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年初传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实际上在1940年年底时，一些隐藏的国民党、三青团份子便散布谣言，我社会部（当时未成立公安局）掌握的情报人员也了解到一些对我不利的传言。那时，整个县级机关以至全县也没有一台收音机，无法收听到新闻广播。一直等到《大众日报》刊登“皖南事变”的消息，此事才迅速传播开来。此前约半个月，一些政治敏感性较高的同志，如区委书记尹家训（后打入蒋军，解放后任济南市工会主席，已病故）曾专门询问过此事。事件公布后，党员、积极份子既愤慨又感到担心，有关的种种传闻在一部分人员中或明或暗地流传，暗藏的坏份子则乘机造谣、煽动说：“老四（新四军）被打光了，尸成山、血成河”，“打完了老四打老八（八路军）”等等。正值春节，谁也没有心绪过年。在此关键时刻，县委和南沂蒙行政公署联合召开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对“事变”后的形势和应对措施做研究、布置，这是在紧要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鲁中区党委、二地委也很快有指示发来，提出要为随时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进行准备。文件传达后所有人员都紧张了许多，从县委、政府到各群众团体都被动员起来，研究和落实各项具体措施，主要内容有：进行宣传动员、鼓舞士气，打击敌伪坏份子的气焰；县区干部带头团结、领导群众，建立必胜信心，战胜敌人；县区主要干部都要配备“二线”接班人，在突变到来、发生不测时，应有准备好的接替人选，保证工作不间断的开展，此事由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和保卫部长（以后改为政府公安局）直接商定，挑选立场坚定、有领导能力、思想敏锐的同志来担任，名单秘密拟定，不公开；隐蔽一部分已经公开暴露的党员，以便开展长期的斗争；在通信、交通联络方面，除安排几条单线的联系外，还特别布置各区选择忠实可靠、面目灰色、嘴巴严谨的党员以迁居的名义搬到偏僻的山村住下，作为情况最严重时的交通站。由以上几项安排可以看出，一切都是从最坏的情况准备的。
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和落实上述各项措施，对全体党员和群众进行了一次战斗动员，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了系统的革命气节教育，克服惧怕、软弱等不健康思想。“四•一二”事件十一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辛曙明和我商议，代县委起草了关于纪念“四•一二”的通知及宣传要点，以提高阶级觉悟，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阴谋，丢掉一切幻想，坚持斗争，自己救自己。历史的教训联系现实，既生动又深刻，县委召开各种集会、座谈会，讨伐反动派，声援新四军，提高了群众的认识。
鲁中军区发出抽调兵力南下支援新四军的命令，县委书记李铎（莱芜人，已牺牲）、县大队长孙绍勋（已去世）和胡副营长等坚决执行，抓紧时间完成了动员我县大队奉调南下的任务。针对北方人对南方的生活习惯等不了解和不习惯，如怕吃大米、怕吃不到山东煎饼，南方水路多，怕坐船、怕蛇咬等等，进行了认真具体的动员解释工作，虽有极个别人借故逃跑，但整个县大队一经动员，按时出发，顺利南下，越过陇海铁路，进入新四军的编制，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财政、粮食部门也按要求完成对南方的支援。