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卿讲述威震灵山的红军便衣队

Admin 发表于2015-11-26 21:34:27
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奉命长征后,疯狂的敌人妄图乘机扑灭我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火种,疯狂叫嚣要把红军困死在山林中。在那艰难的日子里,昼夜转战在深山密林中的红军战士,得不到粮食弹药的补给,伤病员无处安置,兵源无法补充。为了在白色恐怖中保存革命力量。
发展和壮大革命根据地,我党决定向敌后派遣一支红军便衣队,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形式,钳制敌人,武装群众,筹集钱物,配合主力部队长征。
一九三六年,我奉命从九路游击师调到了灵山红军便衣队,没有多久我们这支由十个人组成的红军便衣队,就神出鬼没地活动在灵山地区了。巍峨的灵山,位于河南省的信阳和罗山的交界处,这儿群山起伏地势险要,有名的武胜关是京汉铁路的咽喉地带,我们便衣队在这里潜伏战斗,犹如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灵山地区的人民群众,长年受着土豪劣绅、反动民团和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红军便衣队在这里活动,有着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便衣队由一人一户地发动群众,发展到亲连亲、户连户、村连村,越来越多的贫苦群众听说来了红军,人人兴高采烈,大家很快组织起了农民小组,妇女小组以及地方武装一小便衣队。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一旦觉醒,闹翻身求解放的愿望和热情就像暴发的山洪一样,汹涌澎湃,不可阻挡。为了震慑敌人,鼓舞群众,开始由我们红军便衣队出头,农民小组暗中配合,打了当地几户恶霸地主,分了他们的粮,夺了反动民团的枪,我们把粮食、财物分给饥寒交迫的群众,用枪支弹药武装了当地的便衣队,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群众对红军更加信赖,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坐落在灵山脚下的柳林镇,有个黄家湾火车站,是个交通要道,那里有五六个碉堡,驻守着国民党新五军的一个营和地方民团。
有一天,我们在那里的一个内线联络员送来一份情报,说是柳林镇敌军换防,新五军当天开拔,接防的敌军第二天才能赶到,眼下柳林镇车站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民团看守着,希望能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收到情报以后,大家十分高兴,谁也不愿放过这个袭击敌人的好机会。那些刚组织起来的农民小组和小便衣队的队员们,更是跃跃欲试要求参加战斗。指导员黄锦思立即召集开会研究,决定采用火攻,烧毁敌人的碉堡群,给敌人正规军一点颜色看看。大家详细商议了战斗部署,便分头组织准备去了。
天黑了,清冷的夜空挂满星星。我们这个小组乘着月色,朝预定的集中地点进发,二十多个农民小组组员,有的扛着长枪大刀,有的背着一大捆干柴,来到了集合地点,黄指导员和其他小组也都陆续赶到了,只见黑暗中迅速集中起了一支队伍,影影绰绰地竟有一百多人,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静悄悄地前进,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柳林镇。这时候已是半夜时分。我们把队伍埋伏好,派出的侦察哨发回“可以行动”的暗号后,黄指导员就指挥大家隐蔽前进,慢慢接近了碉堡。
只见往日灯火通明、喧闹不休的碉堡,今夜一个个黑暗无声,几个民团像幽灵似的在碉堡上晃动,不时朝外面胡乱放上一枪,给自己壮胆。说时迟那时决,我们箭步上前,结果了哨兵,农民们一拥而上,抱柴的抱柴,点火的点火,霎时间碉堡群火光冲天,喊声四起。不一会儿又起了风,风助火威,越烧越旺,直烧得浓烟滚滚,烈焰腾腾,把半个天都映红了,驻守在火车站的民团看见大火,知道大事不好,一个个蜷缩在工事里只是乱放枪。
趁着混乱,我们队伍又逼进了车站,又打枪又喊话,把敌人吓得要死,赶天亮前,我们胜利地撤了回来。第二天,从柳林镇传出一股风说,昨夜红军来了几百人的队伍,烧了碉堡打了车站,把民团吓得屁滚尿流,消息越传越远,当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几天以后,敌人赶到山底下来报复,他们架起迫击炮乱放一通,发现连红军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从此我们便衣队声威大震了。为了对付我们便衣队,敌人相应地强化了反动的地方政权。当时保甲制度森严,哨卡遍布,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我们还做了争取保长的工作,争取他们同情革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我们办事。
