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9年-1935年在本村小学读书，先后接受过五位老师的教育，他们是：鹿进山（字秀峰，圣井村人），韩裕超（字子襄，口镇人，中共党员），窦子顺（字秉坤、光宇，本村人，中共党员），毕炳德（圣井村人），刘子陵（本村人，中共党员）。我村学堂一向只聘一位老师，因为学生人数不多，一人足矣，老师多了要增加开支，何况当时并无编制的规定。
我七岁时，和我同龄的一群孩子都要上学了，可我家太贫穷，难以供我上学，但父亲最后还是决心让我上学，是什么原因促使父亲下了这个决心呢？
一是他因为不识字受人欺负和侮辱。父亲那时给人做苦工，到博山推小车给日本洋行运煤，出大力，受尽了苦难，但在讨工钱时，就因不识字受到洋行帮办、假洋鬼子的刁难和欺负，被克扣了工钱。和他们争吵，帮办们则拿出“本本”，结果只能按人家说的办。受了累、生了气，还拿不到该拿的钱，有理也说不清。因此他痛感，这世上不识字是不行的！说什么也要让下一辈念书识字，不能祖祖辈辈被人欺负吃亏呵！
二是热心倡导、关心教育人士起了很好的作用。学堂由村长直接管理，当时村中没有学校董事会一类的组织，村里公推声望高、有办事能力的人担任校长，隔几年轮换一次，有三、五个热心人士一起办事，但无董事的称呼，也无任何报酬，完全是尽义务。他们动嘴动腿，为村里的教育办了许多好事。刘圣周伯父和刘仲莹叔是最好的代表，为了使应该上学的孩子都入学，他们挨家挨户访问动员、耐心劝说。我还记得他们来我家的情形，经他们的劝说，父亲同意了，我的名字登上了学校的花名册。
送我上学的第三个原因是使父亲减少了对我的牵挂。当时的社会很不平安，连续几年闹土匪。我们这一群七八岁的孩子，年幼无知，到处乱跑，经常会闹出意想不到的大事来。一天，我们一帮小孩子围着一口水井玩耍，比我小几岁的姓周的女孩不知是什么原因掉入井中，大家只会趴在井口边上喊她的名字，等到大人们赶来抢救把她打捞上来时，她已被淹死了，我至今还记得周大娘痛哭的悲惨情景。父亲下地干活，不放心我一个人单独在家，只得带我一起去。可是到了地里我一个人呆着没意思，就老是缠父亲陪我玩。有一年夏天家里买了六只小鸡，带我到地里干活时就装在笼子里一起带去，记得正是黄豆锄二遍的时候，小鸡在豆子地里跑着撒欢抢食，又总是跟着我跑、围着我的脚边转，一不小心，就被我踩死一只，我拿起来抚摩它、摇晃它，都不动弹，只得悄悄地放在地边，结果一上午的时间，接连被我踩死了五只小鸡。我知道闯了祸，不敢告诉父亲。等中午要回家，父亲拿鸡笼时才发现只剩下一只小鸡孤单地叫着，父亲十分恼怒，心想这一只也难以养活，一气之下抓起最后一只小鸡扔得老远给摔死了。六只小鸡全死了！爷俩闷头走回家。这件事情在村里一时成为笑谈，以后传到我姥娘的耳朵里，惹得老人家哭了一场，既哭我这个没有娘的可怜孩子，又哭自己苦命的女儿！父亲又当爹又当娘，不仅要管我的吃穿，还不能耽误了地里的庄稼，不然哪有饭吃。可是在外头干活又实在放不下心，真难呵！一次正干着活，父亲突然就匆忙往村里跑，路上张心甲伯父见了问他为啥跑，父亲说，听见孩子们打架的哭闹声。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上学，有人管着，实在是去了父亲的一大心病。
1929年农历正月十五以后的一天，学校通知开学，父亲送我到村里的南学堂，那时我还不满七岁。进了校门，只见满院子挤满了100多个男女儿童，大都和我差不多大，有几个年龄大些的是原来上过学的。刘圣周伯父大声宣布开学，并和我们一起跪拜供在桌子上“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和“天地君亲师”的纸牌位，然后叫孩子们给老师磕头，礼毕完成，从此便算正式入了学。不久便发下新的国语、算术等课本，还有一块石板和石笔，都要家长拿钱购买。我手捧新书，第一次闻到书本特别的香味。
村里的这所学堂修建在村中小河的北岸，眺望南山，风景极好。学堂修建于何年何月，已记不很清楚，只记得大教室门外有一石碑，刻有“大清××年××月立”，碑文上写着莱芜县城西南二十五里，云风山后鹁鸽楼庄等字样，还刻有为修建而捐钱的鲁家庄、吕家楼等，其余的则记不清了。鹁鸽楼的先辈们就重视教育，创建学堂供弟子后辈们读书，值得我们后人尊敬和学习。
