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历二月中旬，我和刘子云离开鹁鸽楼庄的那一天，当天中午就到达了红埠岭村，八路军第四支队三中队驻扎在此地。三中队的战士大都是莱芜人，特别是参加和尚洞起义的鹁鸽楼庄的战士们见了我们非常高兴，我被分配到三中队。那时，战士们穿的全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棉衣，没有军装发，也没有枪，但是个个意气风发。从这天起，我加入了八路军的革命队伍中，我终于当上了八路军。
和尚洞起义后，各路起义的队伍日夜兼程奔赴徂徕山，这里是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指挥武装抗日起义的中心，已经集合了泰安、新泰、宁阳、泗水等县参加武装起义的同志们，都是徂徕山起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这支部队里还有一些来自北平、天津、济南的男女学生；还有少数穿着军装的人，他们是韩复榘部队失散人员，也被吸收进来。我军各路人员集合在一起，各种口音混杂，颇为热闹。
徂徕山起义的队伍，依全省排列为第四支队，胶济铁路北黑铁山武装起义的编为三支队，胶东天福山武装起义的编为五支队，其他鲁南、鲁西等地的名称不一一列举。一些小地区因日寇打来和上级联络不上、或有其他原因拉起队伍，其名称自然不统一，甚至有的自称为“天下第一军”，这些都分别汇集到了几个支队的大旗之下。“和尚洞”起义人员被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程绪润（红军、河南人），政治指导员刘居英（东北人，北大学生，曾以中共山东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莱芜指导武装起义工作），过了不久，便正式定名为“八路军山东抗日第四支队”。当时为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排级还设立一名政治战士，如李伯秋、阎济民、鲁干等是三个排的政治战士，对此战士们非常欢迎。因为这些政治战士懂很多道理，有什么问题经他们一说，就解决了。他们和战士同吃同住，一起站岗放哨，谈心聊天，毫无隔阂。大家相处得熟悉了，以谐音称他们是“政治沾水”，所谓“沾水”是莱芜人以青菜加盐用来沾吃鲜豆腐的一种作料，这表明了我们部队干部战士之间亲密融洽，成为打胜仗的坚强基础。
1938年初日寇急于南进，抢占我城镇、铁路交通线，敌后的广大乡村地区，日寇尚顾不上回师清剿，国民党军队溃逃后有些地方呈现出真空状态，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壮大提供有利的时机。为此山东省委决定将现有力量分为两部分行动。由洪涛司令员、林浩政委率一、三、四中队，又称一大队，北上到莱芜、博山、泰安等地区活动；其他二、五、七中队，又称二大队由副司令赵杰、政委黎玉率领在新泰、蒙阴、泗水、宁阳等地活动，打击敌伪、动员群众。一大队在北上途中，在新泰县的龙廷镇首先碰到顽固派秦启荣所属的和进步部队，他的人数不多，反动气焰却很嚣张，公然对我军辱骂、阻拦，破坏抗日行动，对群众则随意要粮要款。对这种顽固派不能退让，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和进步的士兵并不完全同意其做法，所以八路军没费多大周折就把该部击溃、并俘虏了和进步，虽经再三交谈，证明他确实无理，但是他死不反悔，被释放后又几次纠集人恶意寻衅，杀害我军人员和群众，民愤很大,此后和进步在与我军交战中被击毙。在行军中途休息时，我曾见到过此人，表面看来像是个知识分子,其实他内藏反共祸心。
三中队沿着新泰的雁门关到达莱芜的严庄一带，进而到对仙门、红埠岭驻扎。八路军到了莱芜，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情，特别是那些起义者的家属是多么激动而高兴呵！当时新的政权尚未建立，也没有根据地，上级部门也不可能发什么给养，所以部队每天的吃饭、供应就成了天天要考虑算计的问题，当时只能靠一些支持我党、又比较富裕的开明人士捐助。晚上无房可住，只能分散住到老百姓家，用谷草铺地，找块光滑的石头当枕头。虽然艰苦，谁也没有怨言，心里考虑的是如何当好游击队员和日本鬼子作战。