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特别是中共中央“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的及时发表，中共中央军委发表任命陈毅同志为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任政治委员的命令以及陆续发表新四军整编几个师、公布若干师级将领名单的消息，给群众以莫大的鼓舞。大家一致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坚决挫败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县区领导同志和主要领导骨干都抱有坚定的信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保证和基础，是沂南县的核心力量所在。
三、四月份县委抓紧基层民主政权的改革，将过去延续下来的大区改划为若干小区，完成了缩小现行区划、废除乡级政权、实行“行政村”制的工作。县委这样做的好处是减少层次，由过去的从县到区、乡、村共四级改为三级政权，“行政村”制即一个大的村镇带动附近一、二个小村，成为一个村的建制，这样可便于政令的传达和有关任务的贯彻执行，减少“政令变样”、“卡脖子”现象。对于政权方面的行政改革，鲁中行政公署和沂蒙专员公署很重视，曾专门派员视察，颇为赞扬。但“行政村”从建立起即有人担心会出现重视大村忽视小村利益的现象，以后果然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战争紧急情况下，很难顾及大村、小村，有些小村也愿意直接和上边打交道。这样，“行政村”制度就逐渐失去了作用。
麦收前后，县委对小学教育的检查和督促（当时沂南没有一所中学），加强和调整了个别小学教员。这时，刚刚接到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县委书记李铎带领各部部长、负责人学习讨论，经过学习，认定根据地也是新民主主义性质，从此改变只是重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书中所示的理论精深，有现实及长远指导意义，进行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和改革必须以此理论思想指导。
这一年从春天起，就出现粮食紧张的情况，县级机关曾移驻靠近界湖镇的夏庄，这里是水涝地区，在水洼生长一种耐涝的植物，叫糁子，碾碎后基本是糠秕，县委机关因缺粮用糁子做煎饼，几乎全是糠，难以下咽。刘涛（沂南县人，兄弟三人均参加革命工作，后转入工业部门，任局级领导，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后病故）和我实行“热水冲咽法”，用热水把煎饼泡烂，吞下肚内。县委书记、县长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虽难以下咽但毫无怨言。麦收快到了，看来收成不错，可是在临熟之际刮了几次当地农民最怕的“西南火风”，把麦子吹得干枯，使收成大减，磨出来的面粉也不好吃，大大影响了军粮的供应。而且祸不单行，在夏末时又遭阴雨连绵，致使正在出穗的高粱大面积传染了病菌，高粱籽发霉，一股子霉味。可是没有别的粮食吃，也只好以此度日。
在内部困难的情况下，盘踞在沂南西部和蒙阴交界处官庄一带的汉奸、土顽王立庆部、芦山前垛庄以东侍郎宅的地主土顽刘乃林、沂蒙公路上朱位镇的地主汉奸武装不断对根据地侵犯骚扰，严重影响生产和社会安定。官庄一带幸有徐敏山同志带领民兵抵抗，还能减少一些损失。据我侦察部门查得敌伪有一条情报线，其线路是从蒙阴的旧寨、朱位，经沂南的桃花峪、横河、东西司堡、大小松林，再到界湖或铜井（敌伪据点）。他们破坏了我从旧寨、塘子再经岱庄东去的地下交通线，打伤我地下交通员，抢走文件、书信。秋初，在随家庄发生了在夜晚企图枪杀我团政委李伯秋（东北人，徂徕山起义者，后任地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等职）未遂事件（此事一直未破案）。其它还有在几个村同时燃放照明弹的事情。据长山区李开路同志和岸堤区的报告，在田家北村和其它一些村子几乎同时发生了打击妇女识字班和妇救会积极份子的事件，肇事者所使用的语言、发生的时间大体相同。经过调查后，发现多是一些地主、富农或会道门家庭的青年男人所为，其中有些人还混进了“抗敌同志协会”，他们内部宣称“三不怕”，即不怕日本人、不怕国民党、不怕共产党。这些都表明敌人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破坏，更加严峻的斗争不可避免。
