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年底我奉调到中共沂蒙地委（二地委）任秘书，临行和一些同志话别，自然谈起许多往事，特别是那些已经去世的男女战友们，但来不及深谈，就匆匆赶路。从沂中到蒙阴汶南镇，途中正走过一段从坦埠镇到旧寨的沂蒙公路，回想起1938年在部队奉调进沂蒙，就是走的这条路，那是从旧寨向坦埠镇行军。当时我们部队刚刚建立，一切都要从头创新立业。我先在部队两年，后来在沂南和沂中五年多，几乎成了沂蒙人。抗战八年来，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到今天终于战胜了日寇。现在要去新的工作岗位，考虑到自己的理论知识、实际工作能力，是否能适应新的战斗环境？实无把握，只有边干边学吧。
二地委是老建制，但又是刚刚经过合并。原泰南地委（三地委）领导干部在日寇投降后被调走支援东北，为集中统一，上级将两个地委合并为二地委。合并后所辖地区东临滨海区，南与鲁南区相接，北与泰山地委相接，西跨津浦路与平原省交界。沂蒙区是八年抗战中的老根据地、老解放区，日寇投降后，各县开辟出大小不等的新解放区。继续巩固老区、尽快开辟新区，成为抗战胜利后的重要任务。
1946年初到6月底曾有过短暂的和平时期，这是自日寇侵华以来首次的和平时期，周围没有枪声、老百姓不用再四处躲藏，可以坐下来吃个安稳饭了。经过了战争动乱的人们从心里感到和平、宁静的可贵！
1946年元旦后，地委机关和军分区司令部从蒙阴的汶南镇移驻到新泰县的新汶煤矿，这里交通便利，西临津浦铁路较近，便于侦察蒋军兵力和武器运输情况。日寇撤退时炸毁了新汶煤矿的矿井，但小型发电厂和房屋没有来得及炸。我们住的是原日本职员的宿舍，较宽敞，在这里过了一个热闹的春节。这里的白酒质量高、味道好，喜欢喝酒的人过了瘾，王介福同志酒性大发，甩掉了小酒杯干脆用喝水的茶缸连干几杯，显示了他的酒量。恰好我父亲来看望我，这个八年抗战后首次春节宴会当然欢迎家属老人参加，时在军分区某单位任职的我村老党员、和尚洞武装起义者鹿丕山、马振川也来参加。三位老人看到如此热闹的场面、丰盛的饭菜，很有感慨地说，这八年能过来真不容易啊！有些同志很可惜过早地去世了，咱村的刘仲莹、窦子芳、张永泉等人没有看到这一天。说着，他们不约而同地拿起杯中酒倒在地上，“浇奠”故人，表达了对这些同志的悼念之情。王介福同志特地过来向三位老人敬酒，当场又灌下一大茶缸子酒，三位老人夸奖他酒量大、有大志。晚宴上大家尽兴而饮，尽情而谈，主要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平来之不易，但是还能维持多久？
虽处于和平的环境里，但地委没有被表面的平静所迷惑，而是冷静地分析形势，密切注意动向，利用和平时机，抓紧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确实在为发动内战做准备，抓紧向东北运兵及向各战场增加兵力。同时，不断发出威胁，要求我军撤出这个或那个地区，妄图使我就范；华东江苏地区战事不断，蒋军步步进逼；津浦路在不停地运兵；潜伏的特务、地主恶霸分子活跃，不时发生迫害杀死积极分子事件；胶济铁路沿线也不平静。上述种种现象都说明蒋介石确实在准备战争，何时动手，只是时间问题。地委决定除在干部群众中进行宣传，认清形势、坚持斗争外，还要抓紧具体工作：加强军队练兵和民兵建设，严密监视津浦路运兵情况，加强侦察，力求摸清敌人的动向，请军分区研究详加部署；地方各县继续加强减租、生产，开展反奸诉苦；新地区，特别是津浦路沿线加快发动群众，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这些决定均为地委一致认识。如何达到目的是个问题，如按照常规调配现有干部开展工作，人力显然不够。经再三考虑，决定从沂临边、沂南、沂中、沂东、蒙阴、沂源等县抽调3000名基层积极分子，要求党性好，有工作能力，作风正派、身体健康，经过短期集训，进行政策教育，然后分别派到太宁及新泰县的新解放区，协助当地积极分子发动群众，先搞试点，调查研究，很快就在面上铺开来。在这里遇到的情况和老区相比，有不同的地方。“天下乌鸦一般黑”，各地的地主都是对农民进行剥削、压迫，但是在铁路沿线地区有些地主则挂着“牌位”，而且都有一顶政治帽子，一类是过去军阀时期的中小军官发财后置地买房，还经营商业，成为当地有名气的地主。另一类是“土财主”，在动荡的时局中变得聪明起来，分别戴上国民党、三青团等等帽子，日本人来了，又挂上什么会长的头衔，和日本人合作干坏事，他们的子女中有不少人在汉奸队伍和伪政府机关中任职。