莱芜的大白菜很有名，但时届春天，数量不多了，部队集中驻扎，一时不可能调集许多，部队就以煮咸花生、黄豆代菜。人多菜少，在有些班一级单位还订有吃菜的“规矩”，大家围着菜盆，伸着胳臂一次只准夹一粒，此事传为笑谈。为解决部队的供应，从徂徕山起义一开始便设立了“经理部”（即后勤部），由热情负责、不辞劳苦的马馥塘任主任，以后又增加了常树林、薛竹宣、张耀辉等人。这些人文化高、有交际能力，善于讲明道理，能获得地方的支持，多次募集到米粮，人称募集队，又开玩笑称他们为“母鸡队”，当募集到物品时就问：这回下了多少蛋？他们不仅募集口粮，还要解决部队的建设、枪支弹药的供给。所有募集到的物品，都要给对方开具盖有八路军四支队关防和司令、政委名字的字据。如果现在能够找到这些字据，那将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了。经理部的同志们很辛苦，要多走路、多说话，外出时会遇到国民党地方官员、秦启荣部的纠缠、阻挠、打骂、甚至扣压，马馥塘主任曾亲口和我说过遭到秦启荣部队打骂和扣留的事情，对方指挥者竟是他的老同学，马主任质问道：你这位老同学，真太不够朋友了。对方说，谁叫你是共产党呢。募集的纸币钱财数量很少，因为日军侵略战争开始后，本来就很脆弱的商业贸易受到严重摧残，货币流通量大大减少，不少有钱的人家把仅有的货币埋入地下，以待来日。家把仅有的货币埋入地下，以待来日。
人民的抗日热情不只是向部队供粮供物，更重要的是许多青年自愿参军，有的还自带枪支，三五个好友结伙而来。二、三月间，三中队驻在莱城西南的王家庄子，经常有青年前来投军。一天，又来了几个青年，其中一人情绪不高。连队负责人问他是否自愿参军？是否在家和老婆吵架后跑来的？如果是这样，就不便收留。如此一问，那位青年有些羞怒，一气之下走了，负责人也没有挽留。上级领导发现后指出此事处理有错，抗日初期，正是动员参军、扩大队伍的时机，及时给予了纠正。由于部队人数迅速增加，本来就人多枪少的情况更加突出了，平时倒还可以，只是在行军经过村庄时脸上不光彩。我曾把高粱杆截短，装进子弹袋，涨鼓鼓的，还真能骗人。部队的武器五花八门，质量也差，“土压五”步枪子弹不能入膛，或打一枪就卡壳。有好多“七九”子弹过不了“制弹机”的关，闫锡山造的枪既笨又重，我背过它的冲锋枪几个月，重得要命，其它还有俄式的“九连蹬”（铅弹头）和德国的水连珠等。韩复榘兵工厂制造的手溜弹质量很不好，有的不响，有的只炸成两半，被戏称“南瓜两分”，这就使人对手榴弹的危险性失去警惕，有个战士用手榴弹当榔头，往墙上砸钉子，结果手榴弹爆炸，战士当场被炸身亡。还有的战士用枪互相打闹着玩，没想到子弹已经上膛，结果射中了自己的战友。根据发生的问题，部队很快进行了教育，作出若干规定，可是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徂徕山起义开始，我们八路军就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及其他反动分子的阻挠和破坏。秦启荣是国民党军委别动队第五纵队省级司令，在山东各地有大大小小的司令和地方反动分子相互纠合，奉行蒋介石“剿共第一”的方针，鼓吹反共，妄图把八路军赶出山东。他们限制我方粮食供应、扣押我方人员、对其侮辱、毒打，甚至活埋枪杀。我方与其交涉，他们则拒不认帐，及至人证、物证具全，便又诡称是“误会”。对此我军忍无可忍，只能奋起反击。1938年二月下旬，由赵杰副司令指挥的二大队即二、五、七中队一举解放了莱芜城，活捉了敌县长谭远村和景大麻子（水北镇的一个反动地主），但是，我们却没有及时委派自己的县长，仅派了几个人组成一个八路军办事处。等到国民党利用政权机构对我破坏时，我方已不可能再派出县长了。事后不久，在和一团政委景晓村交谈时，我曾问起此事，他说，当时并不认识政权的重要性，只想着有军队就行了。还有的人说，咱们共产党不做官。此战之后，顽固派的气焰虽有所收敛，但仍不死心，在一些区乡，未来得及逃跑的国民党前政权人员，摇身一变，挂起某某地方政府的牌子，利用老百姓的正统观念，操纵群众，给我军制造麻烦。
