集中起来。因此，难以应付敌人突如其来的袭击，一时处于困难的境地。部队被切断了，收不拢来，有些单独活动的部队被消灭了，保存下来的部队，联系不明，物资供应不上……活动越来越困难。
开始，我们估计敌人这样大搞的时间不会太长，还想改变这个局面，连续组织了几次战斗。
一次，我带着五六十人在乌地一带活动，发现敌人一个连正向我们进攻，看到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便决心揍他们一下，估计敌人进攻扑空之后，一定要按原路返回，于是我们便在乌地南面五里路的一段山中隘路上埋伏起来，一个突然袭击，搞掉敌人一个多排，其余的也被打散了，缴获了七八十条枪。
又一次，我们听说敌人有一支运输部队从古田到迪口去，这又是个战斗的机会。我带两个连，连夜赶到离迪口三十里路的小溪镇去设伏。原来敌人有两个连掩护，物资在中间，以我们装备差、体力弱的两个连对付敌人两个连，要想消灭他们是有困难的，于是瞅住敌人先头部队过去的机会，从中间打下去，猛扑敌人的辎重队，一下子搞到了一些粮食弹药，等敌人展开以后，我们却早已撤出战斗，转移了。
像这样的战斗，虽然挫伤了敌人，也多少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但终究不能改变整个的形势。敌人仍然步步进逼，到了一九三七年的一二月间，实在呆不住了，我们只好退到深山里去。
进了山区，斗争就更艰苦了。由于和群众断了联系，生活供应完全断绝了。吃穿无着，有那么整整两个月，我们没见到一粒粮食，搞东西吃就成了我们的首要任务，竹笋、树叶、野菜、野果，山林里凡是能够下肚的东西，差不多都吃了。野兽成了我们的“作战对象”，人人都成了猎人，打到一只野猪、野羊，就算是我们的一个不小的胜利。穿的只有一身旧的单衣短裤，长期的爬山钻林已经成了一团褴褛，穿草蓑衣的一天比一天多，谁有一件单衣就是富有的了。鞋子早已磨完了，就连穿草鞋的也不到三分之二。就凭这些度过了高山的严冬和阴湿的雨季。冬天，人们钻进树下的枯草里，一场雪下来，人们都成了雪人。雨天，又任凭雨水在身上横流。
同志们的体力一天天坏下去，病员一天天增加，但治病的条件是没有的，只好找些隐蔽的山窝窝，这里放三个，那里放两个，给他们留下点野菜，丢下几根火柴，让他们自己与饥饿、病魔和敌人的“搜剿”作斗争。过些日子，敌情缓和的时候，我和王助同志会割点干草，带上点兽肉和野菜，到各处去转转，带回些病体痊愈的同志，也掩埋些被疾病和艰苦折磨而光荣牺牲的烈士。
自然我们也想尽办法改变这种境地，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活动。我们要解决生活问题，也要告诉人民：红军游击队还在。记得有一次，我们派出一支三四十人的小部队，由特务连连长刘德仔带领，从乌地山上一下子插到浦城、西平之间的西溪镇去，一夜跑七八十里路，打了一家大土豪，然后带上筹得的二百多元现款，每人背上二斗米再赶回来。但这种活动是冒险的，有时候，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面对这极端艰苦的环境，人们的认识和表现是不尽相同的。有些怯懦分子咬不住牙关，不辞而别了，还有一些人表现了盲动情绪，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要求：“去跟敌人拼了吧，打死也比这样饿死强!”有的甚至骂我们是“怕死鬼”，但我们还是拒绝了这种要求一每一个人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拼不得呵!我们批判了那些可耻的动摇分子，说服了拼命主义者，全体人员在党的“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下，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熬过了半年最艰苦的日子。
早在上山以前，看到敌人的标语和打土豪时弄来的报纸，上面都透露了国共合作的消息，报上也连续报道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情形。当然，要从敌人的宣传品上得到对形势的真正认识是不可能的，但一切迹象都表明国内发生了重大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党的路线、方针又有些什么改变昵?我和王助同志看着这些消息，分析来分析去，弄不出个名堂。
唯一能够弄清形势的办法，便是和上级党取得联系，但这也同样困难一这已是一九三七年的八九月间，我们和省委失去联系已经一年多了，这期间只知道他们还在武夷山区的崇安附近活动，可是连续几次派人去，不是因为敌人封锁得紧过不去，便是派出的人不见回音。他们还在不在?在哪里?
多次取得联系的企图都没有成功，但我们没有放弃这个希望，仍在想种种办法。一天，我们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讨论怎样去找省委。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自己的计划，一个又一个计划提了出来，又一个一个地被推翻。最后，一个同志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各人把自己崇安老区的关系提供出来，派人去找红军家属。红属是不会反动的，一定有人和革命组织保持着联系。
于是我们派了一个干部，偷偷地潜回崇安，找到了过去的一个乡政府主席。这个老同志的儿子在独立师当战士，他被敌人抓去坐了三个月的牢，出来之后仍然继续与省委联系，坚持工作。通过他的关系，我们终于找到了省委，带来了黄道同志的指示，说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关于南方各省游击区的停战问题也已达成协议，要我们立即到江西铅山县石塘街集中。
接到这个指示，我们是多么兴奋啊!我们当即派人把分散坚持在各处的零星部队集合起来，然后折转北上，向省委指定的地点前进。回忆两年半前奉命南下的时候，我们一共有一千三百多人，而这时集中在一起的，只有二百多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经过残酷斗争考验的精华。就是这些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辟并坚持了闽东北游击区，把红旗牢牢地插在了闽江北岸的崇山峻岭中，也就是以这些人和坚持闽北斗争的其他人民武装为骨干，组成了新四军三支队的第五团，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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