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鹁鸽楼这个偏僻的农村。原以为象过去一样，割几块地方、赔些钱财，日本人便可退兵了。可是这次却不同了，日本兵占了北平、保定府，一直向南打下来，很快又从青岛等地出了兵，到了山东！这一下子使得人们真的恐慌起来。日寇迅速侵入、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韩复榘军队不战而逃，各种流言飞传，恐慌、失望、无出路、不知如何是好的阴影笼罩在老百姓的心上。村子里早就流传着当亡国奴受欺负的故事，比如日本人踩着高丽人当上马的凳子；元代侵略者随意到老百姓家侮辱妇女，才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等等。想到这回真的要当亡国奴了，滋味可不好受呵！听我二奶奶说，末脚子年（末日之意）到了，这是朝廷无福民遭难呀！少数留着“半毛”（短发向后梳、准备很快能再扎起辫子来）的人说有了前清（朝）就有后清（朝），大乱起皇上出，这回可真应验了。就在这人心惶惶、兵荒马乱之时，村里党组织接到了上级的指示：“组织武装抗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党员和“少共”立即讨论执行，还向老百姓作宣传工作，指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树立人们的抗日信心。但限于当时的理论水平，实在讲不出多少道理，就拿岳飞抗金的故事鼓舞人心。可是人们听到的是日寇进展迅速、看到的是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这给宣传抗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党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坚定信心、立志上山打游击。恰在此危急时刻，大约在中秋节之前，刘仲莹从外地回到了家乡。那时，他已经被上级调到鲁西北地区工作（当时是保密的），因为在本地太暴露了，随时有被国民党抓捕的危险，他这次回乡，对大家有很大鼓舞，他给大家讲解了抗战的形势和前线消息，对韩复榘的军队不战而逃的事，他说，打鬼子不能靠他们，要靠咱们自己！他鼓励人们要勇敢地上山打游击。他还写了一大张纸的抗战消息，贴在村南头小关帝庙的石灰墙上，内容有“德州前线到达主力军”的报道，还有人民的铁拳打倒日本鬼子的漫画。不久，刘仲莹同志即匆匆离去。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家乡，非常可惜，第二年春天他就在外地去世了。此前我曾几次看见他喝中药，他说肚子疼痛、胀气等，可能早已因劳累而重病缠身了。
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后，我们就紧张地为打游击做准备，大约在农历十一月间，上级派刘居英同志到我村视察帮助。有一天已是半夜，我被黄仲华从床上叫醒去他家开会，到会的有窦子芳、窦子江、张永海、刘立三、鹿丕山、刘子陵、马振川、朱尔顺等人。刘居英着重讲了抗战形势，说明中国必胜的道理，以山西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取得胜利的经验说明日军是可以战胜的，不要怕它。还讲了要注意拣取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弃的枪支弹药等。上级来人讲一次，就为我们的准备工作和宣传增添一些力量和本钱。为上山的准备已进入具体阶段，在一次会上，张永海、鹿丕山都说各已拣到了大刀片一把；周茂先说他从下洼的亲戚那里拣到十几粒带有弹夹的子弹。就在此时，韩复榘的十九路军谷良民所属的一支部队向南逃跑时路经我村，住宿一夜，向老百姓要猪肉、白面。第二天军队离开后各家打扫房子时，黄诗兴家存放粮食的“对口瓮”中钻出一个穿军装的青年，他说是青城县人，不是当兵的，被这伙军队抓来顶了“空名额”，现在藏起来就是为了能逃回家乡。说罢跪地磕头、泪流满面，恳求黄家给换一身便衣好逃回家去。当时黄诗兴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棉衣，看此人可怜，只好将自己身上穿的棉袄脱下给他换上，此人再次磕头感谢，然后出门向北而去。老百姓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国民党军队向南逃去，听他们说的都是日本人的武器如何厉害，难以抵挡，而没有听到他们说一句要抗日的话。
此事不久，日本军队就真的来了。大概在农历十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约有十几辆日本军车沿着村子西山脚下的公路开过去。这条路是不久前军方以抵抗日军侵略的名义，逼着老百姓把眼看就要成熟的谷子毁掉，临时修的一条土路，没想到却为日军前进提供了方便。日军夜间行车，车辆前后联络，喇叭齐鸣，开着大灯，照亮了山谷村庄。村里的狗吓得狂叫，人们都上山躲了起来，我在东山上一个小山洞里看得很清楚。第二天我就听到有人说，光看这个车队的架势，咱们还真的打不过人家，还有那会叫的电驴子（摩托车），够厉害的，跑得那么快。