从1939年以来，沂蒙区经历过几次“反扫荡”，每年秋天都要认真准备。在1941年夏季就接上级指示说，今年敌人的扫荡会大于往年，应认真准备，不能疏忽。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则无法预计出来。不久，报纸登载了敌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消息，日军出动的兵力大、时间长，实行“铁壁合围”、“反复清剿”，烧杀破坏，实行“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等等。沂南县周围敌伪军内部的“关系”也传出今年讨伐将大于往年的消息。九月，敌人派出八千多人的兵力先对泰山区进行了大扫荡，实行分进合击、蓖梳清剿、反复清剿等，使我蒙受严重损失。此时，日寇高级指挥机关还派来了一个自称水源清的日本高级特务，向我透露今年将对沂蒙区进行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扫荡。此人精通汉语和我民俗，妄图在扫荡中建立什么“和平中立区”等等。这并非正式消息，但上级也不予否认。对今年秋季反扫荡的备战上级要求很严格、细致，如务必藏好公粮、限期疏散兵工厂、加紧民兵训练、监视坏人、动员多做军鞋等等。可是这些准备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机关干部像往常一样，集中在上边过多，虽然决定了大部分分散下放，可仍保留领导骨干，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员过多的状况。在秋收高粱的时候，传来了外地的经验，在收高粱时只剪掉顶部的高粱穗，留下高粱棵做隐蔽用。可是群众大多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在山区没有用处，山岭、地堰就是很好的屏障。有些党员、积极份子不得已将高粱棵留在地里，荒了地力，没了柴火烧，还影响了种秋麦。还有打狗运动也是一阵风吹来的，各村胡乱把狗统统打死，老百姓意见很大。形势一天天紧迫，敌人的大扫荡显然就要开始了，究竟是哪一天？当然谁都说不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备战、抓紧备战，十月底县委又召开了一次区委书记会议，反复检查、督促，力求把准备作得更充分一些。
11月2日，这天清晨，还有月光，突然尖锐震耳的枪声打破了山区的寂静，在陡峭的山谷中激荡。敌人出动兵力五万人开始了对沂蒙区的又一次大扫荡，沂蒙人民再一次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我从睡梦中惊醒，立刻赶到县委书记李铎同志处集合待命。西边的枪声仍旧剧烈，据此判断，肯定是敌人奔袭我驻马牧池的山纵司令部，距沂南县委机关不到十里。此时，县大队、行署、社会部和其它各部的负责人都来请示，还有秘书处、群众团体等五六个人，等待着县委指挥部的号令，正在商定去向时，李铎同志见我身背一个大文件戳记的背包，突然说，你的腿脚不好，跟不上部队，你背上文件分散隐蔽吧，叫刘涛和你同行。枪声仍激烈地狂叫着，事不宜迟，我即和刘涛一起离开县委驻地方家庄，东南而行奔向汶河。黎明前天色昏暗，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到各条路上我军各路人员向着不同的方向匆匆行进。