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节前我被派到依汶区任中共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该区位于沂南县中心，汶河流经南部的几个村庄向东而去，很快就和沂河汇合在一起。去年的大扫荡中该区受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的房屋被毁坏，家禽被杀光，大牲畜被抢走，粮食短缺，现在眼看就要春耕了，既缺口粮又没有种子，老百姓怎么活下去？这是必须解决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缺粮也影响到军政人员的正常供应，出现过区中队的战士连地瓜干也没得吃的情况，区中队管理员为筹粮终日忙碌着。恰在此时，邵家湖村长邵长盈送来一口宰杀好的肥猪，在群众遭受如此灾难之时，我们决不能收留，遂好言相劝退了回去。春节就要到了，这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节日，干部、战士们也都盘算着这个穷年怎么过？依现征的白面数量计算，人均仅一市斤多一点，朱运太（沂南县人、曾被派打入蒋军，解放后在工业部门任局长，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已病故）区长决定年除夕只能按平常的标准，还是吃高粱煎饼和清水煮菜，留下白面正月初一再包顿饺子吃。这样一来，引起了一些同志的议论，有的说要回家过年。除夕晚饭后几个人分别到我住处来，他们嘴上不说，但从情绪上可以看得出就是认为这个年过得不够味！我别无他法，光说空话也不行，只好买二斤花生，一起聊天。此时我想到了部队里青年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便以聊天的形式给大家讲革命故事，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菜、甚至煮皮带吃，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克服无数艰难困苦终于取得了胜利。我们眼前确有困难，除夕晚饭没有吃好，今后各种困难还会有的，但怎么也比不上红军长征的困难啊！同志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提问，情绪也活跃起来，不再提过年的困难了。大约在凌晨时，哨兵紧急报告：小松林方面打起了照明弹！出门观看，照明弹正在该村上空，很快灭掉。当时我们住在大松林村，大、小松林相距不到一华里，中间有些空旷农田和一些松树。据公安部门的同志说，这种照明弹并非都是为过节燃放，在平时也发现不定期地施放，且往往东西连成一条线，西起靠近朱位镇（敌顽据点）的桃花峪，向东到横河、长山庄、东西司堡、大、小松林，夏庄、界湖再向东靠近敌据点，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了怀疑。公安部门对此曾予以通报过，我们在不安的情绪中度过了除夕之夜。
敌人在1941年大扫荡后加强了对临（沂）蒙（阴）、沂（水）临（沂）和蒙（阴）临（沂）几条公路的控制，修一些碉堡据点，利于调动兵力进行骚扰破坏，时有小规模扫荡。在形势动荡的岁月，自然界的某些变化，也会引起老百姓的不安，春节过后元宵节前的某天早上，太阳原很正常，但转眼间天空突然黑下来，如同到了晚上，“太阳被天狗吃了！”老百姓敲打铜盆铁锅发出声响，以吓跑天狗。有人就说，天狗吃了太阳，今年的天相不好。