我的第一任老师鹿进山，在村里连续教学三年，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经验丰富、教学有方，校方和家长们都很满意。鹿老师是清末落第秀才，家境贫寒，虽几经乡试未中，人们并不轻视他，反而很敬重他。他来到我村教学正值国民教育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私塾式的一套已不能维持下去，但新式的教学如何进行，又没有个明确可循的章法，县教育局也没有任何教学辅导材料，因此教学上仍是采用多年来私塾老师的一套老办法，从来没有搞过期末考试。
开学之初，按年龄、学龄等情况把100多大小不等的孩子分为三个班级，甲班，有刘子陵、窦子纯等六、七人；乙班有刘子云、黄诗恩、刘圣彦等十几人；其余的都在丙班，算是一年级。班级确定之后，秩序就安静一些了。我们一年级的娃娃，年龄小，调皮捣蛋又不懂事，每天都要闹几次事故而使鹿老师格外操心，被闹得心烦时曾发出“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的感叹。按照习惯学校备有“戒尺”，一把长约二尺，宽二指，不很厚；还有一把约一尺多长，“戒尺”主要起“震慑”作用，很少用来责打学生。
学堂非常简陋，只有大北屋一间，既是教室，又是老师的办公室和宿舍。记得后来曾修建了一大间南屋，但房屋低矮、光线太暗，在那边上课的学生很快又搬回来，挤在一起上课了。老师上课一天一次，主要是语文，不固定地加算术课。下午是全体学生大声念书一个多小时，中间不时有孩子打闹嬉笑，甚至恶作剧。一开始看到老师戴老花镜，我们都不知道有什么用，以为就象驴子推磨时戴上“捂眼”看不见东西，没想到老师说，小毛驴戴上“捂眼”看不见，我戴上这老花镜看得可是更清楚！虽然有甲乙丙三个班，实际上只能在一间教室里由一位老师分别给三个班上课。老师给甲班上课，其他班就坐在一旁“陪听”，这样对低年级是有利的。我从老师给甲乙班讲课、提问中间，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特别在古文、诗词、历史典故等方面。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但在以后多年的革命工作中，深刻感受到这段启蒙时期没有浪费光阴，多学了知识的益处。
当时，县教育局对农村小学学制没有统一规定，什么时间开学、什么时间放假，都由村里和老师商量，根据农活忙闲而定。一年里有麦收、秋收几个假期，麦收假期大约两个星期，秋收则放假长一些。每年开学在正月十五以后，那时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县教育局对村里小学的指导，有两件事情我的印象较深。一是从1930年前后即不定期地向各学校发行一种石印的自学刊物，刊登一些简单的教育消息、宣传反对缠足、扎耳环孔的文章、小说，还有介绍各地风俗习惯、地理知识的内容，曾载有莱芜八景，如“汶河倒流”即为一景，中国的江河基本上是由西向东流，而莱芜的汶河却由莱城南、经驷马河、鲁西镇等由东向西流到泰安大汶口，故称一景。再是从30年代起，不定期地派教育官员到各校视察，简称查学的。每年冬季寒冷季节不来，其它季节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来到，经常来我校的名叫亓善同。所谓“查学”者，自然是听听汇报、看看情况，批评指责一番。亓善同此人嘴谗、官气大，每次来必定要吃活炒鲜鸡，还得到五里外的西五斗村买点心招待他。鹿老师曾背后说，他吃了这顿饭到第二天都不用吃了！离开时，还必须有两个学生陪送他到下一村。有一年春天他突然到来，指责大教室里空气不好，逼着撕破所有的窗户纸。但是春天刮大风，他走后，我们还得重新糊上。