为避免和敌人遭遇，我们就近渡过了汶河，沿着山间小道向西急走。突然遇到阻拦，原来是大众日报社印刷厂的同志正在埋藏机器，我说明情况、出示了县委的文件、章记后得以放行。我们沿着黄山山脉的山间小道西行，仍能听到马牧池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到达艾山前村，找到党支部李书记，交上介绍信，说明来意后，将文件包交给他掩藏好。我和刘涛随即吃住在他的家中，从此开始了两个多月的特殊战斗生活。刘涛的父亲刘安沂老先生是开明士绅、世代中医，他支持刘涛及两位兄长参加革命工作，还自己出钱为刘涛买了支匣子枪，住在这个家庭是可以放心的。
日寇为这次扫荡费尽了心机，于10月底就已经就绪，共调集17、20、21、32等4个师团和第5、6、13等3个混成旅共5万多人，还有飞机配合，驱使临沂、蒙阴、沂水、费县、莒县等五县的伪军出动。长途奔袭马牧池的敌人从蒙阴县城出发，直扑我山东纵队首脑机关驻地，打入村内后，冲向黎玉政委的住处，致使黎政委受伤，人员物资也有损失，可谓凶狠之极。敌人此次突袭，月夜行军几十里，沿途各村民兵竟然毫无察觉，而且打入马牧池后攻击如此准确、顺利，敌人肯定派遣了特务，马牧池是否有奸细，也大可怀疑。同志们对此议论，但此事几十年来没有下文。
大扫荡初期，敌人由沂蒙周围调来的兵力各自抵达预定的地点后，首要任务是寻找我主力决战，妄图消灭我有生力量，然后以长期驻扎的姿态实施“分区清剿”。恰巧，我们所在的艾山前及周围几个村庄位于敌人几个分区的结合部，是清剿的空隙。在艾山前以北的长山庄一带驻有日军，早出晚归外出清剿，每日回来后强迫村民为其擦洗皮靴、拆劈家具生火取暖，为了把屋子里的烟尽快放出去，他们把所住的房顶都捅开一、二个窟窿。本村的鸡猪早已杀光，就四处抢掠，马、牛等大牲畜被宰杀的倒不多，一是制作起来麻烦，二是要集中起来运回日本。日寇强令各村长交出所藏的公粮、器材、军鞋，特别是交出我伤病员和隐藏的干部、女同志，限时交出，否则格杀勿论，交出来的可以免杀。在此威胁、利诱下，有些村庄被迫交出了部分粮食、器材，有一个村庄则将隐藏的干部绑送敌人而被杀害（此等作恶的叛徒已在扫荡后期被就地正法）。
我白天上山观察敌情，每天都可以看到硝烟四起，听到阵阵哭声。有一天，我看到在艾山北坡下河对岸的崔家庄突然枪声大作，烟火突起，一群日军用刺刀把一些老人逼进大火中活活烧死，令人惨不忍睹！而日本鬼子站在周围拍手取乐。我和刘涛站在半山腰远远望去，只有气愤和着急，这血海深仇永世不能忘啊！严重的情况接踵而来，11月18日黎明前我和刘涛照例从夜间露宿的半山上下来，当日大雾，向西行走中遇到塘子村一青年，他是区委书记张昌嗣的儿子，遂同行，在接近直通岸堤的大路时，听到从北边传来不同寻常的脚步声，还有车轮滚动的声音。我欲前去查明真相，刘涛拦住我说：你不能去，你背着步枪，万一是敌人呢？他接着趴在地上贴耳细听，说：人多，脚步声整齐，还有车轮的声音，很可能是敌人。张姓青年说他是本地人，愿意前去弄个明白，但是一去无回。事后听说，他碰到了日本人，因为他衣着打扮确是农民，手上磨有硬茧，当日军稍有疏忽时他才利用熟悉地形逃脱，我和刘涛则乘机逃脱了此次危险。是日上午约十点钟，从芦山西头马头崮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中午后好象又转到桃墟、官庄一带，直到下午，枪声渐稀但仍不停止，人们都在焦急地打听战斗情况。事后看到代号301的中共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给李铎同志的信中才知，当日我鲁中军区教一旅及军直属部队在马头崮一带遭遇日军，我军英勇战斗，但敌众我寡，又失去主动，所以伤亡较大，也有被俘者，军区司令员刘海涛、社会部长朱玉淦等壮烈牺牲。这次战斗，敌人早有预谋，我方情报处理失当，故处于被动状态，遭受重大损失。