在解放莱芜城后三月下旬，在莱城南关八路军召开了庆祝大会，四支队一、二大队的同志和不少群众参加了大会。这个会开得庄严隆重，又轻松活泼，林浩政委讲话后，支队政治部的赵新、汪瑜等女同志演唱了歌曲，那是用红军时代怀念井冈山歌曲的曲调，填上歌颂徂徕山起义的歌词，记得第一段是：“啊！记得我们队伍发源在那徂徕山上，现在我们心里老是想着它、想着它……”下面还有几段，主要说八路军的壮大、战绩鼓舞人心等等。这首歌新鲜别致，很受欢迎，以后很长时间部队里一直流传着“想着它”的曲调。我参加了一大队演唱的歌颂和尚洞起义的歌曲，歌词由一团政委刘居英创作，歌词分为几段，记得其中有“中华民国廿六年呐，日本强把那莱芜占呐，（哎咳吆），腊月初二那一天呐，风大雪多天又寒呐，集合在云台山呐”等等。还有特务连指导员刘春同志用满江红曲牌填的歌，“七月初七，日本鬼子打演习，用机枪大炮炸弹向我袭击，发兵占我绥察冀，又来攻我山东山西，各地里奸淫带抢掠，不讲理。同胞们联合起，今日要出口气，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拿枪上火线，组织起来打游击，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还有一些朗诵、短剧，详情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会由政治部主任孙陶林主持，他声音洪亮，能吸引人（那时没有扩音设备，连个铁皮喇叭都没有）。林浩政委用他的胶东口音当场介绍说，他就是有名的孙大炮，在北平打得很响呵！三月底天气已转暖，但是林政委在白天也不敢脱下那件破旧的黑呢子大衣，嘴上长着一指长的小胡子。孙主任随即开玩笑地向大家说，林政委为什么脱不下这件大衣呢？那是为了遮盖被磨破的裤子。他的胡子长得这么长，是因为他说不打倒日本鬼子不刮胡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虽然是相互戏言，由此可见同志之间的亲密关系非同一般。
就在大会即将结束时，黄仲华同志把我叫出，他脸上现出很难过的样子，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仲莹同志病故了，送回咱庄埋葬的。听到此事，我心里难过极了，当时眼泪就掉了下来。黄又说，他人已死了，也入了土，我已经和咱庄的同志都说了。现在用不着回去，回去也无用了。我随后见到立三、永海、丕山等同志，他们都很难过。我心中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军中又不能叩头致哀，我找了个时间，一个人到莱城南关一个空场，对着西南鹁鸽楼庄的方向，深深的鞠了三个躬，口中叨念着：二叔啊！你老人家怎么走了呢？孩儿想念你啊！没有买烧纸和白酒浇奠，一是没有钱，二是穿着军装烧香磕头，老百姓看见了笑话。
几年以后，父亲到沂蒙区探望我时又说了刘仲莹病故的事情，他的尸体从济南运回老家，人们都惊呆了。父亲说：“咱和刘仲莹多少年的交情了，多亏了刘二叔对你教育指点，你才有出息。我曾和他的家人为刘二叔穿寿衣，看到他肚子上一个洞，是插过管子的，还往下流水。”如此看来，刘仲莹同志可能死于肝硬化，多少年来，凡是我熟悉的同志都对他过早的去世深深地表示惋惜。多年来，我一直设法打听刘仲莹同志在1937年至38年初的这段经历。直到80年代中期，我在全国老龄委工作期间巧遇徐运北同志，他曾是中共鲁西北的负责人，以后任卫生部长等职。当我问及刘仲莹的情况时，他说，仲莹同志因劳累成疾，战争环境难以医治，后来通过关系送到济南医院治疗，却不幸病故。一位好同志死了，真可惜呵！我和他约好请他详细介绍仲莹同志这段情况，可惜后来因为徐老年事已高，我也另有事务，故未实现再详谈的愿望，实为憾事！
由以上一喜、一悲两件事，使我想起一次很有意思的小组会议。在刘居英被任命为一团政委不久，他召集团部通信班的几个小战士开了一次会，事先也没有说是什么会议。开头大家有些拘谨，刘启英就说咱们这是小组会，都是第一次聚到一起，各自说说自己的情况，以后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也方便。接着吴润莆（吴家官庄人，少共）和我先后谈了自己的身世、学历、参加少共和武装起义等经历。然后刘居英介绍了自己，说：“我本姓张，是东北人，在北平读书，日本侵占了我的家乡，以后又打进关来，妄想侵占全中国，我决心和日本鬼子干到底！”有次他收到一封信，在战乱中还能收到信很不容易，他在看信时也不回避我。我看到信上所说的都是暗语。刘居英告诉我，这是和家里人、和在北平的哥哥规定好了的。我听了觉得他真有心机，早有计划，写信可用暗语，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些说明了当时部队中官兵一致、亲密无间的良好作风。
