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我上小学五年级，从春天起先后有黄仲华、刘子陵、刘立三和马振川等人找我谈话聊天，一般是晚上在街头一同玩耍的时候。话题先从贫富不公、社会不平谈起，又谈到穷苦人不是生来就得吃苦，不能再这样苦下去，得想法子改变这个状况，要改变就得有个团体、有个组织才行。在询问我的看法时，我说的都是称赞的话，没有表示什么疑问。进而问我愿不愿意参加组织？我说，你们干我就跟着干！这样越说越深，连续谈了几个月的时间，越谈越觉得有理、有劲！一心想跟着他们干革命。但对于什么是革命？怎么干？则全然不知。在一个明月当空的晚上，刘仲莹找我谈话，问我，黄仲华等人和你谈的事情你都明白吗？你真愿意参加个团体跟着干吗？我表示真心愿意干。他很高兴地说，参加的团体就叫“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后统称共青团，简称“少共”）。他说，在南边（指江西苏区）是公开的，咱们这里现在是秘密的，不能对外人说，也不能对你父亲说。他还说，咱们这个组织是革命的，咱们唱的“国际歌”上那句“英特纳雄纳尔”意思就是全世界都要革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共产党。我第一次听到这些情况，很兴奋。刘仲莹又说，你以后怎么办会有人找你的。
1933年夏历闰五月十九日当晚的这次谈话令我终生难忘，从此我已是个“小共产党”了。参加“少共”后的斗争形势一直很紧张， 1933年国民党加紧对红军围剿、加紧搜捕镇压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形势险恶，随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首先发生的是鹁鸽楼庄国民党特工抓捕共产党员窦子顺未遂事件，此时我刚参加“少共”组织，事件发生后，形势表面缓和，实际上国民党不断派出特务刺探情况、制造谣言。二是1935年周茂森、刘伯戈叛变革命，国民党迅速出动特工，妄图“按图拘捕”，幸亏在冶和子村任教师的共产党员潘德和身高体壮，打倒了前来抓捕的特务，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快速跑掉，迅速通知党组织和文成书局，争取到有关人员隐蔽的时间，避免了一次大破坏。但是党的组织已经被暴露，文成书局被查封，有些党员不宜再公开活动。为保存力量，党组织决定暂时分散隐蔽，有一些人分别去青岛、大连、博山和山西等地打工。“少共”成员年龄小，敌人不一定有“黑名单”，故仍可在家不动，这样也便于观察动静。直到1936年春，国民党的追捕活动有所缓和，党员同志才陆续回到本村，党组织立即恢复活动。回顾几年来的情况，党员及“少共”不单保存了力量，还有所发展。
鹁鸽楼创立了第一个“少共”组织，这是莱芜共产党领导的高明远见之举。但这是新事物，应当怎样活动需要摸索着干。由于成员年龄小，又在秘密状态下，为此党组织对“少共”的活动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基本上是按党的一套活动方法，建立起规章制度，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从“少共”第一次会议起先后有刘立三、张永海等同志现场指导，开始时小组会议内容繁杂，形式主义很严重。会议先要推选主席，作形势报告，汇报工作并自我批评、相互批评，还有研究布置工作、临时动议（须有附议）、散会等等程序。经过几次会议后也就自动简化了不少。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有周茂先、刘子裕、张正芳，我被指定为小组召集联络人，实为组长。会议十天（两集）开一次。如有急事随时召集。为保守秘密，开会时间都在晚上，地点在村北刘家小坟茔或东山坡下避风又可及时逃脱的地方。“少共”成员必须按月交纳“组费”，一般为二十文（一个大铜元），我没有钱，就把每年春节姥娘给的磕头钱按月拿来用。
“少共”还开展了符合小孩子年龄段的工作，例如有目的地和同学交谈，通过小孩再传到大人耳边，起到宣传作用。还为党组织观察集市上警察的行动，监视坏人的言谈及活动，随时向党员汇报。