几天过后，敌人到艾山前约半华里的牛家沟小村清剿，他们打骂百姓，抢掠财物。这次距离比较近，看得比较清楚。我和刘涛正在小山上观察，突然一阵机枪扫射过来，显然敌人看见了我们，我们赶紧翻过几道地堰子，借助山势掩护未被打中，天色已晚，敌人停止射击退兵而去。日本鬼子诡计多端，很难掌握其规律，时隔几日，先是传来西部官庄、兴旺庄等几个村子有敌人来袭，在刘家岩麓以北的平坦地带，大批的人群在向西跑动，一会又有人说南面来了敌人，我和刘涛两个人都背着枪，一位好心的老大娘劝我们赶紧把枪藏了，以免生意外。我们俩商定，决不放下枪，紧要时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更好！
日寇在动用其武力的同时，又施展阴谋诡计，在南墙峪东山脚下的刘家店子附近，由大特务水原清公然设立什么“自由区”，划定一定范围，由他管理，日军不得入内，八路军人员可自由进出。他则开具通行路条，声称日军看后不杀害。我曾看过一位干部用过的这种路条，这个特务说他喜爱中国，在此紧张之际，他还和一个中国女子结了婚。我领导机关早已洞察了这个特务的面目，最后给以应得的惩罚。
为防止敌人拂晓袭击，村里的百姓都是晚上跑到山上的树下、大石块下避风处或山洞里躲藏，以防不测。我和刘涛开始是和当地一些群众住在一个山洞里，晚上聚在一起议论反扫荡的形势，发泄对敌人的仇恨。约在扫荡开始半个多月后，到山洞里来夜宿的人逐渐少了，也不大议论形势了，显得有些冷清。什么原因呢？刘涛是本村人，了解情况，他对我说，有的村子抓住八路军干部向日本人送礼，有的村子摆好了桌椅茶水准备迎接日本人，真这么办了，咱们不知哪一天也会被“送了礼”。他领我到艾山东坡向山下的夏庄望去，只见村头上摆有几张桌子、椅子，还有茶水、烟卷。这显然是“准维持会”的一套。日寇一到，就献媚求安。我看后很着急，再查问艾山前的李书记，他说本村没有这样的事。我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不只是我们两人的性命问题，这事如果蔓延开来，是明明白白的伪化，实现了日本人的愿望，必须刹住这股危险之风。当天下午找到艾山区委书记张昌嗣、区长兼武装大队长徐敏山及鲁中区党委党校在此隐藏的几位同志，一起研讨对策，他们也正为此着急。会议在艾山西坡山脚下召开，大家都认为，“准维持”已经出现，决不能轻视，这已不是应付敌人，而是帮助敌人实现伪化。必须马上制止，不然，我们被上了绳，后悔也晚了。要特别注意那些幕后策划组织者，对这些出卖民族、认敌为友、煽动投降、向我开刀的凶恶的反动份子必须果断制服他、除掉他，以稳定人心。张书记和徐区长都积极赞同，还决定由政府出面、公开施行。大家都认为，要杀到明处，不要暗杀，应有口供、画押可查，由区政府出布告，公布执行，以免引起疑虑和谣言。徐区长说，就这么办，很好！但都觉得找不到县委、县政府请示批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可是情况紧急，万一这些反动分子真的动手杀害革命同志，后悔就晚了！只能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吧。我说，现在就按照讨论的决议办，事后，由我向县委汇报，如有问题由我负责。很快在全区范围内镇压了几名极端反动分子，从此那些村头上的桌椅茶具就看不到了，公粮、公物保住了，我隐藏人员都得以安全。但对此事我总觉着有些担心，决定镇压反动份子虽是区委书记、区长均完全同意的，但我是主谋决策者，应承担此责任。后来，见到县委书记李铎和地委书记王涛同志时，我都如实作了汇报，王涛同志说，人家已经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你们紧急处理是对的，你若不动手，那才是傻瓜啊！徐敏山区长从行署主任何方宏（博山人，已去世）那里得到相同的答复。
