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底我奉调任沂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同年年底即调往中共沂蒙地委（二地委）任秘书。这短短的一年里经历了日寇投降及接连的一些重大事件。
沂中县是抗日战争以来著名的县份之一，它是原沂水县的一部分，为适应战争环境，解决地域分割交通不便等问题，沂水县分别被划为沂南、沂中、沂北、沂东，还划归蒙阴、莒沂边、沂临边县一部分。沂水县的革命先进青年（主要是知识份子）立志献身革命斗争，从1924年起，就有人到广东、上海、济南等地寻求真理，寻找革命组织。王敬斋被第一个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到沂水后，发展了鞠百石、邵德孚、张希周等人入党。1927年正式成立了党支部，王敬斋任支部书记，随后还发展了4位女党员，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受到国民党的镇压而被捕入狱。
1938年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驻扎在西部山村王庄，成为山东抗日进步民主的中心，小小山村由此而闻名。和沂蒙区其他地方一样，沂中县也发生过许多与日伪搏斗的英勇壮烈的英雄事迹，出现过八路军和老百姓亲如一家的动人场面，培育了许多的抗日英雄！
邵德孚同志于抗战爆发后出狱，一些老同志已经去世，还有人已到外地工作，他立即着手重整党的组织，成立抗日的队伍，率领自己的儿女一起参军（均壮烈牺牲）。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全国解放后，在济南我曾听到他亲口说：“社会上的人群那么多，情况不一，不能光认为只是我们自己好、最革命。努力争取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干，不是更好吗？就是进行阶级斗争，也不能认为‘凡地（主）必霸、凡商必奸’呀。”他是针对抱有极“左”思想的人说的这些话的，他还说，不加分析地蛮干就会打击一大片，失去朋友，执行政策可要严明、慎重啊！他的一席话使我受到教育和启发。邵老在革命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各方面的人士，有些人也愿意找邵老谈心，喜欢邵老这样的“共产党朋友”。邵老结交的许多人士中当推著名中医刘惠民和从民主人士成为共产党员的杨希古。
刘惠民先生，他的中医水平高、医德也好。他本人信仰佛教，党内有人对他有保留，但邵老则不然。刘惠民先生虽家中稍富裕，但对求医看病者均同等对待，对穷苦人甚至更加怜悯和照顾。他擅长儿科和妇科，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有很大的名气。解放初期在济南时，曾请他到我处为孩子看病处方，他谦虚耐心，从不摆架子、吓唬人。以后他被提升任山东省政府卫生厅副厅长，仍亲自为人看病。五十年代，毛主席访问苏联时他任随团中医大夫，文革中受到迫害去世。
杨希古早年即有进步思想，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反对当时一些封建习俗，如缠足、包办婚姻等。抗战前曾任过当地的乡长、区长等，他主持正义、保护农民的利益，绝不看地主的脸色而偏袒有财势的一方。抗战后，他变卖了一部分土地，购买了长短枪数支，动员率领五十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在山东纵队六大队任中队长。因其身份和影响，后转任沂中县民主政府区长兼中队长。日寇汉奸对他威胁和利诱，他当然决不屈服，敌伪又对他及家属进行迫害和追捕，党组织遂设法将其家属从沂水城附近的胡家庄西移到南墙峪山区许家峪的一个小山沟里。由于舍去了全部家产，抗日政府有限的救济解决不了全部吃饭问题，全家人就靠开荒种地、挖野菜，过着艰难的日子。在敌伪扫荡期间，杨希古坚持对敌斗争，并陆续把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送到部队参战和在野战医院和地方医院工作，其中年龄较小的一边在医院做护理，一边学习。1940年杨希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位民主人士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44年被选为沂中县参议会议长，他很重视农村的文化教育工作。