为党内通信跑腿是“少共”成员的优势所在，记得曾向牛王泉的鹿省三、西上庄的刘莱夫、祥沟庄的马子成、秦云川等送信若干次。从1933年到35年“少共”组织一直努力吸取新的成员，我在和同学们普遍接触的同时，有意识地找一些同学深谈，先后发展了窦兆让（现在浙江）和吕其富。吕其富为人忠厚正直，可胆子较小，我和他谈话时特别叮嘱要保守秘密，绝不能对外人说。但他回家后，他的奶奶觉察到孙子神色有些不对，追问之下，吕其富说了被王传斌介绍将要参加“少共”的实情。老太太听了大为吃惊，她从年轻即寡居无子，把吕其富过继到她名下，指望养老送终。老太太粗识文字，知道一些“造反不成，诛灭九族”的典故，并且抓捕窦子顺老师的事件就发生在眼前，她急忙说，孩子，这可不行，这是造反呵，是要砍头、扒坟的，千万不能干，也要和传斌说不能干呵！吕其富很快和我说了，我也没有为难他，只说了注意保密。1948年我回乡探家时，吕其富还和我说起这段往事，他早在抗战时就入了党，当时正担任掌管财粮的村干部。还有两个人已谈好，只因1935年国民党捕人，党组织没有来得及审批，一是刘圣信，他随父母去黑龙江一面坡，在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母亲死在异乡，他和父兄回来，和我说了东北深山里“黑瞎子”的许多故事，还讲了“红胡子”（即抗日联军）的动人事迹。他的积极性很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八路军，在莱芜城北部和日寇作战时壮烈牺牲。另一个是黄诗弟，他随父母到大连，全家被传染了肺病，母亲死去，父亲只得带子女回家，父亲不久也去世，抗战后黄诗弟也病死了。应该说明的是，从“少共”第一个小组到我们发展的成员都是男性，这不是说女性觉悟低。在那个年代，受封建观念的影响，十几岁的少年男女不便直接接触，特别是活动多在晚上，这就大大限制了优秀女性参加革命活动。在党组织的发展上，主要负责人是黄仲华，具体人数只有他知道。在90年代，我曾数次因公到杭州，特到医院看望久病住院的黄仲华同志和刘子正同志。和仲华谈到鹁鸽楼的党员人数时，他逐个回忆名字，算起来到1935年时，村里有党员四十余人，在当时不足千人的落后农村里，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其中男党员三十多人，女党员六、七人，除两位年轻姑娘外均为中年妇女。党组织还争取团结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人士，如刘永隆、刘圣周老人、王瑞枫、王传诰、吕玉堂、王元泽等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同情支持党和“少共”组织的活动。事隔50年以后，王元泽对我说：“从当初我就觉着刘仲莹领着你们干的对，所以我就暗中助一臂之力。”
在1937年春党内传达并讨论了中央关于西安双十二事件问题的指示，讨论很热烈，听罢传达既兴奋又觉得便宜了蒋介石，没有杀了蒋介石太可惜了！最后大家都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动员组织力量，随时准备武装抗日行动。根据“少共”组织几年来活动的情况，党组织的领导方法逐步改变，如参加“少共”的会议，由开始时派人主持变为协助，再到后来则完全由我主持，但是党组织必来人参加。到了晚上，一些党员自然地到刘仲莹家串门聊天，随意交谈，大家都喜欢听他讲革命道理、“南方”及城市见闻。有时他也讲一些历史典故中敢斗争、有志气的英雄人物故事鼓舞大家的斗志和信心，这样大家听得顺耳，容易记得住。记得有一次他激动地说，人生在世就要有志气，中国有几句传统古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豹过留皮”。他说这些话的情景多少年来我一直牢记着。
党组织的活动是秘密的，很频繁，方式多样，我都随着参加。记得较深的有：参加听党课和印刷宣传品。一天晚上黄仲华领我到张永海家，已经坐有刘立三、鹿还山等七、八人，由黄仲华同志念党员课本第一课，内容为：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由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先进分子中产生组织起来的。念后即请大家发言，由于都是农民，一开始还不大适应这种形式，为了不冷场，黄仲华就照课本说了一通，说咱们大伙不就是农民嘛。这样一说，全场就七嘴八舌的说起来。这个党课的课本是用复写纸写的，此前几天，我在刘仲莹的住处看到他手持铁尖笔，在毛边纸中间夹一页兰色带油的纸，用力写字后下面的纸上就显示出字迹。我第一次看到很新奇，刘仲莹说，这个不可告诉别人。原来党员课本是刘仲莹为培养教育党员费心抄写的。还是在刘仲莹的住处，我看到他把一张透明的带有方格子的腊纸铺在一块钢板上，拿着铁笔刻写，发出哧哧的响声，然后用油印机印刷，我帮着掀纸张，刘仲莹嘱咐我千万不要说出去。当时我也不知道印的是什么，也不能多问。隔了一段时间，在野外割草时，听刘立三和另一党员说起某夜到某大镇张贴布告，我才明白那天印的就是宣传品。晚上在街头集合唱国际歌，大都由刘仲莹带头。这个歌的内容一般老百姓并不懂得，村里有几个思想顽固的人知道这是共产党唱的歌，但是他们不敢向县政府告发，怕自己连累不起，国民党借此要钱，就更受不了，只好听之任之。