正月十五后的一天，驻沂城、铜井的敌人西行扫荡，经依汶区的凤凰山、大安子庄，到翟科子庄夜宿。区中队长刘兆吉（沂南人、后任县武装部长等职）率领区中队和民兵到该村附近打麻雀战，骚扰敌人。第二天清晨接到报告，敌人已于今日凌晨撤走西去。我带领几名区中队员跑步前往翟科子庄，查看敌人撤退后的情况。只见敌人所住的房屋都遭受严重破坏，盆盆罐罐被砸碎了，柜橱箱子被劈了烤火取暖，火堆中仍有在燃烧的家具，还丢弃了一些药片和少量的稀饭，不知是否下了毒，村民没有被杀、被抓的。这时村长来报告说，在村东头发现两具被日本人杀害的八路军尸体。我急忙赶去，在村口路边树丛中东西向躺着两具尸体，身穿蓝灰色新棉军服，头颅被砍下，两手被反绑着，地上有两滩血，场面惨不忍睹！从头部看，年纪都在二十岁以下。显然是敌人早上西行前杀害的，鲜血还未完全凝固。为弄清其身份，我翻遍了两位同志外衣和内衣的口袋，只字皆无，触及其身体皮肤仍觉松软尚未僵硬。我想到两位同志已牺牲，决不能再被敌人的绳索捆绑，得尽快解开。村干部们难过得流泪，但都害怕不敢动手，只能由我壮着胆子亲手去解，敌人用的是新绳子，被害战士的双手被勒得肿涨，怎么也解不开绳索，只得赶快找来剪刀、菜刀，切断绳子，然后使尸体仰卧。照理应当给予郑重其事地埋葬，猛抬头北看，只见南墙峪山顶有敌人正向前移动，与我们的距离，山上山下约一公里多，如敌人用重机枪，正在射程以内，如果下山追赶，也会很快赶来。当即决定立即埋葬这两位同志，以免暴尸街头！紧急情况下显示出党员干部的作用，翟科子庄的支部书记、村长自愿拿出自己铺的席子，再用高粱杆编的苇箔将尸体卷起来埋葬。但不能让牺牲的同志身首异处，怎么合起来？在场的村干部们都不敢动手，一是害怕，二是当地风俗有在正月里触摸尸体不吉利的说法。我是区委书记，还是由我来动手，我含着眼泪，分别抱起两个头颅对准颈部按放好，再席卷起来。我当时正好20岁，第一次碰到这样悲惨的事情，也是壮着胆子干。安放好以后，我说，来不及举行正式葬礼仪式了，大家向这两位同志鞠躬告别吧。从林泉庄赶来的党支部书记邵长眷同志跪地磕头，哭着说，同志啊，回家吧，你爹你妈在等着你啦，我们一定为你们报仇！情状非常感人。邵长眷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他的老伴对前来动员的李子超说，我就两个儿子，你就给我留下一个吧。结果，两个还是都走了。其中的弟弟邵成明后在浙江任县委书记。此时北大山上的敌人仍隐约可见，我们将两位同志的遗体埋葬在翟科子庄西南、涝坡以西荒野的墓地里。1947年春，我在该村开会时曾打听这两位同志坟墓的情况，据说已被雨水冲刷、开荒而毁掉。现已过60来年了，回想此事犹如在眼前，心情仍激愤难忍，日本鬼子欠下的血海深仇是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忘记的！
战胜春荒是团结群众、继续抗战的大问题，“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不只是口号，而是必须落实的任务。除了区里收集到一些当地的小白菜种子外，县政府也分配了一点，我们迅速下发到各村各户，留种或撒在麦田里，提倡种早熟的作物，以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区、村干部共同检查，发现荒地就立即补耕撒种，对那些被抓了壮丁失去劳动力的家庭还要给予帮助。驻军尽了很大力量，拨出战马，调动官兵自带粮食帮助当地老百姓春耕，最终全区胜利完成了任务，没有发生撂荒现象。
已到了抗战的第五个年头，在长期的艰难环境中人们自然盼望着战争早日结束，面对眼前的困难和挫折，有的人难免流露出不够耐心甚至悲观的情绪。这时，报纸转载了延安《解放日报》“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社论，区里组织了学习、宣传，驻军唱着“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坚持苦斗再两年，看胜利定来临”的歌子，不仅教育激励着部队，根据地的人民也受到鼓舞。