庆祝会以后，秦启荣部及其他土顽部队仍如过去，不断对我军破坏、骚扰，公然宣传要把八路军驱除出山东。对一些小摩擦，我军未予还击。为避免大的冲突，我军在莱芜平原不断游击转移。对此战士们反应强烈，认为应当教训顽固派，不能便宜了他。上级则强调以团结为重，不先放第一枪。林浩政委曾多次在晚间行军集合时讲解形势，用他的胶东口音说“中国人（银）不打中国人（银）！”等等。战士们不以为然，因为秦启荣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没有表现出对八路军有丝毫的团结诚意。
部队奉命北上到淄川的马蓬一带和三支队会合，在经过莱芜和博山交界的石马镇时曾暂住几天，我奉命到某单位送信，走错了门，进门后看到一些军官正围着桌子喝酒。我一看情况不对，对方看我是个小孩子就放我出来，没有刁难。事后才知这个石马镇是个大镇子，在我军进驻前即住了好几个番号的部队，他们都打着抗日的旗号，但从不去对日作战，而是借机扩充实力、抢占地盘、搜刮民财，排挤、阻挠我八路军。当时在胶济路一带就有大大小小16个司令的队伍，其头目大多是胡传魁、刁德一式的人物，他们是蒋介石、秦启荣的基础，是日寇收买利用、分化的重点对象。只有少数人在抗战后期、我军日益壮大后才转到抗日的方面。
部队甩开秦部的纠缠，从莱北的拧抹脚、杨家孔再进到青石关山顶，沿着山路行走时，我遇到一位姓逯的小老板，一年前我在博山县北关头野外饭摊打小工时与他认识的，他是博山人，做熟肉生意，当时看不惯饭店老板对我的无理态度，对我很同情。这次他见到我很为惊奇，随即拿出一些纸币向我手里塞，说，见到小兄弟干了八路军，很好啊，这点钱你收下买点物品用。我当然不能收，婉言谢绝了，并告诉他，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博山，可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要支持抗日。
三、四支队的部分队伍在马蓬会合，支队负责人及附近一些县里党的领导也来会见，主要就抗战形势、任务、前途、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和相互配合等进行了讨论，认为对秦启荣等顽固派应当提高警惕，并进行必要的斗争。双方部队在保卫会见安全的同时，还举行了联合活动，限于条件，以唱歌为主。对方唱了“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参加了一大队表演，唱的是“怀念徂徕山”歌曲。一大队政治部的同志还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景晓村、杨参谋、赵新等人演了动员抗日的小话剧和拉犁歌等。因为第一次在街头上演这些新鲜玩艺，老百姓都愿意看。
马蓬村的房子建在一条大水沟的东西两侧的山上，支队司令部住在西山坡的村里。一天中午，突然听到司令部方向传来枪声，我急忙报告团政委刘居英，他很平静地说，没有什么事。原来是因为原韩复榘部队的一位班长石广生要离开本队。徂徕山起义之时，国民党匆忙南逃，有些人赶不上部队，失去联络。其中有几十个人被我支队收编，有士兵，也有中、下级军官。石广生是山东曹州府人，在韩复榘的部队里任班长，到了八路军里在三中队任过班长。在训练中，他讲解过韩复榘的三路军严格训练、上操、吃饭等规矩，特别要求战士们晚上脱下的鞋袜要放在一起，以免发生情况鞋袜分家，鞋子放在床下，头朝外，一旦有事起床穿上就走，不会耽误一分钟。他以老兵自居，有时对战士横加指责。时间稍长，他感到八路军没有薪水，生活清苦，纪律太严，流露出离开八路军再寻找旧部之意。他秘密活动了几个旧友，有的愿意随他走，有的则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八路军收留了我们，现在吃饱了饭就提出走，太不讲义气了。因此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其他战士不明就里，只听见“走”、“走”的吵闹声，就朝天放了一枪。