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随着一小队人马离开了岸堤镇，同行的有七、八个人，其中有去山东八路军第二支队赴任的司令员刘涌（红军干部，后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已去世）、政治委员景晓村（兼中共鲁东南特委书记，对外不公开），还有刘居英（后任山东省政府厅长、哈工大负责人、海军政委等职务）、崔介（曾任青岛市副市长）等人。午后达到依汶庄，二团驻在这里，团长钱钧（后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和刘司令、景政委很熟悉，见面畅谈了此次南下藤县等地的战斗情况。钱团长还是坚持红军时代干部和战士打成一片的好传统，亲自带头上阵，早起到各连队检查出勤情况，和战士一起出操，随时作示范动作。对此，刘司令非常赞扬。钱团长为表战友情谊，特地买了一只烧鸡送行。当天下午我们趁凉爽赶路，晚宿西明生村。村长除供应晚饭外，还送来单席子两张。夜晚月光很亮，我们露宿在空地上，一夜无事。天亮后东行到界湖镇，这是一个有酒店、油坊和布店的大集镇，我当时还不会张罗筹办早饭，景政委察看后决定吃“拉面条”。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做面条的手艺，一块白面，经过厨师双手的揉搓、摔打、反复抻拽，转眼间就变成了一根根细长的面条。大师傅技艺灵巧、熟练，就像是在玩杂技。饭后继续东南行，路途中看到农民在忙着套牛打场。到了沂河边，必须在一名为“公文坟”的渡口乘船过河，河水在此处很深，舵工技术高明，我们七、八个人加两匹马安全过了河。摆渡人不收取分文，经询问才知，这是多年来的传统。过河后进入了莒县境内，沿路只见一种很低矮的谷子，秀出的穗子分为五小股，宛如一只小孩的手在风中摇摆。还有一种长在路边沟里的植物，有很大的叶子，类似藕，可又不太像。过了许多年以后，我询问老岳父杨希古老先生（曾任沂水县区长、县参议长、县长等职）时，他告诉我，那种低矮的谷子叫“五手谷”，长的矮，谷穗粗、上有毛毛，产量低，可是抗风抗涝。那种大叶子植物是“荸荠”不是藕。
一行人员中，刘居英等人要去国民革命军石友三的部队，一是统战，还要“帮助友军工作”。当时石部表面上和我友好，以后暴露了其反动真面目，幸亏刘居英早已撤回。崔介等到何处开展工作，不得而知。
几天后，到达了二支队的驻地岳家沟。这支队伍是由中共沂水地下党负责人邵德孚（曾任沂蒙地委部长、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李道德（后任沂蒙地委民运部长）等人组织、发动，并联合一些进步人士如原任国民党沂水县政府区长杨希古以及学生、农民所组成的，最初定名为八路军第四支队六大队，后改名为八路军山东第二支队，由沂水活动到莒县，现有一千多人。党员人数占相当比例，斗志昂扬，抗日热情很高，可是枪支不足，就连汉阳造的步枪也少。
经过交接，二支队进行改编，共编为两个营。原任司令员罗绩伟（红军，江西人，皖南事变后率部队南下支援新四军时牺牲）、副司令员吴坤（红军，江西人，被蒋匪击中右臂而行动困难）分别任一、二营营长，他们认真地执行其职务。我很佩服他们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本色。政委杨昆（红军，江西人，腿部负伤，行动不便，后改名吴瑞林，曾任海军副司令，已去世）调走。政治部主任李仲林（胶东人，曾被国民党监禁数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出狱）仍连任。
为开展活动扩大影响和招纳新兵，部队决定移驻大店镇。该镇的地主占地甚多，罪行累累，有若干知识份子在国民党政府里干事，封建地主加上在政府中任职的“二合一”，其剥削和压榨显得格外狠毒。李道德同志（时任特务连连长）曾将其调查所得向景政委汇报。这里的大地主都有管家代理征收粮食和放高利贷，地主本人还欺压佃户，无偿为其提供家务劳役，一年到头没完没了。佃户的妻女视年龄、相貌还被迫到地主的“内屋服务”，对抗拒不从者则以退佃、赶走相胁迫，甚至被开枪打死。有一佃户不慎打死了地主的老鹰，被逼迫为老鹰营造坟墓、披麻带孝。大店镇姓庄的几家地主各有自己的保镖卫队，他们先是购买短枪组成短枪队，以后又建立起长枪队，还请来了教官。我在大店看到的地主爪牙队伍，长枪队一律持汉阳造，还有捷克式步枪，短枪队均佩带二八匣子、全副武装带，以示子弹充足。这些队伍为地主看家护院、欺压百姓。他们全副武装地在大街上跑步操练，显然是对我八路军示威，相比之下，我军的服装、枪支装备则差得很多。