侵略者已在眼前，特务汉奸更加活跃，村里常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时出时进，行动诡秘。为防范坏人，各家几乎都把未成年的孩子关在家里不许出门。我家穷得连大门都没有，父亲把我藏在早挖好的地瓜窖里，在里面关了几天，我实在憋得受不了，便偷着跑出去找张正芳等人联系。没想到被父亲发现，找到我后生气地训斥了我一顿。
紧急情况迫在眉睫，黄仲华亲自通知我：腊月初二晚上到和尚洞集合。我接到通知立即紧张准备起来，拿什么应用的物品呢？全家只有一床破棉被，我如拿走，不但暴露了秘密，父亲连被子也没得盖了，只好带上一双布单鞋。第二天即腊月初二，收拾停当后我忽然想到，大家都要参加抗日，现在只动员了党员、“少共”组员上山，现成的王连福，靠打工、要饭为生，支持党的活动，若动员他去准能成！但没有党组织的同意是不行的，时间紧急，我当即找到黄仲华说了王连福的事，他立表同意。我接着找到王连福，简要说明抗日等事，没等说完他即说：你说的我全明白，这些天来你们这些人干的什么事我都清楚，你如不找我，我还要找你呢。我随即告他晚上去和尚洞集合的事，他表示坚决干，并约定一起上山。晚饭后，我背着父亲，把鞋子压在大棉袄下出门，到了村南头河南崖树下雪石堆中，王连福早已等在那里。两人乘着天黑无人，踏着积雪，沿着弯曲的陡坡上山去，到达了和尚洞。此时洞内已到的有黄仲华、窦子芳、鹿丕山、窦子江、张永海、刘立三、刘子陵等人。黑暗中看不清每个人的面孔，只听得一人说，走了一整天没喝一口水，口干得要命。鹿丕山说：这是刘夏峰，刘家封邱的，他前几年来我村找刘仲莹，他是县委领导人之一。这时，降寇庄的秦云川（即秦化龙）来了，他和黄仲华耳语，意思是到的人数不理想，有的可能赶不上，有的可能受到家庭的阻拦，只能再耐心地等等。到了下半夜以后，还不见新的来者。鹿丕山提议：咱们得走！不能再等下去，天亮后被人发现不好解释。这样，我们就走出山洞，只见夜空中“三星”已西斜，时间大约在凌晨一两点钟。大家沿着山峰后面的斜坡向上爬，那年雪大，天气冷，山上积雪不化，这里少有人迹，黑夜里深浅不知，只能手脚并用，摸索着或走或爬。斜坡下面是几十米高的悬崖，由多年的雨水冲刷而成，万一滑倒跌下去则九死一生。我们在山区长大的人走惯了山路，可是这天夜里仍然感到很困难，对于在平原长大的刘夏峰等人来说，在黑夜里爬山就如登天那么难了。幸好大家相互搀扶、提醒，连拉带拽，一步步爬过了叫“马脖子”的陡峭斜坡，终于到了云台山山顶庙宇大殿前。稍事休息后，这支队伍整队向东，朝着吕家楼方向，沿着山坡下山，迅速地赶到田家林，在那里又等到了几位约定的起义者，然后立即赶到徂徕山起义总部报到，全部编入八路军山东第四支队第三中队，以后又改编为四支队一团三连。这次起义是鹁鸽楼、也是莱芜历史上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的第一次英勇壮举，在山东抗日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对我个人来说，到达云台山顶后，发生了一个出乎预料的转折。在山顶庙宇前小广场稍事休息、清点人数、准备出发时，黄仲华首先注意到我，问道：你怎么也来了？和你父亲说了没有？我答：接到通知按规定集合，没有告诉他。黄仲华说：你年龄还小，你不告知你父亲，找不到你，他着急怎么办？你得回家去。我说：不能回去，既然出来了，谁家的老人也着急呵。黄仍坚持叫我回去，我赖着不走。其他人见黄仲华如此动员我，也一齐劝我下山回家。我还是不走，黄和鹿丕山、刘立三、张永海等简短碰头，咬耳朵低语后，黄仲华走到我跟前，郑重地劝解说：不是不要你，叫你回去是组织决定的意见，回去后的任务是：继续联系上山的同志，组织联系留在家的同志进行活动；监视坏人，搜集反映等。以后看情况再归队。我听后还是不情愿离开，当时已经到了下半夜，队伍急于出发赶路，在大家连劝加说下，我只得离开队伍，自己一人独自下山。由山顶西南门出来，如果再返回和尚洞，路太远，也不好走。我就沿着山顶的西斜坡上一条多年的冲水道，踩着乱石跌跌撞撞向下滑行。我突然记起这下面是几十丈深的悬崖，摔下去性命难保，我急忙向东北方向寻找悬崖边上一条通向村中的小道，在黑夜里我终于看到了呈灰白色的这条道。那正是夜深人静、“鸡不叫、狗不咬”之时，我沿着村南的小路回家，望着漆黑的夜路，真有些害怕，怕有坏人“砸杠子”。待赶回家时，看到我三伯父屋里还亮着灯，感到很奇怪，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趴着窗户往里一看，吓得惊叫起来，只见在昏暗的油灯摇曳中，三伯父吊在梁头上，十分恐怖。我的叫声惊醒了父亲，他赶过来先托住三伯父的身体、再砍断绳子，以尽量保留他口中的最后一口气。可是三伯父的身体已经僵冷，看来上吊时间可能在晚饭后，已过了好几个时辰，无法抢救过来了。