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和宣传教育，人们对坚持独立自主、建设革命根据地的问题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认识也有提高，但在一部分人的思想里仍存在着一些糊涂的“正统观念”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既愤恨又害怕，对其所犯罪行确实痛恨，但又觉得蒋的力量大、部队装备好、又有美国撑腰，怀疑八路军打不过他们，因此，最后打败日本鬼子还是得靠蒋介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进行了许多宣传教育，虽有收效，但不尽人意。这年延安播发了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文章，理论性强、有说服力，干部易懂，民主人士也易于接受。朱丹初老先生是一位开明士绅又是中医，他说，过去认为共产党只会打仗，现在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共产党有人材，可以治国平天下，共产党讲道理，蒋介石是靠不住的。当时流传的歌曲《谁养活谁？》把一般的宣传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歌词写道：“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算一算，没有咱庄稼人，粮食哪能堆成山？”通俗易懂，老百姓接受这种算帐对比的方式，更加明白了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还被地主剥削了许多！因此，斗起地主来更加理直气壮，在此形势下，巩固了建立基本群众优势的条件，落实到每个村庄，使每个村庄都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斗堡垒，在每个村都建立起党支部，帮助薄弱村，消灭“空白”点（有的村至今未发展一个党员），建立和调整村政权，配备得力的正副村长，建好民兵组织等等。在实际工作中，具体情况很复杂，并非整齐划一，总有好、中、差的区别，这方面是有着教训的。时任黄山区委书记的齐愚农同志（沂南县人，曾任县委部长、浙江某地委负责人）就公开批评过“长山区都是好典型，黄山区都是坏例子”的说法。
鲁中区党委、二地委在安家庄联合召开区委书记、区长以上干部会，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树立基本群众优势的指示。这是在沂蒙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从会前和一些参加实际工作的同志交谈，以及各地的汇报、讨论中的诸多材料说明：大多数地主都存在明减暗不减、欺骗政府的现象，有些佃户也不敢理直气壮地接受减租，有的地主施展手段勾结或制约村干部，有些偷偷埋藏着土地、房产文书和分其财产农民的名单，还精心收藏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的旧纸币，等待着“变天”，看后令人触目惊心。要想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必须认真打好这一仗，这是会议的主流。另一方面，也确实发生了一些过“左”的做法，比如，在计算地主的帐目时，总是向高处算，侵犯工商业利益，侵犯中农利益等等。此次会议刚刚开始发动群众，谁也不愿意先去反“左”，许多同志认为“左”只是方法问题。虽然有人提出了问题，可是没有认真讨论，上级领导也没有从原则、政策上加以说明，这是一个教训。
秋季到了，又开始备战，已经成为这几年的规律。上级党委不止一次召开会议，强调接受去年对付日寇5万人大扫荡的实践和教训，坚持地区斗争，进行认真备战，加强情报联络等等。由于有了去年的教训，群众和基层干部易于接受备战的动员与号召，县区干部除疏散下放者外，积极响应上级关于“坚持地区、坚持斗争”的号召，安排好情报联络系统，建立了县委与各区的上下联络，还安排了各区之间的情报联络点，确定了具体地点和方法。依汶区和长山区的联系地点定在依汶庄以西、万松山东南五孔桥北、石碑上小庙内神像后边，此处是所谓“碑上有庙、庙中有神”的地方，情报不会被风吹跑和被雨淋湿，也有利于保密，很保险，长山区委书记李开路（沂南横河村人、时任长山区委书记、后任江西省煤炭局长、萍乡地委书记等职）和我分别规定了联络代号。为把事情办妥，我还曾到该地检查过。