1945年我调到沂中县不久，他和县政府教育科负责人之一韩子文（后任山东团省委儿童部长、黄金局负责人，已去世）及我一起商讨农村冬学的事情，他说，使农民识字有文化，这太重要了，大家都要重视这件事，认真办理才好。全国解放后邵老等人都劝他在省政协工作。他说，在上层机关整天忙于开会看文件，没有意思，还是到下面干些实事。于是，他到了微山湖县任县长，该县当时是贫困县之一，不到三年，因劳累过度患肝硬变等病，无奈调回省水利厅。他说，光在上面听汇报不行，我这次在湖区一条船上亲眼看到一家几口人共穿一条裤子的实情。已经解放好几年了，还有这种情况，真叫人想不到！说着，他流下泪来。进城后，他对那些忘了本、贪图享乐甚至贪污腐化的人非常痛恨，耻与之为伍！他对大跃进中的浮夸、虚报、欺骗、瞎指挥等一套特别反感，他说，谁能相信一亩地能收七、八千斤麦子？牛皮越吹越大，饭碗越来越好洗了（指没有油水）！他很悲痛地说，咱共产党打败日本、打倒蒋介石的威望，不知被破坏了多少啊！杨希古一生公私关系的信条是：宁肯我拿出东西交给党，也不能损害公家的一分一毫。他真的是口说实做并以此教育子女后代。文革中，他自然受到冲击，此时他已半身不遂、行动困难，曾跑到北京来“避难”，返回济南后不久，1968年即因病和气愤而去世。
我将刘惠民、杨希古两为老人的事迹简述于此，是要证明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问题是在具体工作中是否得到正确地执行和贯彻，邵德孚同志就是正确执行者之一。
在沂中县我还看到其他一些男女同志工作认真，对党的事业忠诚，具有革命到底的精神。稍加了解，才知道他们多是沂水共产党组织早期创始者的后世传人，也有早期的，如尹平符同志（后来在泰安休养病逝）。革命事业代代相传成为当今的现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记忆。
1944年秋沂水县城解放后，全县无敌伪据点，工作的重点是进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由于有新解放区和老根据地之分，工作重点有所区别，新区改革的要求是严格执行政策，不要急于求成，在调查的基础上分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对老区则要求总结以往经验，细致、深入地进行。在老地区进行“谁养活了谁”的讨论中，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增强了党的组织战斗力，加强了民兵的战斗力。但在深入斗争中，不止一个地方发现，有些地主改换手法对村干部施加影响，控制佃户，这些人为地主隐瞒财产、通风报信、甚至把分到的粮食私下送还地主等等。县委制止了对此现象乱加批评简单化的做法，强调要对农民耐心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此事证明，要使农民从千百年来的封建制度统治下解放出来，只靠一两次减租斗争大会和宣传教育是不行的。
六月底，山东《大众日报》登载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刘少奇同志被选为副主席，并发表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重要报告。抗战爆发以后也曾看到一些有关共产党事务性的新闻报导，但这次如此大量公开的报道显示了我党的力量和与群众紧密关连的关系。当时山东《大众日报》在刊登党中央委员的名单时，把陈绍禹和李立三的名字均印为×××并以“电码不明”处之，一般群众并不了解其中内情，其实以此处理是错误的。
根据当时农村文化落后的情况，我们制定了宣传大纲，各地区要依照当地具体情况执行，宣传内容要简单明了，抓住重点。宣传大纲的内容包括：宣传党的政策正确，共产党、八路军不断发展壮大；宣传党关心和爱护群众利益；我们的领导者是毛主席；宣传我们党现已领导大小十九个解放区，有950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合计为91万人、民兵220万人，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等；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是得到世界各国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支持。
为实地执行此计划，我们选择了大松林集市。先用一张大毛边纸画了一幅中国地图，贴在木板上，再用红颜色将十九个解放区标出来，就非常醒目了。我站在地图前，向来赶集的农民宣讲，围拢来看的人很多，效果比较好。