三伯父年纪已近六十，一生贫穷，娶不起媳妇，有胃病，身体虚弱。他的死因据说是仅有的一床棉被不知被何人偷走，感到人生毫无留恋之处，无奈之下走了如此绝路。事已至此，只得挖坟、买棺材，简单埋葬。邻居亲朋唏嘘叹息不止，和三伯父最要好的刘盛爱来致丧时哭着说：老三呵，你怎么这么傻，走了这条路？日子再难咱们也要一起活下去呀。看到家里出了如此大难之事，我想到，如果我当夜没有回家，第二天发现家中死了人，孩子又出走，父亲会急成什么样子！我不禁有些后怕。第二天刘居英同志来我村找黄仲华，顺着吊丧的人群到了我家，看到我正在守灵，他不便多说。以后，他赶回徂徕山见到黄仲华时说了我家发生的事，黄仲华及我村出去的人都庆幸那天晚上强迫我回了家，这真是无意中的巧合。
“上山”的事情第二天在全村传开了，赞成、支持的人们说：这些人有种！好样的。也有的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还不知怎样哩。上山起义者刘立三的父亲刘三老爷说，论穷富钱粮也数不着咱啊，谁知这孩子倒是先走了，没想到。
“少共”小组会议暂时没有召开，只是个别联系。大家关心的是上山的人们现在怎样？一时摸不到部队活动的消息很令人着急。正月十五前后，鹿丕山曾回家一次，谈了徂徕山起义部队的一些情况，说有人扛起了枪，有男的还有女学生等等，很为新鲜，令人向往。大家都盼望着八路军的部队什么时候能游击到莱芜呢？
大约在正月底、二月二前后，天气已比较暖和，村民们都忙着春耕前的准备，在父亲的指挥下，我卖力地干活，抬粪把肩膀压得又红又肿，而心里时刻想的是八路军的部队何时能来，一有时间，我就和刘子云私下议论、商量。有一天，我正在东山北头、靠近王家祖坟的地里搂石头，突然看到从东北方向的山岭上走下一支扛枪的队伍，等逐渐走近，我定睛一看，真是自己的队伍回来了！正在行军前进的窦子芳、张永海、刘立三、鹿丕山等都喊叫我的名字，我高兴极了！这正是加入队伍的好时机，决心一定，我放下手里的活，急忙赶到队伍里，正遇到李伯秋同志（东北人，曾任二团政委、五地委书记，以后曾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我向他说，我要参加八路军！他说，欢迎呵。我急忙跑回家里，丢下工具就去追赶队伍。村子里路边有很多乡亲，在看自家的孩子回来了。
我急匆匆地往前走，有人还问我，这么着急干什么去？我回答说，当八路去！我赶到村西南破庄子附近，追上了这支队伍，加入到刘立三、张永海中间，当天驻扎在王家庄子。在部队里看到了奋发向上的热烈场面，歌声不断，周围各地、甚至远在口镇的人都有人跑来参军，有的人还带来步枪。可是不到一星期，我父亲赶到这里，以农活忙为理由，说先送完了粪再让我出来。无奈之下，我只好随父亲回到家里。
不久，原驻在王家庄子的部队转移了，我和刘子云想各种办法打听，可是，一时搞不清楚到哪里去了。为此，我干活时心不在焉，常出差错，总挨父亲的训斥，说我不像个干庄稼活的样子。这还真不是冤假错案，是有事实根据的：剜谷子苗时，看到草长的旺盛，以为是谷子苗，留了草剜掉了苗。间高粱苗，一尺距离留下三棵苗，父亲只好重来一次。尽管在父亲眼里我不是干活的好材料，可是他仍然不愿意放我出走。
大约在夏历二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终于打听到了部队的行踪，已经转移到槲林前东北的红埠岭、对仙门一带，和我村相隔几十里路。好机会决不能再放过了！我和刘子云商定在次日早上村里人吃早饭的时候偷着走，这时街头人少，省得被人发现。第二天我按约定到东山北的路上，刘子云已等在那里。正要走，却看见我家的小黑狗拦在路上，这只小黑狗是我从小养大的，乖巧、聪明，下地干活总喜欢跟着我，抓捕地里的虫子吃。我和刘子云商量出走是绝对秘密的，它怎么知道跑到这条路上拦我呢？小黑狗哼哼着，用嘴和身子蹭我的腿，低着头，耷拉着尾巴，好象知道我要离开家似的，我轻轻对它说，回去吧，不许拦路。它不但不听，反而对我狂叫起来。我怕纠缠久了被人看见，便拿起石块吓唬它，如此再三，小黑狗才一边叫着，一边低着尾巴向村里跑去。小黑狗拦路之事，实在让我感到惊奇，也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和刘子云匆匆上路，幸好在路上碰到孙鸿亮（字启明，中共党员，是八路军驻莱芜办事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们三中队和支队司令部的确切地点，我们按此方向急忙赶路，于午前到达三中队驻地报到。从此，我终于实现了参加八路军的愿望！接续上在云台山顶临时被迫回家的那一段的经历。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整整十年之后即到了1948年，我才又回到了家乡探望。而且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莱芜工作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