据报纸报道，敌人今年在泰山等地区的扫荡主要是施行“铁壁合围”即“拉网合围”、“梳篦清剿”，妄图对我分地区聚而歼之。自去年大扫荡后敌人增加了据点，修通了一些公路，运兵条件比以前更加便利了。此次对沂蒙区的扫荡，敌人调集了第32、59师团，独立第5、第6独立混成旅等主力部队15000多人，并出动飞机配合，沂水、蒙阴、临沂等县的伪军也出兵作战。在其狂妄野心驱使下，10月26日敌人先调集兵力扑向沂南县西南部的孙祖、高庄一带，其计未逞，紧接着又调集兵力在第二天分兵12路从四面八方“拉网合围”南墙峪山区。我原来估计沂南几条大的山脉多是东南、西北横亘，中有河流，道路崎岖，会影响敌人进兵的时间，没有料到敌人来得这么快，依汶区位于南墙峪山下，恰是敌人“拉网合围”的中心。10月27日上午我和区中队员被“拉”进“网”去，被逼到了南墙峪山顶的东部，当天下午又在山顶的西南部从悬崖陡壁处下滑到地面来。虽是短暂一天，但又是极不寻常的一天，异常惊险紧张，终生难忘。
当时沂汶区委、区政府住在大松林，27日早上接到情报：汶河南岸发现敌人向北运动。上午约九点左右，敌人渡过了汶河，沿汶河北岸的孙隆、傅旺庄、龙王圈、西南官庄等一溜沿河岸村庄几乎同时发现敌人。距离我居住的大松林仅七、八里，向南了望可以看到这些敌人正分头向北运动。敌人是步兵且搜索式前进，行动较为缓慢。每股敌人中均有军官手执太阳旗指挥，其身后紧跟其士兵，行进中随旗语指挥队形由纵队逐步向左右分开，很快变成了一字排开的散兵群，这样各股敌人横向之间都相互衔接上，士兵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而齐头并进，均不开枪。我抓紧时间给李开路同志写了一份简要敌情简报，派战士速送到联络点（事后李开路同志告诉我取到了情报），并告该战士返回时如敌人已到达大松林，就去北大山南墙峪山顶。突然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四、五里远的邵家湖东山、九里山的山顶上有几股敌人，每队均有人手持太阳旗分别指挥日军士兵向北行进。如冲下山来很快就会直接压向我们。形势紧急，决不能再迟疑，我立即带领区中队员向北转移。途中遇到了牟正世同志，他是潍县人，原峙阳区区委书记，有严重的胃溃疡，县委安排到我区傅旺庄休养，他高度近视，行动颇为不便。我劝他说，你眼力不好尽可能找个地方隐藏下来。此时敌人在后边紧追，来不及多说，互致保重就急忙分手了。谁知从此就再无音信，不知他牺牲于何地，实在令人挂念！
我和十几名战士急忙经林泉庄、大小安子庄奔向北大山即南墙峪的南山麓。敌人大概正在撒网合围中，意在先把我人员拉进网中，双方看得很清楚，虽在其射程之内，但敌人并没有开枪。南墙峪大山南麓，陡峭的岩壁下无路可行，到处是堆积着因若干年风化崩裂下来的碎石块，我们只能踏着较硬的斜坡踩着大一些的石块手脚并用向上爬，往往是登上一步，又滑下三步，战士们前拉后拥，经过一段很高的石阶，终于极其艰难地爬到了南墙峪悬崖峭壁的脚下，抬头仰望，只有临近才更感其威武雄壮，高不可攀！对这座山崖有很多传说，如在悬崖上曾发现过腐烂的船板、系缆绳的铁环等，但无人考证过。此时，敌人已经追到山脚下，我们只有上到山顶才有生路。我们大家互相鼓励、帮助，沿着陡峭石壁间的狭窄缝隙向上攀登，到了南墙峪山顶，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赶。站在山顶举目北望，只见山峦起伏、连绵不断，在冬天的云雾笼罩下若明若暗，更显得雄浑壮观！此山南北纵横几十里，高山峻岭、大小沟壑之间埋藏着丰富的宝藏，孕育着多少人民大众、英雄儿女，在这里曾发生过多少次战斗！它已成为抗日救国军民的希望和依托。我们对这大山有着特殊亲切的感情！这时，见一些人员在陆续北去。本能的意识告诉我，不能再向北转移了，否则就走出了依汶区的边界。我和队员们讲，咱们不能再往北走了，只能在此坚守，等候时机返回本区。站在山顶向山下看，目力所及的青杨行、翟科子、安子庄等地及所有通向南墙峪大山的路口都有日军把守，他们在烤火取暖。时间已过中午，我们忽然发现山下的敌人不见了，弄不清他们走向哪里去，但肯定不是撤退！