8月，日寇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这惊天动地的胜利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了每一个山村，那时，农村根本没有电话，可是所有的村庄一下子都沸腾起来，锣鼓声、鞭炮声、敲打铜盆铁锅声，还夹杂着枪声。当时子弹缺乏，民兵都非常珍惜，可是今天小鬼子终于投降了，青年战士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朝天鸣枪以示庆祝！当时的气氛比过年还要热闹，持续了好几天。在喜庆的日子里，老百姓为打败日本鬼子而扬眉吐气，同时，又深深地怀念着为打鬼子而牺牲的八路军战士，“住在咱家的八路军，是多好的孩子啊！高兴地出发去打仗，谁知就再也没有回来！唉，得给他们烧几张纸，孩子，你合上眼吧，小鬼子投降了，咱们胜利了！”这就是根据地的人们，特别是老大爷、老大娘们的心声。
在胜利的形势面前，发生了一件令人警醒的事情，有一位区长在参加完欢庆胜利大会回到住处后，将自己佩带过几年的二八匣子枪连同子弹带解下丢在床上，说：再见吧，从此以后再也用不着你这个玩意儿了。看来是随意说的话，却反映出一种潜在的危险，非常值得重视，县委以此典型事例对干部进行了教育，认真细致地分析了形势，认清敌情，明确当前的任务，使有些思想观念模糊的同志清醒过来，积极投身于迎接胜利大进军的任务中去。日本投降后，我军收复城市，需要扩大军队，壮大力量。这样首先就是动员参军，县委及时下达了任务，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干部们都愿意下到基层，和区、村的干部共同进行此项工作。我和宣传部的同志们一起到扈山区承包了黄家坡子的动员参军任务，当时的口号是：子弟兵上前线，保卫胜利果实！和前几年艰苦年代动员参军相比，现在虽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并非易事。对于参军对象及家庭提出的种种问题，包括生活、政治待遇等等必须认真落实解决，不能有半点应付和疏忽。动员对象中有好几个提出了入党问题，有的在村里正在申请入党，就提出写好介绍信，以便到部队后可以接续上；有的提出解决党籍就参军，因为是村支部已经确认的发展对象，就按正常手续介绍其入了党，这位同志后来复员在沈阳，几十年后“文革”中，被造反派污蔑为“假党员”，向我调查，我给予严肃、负责的证明：这位同志是真党员，决不是假党员。在黄家坡子一个多月的工作，最后动员了二十多个青年参军，这是很可观的数字。除了有村干部、各个组织的配合，妇女组织的努力也不能忽视。在全县总结参军工作时，各区都汇报了年轻姑娘动员未婚夫参军的事例。区委书记段锦州同志（沂水人、后任县委书记、山东省水利厅长等职）如实报告了其中的情况，未婚夫上前线的心情是：抬头笑，低头哭。即将结婚而要上前线，这是人生何等的变化！切不要只看其当着人前所表现的一面，还要看到背后的实际情况。由于连续几年动员参军，有些村庄已经出现了女多男少、比例失调的情况，在老解放区一些“动员参军模范村”里是普遍现象。经过分析研究后，县里决定暂停对此类村庄的动参任务，以解决女少男多的矛盾。建国以后，1952年曾在老解放区参军模范村动员了一些年轻烈士家属、大龄姑娘们去新疆参加生产建设、当纺织女工等，借以解决其婚姻之事，也使得新疆建设兵团的战士安心戍边、建设边疆。当时，我在山东工作，听民政厅同志讲过一个事例，当动员一家姑娘去新疆参加建设时，其母亲说，什么当工人啊，你去那里尽量想办法找个山东人，以后好过日子。事有凑巧，“文革”后期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穿破旧的军装，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交谈中得知他是新疆建设兵团的战士，这次是带两个孩子到山东的姥姥家探亲。说起生活，他说，吃饭穿衣没啥困难，比内地好。两个孩子十二、三岁，讲夹杂着新疆腔调的山西话，说新疆地方大，比山东好。看来当年去新疆的山东姑娘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
1945年秋季，日伪军依照蒋介石的命令，拒绝放下武器，仍占据着城市。在山东南部的蒋军李仙洲部急于北进，正是“狼未走、虎又来”。我们的工作是加强对我军的支援，调运粮食，筹划钱财，加强民兵训练，随时听候调令随军出征。受胜利的鼓舞，干部的情绪高涨，主要是急于走出山区，攻入城市，盲目乐观，对困难认识不足。不久，调派干部去东北的任务下达，大家都争着报名，不久名单确定下来，第一批有县委组织部长、县妇救会会长、各救会会长、青救会会长、县政府的几位科长和一些区干部。我们迅速做思想工作，使走者愉快，留者安心，调离的这批干部很快随军经烟台上船开赴东北去了，鲁中军区驻沂中的各部队也都整装待发，做认真的准备，了解东北的地理环境、社会风俗，还进行了有关城市的知识、纪律等方面的教育。我们协助部队进行一系列的安排，如安置兵工厂和其他产业，安排医院和伤病员或暂不能远行者，安排做好家属的工作，加以优待，从各方面使部队无后顾之忧，放心远征。几年来，部队响应中央的号召，在战斗的间隙，不与民争利，把荒山野岭开垦为农田，引山泉浇地，修堰筑坝，因地制宜种粮种菜，还养猪、放羊、喂养鸡鸭等。几年来，收获颇丰，增加了部队的供应，减少了地方的负担。现在眼看到了收割季节，部队即将远行，战士们很是留恋，经常到地头田边、猪圈鸡舍转转、看看，表露了战士们的纯真之情。