对石广生要离队事，领导早有察觉，决定予以冷静处理，同意石广生等几人离队，并给予适当路费补贴，嘱其要进入坚决抗战的队伍，抗战到底。这件事对部队中的原三路军的人员没有发生什么不良影响，他们继续留队并受到和其他战士一样的待遇，入党、提干，还有的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与石广生同时来的有一位叫韩德的连长，也是曹州府口音，农民出身，文化不高，虽然当兵多年，一步步升到连长职务，却没有兵痞和旧军官的坏习气，对八路军的一套作风很快就习惯，心情也愉快，他平易近人，我曾和他多次交谈。他痛恨国民党军不战而逃，他说主张逃跑不抵抗的是少数高级军官，当兵的为了保命就跟着跑。他也看到过坚决抗战不怕死、身绑手榴弹冲向敌坦克的英勇壮士。此人以后入党，可惜在作战中牺牲。
还要记录的一个插曲就是莱芜籍的战士回到家乡后，有的父兄来部队看望子弟，有些结了婚的战士怕背上“想老婆”的嫌疑，私下里相互约定不回家探望，还以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互勉。但是如果不回家，又有实际问题要解决：起义时带出的鞋袜早已穿破，部队供应不上，只能回家去拿鞋。商量的结果是推选一人回家探望并把其他人的鞋子带回来。不料，回去的人碰了大钉子，各位大嫂有的说，还没有做出来呢，叫他自己来取吧。还有的说，做的是否合适，得叫他自己回家试。大家明白，这是以鞋引人，也就不硬撑着面子，轮流回家了。
部队返回莱芜后，秦启荣仍占据着莱城，继续驱逐、侮辱我方人员。为和平解决，地方一些开明人士、包括泰安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范明枢老先生组成代表团再三说合，均无结果。秦启荣反而视我方谈判是软弱可欺，气焰愈加嚣张。对此，在五月初进行了攻取莱城的战斗。一团的任务是从鲁西镇向东攻占莱城北矿山子（即鹿鸣山），再攻击莱城，我参加了这次战斗，身背一支小金钩枪，子弹很少，跟随政委景晓村追赶敌人，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敌人四散逃跑，不时开枪还击，子弹打过来“吱吱”作响。指挥我们的是一位原国民党的军官，他手持一面小指挥旗，看到我们这些初次上战场的新兵，听见子弹响就赶紧趴在地上，他大声告诉我们说，听到子弹的响声，它已从你身边或头顶上穿过去了，是打不着人的，打人的子弹听不到响声，你趴下也没用。不用害怕，快快前进。这么一说，给大家壮了胆，一路追赶，从西山坡攻到了矿山子山顶，再转向南边，俯视莱城，可看到城内有人员行动。我们等待进攻的命令，可是在山顶上从约12点等到快下午2点，得不到任何命令。景政委着急，赶紧写了一短信请示。我拿到信，从山顶急忙跑下，一路急行到达鲁西镇，先到支队司令部参谋处，再到一团找团参谋长吴光美（收容的原蒋军人员），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有人告诉我说，看到有位支队参谋人员正在骑自行车玩。我想前方正在打仗，指挥部如此松懈，怎么能保证打胜仗？这时，从矿山子方向传来了迫击炮的爆炸声。原来，秦启荣正要弃城南逃，看到我军迟迟不做进攻，认为有挽回败局的机会，以每人五元大洋的价格组织敢死队，用迫击炮开路，向矿山子我军攻来。“新兵怕炮”，我军新战士一听炮弹就在自己身边爆炸，便胆怯起来，难以对付面对一身凶相的敢死队，约在下午四、五点钟就败了下来。敌人追下山仍想继续前进，被我组织力量打回去。这一仗没有实现原定的目标，牺牲了一位莱芜县张家毛埠的张同志，他是莱芜最早的党员之一，父亲兄弟三人，只有这一根苗。首战即牺牲，实为悲痛，部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事后，为此次战斗景政委召集通信班一伙小八路开了讨论会，各自说了自己的想法。都谈到情况紧急，找不到人，丧失战机，使战斗失利。因为都是新兵，说不出多少道理，也不可能作深入的分析。但是大家一致都问到，一团参谋长吴光美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就没有看到他的影子，他到哪里去了？吴光美来一团后，景政委曾嘱咐我要注意此人的言行，我认真实事求是地做了。这位参谋长原籍新泰县，系国民党军队长江防线江阴炮台的台长，抗战开始后，因长江局面混乱回不去，被我军收留，依其军阶任命为团参谋长。他对共产党、八路军始终是两条心，利用各种机会吹嘘国民党的军威、装备，有时还穿上国民党军队的黄呢子军服，佩上“委员长”钦赐的军魂剑，显示他的威风。对于这次战斗，他从心里认为是打了他们自己的人，所以一开战，他就找了个理由躲起来了。此后，他就离开了八路军，纠集一些人成为土顽的一个小头目，在同我作战时被俘，释放后再来进攻，终被击毙。