弄不清敌人的走向，我们此时决不能贸然下山，万一中途和敌人相遇，或中了埋伏则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冬天的太阳好象走得快，很快西下。约在下午三点多钟，听到远处有隆隆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抬头向东看时，只见一架日本军用飞机正沿南墙峪南部山顶由东向西飞来。刹那间飞到我们的上空，飞机飞得很低，速度又慢，黄色飞机肚皮上的太阳旗标志以及机窗、甚至坐着的日本兵都可看得见。飞机未扫射也未投弹即离去，显然是来侦察的。敌机刚走不一会，战士又紧急报告说：山顶上从东边开来了日本兵！抬头望去，只见一个日本军官手持太阳旗在前，后面紧跟一队日本兵，由东向西而来，他们右肩扛枪，迈着整齐的步伐，一副凶恶骄横的样子，正向我们逼近，这显然是山下那些日本兵又赶到了山顶！敌人距我只有几百米，越来越近已能看得清清楚楚。我向战士们说，咱们决不能当俘虏，现在只能从陡峭的山崖上想法冲下山去！危急之中，决定从峭壁悬崖上的石缝中滑下山去！这是经过若干年雨水冲刷、风化形成的石缝，只能面贴悬崖，双手寻找并紧紧抓住从陡崖山缝中生长的各种小灌木，再伸脚下去探索，寻找到立脚点，踩稳以后，再倒手扣住岩石的缝隙或抓住下面的灌木，手攀脚蹬就象房屋中贴墙壁爬行的“壁虎”一样，倒退下滑。此时眼睛决不能向下看，下边是无底深沟，令人头晕目眩。此时已经没有了别的出路，只能尽快设法下滑到山底，悬在空中就会成为日军射击的靶子。我们十几个人继续各自抓紧下滑，自我告戒不能粗心,更不能着急，双手紧抓崖缝中长出的小树棵子，顾不得手被扎得疼痛流血，尽管尖利的岩石划破了皮肤、撕烂了衣服，还是得紧紧面对悬崖稳步下滑，真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如稍有疏忽失脚坠落，后果不堪设想。经过了如此惊险，我和区中队全体人员终于安全滑到了地面，重新感受到脚踏实地的滋味！心情异常激动而难以形容。再次抬头看看峭壁，都难以相信自己是凭什么力量和勇气从上面下来的！自今日上午从南墙峪大山南坡攀登到山顶后逐步西移，在下午又从山顶沿悬崖峭壁下滑回到地面，真是步步惊险、紧张艰难！当地群众说，在冬季，胆子再大的砍柴者，能从山下爬到峭壁的边上，就不敢再向上了，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敢于从山顶顺着悬崖陡壁滑到山脚地面的。而残酷的战争往往能创造出种种神奇的事情，从悬崖脚下到山顶的高度有几百米？我至今也不知道，反正是很高、很陡、很滑、很险！真不敢想象我们十几个普通人一天之内竟能在常人不敢涉足的南墙峪大山上下一个来回，特别是从悬崖陡壁下滑到地面来。1947年我在中共二地委工作时，机关驻青杨行，从该村头面向东北就可看到这片悬崖，同志们虽已经听我说过此事，但亲眼看到这片悬崖陡壁还是惊叹不已！就连我自己事后也难以想象当时是怎么从悬崖峭壁上下来的。
滑到地面，太阳已经下山了。大家的精神一松弛，才想起从早上到现在已经一天汤水未进了，顿时觉得又渴又饿。到哪里去？我决定立即领着战士们奔向老“饭店”林泉庄，该村是1941年大扫荡中全体党员团结一致、坚持对敌斗争的模范村，有些战士是这个村的，他们的父母正挂念着他们，在村头打探消息，都向北大山张望着。我们走到村头时恰遇刘村长的母亲，老太太一把拉住我的手，动情地说：“我的儿啊！你们可回来了！俺们盼了一整天了，快到家吃饭吧。”这是沂蒙区的妈妈第一次亲切地叫他的儿子，我永远记住这位妈妈对儿子的心意。我们也不推辞就直奔村长家中吃了地瓜、豇豆、绿豆稀饭和高梁煎饼，真是又香又甜！饭后我们向主人道谢，支付粮票，辞别妈妈奔向邵家湖。为防备敌人袭击、便于游击行动，我们住在邵家湖东山几户散居人家。当晚约晚11点钟，值勤的战士报告从西北方向来了一小股带枪的人，从月色中看到是穿青蓝色便衣，正向我们奔来，走近后询问才知是长山区的同志。我听到是李开路书记的声音，即请其赶快来此休息。据他说，他们也被敌人围上南墙峪山区，幸有主力部队奋战，一起配合才突出重围，他们也是一天没有吃喝了。勇敢、坚强的李开路同志左上臂还负了伤，幸好没有伤到骨头。