自从11月2日清晨紧急分手后，我总是挂念着县委的情况，他们究竟怎样了？同志们是否安全？时间越久，牵挂越深，有时急得爬到艾山顶向东北方向张望，可是除了重重山峦，什么也看不到。记得陈毅同志说，坚持江西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就是和中央暂时失去联系，失去了方向，这是最大的困难！这话说得多么确切而深刻，在艾山前和县委失去联系的滋味，我是深有感触的。经多方打听，终于得到一些很简单的消息：11月2日后县委、行署、县级机关奔向南墙峪山区东部的黄草坪，很快被敌人包围，县大队也被围在里面。敌人两天内没有开枪，可能是在调动兵力。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对我明显不利，县委决定在敌人未发动总攻前突围冲下山去，沿大、小安子庄的河沟向南冲出，过沂河到达南部山区集合再战。6日早上冲下山后，到达大安子庄附近遭遇到敌人在小河东岸地段设下的埋伏，敌人早有准备，借早上阳光向西射击，我县大队武装奋起反击，一面抵抗，一面向南突围，由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我方处于被动状态，因此伤亡较大，受到很大损失！行署代理主任赵致平（博山县人）、公安局长刘莱芝（莱芜县人）等人壮烈牺牲，行署秘书于签（广东人）、县妇救会长于波（女）等人被俘，物资大都丢失，县大队被打散。这是自建立沂南县委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幸而县委书记、两位部长得以幸存下来，他们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又聚集力量，带领群众继续战斗。好不容易得到的消息，却是这么让人痛心，这更令我挂念县委的同志们。
从蒙山东南沿青驼寺、铁峪、孙祖、岱庄等几条山路上不断有我军被打散、或行军失散的同志，他们三、五成群临时凑在一起，寻找着自己的队伍。在这些同志中，我还碰到原四支队的老战友，战火中相见，分外亲切，时间已在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初，天气已经很冷，这些同志还是身着单衣，许多人已有好多天没有吃过热饭、热汤了。我们把这些同志带到刘涛家，这样一来，刘涛的家成了“临时接待站”，艾山前成了没有挂名的“联络点”，同志们在这里能吃上热饭，这就是最大的满足了，吃饱喝足道声谢，便又提枪连夜赶路去。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待过好几批被冲散路经此处的同志们。一次部队文工团的一些同志路过，其中的女同志和男的一样，经受着战火的考验，毫不畏惧，一位男同志肩上背着一只猴子，两眼圆睁、战战兢兢，一副惊恐的样子。我说，战斗这么紧张，还要它干什么？答曰：曾几次丢下，赶它走，甚至蒙住它的眼睛，但不久它又追赶上来，怎么轰也不走，这个可怜、精明的小动物只好和我们一起反扫荡了。还有一次碰到相识的山纵政治部的同志带领日本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的小林等两位人员，我问这些日本人怎么不跑？这些同志说：他们是跟着我们跑啊，如果一旦被日军抓回去，将受到最残酷的刑罚然后再处死，所以他们一定要和我们在一起。从这里走的同志多是奔向泰山区或寻找其原序列部队，其中的顾前同志，早在四支队司令部时即熟悉，他以后曾任过中共泰安县委书记。
大概在11月底，从东南方向的孙祖开来一大队人马，这支部队马匹多、短枪多，还有女兵，骡马上驮着不少物品，由艾山西过汶河，到田家北村宿营。很明显，这不是主力战斗部队，很可能是我军高级指挥机关。我和刘涛急奔沙山向临时住在此地的地委书记王涛报告，他对此好象知道一些情况，他说，这是二十五支队（一一五师师部的代号），应立即与其联系上。他以代号写信给二十五支队负责同志，介绍我前往联络。我们连夜由沙山赶往田家北村二十五支队司令部驻地，在交验介绍信说明来意后，一位参谋同志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最近大青山战斗情况。由于遭敌人袭击，他们受到严重损失，战斗持续了几天，有许多英勇悲壮的事例！省战工会代主任陈明、陈的爱人、文工团团长辛锐同志等多人壮烈牺牲，我军人员伤亡达数百人。为使电台机密不落入敌手，我机要人员集体拉响手榴弹与电台机要同归于尽，这是我军高级指挥机关的重大损失。当我问有何急需供应时，答曰当前群众困难，除保证吃饭外，别无所求。我们连夜返回向王涛同志作了汇报。