乡村教师的薪俸很低，也没有其他任何额外补助。学校按照每个学生家境贫富的情况收取学杂费，每次收费时，校董将写好数字的纸条发给每个人，我记得窦子纯要交八吊钱，我是全校交得最低的，只有两吊钱。可就是这两吊钱对我家来说仍是很大的负担，父亲为了让我读书，每次都想办法筹钱，按时交纳，从不拖欠。在学校里我穿的衣服是最破的，但鹿老师对学生一律平等，我没有因家境贫穷而受到任何歧视。学生交的钱是村中办学所用，不归老师个人，每年都要公布帐目。学校日常的事情由刘永德爷爷管，如挑水、打扫卫生，放假期间看管校门安全等等。由于农村生活贫苦和重男轻女的风俗，开学不到半年女学生便陆续退学，以至最后全部退光，男生中也有少数借故不来上学了。
我们的教室的东墙下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是老师吃住的地方。白天我们在这里上课，晚上老师就在油灯下备课读书。鹿老师一个人不仅要教三个班和管理学校全部事务，还要自己动手做饭吃，经常吃的是家里送来的煎饼夹咸菜，有时买点豆腐。每天学堂大门的开关也是他来管，我记得他当时已经年过五十了，肯定是非常劳累的。这些都没有影响到鹿老师的情绪，他一心要教给我们更多的知识，教育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只是教书本上的知识，还经常给我们讲解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如为人谋事而忠，交友要信等。特别讽刺那些自持有靠山以强凌弱的势力小人，我们都特别爱听。在做人的伦理道德方面，他时常以“目不斜视，正视不超五步”、“肉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等圣人之言教育我们。我回到家里，向父亲和叔叔们说到这些时，他们讲，这是孔圣人才能做到的，咱们穷人吃不到油水，不管你肉切得正还是歪，吃着都香，连汤也剩不下。
学校门口虽贴有“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字样，但这间大学堂实际上成了村公所，所有过往的县、区公务人员、催要钱粮的、邮差、商人甚至外地临时募捐的、本村发生争议的事，都要聚集到学堂来商办，这些都要占用老师的精力和时间。在鹿老师的维护下，学校一直保持着“清净所在”的原则，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在学校宴请喝酒，他事事为人师表，处处体现师道尊严。这三年的启蒙教育是学习的重要阶段，鹿老师的言传身教给了我这个初入学堂的贫穷孩子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影响。抗战以后我在沂蒙地区工作，父亲每次来探望，我都问起鹿老师的情况，父亲对我说，鹿老师说你不大安分，有些调皮，但是念书学习用功，可惜家里供不起啊。鹿老师知道我参加抗战，非常高兴，说我有出息，勉励我要报效为国。
第二任老师韩裕超，他很注意算术课程，实行期考。他曾两次组织大一些的学生参加县立高等职业小学考试，但没有一个人考中。该校招生50人，报名考试的有八百多人。他还组织学生参加檞林前高等学堂的考试，刘圣彦、刘子云两人考中。在那里上学，衣服穿得不能太破旧，虽然吃饭全靠从家里背煎饼，但书本费、学杂费负担仍太重，以后不得不退学了。韩老师教我的这一年，正是土匪闹得最凶的时候，老百姓几乎每晚都要“逃反”，不敢在家睡觉，怕被土匪堵了“窝子”，富者则怕被“绑票”。韩老师孤身一人呆在学校的大屋里，太不安全，无奈只好每晚提着油灯躲到朱尔贵家的二层小石楼里。朱尔贵曾被“绑票”，逃脱回家后即盖了这个石楼，天黑后就进去关上门，天亮后无事再开门。抗战时期父亲到沂蒙区来，我曾问及韩老师的情况。父亲说，韩老师在口镇做党的工作，为八路军收集情报，不幸被日寇抓住，掺遭折磨，后被狼狗咬死。我听后，心里非常难过，万恶的日寇残杀我的老师，此仇必报！