部队即将开赴东北，也是当地老百姓的大事，这些年来，部队反扫荡、打鬼子、救百姓，子弟兵和老百姓之间已经结下了不可分的鱼水之情。鲁中一团王文轩政委（曾任沂蒙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委、七机部副部长等职，已去世）把从临朐运回的“景芝白干”分送给各村拜年。这次部队去东北，这么远的路，什么时候再回来？在正式举行的告别活动外，还紧张、热烈地进行着一些“地下活动”。部队驻在这里几年，那些威武、英俊的青年战士、特别是战斗英雄早已被当地的姑娘们所敬重、所爱慕着，有一些由一般爱慕发展到“私订终身”，因为当地习俗不便公开，只能“秘密运行”。这次部队将要远行，姑娘们当然着急，找心上人“共商大计”，有些大胆的姑娘就公开表示愿意和男方一起走。对此，部队认为是好事，可鼓舞部队士气，没有什么坏影响。地方政府当然支持并帮助做女方家长的工作。此事成为一时的趣闻。还有的则是男女双方约好，并得到部队首长批准，女方在部队经过的路上等候，等部队来时便拦路插队而入，同男方同行。还有一种是“事后追赶”，在我军在东北打开局面后，有些姑娘就远去东北“千里寻夫”，1946年后，我在中共沂蒙地委曾有几次开具过到东北的证明信，她们大多成为卫生或行政人员。我佩服这些沂蒙山的姑娘勇敢、大方，奔赴他乡千里寻夫，这是革命斗争的直接成果。
在为本地驻军送行而忙碌时，又迎来过境的新四军，他们也是奉调去东北，途径沂中县，在姚家店子一带休整几天。他们沿途受到山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姑娘们扭起秧歌，为部队供应饮食，安置打扫房间。这些江南的子弟兵进入山东后很快感到气候干燥、加上秋季多风、尘土飞扬，吃不惯山东煎饼，青菜也少，许多战士嘴唇干裂和感冒。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空有拥军的热情，一时也摸不清南方人的习惯。当时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笑话和顺口溜，如“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吃的煎饼，卷的大葱”，就流行普遍。实际上，凡有新四军路过地区的领导并没有把这些顺口溜当做笑话看，而是郑重研究，想法改进粮食供应，立即调集白面、小米（当时沂水地区不生产大米），保证新四军的同志们吃饱吃好，身体健康，顺利远行。可是新四军连队的厨师大多不会做面食，比如蒸馒头，不是“硬得像手榴弹”，就是“酸得倒牙，没法对口”，烙饼则是焦糊。驻地村里的姑娘们便结伙到各连队帮助包饺子，和面、拌馅、擀皮样样熟练，南方的战士则看傻了眼，使不上劲。等到包好了，战士们好意请姑娘们帮助煮好了一起吃，也算表达一份谢意，谁知姑娘们早有约定“帮着干活，决不吃饭”，饺子一包好，就一哄而散。在包的时候就和战士们说过，要先烧开水再煮饺子，不能和蒸米饭一样。可是在做的时候，他们还是按照做米饭的习惯，在锅里放上生水后接着就把饺子扔了进去，然后盖上锅盖，个把小时掀开盖一看，只见热气腾腾的一锅青菜肉沫面糊糊。出了这次“事故”，姑娘们改进了拥军的方法，大家一起包，只留一个人帮着煮（只有一个人吃），厨师也很快学会了包饺子、蒸馒头等做北方面食的技巧。这是新四军胜利北上进军途经沂水时的一段插曲美谈，虽然不会列入军史，但被人们所流传。
过境的新四军部队于10月底匆匆离开，继续北进，这支部队从苏北千里迢迢徒步到达山东，已是人困马乏，为保证继续快速前进，部队在沿途已经精简过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更加彻底的精简，把一些机器、办公设备、文化娱乐用品、图书报刊包括个人随身携带的书籍也严格进行精简，并互相检查。所有精简下来的物品都交给当地政府保存，以备日后取用。县委特派两位同志到扈山区帮助区、村干部办理好交接保管事宜，临行时，我召集会议研究了方案，确定对所有物品一律登记然后包装封存，找好保管人，开具单据，以备日后查找；对所有的文件资料、印刷品均集中清理保管，不要随意烧掉；注意检查一些住过部队的人家，看是否有精简下来没有集中的物品。