党组织不只注重开展党内的行动，同时还注意支持社会上的公益活动，以孤立制裁那些仗势欺人、蛮不讲理的份子，支持受欺负、受侮辱的弱者，这些取得了成功，党的活动便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在夏秋两个收获季节，我村党员参加了破坏地主富农收成的活动。在夜间大家集合，到选定的地富份子的地里，用镰刀割掉麦穗，在秋季则是用棍子击打已成熟的黄豆，第二天动员群众去拣麦穗或拾黄豆。这个行动只进行了一年就停止了，反应和效果如何，也没有总结。我认为当时党内某些同志可能把它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当事的地主富农虽然减少了收入，但广大穷人的收获并不会有太多的增加，此行动尽管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但由此激起了敌对阶级的对立和警觉。
1937年日寇发动“七•七”侵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政府不抵抗，韩复榘的军队弃地逃跑，老百姓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在这危难之际，共产党内很快得到指示：准备武装抗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那时，“少共”的成员已经由少年长成半大小子，跟随党员一起行动。记得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气还热，黄豆的叶子还是绿的，在村东山坡上朱尔贵家大柿子树下，“少共”组织开会，黄仲华、张永海还有任瑞先（王其人）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即将结束时黄仲华发言说：这几年王传斌同志的工作、表现都不错，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县委讨论决定批准王传斌同志由“少共”成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仍兼任“少共”组长。他发言后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对此无异议。任瑞先同志也发言，讲了形势和任务，随即连夜朝西北鲁西镇方向而去。从此，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是鹁鸽楼庄第一个由“少共”转为正式党员的人。在准备武装抗日的关头，党组织的决定把我推到新的斗争前线。
在我于1938年初参加和尚洞武装起义，离开家乡后，时常牵挂着其他“少共”成员的情况。抗战期间，在我父亲几次来沂蒙地区探望和遇到村里的乡亲们时，我都问及他们的情况。1948年我第一次返乡探亲，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正芳告诉我说，你们走后，过了些日子“少共”就联合起来担负起村里的党政工作，干得很好。谁也没有再说“转党”的事，“少共”成员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其他几人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周茂光于1942年前后，带全家下了关东，到黑龙江误入鼠疫区，染鼠疫而死，老婆改嫁，周老太太带几个女儿悲惨地回到老家,1948年我回乡时曾看望这位周大娘。刘子裕在抗战初期随全家到了大连，在造船厂当工人，不知所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