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壮大革命根据地，我党决定向敌后派遣一支红军便衣队，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形式，钳制敌人，武装群众，筹集钱物，配合主力部队长征。
一九三六年，我奉命从九路游击师调到了灵山红军便衣队，没有多久我们这支由十个人组成的红军便衣队，就神出鬼没地活动在灵山地区了。巍峨的灵山，位于河南省的信阳和罗山的交界处，这儿群山起伏地势险要，有名的武胜关是京汉铁路的咽喉地带，我们便衣队在这里潜伏战斗，犹如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灵山地区的人民群众，长年受着土豪劣绅、反动民团和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红军便衣队在这里活动，有着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便衣队由一人一户地发动群众，发展到亲连亲、户连户、村连村，越来越多的贫苦群众听说来了红军，人人兴高采烈，大家很快组织起了农民小组，妇女小组以及地方武装一小便衣队。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一旦觉醒，闹翻身求解放的愿望和热情就像暴发的山洪一样，汹涌澎湃，不可阻挡。为了震慑敌人，鼓舞群众，开始由我们红军便衣队出头，农民小组暗中配合，打了当地几户恶霸地主，分了他们的粮，夺了反动民团的枪，我们把粮食、财物分给饥寒交迫的群众，用枪支弹药武装了当地的便衣队，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群众对红军更加信赖，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坐落在灵山脚下的柳林镇，有个黄家湾火车站，是个交通要道，那里有五六个碉堡，驻守着国民党新五军的一个营和地方民团。
有一天，我们在那里的一个内线联络员送来一份情报，说是柳林镇敌军换防，新五军当天开拔，接防的敌军第二天才能赶到，眼下柳林镇车站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民团看守着，希望能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收到情报以后，大家十分高兴，谁也不愿放过这个袭击敌人的好机会。那些刚组织起来的农民小组和小便衣队的队员们，更是跃跃欲试要求参加战斗。指导员黄锦思立即召集开会研究，决定采用火攻，烧毁敌人的碉堡群，给敌人正规军一点颜色看看。大家详细商议了战斗部署，便分头组织准备去了。
天黑了，清冷的夜空挂满星星。我们这个小组乘着月色，朝预定的集中地点进发，二十多个农民小组组员，有的扛着长枪大刀，有的背着一大捆干柴，来到了集合地点，黄指导员和其他小组也都陆续赶到了，只见黑暗中迅速集中起了一支队伍，影影绰绰地竟有一百多人，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静悄悄地前进，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柳林镇。这时候已是半夜时分。我们把队伍埋伏好，派出的侦察哨发回“可以行动”的暗号后，黄指导员就指挥大家隐蔽前进，慢慢接近了碉堡。
只见往日灯火通明、喧闹不休的碉堡，今夜一个个黑暗无声，几个民团像幽灵似的在碉堡上晃动，不时朝外面胡乱放上一枪，给自己壮胆。说时迟那时决，我们箭步上前，结果了哨兵，农民们一拥而上，抱柴的抱柴，点火的点火，霎时间碉堡群火光冲天，喊声四起。不一会儿又起了风，风助火威，越烧越旺，直烧得浓烟滚滚，烈焰腾腾，把半个天都映红了，驻守在火车站的民团看见大火，知道大事不好，一个个蜷缩在工事里只是乱放枪。
趁着混乱，我们队伍又逼进了车站，又打枪又喊话，把敌人吓得要死，赶天亮前，我们胜利地撤了回来。第二天，从柳林镇传出一股风说，昨夜红军来了几百人的队伍，烧了碉堡打了车站，把民团吓得屁滚尿流，消息越传越远，当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几天以后，敌人赶到山底下来报复，他们架起迫击炮乱放一通，发现连红军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从此我们便衣队声威大震了。为了对付我们便衣队，敌人相应地强化了反动的地方政权。当时保甲制度森严，哨卡遍布，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我们还做了争取保长的工作，争取他们同情革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我们办事。