黄家湾有个保长黄宗正,这人五十多岁,有一个独苗小孙子,爱如掌上明珠,却不料被当地的土匪“小马子”绑票了,土匪把黄保长的小孙子当作人质,放出风来,要黄保长在三天以内筹齐三百块银圆和一些大烟土、腊肉等去交换,要不然小孩就性命难保,黄保长急得六神无主。想来想去,认为只有红军便衣队能解他的围,于是哭丧着脸找到我们的驻地。便衣队和恰巧来灵山活动的特务队商量以后,确定在土匪同黄保长约定碰头的那天,预先埋伏在交换地点一许家冲东岗岭的树林里,给土匪一个突然袭击。
到了约定的那天下午,黄保长和一个化装的便衣队员挑着一副箩筐出现了,他们在路口坐下来,张望着,等待着,不时摘下草帽扇凉,过了很久,山上一点动静也没有,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大家都着急得不行,又过了一会儿,果然从山上慢吞吞地下来了三个人,走近一看,正是土匪,走在前头的一个人背着黄保长的小孙子,土匪看见黄保长坐在那里,身旁还有一副箩筐,一阵乱叫,加快了脚步,等他们走进埋伏圈,我们猛地跳了出来,冲在头里的大个子杨定芝一把揪住土匪的衣领,把小孩子夺了下来,其他人截住土匪的逃路,拿枪逼近他们。土匪们见势不妙,一个个跪地求饶。
由于当时正在做瓦解土匪的工作,我们只是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让他们再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把他们放了。打这以后,黄保长更加靠拢我们,在紧急关头多次掩护过我们便衣队。一天夜晚,我和队员张永清跟随黄指导员去黄保长家了解敌情,一踏进黄保长的门槛,就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只见几个满脸凶气的家伙,大模大样地坐着,黄保长点烟倒茶,在一旁伺候,正当我们进退维谷的时刻,黄指导员机智果断,只见他两眼一瞪,声色俱厉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是不是红军探子?”这先发制人的喝问,把五个人中的四个震住了。为首的一个大个子却满不在乎,反问我们道:“你们是什么人?”话音刚落这家伙伸手就去掏枪,张永清眼疾手快,一把将枪夺到手中,抵住了大个子的后背,我“哗啦”一声拉开了枪栓,喊:“不许动!”这时候,黄保长忙着上前,满脸赔笑地说:“都是自己人,别误会,有话好商量。”
黄保长指着我们说:“这三位是小河镇联保主任,来查户口的。”接着又向我们介绍说:“他们五个人是杨家岗国军派来侦察红军动向的。”听说是国民党派来的探子,我们又惊又喜,这可是送上门的舌头呀。可是三个对付五个,只能智擒,不可鲁莽,当时正牌的白军到联保所去,傲慢无忌,这家伙连证件也不带,我们便抓住这个碴口,趁机缴了他们的枪,又命黄保长拿来绳子,不容分说捆绑起来,声称要押去见联保主任,那个大个不服气地歪着头说:“走就走,见了主任再说。”逗得我们掩口暗笑。就这样,我们三个人押着五个俘虏回到了驻地,从他们口中掏出不少有用的情报。
由于我们红军的政策深得人心,就连灵山大庙里的和尚也让我们争取了过来,帮助我们买粮食,送情报,办了不少力所能及的事情。由于到处都有我们的耳目和隐蔽点,我们消息灵通,行动神速,敌人抓不住我们,我们要收拾敌人,却是手到擒来。由于有群众做依靠,游击队真是如虎添翼。
在灵山一带的深山老林里,隐藏着一股凶蛮的土匪。这群乌合之众,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有当地的流氓地痞,有从外乡流窜来的土豪劣绅,也有少数穷人被逼被骗当了土匪。他们的特点是分散活动,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白天拦路抢劫、杀人放火,夜晚冒充我红军便衣队,打家劫合,强奸妇女。由于他们到处乱窜,被当地的群众骂做“小马子”。“小马子”是当地群众的一大祸害,也成了我们开展工作的障碍,我们便衣队决心为民除害,经请示鄂东道委同意,确定了先孤立后瓦解的政策,促使他们不打自散。当时我们从道委赶印了一批传单,四处张贴散发,还提出了有匪必寻、有疑必找、闻情即扑、见影即追的口号。深受其害的广大人民群众闻风而动,积极协助我们查匪报匪。同时,我们又做了土匪家属的工作,要他们劝说亲属弃暗投明,重新做人。很快,就从四面八方布下了剿匪的天罗地网。