12月初，由芦山东南方向开来了一支部队，驻进距艾山前约五华里的栗林。为弄清情况，刚赶到此地的县委书记李铎带领我和刘涛趁着月色到了栗林。原来他们是边联县的一个独立营，该部刘政委说，部队来此意在跳出扫荡的合围，稍事休整。我介绍了周边的敌伪情况及活动规律，日军扫荡部队以驻蒙阴的最近，距此仅有几十公里，须加强警戒。我们当晚返回艾山前，归途中，月光清澈，但无心欣赏。
次日黎明前，栗林方向枪声激烈，显然是日军奔袭而来，随后枪声转向栗林东北的赵家城子，再到北山。我们站在艾山东坡向赵家城子北山焦急地了望着，枪声紧一阵缓一阵，很快天亮了，借着阳光的照射，可以看到刺刀发出的闪闪亮光。事后得知，我部队遭敌袭击后，立即撤离该村，从地形观察以迅速奔向赵家城子北山、占领制高点打击敌人最为有利。谁知狡诈的敌人已经沿着该山南麓的山坡迎面朝西作好了埋伏，这既可观察我军的行动，又避开了早上日出西射阳光影响视线。我军由山下向上冲，敌人占据制高点且背着阳光有利射击，我军则恰好相反，虽然处境极为不利，我军还是与敌英勇决战，子弹打光了就和敌人拼刺刀，枪声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才逐渐停下来。这次战斗，我军蒙受重大损失，牺牲174人之多！当地政府率领群众含泪沉痛地埋葬了这批忠骨。此次日寇的突然奔袭，我一直有所怀疑，我部队到达的次日凌晨敌人即奔袭而来，是敌人的情报确实灵通、还是栗林村有隐蔽的敌人向日军报信？这个疑团一直未得解开。1980年，张文庄同志（山东潍坊人，原山东八纵所属高级指挥员，已去世）和我说，他当时正在栗林该部检查工作，枪响后，他率领一部分人向栗林西北方向跑，奔向岸堤，保全了那一支小部队未受损失。他和我一样，对此事件有同样的疑问。
到了12月下旬，日寇的大部队逐步撤退，原驻在马牧池附近长山庄的敌人也走了。老百姓松了一口气，开始整理被破坏的家园，晚上可以在屋里睡觉，不用再东躲西藏了，姑娘、小媳妇洗净了故意抹在脸上的黑灰。牛羊猪鸡已被杀光，村里寂静无声，没有了生气。最悲痛的是那些亲人被杀、被抓的家庭，依汶区翟科子庄的一家军属，丈夫被抓走，女儿被奸污后死亡，只剩下老太太终日哭泣。真是家家遭破坏，村村有哭声！村干部、民兵开始查看公粮、物资，起用枪支，维持社会治安。但群众仍处于惊恐不安之中，生怕敌人不知从哪个地方又冒出来。
县区党政机关和失散的武装人员已开始集合、恢复，探听到县委正住在汶河以南的朱家里庄，我和刘涛急着赶回去，1941年底的一天，我和刘涛辞别了难以忘怀的艾山前，我对他的父母和村党支部表示了感谢，取出了文件包。为保证一路安全，决定走山路，沿着汶河南部的山路向东行进，看到汶河北岸一带大路上行人稀少。当天，飘着小雪，刮着寒风，想到就要见到久别的同志们，我们都很兴奋，忘却了寒冷。在朱家里庄终于找到了县委机关，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战友，已经集合的有李铎、秦昆（组织部长、沂水人、后任县委书记、上海市纪委书记等职）、李子超（各救会长）、王虹明（女）等十余人。经历两个月的残酷斗争，大家见面真是悲喜交集、感慨万千！述说着各自的战斗经历，怀念着牺牲和被俘的同志们。李维斋见面后哭着说了冲下山后遭敌人拦截埋伏，一些同志壮烈牺牲的情况，并说，那天早上你如果在内，腿脚不好，怕是很难跑出来。为便于掩藏，王虹明把长发剪掉，腰中扎根破绳子，活象个假小子。大家日则同锅吃饭，夜则同住一屋，经过此次扫荡，同志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超过了真正的兄弟姐妹。