日寇战败，这些人摇身一变由过去“曲线救国”、“地下工作者”又成了“有功之臣”，成为蒋介石的重要社会基础。这类地主除了对农民进行剥削以外，还借日本人和蒋介石政权的势力对农民进行更残酷的压迫，他们自认为有蒋介石的靠山，共产党在这里呆不长，因此拒不低头认帐、不愿意放弃其多年统治的“宝座”，这就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愤怒。具体的工作是有一定过程的，从初步启发觉悟，再提高认识，到坚决斗争，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几个村子互相串联，斗争的劲头就更加上升。那些地主恶霸、汉奸如果态度蛮横、拒不低头，斗争会场就发生了打人或其他人身侮辱的现象，由此产生了斗争扩大化、分不清主次、侵犯地主工商业、侵犯中农利益等违反政策的情况。在没收地主浮财进行分配时也产生不公平，有些流氓分子混水摸鱼，甚至出现极少数工作队员和干部装入自己腰包的事情。这些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地委在了解此情况后很快召开会议进行检查。在4月份，华东局也召开了有关群众运动问题的会议，地委根据会议精神对减租、反奸斗争肯定了成绩，检查了出现的问题。指出“宁‘左’勿右”的思想是错误的，必须认真纠正。减租、反奸诉苦中出现的问题出在下面，但其责任在上面，主要是没有把政策交代清楚。中间检查、指导不力以致未能及时纠正处理，切不要简单责怪下面。会议决定继续放手大胆发动群众，加强学习，提高政策观念，防止各种偏向的发生，凡侵吞斗争果实者一律退回。至此，开发西部的群众运动暂时告一段落。
地委很注意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反映，组织干部进行时事学习，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和行动。综合各个学习组的讨论情况，占绝对多数的都认为蒋介石肯定会打内战，并列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罪行来证明。地委负责人在政治报告中强调了和平的可能性，并说为了和平就要减裁现有的军队。当时报纸也登载过晋察冀地区为和平而裁军的消息。但是干部多持不同意见，他们不相信和平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地委负责人在以后的几次报告中仍再次强调和平的可能，说“蒋政权内部可能有什么突然事件发生”，甚至说“不相信和平就是不相信中央”。这类说法报告者本人是不敢随意分析估计的，可是历史的实践已经推翻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分析判断。关于军队究竟怎样为和平而减裁？他说：一些老弱、残疾，自然要减裁，这可计算人数嘛，其他的我们可实行“寓兵于工”或“寓兵于农”，即把现有的军人分散到工厂、农村，以工人、农民面目出现。一旦战争到来，发出号召即可归队，恢复原来的身份。对此，同志们的讨论尤为热烈，甚至激昂慷慨，说这种做法大有问题，我们军队的人数本来就不多，应该增加而不是什么减裁，千万不能自动解除了武装，使中国人民遭殃、蒋介石高兴。蒙阴县委书记吕子仪（解放后任浙江省余杭地委组织部长等职，已病故）恰好到地委办事，他很认真地说，什么减裁军队，那是胡说八道！咱们还是动员参军、壮大军队、为战争做实际准备是正经！他的话可以说是代表了县区干部的意愿。
在我们进行战争与和平的讨论时，蒋介石、国民党正紧张地为内战做实际的准备，在各地对我进行挑衅，从江苏逼近山东，气势汹汹。就在此时，接上级通知，当时的军调处执行小组最近还要来沂蒙进行视察，这更引起了同志们的警觉。华东局于三月间召开高干会议，地委书记王涛同志前往临沂参加会议。会上，陈毅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强调“认清形势，克服麻痹思想，决不丢掉一支枪”，这一明确、坚定的指导方针很快统一了思想认识，把精力集中到当前的各项实际准备中去。