鹿鸣山战斗后，部队仍然在不断游击转移，防备秦启荣部的袭击，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吃粮问题。部队向莱芜西部和泰安、莱芜交界的寨里、水北、祝阳等大的村镇运动，这里有些富户，也有余粮，都可保证部队的供应。在水北镇查到了景大麻子的一个军火库，起用了几十条步枪，一批七九、六五子弹、还有阎锡山的冲锋枪加子弹。我背了一支冲锋枪和几梭子子弹，非常笨重。
时间已到5月间，春末夏初，树绿花开，到处一派生机。部队发展顺利，没有遇到大的挫折，人员增多，出现许多新气象。
部队组成人员越来越广泛，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颇为奇特壮观。由中共博山工委张敬涛、段锦斋所发动组织起的博山大队穿的是黑色衣服，比较整齐划一。而同行的另一支小分队则比较奇特，既有年过半百带胡子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抗着红缨枪、大刀，还有剑戟等各种兵器，犹如一个杂技班子。这是集体参军的一支武术队，每到一地，就抓紧演出，召集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很受老百姓欢迎。部队在口镇驻防时举行了演出，有唱歌、有张耀辉、薛竹宣合作的相声，我在一出小短剧中还当了一回演员。最后是武术队表演，有刀枪对打，那位留胡子的老先生表演了太极拳，受到热烈欢迎，那个小孩唱了“战斗在芦沟桥”，他很快和我成为好朋友。由于武术队跟随部队活动不便，以后劝其离队、自己进行活动。
不断的转移行军，部队非常劳累辛苦。在向水北行军的路上，将近中午，有些热，路遇两位青年男女，穿着黑色学生装，男生说，老是这样行军走路，占了多少时间，打仗也没有个准定的时间，老是这样磨下去，怎么得了？我听后作了解释，但不管用。据说，该二人不久即离队而去。
行军队伍不仅人员杂，背的背包更是五花八门。起义时带的棉被，几人共用一床，现在天热，行军时卷成长捆，用枪挑在背后，就象是背着捆柴草。棉裤晚上仍要穿、当被子盖，白天行军则脱下来，扎好裤脚，挂在脖子上，从远处看，还真猜不出佩带的是什么装备。至于身上穿的布衣汗衫、长袍大褂更加繁杂不一了。这就是刚刚由中国老百姓组成的八路军，是我军发展史上的一幅奇特而又珍贵的画面。
在辗转征途中，我看到了各地的山川河流、民居庙宇等文化、自然景观，感受到不同的风土人情。虽然行军匆匆，来不及细看，但是有些地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莱芜北部的响水湾就颇为奇特，在山崖上探出一个半圆型的石崖，大约有一百多公尺长，底部向下滴出泉水，天长日久形成各种形态的钟乳石，滴下的水落入下面的深水池中，叮咚作响，宛如铃声、琴声，悦耳动听。池面有小石桥，过桥走近石崖内壁，上面刻有龙王、关帝、观音等雕像。上有美石，下有清潭，坐听天然音乐，实在是家乡的一大美景。
一团在水北、祝阳镇驻防时，支队司令部驻泰安的黄前，时已初夏，我多次往来黄前、水北之间。我看到黄前村在树木鲜花包围之中，山坡上开满了迎春花和许多叫不上名的花，蝴蝶、蜜蜂飞舞其中。此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时部队发下了草绿色的军装，恰好我父亲和黄诗兴来探望我和黄仲华，看着我们穿上新军装，黄诗兴说，这身军装一穿，就成了真正当兵的，成了正式的八路军了。这两位老人本意是想说服我们离队返乡，但说服不了。景晓村政委又出面劝说、做工作，二位老人看到部队的生活有保证、同志们团结，也就放心了，最后带着我们替换下来的破棉衣回家去了。