为防止伤口发炎，我从当地百姓新摘下晾晒的籽棉上剥下一些棉絮，加些盐放入水壶中烧开，尽力煮一会。先洗干净手（连肥皂也没有），再用煮过的筷子当镊子，拧干棉花擦洗伤口，然后用棉花沾盐敷在伤口上。最后绑扎时没有绷带，连块干净的白布都没有，恰好我刚刚买了一付扎棉裤腿的布带子，就解下权当绷带了。这些都是我负伤时学到一点办法，我开玩笑说，我是沂南第一个高级野战大夫，不收任何费用，日后扬名吧。长山区的同志们在饭后稍事休息，又踏着月光奔向西北回长山区了。此时从北大山区方向传来了炮声，这是敌人对南墙峪开始了围攻，我主力部队的同志们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敌人在这次对南墙峪的拉网合围中受到我鲁中军区、抗大一分校、新111师（原东北军驻鲁部队）等部和地方武装、民兵的坚决抵抗，双方互有伤亡。敌人紧接着于11月2日又对沂北对崮峪地区“拉网合围”，我军奋起与敌激战，然后胜利突围，我军几名团级以上干部、中共二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等同志壮烈牺牲。从10月中旬开始，敌人这次扫荡历时近一个月，沂蒙军民又一次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锻炼，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
这次大扫荡后一两天，区长朱运太和其他同志很快返回区政府，全区干部人员无伤亡，几天过后全区调查也没有发现有群众伤亡或被抓走。我们认真总结了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敌人在不断改变战术，我们也要适应形式，不断改进。我们向县委汇报了此次反扫荡南墙峪突围的情况，县委在复信中告知，县委机关当时在汶河南，敌人在调集兵力开始拉网时，巧妙地乘机插向了敌人的后方，所以未被拉进网内，人员都很安全。
沂南县委于1942年7月重建后，1943年我又被调回县委任秘书。当时西部边界的汉奸、土顽王立庆等部时常骚扰，幸有岸堤区长兼大队长徐敏山指挥民兵奋起抵抗，才得以减少损失。有关徐敏山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另有集著出版，不再重述。我县大队在1944年8月和王立庆部作战时，沂南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李铎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全县为之震惊。李铎同志是山东莱芜人，他工作认真，作风严谨，善于联系群众。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扫荡结束后，县委、县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大会。
9月上旬中秋节后，县委机关从田南瓦庄迁移到大松林庄，在安顿房间时，我正站在一间西屋门口，突然从东墙外飞来一块石头砸在我站的门框上，若是再低一尺，就会打在我的头上。我和秘书处的乔新民、刘涛等人立即冲过去查看，只见院子外面黄豆、玉米长得密密麻麻，不见人的踪影。此事公安部门多次侦察，始终没有结果，以后在该村确实查获了国民党、三青团的地下小组，但没有查出肇事者。
王介福同志从沂临边调来任沂南县委书记，受到县委机关所有干部和群众的欢迎。这一年动员参军、支援前线和深入发动群众的任务搞得紧张热烈，效果又非常好。我在此时接到调令，赴沂中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愿意留在沂南县继续工作，几年来，地理、社会环境、人际关系都已熟悉，但是服从组织调动是无条件的。1944年底的一天，我踏着积雪由依汶庄奔向沂南县政府驻地栗林，因有事情要在那里办理，之后就前往二地委驻地沂中县的夏蔚，再到沂中县委上任，从此，结束了在沂南县五年的战斗、工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