当时中央的“五四”指示即实行土地改革的任务已经下达，各地正在讨论贯彻执行，均按照原定的减租、反奸、生产等各项工作正常进行。但不论在老区还是新区，都有一些不正常的事情发生，如在蒙山脚下的桃墟、南大庄等地就有国民党特务和匪徒组织，名为“蒙山义勇队”，三百人的武装，打家劫舍，攻打新政权，很快就被蒙山、蒙阴、沂南县的地方武装和民兵联合作战将其扑灭。其他地方也发生过一些小型的暴乱，在新区，特别是铁路沿线发生过好几起无端攻击群众运动积极分子、新政令执行不畅、受阻碍的事件。综合看来，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六月以来，蒋军的飞机不断到沂蒙各地上空侦察，任意投弹射击。六月底的某天，有两架蒋机在照例侦察后还在新汶煤矿大院西门投下两枚小炸弹。所谓和平，只是口头的。为备战、减少损失，地委、军分区机关于七月移驻到蒙阴汶南镇，等待着战争的到来。其实这里与原驻地距离不到二十公里，所以有人说，汶南镇也不是和平的乐园，也是在大炮的射程之内。随后全国、山东的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上级领导机关不断发来内部军情通报。地委确定：一切服从战争的需要，保证战争的胜利，所有机构、措施都要适应战争的要求，不失时机地进行减租、反奸、生产、民兵等各项工作。军分区部队按上级军事机关的命令行事，地方予以积极支持。
具体决定有以下几项：
首先，考虑到地委书记王涛同志是军分区政委，一旦战争打响，即随军行动，履行其政委职责，因此预先确定届时由一位地委部长主持日常事务。
地委成立支前机构，直接办理有关支前的各项事宜，下设宣传、民工、兵站、粮食、政治部等部门，由程鹏专员任主任，王涛同志任政委，刘夏峰、董林汉同志任副主任，各部部长均由专署、地委各部任职的领导干部担任。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变动。各县委也成立同样的支前机构，并立即开始工作。
各县组织长期随军的担架队，这是一项新工作，过去都是临时抽调民工。现在我军大兵团到外线连续作战，再靠老办法临时组织就不能适应要求。原以为这项任务要用较大的力气，没想到一经动员，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顶牛”现象，有些地方还超额完成了任务。群众已经看清楚，解放区内已打完，再打就要到蒋管区打了。在组织长期随军担架队前后，曾接到上级军事机关关于破坏胶济铁路的通知，要求按照计划在预定时间内完成。各县对此很积极，铁路沿线的群众眼看着蒋匪军利用铁路运输兵力、武器攻打解放区，因此积极参加破坏铁路的行动。但是少数为铁路服务、靠铁路为生的人，对他们来说，破坏了铁路就是砸了他们的饭碗，今后的生活怎么办？此前，在准备破坏太宁的华台煤矿电厂时即因工人的反对而作罢。正当准备动手大破胶济铁路时，接到鲁中区党委、华东局转来中央的急电，指示不许破坏胶济铁路，强调铁路和其他先进设施虽暂时为敌占用，但很快将转为人民所有，即可马上应用。如若被破坏，再修复不是容易解决的，因此不得破坏，望即停止，并向群众解释。传达中央命令后，原来计划的破坏行动全部立即停止，胶济铁路得以完好保存。此事报纸从未透露过。
为便于行军作战、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地委机关决定精简机关人员，将一些年老体弱、有病、残疾者和一些女同志转移到黄河以北的渤海地区。四月，由地委组织、宣传两位科长魏鉴清（后任浙江省县委书记、省委统战部长，已去世）、徐健同志（时任地委宣传部科长，后任县委书记、长江航运学院院长等职，已去世）带领这批人员出发。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这是“妻离子散”。我虽是三等战伤，足关节僵直、行动不便，但我愿意留下参加即将到来的战斗，没有提出北撤要求。
与此同时，华东局也特意组织了一部分人，男女老弱都有，在白天沿大路向北行进。此乃我军迷惑敌人的计策。当时蒋介石强令我华东野战军迅速撤到黄河以北，以实现其“肃清山东共军”的大业。我军的这一计果然奏效，蒋匪通讯社和一些西方通讯社都报道了“山东共军急撤黄河北”的消息，并以飞机侦察照片为依据。其实，我华东野战军各主力部队都按预定计划行进在山东的高山峻岭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撤到黄河以北之说，可笑蒋匪中了陈老总的计。