几天后，两位同志报告了办理情况，地方很重视，处理的结果很满意。他们还带回两本书和半张蜡纸刻的印刷品，是最后检查时，在散居军队的人家捡到的。我接过来一看，一本是铅印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纲》，没有署名，一看就知道是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课提纲（以后收入毛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该书的两节），另一本是新四军政治部出版的“文集”一类的书籍，印有毛泽东、刘少奇和罗荣桓的著作摘要。罗的文章叙述了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地方举行武装起义，但起义后走向哪里并不明确。毛主席果断选择了罗霄山脉中段，勇敢地走上了井冈山，从此革命军队有了根据地，才得以发展到今天。毛主席在前边走，我们在后面跟，真像指路明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此为大意，如此依据事实、精辟的论述，令人心服。根据上述内容，以后我在向干部学员讲解时，他们都乐于接受。那半张蜡纸刻的印刷品，说是在一家住有过境干部的人家中，在零乱的报纸书籍中捡到的。我看后，感到的确是我军印发的文件，不是一般的宣传品，而是一份领导人的报告摘要，没有署名，也没有发文机关。但看其内容就知其重要，非同一般。文字不长，我仔细读了好几遍。
报告者先从全国形势讲起，全国的情况是有胜利前进，也有不完全尽人意的方面，有前进，也有局部撤退、调整。对胜利前进就兴高采烈，对局部撤退、调整就不那么自觉，有意见、有情绪，甚至有的做出并不切实际的猜测估计。同志们都在关心着全国的局势，我可以高兴地告诉同志们，全国当前的形势与任务是收缩华南、坚持华中、巩固华北、发展东北。纵观全局是“堂堂之旗正正之鼓，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毛主席统揽全局的战略，好好运用执行，掌握好堂堂之旗，取得主动权。经过严重的斗争，克服困难，定会取得胜利！
上述内容是我的回忆，有些词句可能不准确，但主要内容是准确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般性的战斗动员，而是一个事关全局、战略性的报告的摘要。按照常规，师以下单位不印发这类报告，照此推算，报告人可能是新四军最高领导人陈毅同志了。我把报告中的核心内容和有关毛主席的话记在笔记本上，这个本子一直随身带着，即使在1947年蒋匪重点进攻山东那样的年月也没有被精简掉。1945年年底我奉调到中共沂蒙地委任职，见到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介福同志，把那份油印文件交给他看。我和介福同志从1940、1944年曾在沂南县委工作过，他的突出特点是政治敏感性高，善于探索、钻研。他接过去认真阅读起来，边读边和我议论，也在本子上做了记录。介福同志说，这个文件应当送地委书记、部长及军分区的主要领导阅读，以利于对形势的掌握和指导斗争。后来，这份文件传到谁的手中，就不得而知了，实为憾事。随着抗战胜利后和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这份文件的精神起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理解局势的发展和处理问题都很有帮助。比如从广东撤回一些人员到山东烟台港口登陆，有利于保存有生力量。王震同志领兵已打到湖广地区，又撤回延安，这也是很必要的。其他如李先念同志在宣化店的坚持斗争、在华北地区的斗争以及为争夺东北展开的激烈斗争等都证明了那份报告摘要中所提的战略方针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
全国解放后，我学习《刘少奇文集》时，看到“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一文中明确提到“向南收缩、向北发展”（刘选372页，1945年9月15日），并注明该文是当时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职务时所发。1945年10月下旬我们在沂中县意外得到那份报告摘要，是陈老总所做已无疑问，他根据中央指示联系实际，进行了创造与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份报告摘要中提到的决策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