第三位老师窦子顺，毕业于莱芜县立师范学校，教书正是他所学的专业。他是本村人，家族和本人的声望都好，对学生及其家庭都比较了解，这对搞好教学是很有利的。窦老师既重视教学生知识又重视教育我们如何做人，上课时讲得细致、清晰，使我们都能听得懂。他还善于鼓励学生大胆发言，以加深理解。他还很注意学校的环境卫生，亲自动手清理学校里堆积了多年的垃圾，把闲地开辟成小花圃，同学们从各家拿来花籽种上，这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农村学校可是从没有的事情，同学们高兴，家长们也很满意。
党组织非常重视学校这个阵地，刘仲莹经常以各种方式询问学校的情况，到学校和老师交谈，并写了“曰庠曰序曰进步，如切如磋如琢磨”的对联贴在学校南教室门口。
韩老师和窦老师在我村教书，实际上是以此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只在我村，在莱芜较早建党的村庄大都如此。党的负责同志以拜访朋友或经商的名义来此联络、商谈机密。如我党设在鲁西镇、以合法身份活动的“文成书局”，实际上是党的联络点，负责人曹春耕同志曾背着装有书笔的“褡裢”来我们学校多次，书本笔墨的价钱比较便宜，态度又好，大家都喜欢买他的货。这些党的负责人都是知识分子，学生们知道他们的书法好，就请他们为自己题字。记得刘仲莹写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西厢记》中的“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任瑞先（即王其人）写了李后主《西江月》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韩裕超题写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诗句赠我。这些珍贵的字迹，可惜早已完全损失了，只有在此记录，作为珍贵的纪念吧！
正当学校的教育日渐活跃，党的活动不断开展之时，国民党政府不知从哪个环节捕捉到了一丝线索，派特务急奔鹁鸽楼抓捕窦子顺老师。那是1933年闰五月下旬，小麦已熟，天气燥热，当时学校夏季考试完毕、待要放假。一天上午约十点钟的时候，突然来了十几个头戴大盖帽、穿灰色制服的警察，身佩盒子枪、武装带，一律骑着崭新的自行车，一下子涌到学校院子里。和过去进校门就吆喝着要喝茶、吸烟、在教室里旁若无人大声喧哗不一样，这次他们一进来就摆好了阵势，在校门口有人把守，有几个人分别站在院子里，北屋教室门口站了两个人，一个身穿白色西服、头戴洋草帽、手拿白纸扇的人闯进教室，毫不客气地坐在窦老师的椅子上。我们坐在下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对他们的作为很反感。这个人一面翻弄窦老师的书籍，一面拉开抽屉检查，并对窦老师说：局长请你到县里去一趟，有些事情请你说说。窦老师只是答应着，仍象往常来了客人一样准备沏茶倒水，他走到教室外的西边洗涮茶壶，那里平时堆放着垃圾。当时我已经算是大龄学生，号称“大学长”，凡是来了客人要帮老师做事招呼客人。我看到窦老师在教室外忙着，就说：老师，让我来吧。窦老师回答：还是我自己来做。看到教室门口的两个警察在大太阳下晒着，我对他们说，到屋里凉快去吧。他们不听，仍站在门口。就在一切好象已经平静下来的时候，突然外面的特务大叫：不好了，人跑了！正在屋里坐着的“白衣长官”丢下扇子跑出教室，和院子里的警察大声叫喊着追出去。学生们不知何故，吓得急忙拿起书本一哄而散。我一直站在教室里没动，看到老师逃走，心里稍稍放松了些。当我离开时，学校里已经空无一人了。这就是我亲眼目睹的国民党捕捉窦子顺老师事件的过程。