黄家湾有个保长黄宗正，这人五十多岁，有一个独苗小孙子，爱如掌上明珠，却不料被当地的土匪“小马子”绑票了，土匪把黄保长的小孙子当作人质，放出风来，要黄保长在三天以内筹齐三百块银圆和一些大烟土、腊肉等去交换，要不然小孩就性命难保，黄保长急得六神无主。想来想去，认为只有红军便衣队能解他的围，于是哭丧着脸找到我们的驻地。便衣队和恰巧来灵山活动的特务队商量以后，确定在土匪同黄保长约定碰头的那天，预先埋伏在交换地点一许家冲东岗岭的树林里，给土匪一个突然袭击。
到了约定的那天下午，黄保长和一个化装的便衣队员挑着一副箩筐出现了，他们在路口坐下来，张望着，等待着，不时摘下草帽扇凉，过了很久，山上一点动静也没有，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大家都着急得不行，又过了一会儿，果然从山上慢吞吞地下来了三个人，走近一看，正是土匪，走在前头的一个人背着黄保长的小孙子，土匪看见黄保长坐在那里，身旁还有一副箩筐，一阵乱叫，加快了脚步，等他们走进埋伏圈，我们猛地跳了出来，冲在头里的大个子杨定芝一把揪住土匪的衣领，把小孩子夺了下来，其他人截住土匪的逃路，拿枪逼近他们。土匪们见势不妙，一个个跪地求饶。
由于当时正在做瓦解土匪的工作，我们只是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让他们再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把他们放了。打这以后，黄保长更加靠拢我们，在紧急关头多次掩护过我们便衣队。一天夜晚，我和队员张永清跟随黄指导员去黄保长家了解敌情，一踏进黄保长的门槛，就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只见几个满脸凶气的家伙，大模大样地坐着，黄保长点烟倒茶，在一旁伺候，正当我们进退维谷的时刻，黄指导员机智果断，只见他两眼一瞪，声色俱厉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是不是红军探子?”这先发制人的喝问，把五个人中的四个震住了。为首的一个大个子却满不在乎，反问我们道：“你们是什么人?”话音刚落这家伙伸手就去掏枪，张永清眼疾手快，一把将枪夺到手中，抵住了大个子的后背，我“哗啦”一声拉开了枪栓，喊：“不许动!”这时候，黄保长忙着上前，满脸赔笑地说：“都是自己人，别误会，有话好商量。”
黄保长指着我们说：“这三位是小河镇联保主任，来查户口的。”接着又向我们介绍说：“他们五个人是杨家岗国军派来侦察红军动向的。”听说是国民党派来的探子，我们又惊又喜，这可是送上门的舌头呀。可是三个对付五个，只能智擒，不可鲁莽，当时正牌的白军到联保所去，傲慢无忌，这家伙连证件也不带，我们便抓住这个碴口，趁机缴了他们的枪，又命黄保长拿来绳子，不容分说捆绑起来，声称要押去见联保主任，那个大个不服气地歪着头说：“走就走，见了主任再说。”逗得我们掩口暗笑。就这样，我们三个人押着五个俘虏回到了驻地，从他们口中掏出不少有用的情报。
由于我们红军的政策深得人心，就连灵山大庙里的和尚也让我们争取了过来，帮助我们买粮食，送情报，办了不少力所能及的事情。由于到处都有我们的耳目和隐蔽点，我们消息灵通，行动神速，敌人抓不住我们，我们要收拾敌人，却是手到擒来。由于有群众做依靠，游击队真是如虎添翼。
在灵山一带的深山老林里，隐藏着一股凶蛮的土匪。这群乌合之众，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有当地的流氓地痞，有从外乡流窜来的土豪劣绅，也有少数穷人被逼被骗当了土匪。他们的特点是分散活动，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白天拦路抢劫、杀人放火，夜晚冒充我红军便衣队，打家劫合，强奸妇女。由于他们到处乱窜，被当地的群众骂做“小马子”。“小马子”是当地群众的一大祸害，也成了我们开展工作的障碍，我们便衣队决心为民除害，经请示鄂东道委同意，确定了先孤立后瓦解的政策，促使他们不打自散。当时我们从道委赶印了一批传单，四处张贴散发，还提出了有匪必寻、有疑必找、闻情即扑、见影即追的口号。深受其害的广大人民群众闻风而动，积极协助我们查匪报匪。同时，我们又做了土匪家属的工作，要他们劝说亲属弃暗投明，重新做人。很快，就从四面八方布下了剿匪的天罗地网。
有一次，我在山上执行侦察任务，忽然发现一块地方堆放着鸡毛碎骨头和破烂衣服，不远处扔着一只“三炮台”香烟的空盒子。我便同指导员、队员徐路军和杨定芝就地研究，断定这是“小马子”的遗物，估计是他们抢劫作案以后来这里分赃的，人可能还没有走远。我们就沿着这一线索向前寻找。将近中午，在密林深处的隐蔽地，果然发现有两个土匪，歪靠在大树上，懒洋洋地正在打盹。他们穿的衣服脏得已辨不出颜色，头发像蓬着一堆乱草，那模样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我们又搜索了一圈断定周围没有其他情况，决定活捉这两个土匪。杨定芝、徐路军和我拨开树丛跳出来，像猛虎般地直扑两个土匪。土匪被惊醒了，一个慌慌张张刚想拿枪抵抗，被我一脚把枪踢了老远。杨定芝和徐路军冲上去，立即把他们俩绑了起来。