当时由于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军还得和他们的代表人物打交道。大地主庄心莆曾任村长，他油滑奸诈，当面尽讲恭维的话，在中秋节军民联欢会上他突然掏出十元大洋“表达对八路军的敬慕之心”，同时，由几位小姐、丫鬟演出了短剧“千里寻兄”，讲一女子不远千里，冒风雪寻找情郎。我觉得此戏不对头，现在不是千里寻找情郎回家，而是鼓励人们上前线。我向景政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他表示同意。在大店驻扎期间，部队发展不大。穷苦人不敢参军，怕走后地主退佃，使家里受连累。再就是几个月没有大的战斗，振不起军威，难以吸引群众参军。在此期间，一小股几十个人的土匪队伍前来联络，愿意改编，参加抗日。刘司令曾和小头目深入交谈，该人认为八路军讲仁义，刘司令人也好，就是八路军生活苦、不自由。我曾到小头目的驻地看过，门口戒备森严，架着两挺机枪，小头目躺着吸大烟，身边是两个女保镖，仍是土匪的那一套。如此仅维持了几天后，这股土匪队伍便趁夜不辞而别，不知去向。中共中央于抗战初期曾明确指出不要吸收土匪部队或和他们建立什么联军。这次事件证明了中央指示的正确性。
当时诸城以及附近的胶县、高密县的乡村地区，敌伪尚未占领，急需开展那里的工作。中秋节后，二支队即移军北上，经招贤镇稍驻后继续北进。途径诸城县的枳沟镇，见一家地主门前停放着小卧车，足见其富裕的程度。之后驻扎在泊儿镇，这是沿海边的大镇子，大概有一、二千户人家，商业发达。在临海口，是一个小口岸。我们住在一户逃亡地主的古老、宽大的房子里，主人多是逃到青岛或济南，如有在军政机关谋事者就跑得更远些。家中的财产自有人代理。据比较知情的杨至诚同志（沂南人，中共党员，曾被捕入狱，已牺牲）告我，诸城县的大地主，其子女多在国民党军政机关谋职，各家都有后台，各显其威风而又相互勾结、利用。凡是到诸城县任职的县长，到任后须挨家登门拜访、求教，如礼节稍有不周，便遭到整治，甚至被赶走。所以流传着“老百姓怕县太爷，县太爷怕地主”的说法。
这里东临海边约七、八里地，地势开阔，我曾多次在清晨到土围子的城墙垛口观看日出。只见太阳好似从海涛中跳出，连续跳动，在波涛中翻滚，煞是好看。在此期间，我曾随景政委到驻在沂水县王庄的山东省委开会，1939年的元旦，在那里参加了在天主教堂里举行的新年晚会。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在致辞中讲，1938年我们从无中生有，逐渐强大。讲话充满了乐观情绪。日本反战同盟小林等二人用中文唱“向前走别退后”的歌曲，在唱到“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失守”时，用手比划一寸模样，面带讥笑，引起不少观众的反感。景政委在开完会向政治部主任江华（后任浙江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吴仲濂（江华同志夫人、老红军、后任浙江省委部长）告别时，他们都要求尽快开展起部队的青年工作，配备青年工作干部。回到二支队后不久，我就被任命为二支队青年干事、支队青年大队长，日常工作由政治部指导进行，从此，我从战士提升为政工干部。部队的青年工作应该怎么做？一无文件指示，二无经验借鉴，只能边干边学。先是在部队的油印小报上刊登说明建立青年队重要性的文章，又四处搜集有关材料，看到材料中介绍说朱德青年队是我军设立的组织，其组织形式是在支队建立大队，在团、营、连分别设立中队、小队和小组，年龄在25岁以下者均可吸收参加。要求队员不吸烟、不喝酒、不想家，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轻伤不哭、重伤不下火线，起模范带头作用，平时，还要开展娱乐活动，提高文化水平。