有一次,我在山上执行侦察任务,忽然发现一块地方堆放着鸡毛碎骨头和破烂衣服,不远处扔着一只“三炮台”香烟的空盒子。我便同指导员、队员徐路军和杨定芝就地研究,断定这是“小马子”的遗物,估计是他们抢劫作案以后来这里分赃的,人可能还没有走远。我们就沿着这一线索向前寻找。将近中午,在密林深处的隐蔽地,果然发现有两个土匪,歪靠在大树上,懒洋洋地正在打盹。他们穿的衣服脏得已辨不出颜色,头发像蓬着一堆乱草,那模样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我们又搜索了一圈断定周围没有其他情况,决定活捉这两个土匪。杨定芝、徐路军和我拨开树丛跳出来,像猛虎般地直扑两个土匪。土匪被惊醒了,一个慌慌张张刚想拿枪抵抗,被我一脚把枪踢了老远。杨定芝和徐路军冲上去,立即把他们俩绑了起来。
土匪傻愣愣地望着我们,嘴里还不住地用暗语和我们打招呼:“你们是哪杆子?在哪架了?谁是打头的?”黄指导员正颜厉色:“少废话,我们是红军便衣队!”一听这话,两个土匪如梦初醒,顿时吓白了脸。“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饶说:“长官开恩,长官开恩,千万别杀了我们,我们还有老有小呀!”根据对土匪分化瓦解的政策,我们了解了“小马子”的内情及其活动规律后,把这两个土匪狠狠教训了一通,最后黄指导员对他们说:“今天我们不杀你们,放你们回去,回去后要再敢冒充红军便衣队为非作歹,我们就不客气了!还有,转告你们何队长和其他弟兄,只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红军就给你们出路。”两个土匪一面听,一面不停地鞠躬哈腰,唯唯允诺。然后一}留烟似的窜进山去了。经过一番政治工作后,他们的土匪头子何光武也动摇了,我们见迫使“小马子”投降的时机成熟了,就以便衣队的名义给何光武写了一封正式的劝降信送了去。
不久,何光武派人送来了回信,表示愿意投降。经协商双方各派两名代表,在小王庄谈判,便衣队确定派张炳祥和我作为谈判代表。谈判那天,我们俩全副红军装束,头戴红五星的八角帽,腰插乌亮的盒子枪。我看看炳祥,只见他一改平日爱说爱笑的神态,显得十分威严,不一会儿“小马子”的代表也来了,他们一进门就摘掉礼帽,朝我们不住地点头哈腰,“兄弟长”“兄弟短”地寒暄。张炳祥是我们便衣队唯一的“小知识分子”,谈古道今,很有一套,被大家戏称为“张政委”。这时候他也摆出了“首长”的架势,咳嗽了一声,不紧不慢地说:“我们红军便衣队是穷人的队伍,实行的是打富济贫,扶困救危的方针,我们红军主张每个人要靠劳动过活。当土匪害百姓是不仁不义的行为,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消灭国民党白狗子,打倒土豪恶霸才是正确的道路。”
他讲得滔滔不绝,两个土匪也不知听瞳了没有,只是一个劲地“哼哈”点头。随后,我们向土匪提出了三个条件,要他们在受降以前做到:一、不准再坑害老百姓;二、不准走漏红军的消息;三、不准破坏或私藏武器。接着我们又向土匪指出了受降后的三条出路:一、不愿意散伙的,经我们批准,可以参加便衣队,一起打土豪,打白军;二、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三、家住苏区的,我们写证明,保证回去以后受到宽待。对这些,“小马子”的两个谈判代表一一应允。临走,我们还拿出了几条“三炮台”香烟和一些糖果送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连连打躬作揖而去。
谈判以后,双方确定在许家大湾召开“合会”大会,为了提防意外,我们把特务队也请来了。便衣队事先杀了猪,准备了香烟糖果。那天一大早,指导员和特务队队长每人挎一把崭新的盒子枪,枪上系的红缨子随风飘舞,精神抖擞地站在高台上,九个便衣队员和特务队一百多名战士持枪列队,威风凛凛地站在四周,附近的老乡们也扶老携幼地来看热闹。“小马子”排着长长的队伍下山了,共有一百多人,何光武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手里拄着“文明棍”,强打精神走在最前头,后面跟的匪徒们一个个面色如土,蓬头垢面,我走上前去,把黄指导员、伍队长向何光武做了介绍。
何光武说:“小弟何光武,冒犯贵军实在不该,请红军兄弟高抬贵手,多多包涵。”大家寒暄了几句,这时候饭菜摆了上来,大家席地而坐,围成几个圈子,边吃边谈,匪徒们就像饿虎似的霎时就把饭菜吃了个净光。饭后接着召开大会。黄指导员讲了话,他对“小马子”改邪归正表示欢迎,并且宣传了红军的主张。何光武也讲了话,他结结巴巴地说:“小弟过去所为,实在对不起红军和众家百姓,惭愧得很,从今以后我何某一定在红军的提携下,重新做人,愿各位今后多加指教。”
当时,我们便衣队分别插到土匪当中,宣传政策,了解摸底。对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二十块银圆做路费,对正直的穷人,又坚决要求参加红军的,经我们审查批准,送他们去参加游击师。何光武本人也改邪归正不干坏事了,就这样数百人的“小马子”土崩瓦解了。我红军便衣队在灵山一带也更加声威大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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