五月间，部队接到命令，由一团选派几十个人员到津浦路泰安站或大汶口站附近迎接从延安派到山东来的老红军干部。听到消息，大家都很高兴。从三中队选派人员，大家都争着去，我因为年龄小、没有枪，没被选上。当时只要有任务，都争着上，谁也不愿意落后，特别这次是夜探铁路、能看火车。事后，据参加此次任务的同志说，铁路边都是碎石，火车头那么个黑家伙，电灯一照，明灯大亮，叫你睁不开眼。日本鬼子虽然严加防范，但我们却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开火，也没有损失。
5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等军政干部五十多人，平安到达了目的地，支队司令部移住到泰安的上庄，一团住到了崔家庄。很快就在部队传达了郭洪涛同志从延安带来的中央指示精神。记得突出的是：抗战形势，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坚持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等。对于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我参加了三中队的讨论，开始不明白“根据地”这个名词，只知道就是狠狠地打鬼子，根本不懂得还要什么根据地？景晓村政委向大家通俗地讲解了军队作战和根据地的关系。部队打仗累了需要休息，伤员得养伤、部队得补充兵员、要保证粮食、枪械弹药的供给，这样才能保证长期抗战、取得胜利。经过解释，同志们明白了根据地好比是战士的“家”啊！对于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建立根据地？大家也弄不清楚，只知道有山有水、群众好就行。窦子芳说，我看在咱莱芜建立根据地就很好，你看，这里四周有山，中间有大汶河，老百姓拥护八路军抗日。稍懂《三国演义》、看过戏剧“失空斩”的人就说，这不是诸葛亮“靠山傍水扎营盘”那一套吗？这个高明。还有的说，别犯了马谡的错误就行。大家七嘴八舌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景政委很重视关于根据地的讨论，耐心地做引导解释，这是一次普遍而深入的动员教育。
在上庄驻扎开会后，部队分散出发，一团负责护送分配到胶东的霍士廉等同志和到三支队的一些干部，再经泰莱平原到达石马镇。已是初夏，经过一些小河流时需要脱鞋袜，很麻烦，一团团长程绪润急速跳跃、以鞋底猛击浅水，三、五步就过了河。这是在泥沙河底，春夏之交河底有一定的硬度，水深时是不行的。我也学着跳跃的办法，省去了脱鞋袜的麻烦。以后到了沂蒙区，小河大都是卵石底，跳跃式过河就不那么灵了。
在石马镇驻扎期间，一团团长、政委由徐化鲁、罗广文担任。徐团长是博山县人，曾在冯玉祥部当过军官，是我博山工委书记张敬涛的好友，赞成中共、倾向进步，故参加我军被委任为一团团长。他以过去的一套带兵,不定期的向部队训话。他说，军官下了口令，向前行走，就是面对悬崖，没有“停”的命令，也得行进，否则就是违令！军人排队练操，如炮弹打过，削平了脑袋也不能躺下！部队操练仪式也虚玄形式的一套，战士们表面顺从，在下面则对其所言传为笑谈。此事一直传到中共山东省委。1938年年底我随景政委赴山东省委驻地王庄开会时，任省委秘书处负责人的李均同志（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打听此事，我如实告知，并将徐所教的立正、稍息的一套学给他看，他哈哈大笑。当时部队对操练规则、制式等尚未有统一明确的规定，便出现了一路将军一个令的情况。当时的新政委是罗广文，不见他下连队或和指导员交谈政治工作情况，工作很不深入，只关心自己的吃吃喝喝。对此，我心里不大满意。下半年曾看到中央关于通报罗广文同志所犯经济错误的文件，全国解放前他转入海军。
部队在石马镇期间，莱、博等地抗日情绪很高，一些道会门纷纷组织成立。五月份有一次各种道会门宣传抗日、显示力量的大集会。到会的有红枪会、黑旗会、黄旗会……等等各种旗号，各个组织的成员分别以红、黑、黄布包头、腰缠各种颜色的布或斜佩着佩带，手握长矛或大刀，只是脸部没有化装，浑身上下一副雄赳赳、威风凛凛的英雄气概。这是抗战以来我所经历的非常具有特点的集会，据张敬涛同志以后说，这些道会门转向抗日、拥护我党主张的固然有之，但有些自生自灭，有的经不起日寇和土顽的压制、分化和收买，就转到另一个方面去了。
部队在此听候着新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