遭受了敌人极为严重的破坏，县里的各方面工作都急需整顿恢复，最重要的是尽快恢复基层党支部的工作。面对反扫荡斗争中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如何对待、处理？各区党委先后来信询问请示这方面的问题,县委曾设想拟定一个条例性的文件，但动起笔来就感到政策性很强。为弄清基层情况，我和几个人到芦山前的椿树峪子调查、征询意见，这个村支部在反扫荡中，党员对敌斗争英勇坚定的占绝大多数，也有少数人一时动摇，在敌人高压下被迫交出少量的公粮，但保住了大多数。虽表面上应付敌人，但实际上还是想法做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没有死心塌地随从敌人干的。这都表明，党的基层组织在敌人的残暴和诱迫面前经受住了考验，是可以信赖的。那些惧怕敌人、一时消极悲观者已随形势转变而改变过来。我们认为，对这样的支部批评教育即可，不宜任意扩大猜疑和斗争，应当相信基层党员的觉悟和对党的信念，不要漏掉坏份子，也要防止公报私仇、嫁祸于人，不能听信一面之辞等等。这个村子的经验很有代表性，我们回来汇报后，县委表示同意，其他几路的调查也大体相同。县委改变了原来制定“条例”的设想，改由各区委领导基层党支部根据党章进行审查处理，对党员在反扫荡中的表现，要征求群众的意见，经分析后慎重作出结论。这样，各基层支部就可以尽快集中精力去处理敌人扫荡后产生的问题，积极开展工作了。最后查明，全县从基层到县区干部经受了这次严酷的考验，垛庄、长山等区都有村干部拒绝交出公粮被敌人杀害的壮烈事迹。在紧急关头动摇的只是极少数，都已受到批评教育。对个别确有证据必须严惩的反革命份子则需写出确实材料送治安部门审查，报请县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严格防止因气愤而出现的报复行为。沂蒙专署牟宜之（日照人、曾任国民政府县长，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曾任林业部局长等职）专员、社会局长徐欣三（山东人、后任四机部副部长）就亲自审问并处决了一个确有罪行、十恶不赦的叛徒。
县委机关很快恢复办公，与各区联系，向上报告，大量的文件只靠抄写难以完成，而刻字钢板在扫荡中丢失、现在市场上又买不到，怎么办？李维斋同志说，他在从黄山坪山上冲下后，为使刻字钢板不落入敌人手中，在紧急中把它掩藏在一道石堰的缝隙中，还做了标记,现在可以找回来用。我怀疑能否找到，但不到半天时间，他果然找回了那块刻字钢板，真是一个奇迹。大家都赞扬老李同志的忠诚和机智！这台崛井牌油印机是县委派田炳千（潍县人，县委宣传部长武光东的夫人）同志携带少量黄金，潜入其原籍潍县设法购买的。
敌人这次大扫荡历时五十多天，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沂南县有四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马牧池被烧三次，一万多青壮年被抓走，三千五百多人被杀害，，牛马驴等大牲畜几乎全被抢走，鸡鸭鹅等家禽被杀光，一百六十万斤粮食被抢走，财物、衣服等被抢则无法统计，残酷的扫荡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创伤。
在反扫荡后诸事急需料理的情况下，县委确定必须抓紧即将到来的春耕生产自救，不饿死一个人，不荒一亩地。县政府设法调配购买一些粮食、小白菜种子，主力部队也准备利用军马帮群众耕地。经过如此严酷斗争，群众看到“这么大的风浪都没有摇动八路军”，更加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决心，更加拥护共产党，热爱八路军。这时，一些被俘的干部在经受了生死考验后也陆续归来，县大队的战士迅速归队、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由于敌人侵袭、占领，沂蒙区根据地日渐缩小，政府各级机构对下指导时出
现重叠情况，因此决定撤消沂南县及其县级机构，各区委机构不变，直接对地委、专员公署负责，地委成立“直工科”负责处理沂南事务，负责人是魏鉴清（后任地委组织科长、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长，已去世）。县委机构撤消后，我按规定交代了工作，将县委图章磨角作废、上缴，暂时结束了沂南县的工作。我被分配任中共依汶区委书记，随即走马上任。
时间已是1942年2月初，又一个春节即将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