清理和收藏文件，是必须处理的大问题。二、三地委合并后，文件、资料仍按原系统保存，几年来虽然对文件随时清理，但数量仍是不少。地委经讨论确定：对中央、华东局、山东省委、鲁中区党委下发的文件同类者只留一套，特殊单项者单独保存；其他省、区来往信函、材料多为办案性质，公事已毕，可予销毁；本地委上报、下发之公文、电报，留其底稿一份或三份，一般性工作报告、月度或季度报告重要者可留，一般不留；地委负责人个人名义的信件、指示，多为办案或针对某一问题，只留其重要或尚有争议未决的，一般不留；各县、各有关单位向上的月报、季报或特殊的专报，有重要意义者可留，其余大多无法全部保留；对群众来信，由有关部门认真办理，不能草率了之。此次清理很费时日，对这些血和汗的历史材料总是舍不得丢，最后综合看来留得太多，掩藏起来也困难，只得下决心将大多数丢掉，留下精华，就是如此，最后还是包扎了几个大包袱。当时没有防潮的油布，牛皮纸也很少，只能多包上几层厚纸，分别登记入册，便于日后查找。这些重要材料应藏在何处？经和在组织部工作的王少才同志（曾任上海特殊钢管厂厂长兼党委书记）联系，决定藏在他的家乡，是蒙阴的一个小山村，该村有和敌伪斗争的光荣经历，王少才的哥哥是该村的党支部书记，放在那里，应该是靠得住的。由于白天敌机横行，只能在天黑后运走材料，用一匹骡子驮着材料，还有少量的白布，由王少才、乔新民（后任县长、县委副书记等职）和刘涛三人护送，来回要走一百多里地，到达该村头后，即把所掩藏的物品运到该村西山，放入一个偏僻、不为人知的小山洞里，放置妥当后将洞口垒好，用杂草伪装。只要没有叛徒告密，一般是不会被发现的。三人赶回来后立即向地委书记报告，认为一切皆处置妥当。谁知那年从七月份起，近一个月的连续阴雨，湿透了地面，小山洞内部坍塌，积满了雨水。但是村支书并不知情，只是远处看看洞口处没有改变的痕迹就放心了。其实，即使知道文件受潮也不敢取出晾晒。一直到十月份，天气比较凉，蒋军已撤出沂蒙区，地委才派人去清理文件、布匹，待扒开洞口看时，所有文件已成了一堆烂泥，根本没有恢复的可能了，只好放弃。几块白布霉烂了一大块，经不起手扯，做不了衣服。这就是1947年以前的地委档案材料全部损坏的实际情况，是无可挽回的损失，但历史并未因此而中断，沂蒙区的人民正书写着更加辉煌的一页。
正当地委各部门都在清理文件、掩藏重要物品的时候，财政、金融部门却遇到了难题，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一般物资可以想办法掩埋、隐藏，唯有对手中现存的黄金（具体数字不清楚，不便多问）不敢轻易随便埋到地下，怕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的詹道吉局长（老红军，江西人，全国解放后任上海天马烟草公司总经理）找到我商讨处理办法。他年龄已四十多岁，脾气很好，我常以“战斗机”的谐音称呼他，我们的交往比较和谐、随便。我的意见是以掩埋为上策，为避免暴露黄金，可夹带掩埋其他物品做掩护。可他还是不放心，他说，敌人、叛徒是很狡猾的，不容易骗过他们，另外敌人还有现代仪器。他坚持由地委、军分区领导人分别都携带一些，这样最保险。我认为即使这样最保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想让我向地委报告，我说，此等大事你亲自报告为好，领导会支持你的。后来，地委的领导同意了此事，但个人携带的数量、如何携带，我并不清楚。詹局长又让我携带一些，我说，我的腿脚不好，又背着文件和书籍，还有行李，你就饶了我吧。可是他坚持让我带，我开玩笑说，你不怕我背上黄金跑掉了吗？他哈哈大笑，冲我做个鬼脸，没有再谈这件事。那年雨水多，行军中背包、书包经常被淋湿，增加不少分量，幸好我年轻力壮，没有感到有多大的负担，几个月不断行军走路，也得到了锻炼。到了11月份，地委住在蒙阴的尖洼村，詹局长来向我取黄金，我惊奇地问在哪里？他指着我的书包说，就在书包里。我打开书包取出一看，只见用白色高级绵纸（桑皮纸）精心包着体积不大长方形的东西。他看到包着的东西原封未动，说，这样一块是十两，你一共背了五十两黄金，现在我要收回原物，多多谢谢你了。秘书处的同志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黄金，而且我背了两个月，却没有发现情况，都感到很惊奇。我开玩笑地说，詹局长，你害人不浅，拿巨额黄金引诱我逃跑未成，真乃居心不良。我追问是怎样放到我的书包里的，他笑而不答。只是说，和你公开谈，你怎么也不愿意，我只好偷偷干了。回想起行军途中，经常随意挂放书包，并不特别在意，没想到里面竟然有巨额黄金，现在还真感到有些后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