事后，我听到了窦老师逃脱的经过。当时他端着茶壶从教室走到西边的垃圾堆，旁边紧挨着是一道矮墙，靠墙斜放着从教室门上卸下来的“风门子”，见此，他立刻做好了逃跑的打算。就在特务的眼皮底下，他扔掉茶壶，一步跨到墙边，脚登“风门子”中间的横杠，双手扒住墙头，一跃而过。等到特务们反应过来，已经没了人影。矮墙的外面正是窦老师家和其他几家人的柴禾园子，待特务们翻过墙去，更分辨不出个东南西北，顺路追到一条南北胡同后，正好碰到一个在此纳凉做针线活儿的老太太，她以要饭为生，我们都叫她刘三老奶奶。她确实看到窦老师匆忙由南往北跑去，心想，大热天的，不好好教书，跑到外面来干什么？一转眼，几个特务又跑到老太太面前，没好气地问是否看见学校的老师跑过去？老太太见此，心里明白起来，于是又摆手又指耳朵，说是听不见不知道。特务们再三逼问，老太太手指胡同南口，特务们真的向南追去。其实此胡同向南仅有几间房子，走过去就到了小河边，河南边是空旷的平地。特务们丧气而归，搜查了窦老师的书籍、字画等材料，又到了他家里，没有查出什么违禁品，仅抄走了一个手电筒。
窦老师越墙逃脱后，想到了往南跑河边的空旷地无处藏身，只能沿着小胡同向北跑。这里原来只是各家盖房时按习惯留下的三尺滴水檐，弯弯曲曲，平时很少有人走，一直向北，就到了村子最北边。当年我家在村子的最北边，屋后是一片平地，我家和刘永兴家紧挨着。窦老师跑到刘永兴家，刘家老人把他藏在了牛栏的虚棚上。牛栏就是养牛的棚子，上面有一层叫虚棚，平时放些农具。幸好当时敌人败兴而归，没有挨户搜查。到了夜里，刘家老人和窦老师的家人取得联系，窦老师拿了点路费连夜出走，到了大连等地，仍然坚持进行党的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快回到莱芜参加抗战的领导工作。以后调到东北，全国胜利大进军调配干部时，调任四川省乐山专区（即峨眉地区）任地委统战部长、地委委员、地区专员，1956年我曾和他书信联系。文革中造反派自然对他的“被捕逃脱”进行重点审查。1978年我在驻意大利使馆工作，恰有四川乐山地区考察团来，曾委托该团负责人查寻窦老师及其后代的情况，未获结果。1984年，我在全国老龄委去四川乐山视察参观时，再次请当地同志查询窦老师的下落，但仍没有结果。至今，我仍深深地思念着窦子顺老师。
村里的乡亲私下里庆幸窦老师没有被抓走，因为他为人正直，从不干坏事。学生家长更关心的是学校否能继续开课。1933年下半年起，村里请来了圣井村的毕炳德老师，他教到第二年。毕老师教学认真，除正常课程，他还教授了古文诗词和社会应用的知识，还教我们打算盘。
1935年的老师是刘子陵，他是第五任、也是最后的一任老师。他在本村学校念书长大，没有经过任何专科训练，他敢于承担教学并力图教出成绩来。刘老师早年入党，为党做了不少的工作，他是介绍我加入“少共”的介绍人之一。1935年秋天，莱芜党内因周茂森、刘伯戈叛变，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共产党，刘子陵老师即行躲避，学校提前停学，从此就结束了我的六年学业。
在六年学习的时间里，各位老师所教内容是很丰富的，所学内容以现代语文为主，也有古代文学和历史，这些多是课程以外业余学的，从阅读的小说、戏剧、传统故事里得到不少知识。刘仲莹曾经教我看“拓荒者”、“春光”、“老残游记”等现代进步刊物。这方面刘子云对我有很大帮助，他借我一些小说如水浒传、三侠五义等。我们两人曾在很多个晚上共用一盏油灯读一本已经破烂不堪的“戏剧大全”。这些书他家有，我家买不起。我幼年就喜欢看晚上的灯戏，更是想法和同学朋友一起去看。所看内容如“夜审潘洪”、“牧军卷”、“反徐州”、“双官诰”等等，现在都还能记起一些。参加“少共”后的学习则增添了政治和社会的一些内容，从社会上所发生的许多不平之事中吸取了“营养”，在1936至1937年停学两年的时间里自我学习也没有完全间断。所谓停学，实为退学，以我的家境情况和年龄增长，也不可能再继续上学了。在这两年里我在家参加农业劳动，曾到博山打过两个月的小工，同时一直持续开展“少共”的活动。在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全力投入到准备武装抗日、上山打游击的工作中了。
从1933年开始，国民党对我村著名共产党人刘仲莹、窦子顺等人的追捕，查封没收他们的书籍信件，这不仅是在政治上对共产党的迫害，也使我村的小学教育受到严重摧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