这些大大有利于部队政治工作的进行，一开始便受到连长李道德、李贵德（沂水人，已牺牲）、指导员李怀德（后任军政委）、李清和（原名李纪德，曾任沂东县委书记、山东省煤炭局长，已病故）等人的支持。我经常到各连队和队员们谈心、开会，还在早操时间到连队教唱歌曲，再将他们的意见、情绪和指导员交流，他们都认为青年工作有利于部队的巩固和发展。上级还要求要注意开展地方青年工作，为此我参加了当年冬季在桑园镇召开的地方青年工作会议，第一次见到山东省青运负责人杜前同志（山东人，曾任山东省青救会副会长、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统战部长、上海市体委主任等职，已病故），他是专门到此召开会议的，在会上着重讲了青年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军地青运工作的联系，当时正是开展抗日青运的初期。
部队的几个连队在当年的农历十一月底冒着寒风、踏着雪路，连夜从泊儿镇奔赴日照县的石臼所海港。该港是朱信斋（后当汉奸）的家乡，当时曾有意欢迎八路军进驻，但等我军赶到时，已被国民党军队占据。这次走过了日照大半个县境，见到当地有水牛、竹子，村舍田园里多有可以嫁接橘子的橘科植物，景色和北部各县大大不同。夜间我队伍在港口外等待，天气很冷，有的战士还未领到棉裤，穿着单鞋，冻得脚疼。李贵德连长便领着大家喊口令、跺脚取暖，只能奏效一时。以当时的兵力装备状况，武装夺取该港是不可能的，部队撤到一个叫上元的大村镇，全营住在一家大地主的十进（即进其大门后，可以看到东西南北各有十间房屋的大门连开）大院里，地主早已逃跑。罗积伟营长忙着到各连队指导煮大米饭，吃的是红大米饭和虾酱，我第一次吃到这种红米饭。我看到所谓的虾酱，是将死鱼烂虾放入院中一个水坑，加盐腌着，捣碎即成虾酱，这是穷苦人才吃的东西。富人们吃的是另外加工的。这里的咸菜都是鱼腥味的。
部队回到泊儿镇后很快召开了由我军发起的“抗日联军司令员会议”，驻诸城附近各路地方部队的头脑参加，到会的都是一些当地的“地头蛇”，各有各的旗号和后台。刘涌司令作了认真地准备，书面文字材料由时任宣传科长的李向群同志（湖南人，大学生，后任山东团省委部长，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已病故）写好。刘司令是东道主，对各方进行招待、交谈，做主题发言，表示了愿与各方合作联合进行抗战的诚意，会议最后还通过了一个联合宣言、声明之类的文件。这些头头们的消息也灵通，最近在沂水县东里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已经和当地八路军召开过类似的会议，听说还要“划分防区”等。但是会后，照样对八路军打击、压制。我们召开此次会议的根本目的，是借此进行宣传我们的政策主张、疏通关系，至于是否行得通也不抱多大希望。
时间已近除夕，各连队都忙着包饺子，我忽然想起在家中过年的情景。就在除夕之夜，司令部突然发出命令：当晚七点钟立即出发。有的连队眼睁睁地看着包好的过年饺子吃不到嘴里去，事后，该连指导员说，战士们坚决执行命令，有的战士都哭了。部队连夜行军北上，到达了胶县南部的相公庄，部队突来，老百姓都在过年，村长即分派各户分别向部队送饭，我吃到的有米面、豆沙包等。为进行宣传，使老百姓了解八路军，我动员几个青年队员到各家拜年以联络感情，还很有效果。有一个小青年愿意和我结交兄弟，以后我们第二、三次再来该村驻扎时，他向我们报告了附近其他军队的情况，刘司令对此很高兴。部队在胶南、高密、诸城等地游击，和汉奸张步云部有些小战斗。此时天气已较暖和，有利于部队行动，我军无损失，敌人也不愿恋战。我军在此活动近月余，然后返回泊儿镇。当时流传着“保卫武汉”的歌曲，歌词是“大家起来，保卫武汉，武汉是中国的心房……要为保卫武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等等，我曾在墙上用石灰或黑灰书写“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大标语。据说，在山纵驻地附近也是这样宣传的。在泊儿镇，很快宣布了上级的命令，部队奉命将现名二支队的番号缩编为山东八路军第八支队（司令员马保三，昌潍地下党负责人、曾任山东省参议长等职，已去世）第二营，将现在的营缩编为连。