土匪傻愣愣地望着我们，嘴里还不住地用暗语和我们打招呼：“你们是哪杆子?在哪架了?谁是打头的?”黄指导员正颜厉色：“少废话，我们是红军便衣队!”一听这话，两个土匪如梦初醒，顿时吓白了脸。“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饶说：“长官开恩，长官开恩，千万别杀了我们，我们还有老有小呀!”根据对土匪分化瓦解的政策，我们了解了“小马子”的内情及其活动规律后，把这两个土匪狠狠教训了一通，最后黄指导员对他们说：“今天我们不杀你们，放你们回去，回去后要再敢冒充红军便衣队为非作歹，我们就不客气了!还有，转告你们何队长和其他弟兄，只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红军就给你们出路。”两个土匪一面听，一面不停地鞠躬哈腰，唯唯允诺。然后一}留烟似的窜进山去了。经过一番政治工作后，他们的土匪头子何光武也动摇了，我们见迫使“小马子”投降的时机成熟了，就以便衣队的名义给何光武写了一封正式的劝降信送了去。
不久，何光武派人送来了回信，表示愿意投降。经协商双方各派两名代表，在小王庄谈判，便衣队确定派张炳祥和我作为谈判代表。谈判那天，我们俩全副红军装束，头戴红五星的八角帽，腰插乌亮的盒子枪。我看看炳祥，只见他一改平日爱说爱笑的神态，显得十分威严，不一会儿“小马子”的代表也来了，他们一进门就摘掉礼帽，朝我们不住地点头哈腰，“兄弟长”“兄弟短”地寒暄。张炳祥是我们便衣队唯一的“小知识分子”，谈古道今，很有一套，被大家戏称为“张政委”。这时候他也摆出了“首长”的架势，咳嗽了一声，不紧不慢地说：“我们红军便衣队是穷人的队伍，实行的是打富济贫，扶困救危的方针，我们红军主张每个人要靠劳动过活。当土匪害百姓是不仁不义的行为，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消灭国民党白狗子，打倒土豪恶霸才是正确的道路。”
他讲得滔滔不绝，两个土匪也不知听瞳了没有，只是一个劲地“哼哈”点头。随后，我们向土匪提出了三个条件，要他们在受降以前做到：一、不准再坑害老百姓；二、不准走漏红军的消息；三、不准破坏或私藏武器。接着我们又向土匪指出了受降后的三条出路：一、不愿意散伙的，经我们批准，可以参加便衣队，一起打土豪，打白军；二、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三、家住苏区的，我们写证明，保证回去以后受到宽待。对这些，“小马子”的两个谈判代表一一应允。临走，我们还拿出了几条“三炮台”香烟和一些糖果送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连连打躬作揖而去。
谈判以后，双方确定在许家大湾召开“合会”大会，为了提防意外，我们把特务队也请来了。便衣队事先杀了猪，准备了香烟糖果。那天一大早，指导员和特务队队长每人挎一把崭新的盒子枪，枪上系的红缨子随风飘舞，精神抖擞地站在高台上，九个便衣队员和特务队一百多名战士持枪列队，威风凛凛地站在四周，附近的老乡们也扶老携幼地来看热闹。“小马子”排着长长的队伍下山了，共有一百多人，何光武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手里拄着“文明棍”，强打精神走在最前头，后面跟的匪徒们一个个面色如土，蓬头垢面，我走上前去，把黄指导员、伍队长向何光武做了介绍。
何光武说：“小弟何光武，冒犯贵军实在不该，请红军兄弟高抬贵手，多多包涵。”大家寒暄了几句，这时候饭菜摆了上来，大家席地而坐，围成几个圈子，边吃边谈，匪徒们就像饿虎似的霎时就把饭菜吃了个净光。饭后接着召开大会。黄指导员讲了话，他对“小马子”改邪归正表示欢迎，并且宣传了红军的主张。何光武也讲了话，他结结巴巴地说：“小弟过去所为，实在对不起红军和众家百姓，惭愧得很，从今以后我何某一定在红军的提携下，重新做人，愿各位今后多加指教。”
当时，我们便衣队分别插到土匪当中，宣传政策，了解摸底。对愿意回家的，每人发给二十块银圆做路费，对正直的穷人，又坚决要求参加红军的，经我们审查批准，送他们去参加游击师。何光武本人也改邪归正不干坏事了，就这样数百人的“小马子”土崩瓦解了。我红军便衣队在灵山一带也更加声威大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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