这次的改编使许多人迷惑不解，相互打探究竟，有人为此离队而去。此时，部队又接到向西开拔的新命令，目的地是何处？也不宣布。部队转移是常事，但这次有“大搬家”、离此不归的意思，这就引起了人们的猜疑，特别是一些在当地新入伍的战士为此逃跑了。有一个连队，战士中会道门成份较多，白天听指导员上课，晚上则在窗台、墙角偷偷地烧香、磕头。像这种情况，经过教育可以转变，可是由于情况变化太快，听到西行的命令后，还是有不少人逃跑了。纵使如此，部队仍旧向西开拔，经莒县，到达沂水县的夏蔚镇时稍停数日，刘涌营长到王庄向山纵张经武（后任西藏工委书记等职）指挥汇报。山纵政治部举行晚会，对我们表示欢迎，同时也为我们送行。张指挥在会上讲话说，毛主席领导指挥有方，是当代的诸葛亮。其他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会后，继续沿着朱位、旧寨、莫家庄西行。这里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根据地建设工作，莫家庄一带的群众特别热情，给部队送茶水表示欢迎。部队再向西北，进入新泰县到达龙廷镇，这是一个大镇，西距新泰县城几十里地，已被日军占领。部队连续行军近一个月，大家都很疲劳，入夜后即睡觉。就在黎明前大约四点钟，人们睡意最浓的时刻，镇西头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该镇西面地势平坦，小麦已黄,等待收割。我们年轻的值班战士不顾疲劳，以高度的警惕性注视着前方。突然听到在麦地里行走的异常脚步声，定睛一看，是黑忽忽的一群鬼子兵持枪前进！这位战士毫不犹豫，立即开枪射击，日本鬼子马上卧倒还击。该连闻声立刻派兵支援，阻击日军，并派人报告营部。敌人显然有备而来，而我们对敌情不知，也没有作战准备，为避免伤亡、保存力量，营长决定紧急向东撤到一条小河东面的土门村。我们政治处的一伙人紧急行动中比较迟缓，李向群科长严加催促，才跟上队伍，没有受到损失。这次我营被突袭,牺牲一人，他是沂北步前村附近的刁风山同志，是最先参加六大队的地下党员。撤至土门村后天已亮，敌人没有再向前进攻。从远处可以看到龙廷镇的鬼子兵在蠕动，镇北面一座不高的山上，日本兵吹着军号，简短而有节奏。当天，日军撤回新泰县城。
营部抓紧时间召开连级干部会，对此次事件进行总结，表扬了值班的连队，果断鸣枪应敌，避免了大的损失，表扬了值班的年轻战士。随后我到该连和这位战士交谈并给予表扬。
此次龙廷镇遭遇日军突袭，有很大的疑问，日军为何来得这么快？攻击点又那么准确？我营到达龙廷镇宿营后已近天黑，距次日敌人突袭时间仅十几个小时。1940年秋，我见到刘涌司令时又问及此事，他也没有明确答案。五十年代，我曾和山东青年团校负责人之一的刘泾源（新泰人，曾任省团校科长、山东农学院副院长等职，已病故）谈及龙廷镇遇袭事，我怀疑该镇有敌人的奸细，连夜向日军报告，使鬼子险些得手。刘说，龙廷镇情况很复杂，当时地方党组织对此也有怀疑，但抓不到证据。
部队的西行因龙廷镇突袭受阻，前方敌情不明，只得停下来，不断向西派出侦察员，了解敌情，以免再次受到暗算。此时小麦逐渐黄熟，有的已经收割，村边的麦场堆满麦秸，农民忙着打场。我抽空四处走走，看见农民用加热催生地瓜的秧苗，感到很新鲜。在一个麦场的空地上看到一个战士在烧黄裱纸，还低声哭泣，我上前询问，他说，他是文登县人，姓丛，是胶东61团的，奉命押运黄金来山纵指挥部，完成任务后该团留在沂蒙区。最近调往龙廷镇附近，就在前天早上敌人突袭时，他们的驻地也遭到袭击，和他一起参军的堂兄弟牺牲了。顿时，我对这位战士产生了敬意。1952年，我在山东省团校工作期间，曾遇到一位文登籍姓丛的女学员，我和她说起此事，巧的是他们竟然是同宗同族，她说那位战士已经活着回到了家乡。
对于部队此次西行的任务、目的，始终没有听到有关正式的命令或解说。但是它导致的后果是部队减员、放弃了诸（城）、胶（县）、高（密）等地区，失去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四年工作的决议中得到明确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