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战场，蒋军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沂蒙区首当其冲，从1947年初到8月，在短短的时间里，在这并不太宽阔的地区里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震惊国内外的战役，展现了翻天覆地、极其壮丽的人民解放战争场面。
1947年1月2日到20日，在鲁南战役（又称郯城战役或兰陵战役）中，我军歼灭敌26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当时天降大雪，泥泞难行，人们高兴地说，天时地利人和，天助我也。张鼎丞司令员说：从榴弹炮到干粮袋，统统拿过来！此战唯有打坏了著名的兰陵美酒的厂址，群众并不在意。参加这次战役的沂中青年干部，抗着缴获的步枪，在汶南镇兴奋地向我讲述了战场上的情况，歼灭了敌人的大部队，缴获了那么多的战利品，大家只挑好枪拿。正是春节前夕，所有支前的人员和民工都抗着缴获来的武器兴奋地喊：咱们胜利了，回家过年吧！
莱芜战役虽然是在莱芜打的，但是和沂蒙区有密切关系，沂蒙地区支援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驻扎在新泰、蒙阴、沂源这些和莱芜接壤县的部队，可以早上在当地吃完饭再赶到莱芜去打仗，战斗结束后再回去休息。战役在紧张地准备中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睡觉，鲁中行署民政局来此帮助工作的同志推醒我，叫我开眼界、长见识。我起来一看，只见一批全部蒋军打扮的“大盖帽”军官正列队走过，有好几十人。我禁不住好奇地向华东军区“国工部”的同志打听，他说，这是咱们的人，到华野接受任务，配合作战。这些“军官”还要连夜赶回原来部队，战斗打响即待机而发。几天后战斗打响，自2月20日至23日三个昼夜，我军集中7个纵队，共歼敌7个师、共5.6万人，俘虏国民党徐州绥靖专员公署、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李仙洲等高级军官21人。我注意到山东《大众日报》第一次登载被俘蒋军高级军官名单中有韩炼成的名字，可是新华社后来发的消息中则没有韩的名字，不久韩炼成以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出现。在激烈的战斗中，用步枪打下敌人飞机的战例让人记忆深刻，敌人为挽回败局，出动多架次飞机对我军扫射轰炸，那时我军没有专门对空作战的武器，敌机飞得很低，有位战士情急之下，用步枪瞄准敌机连开几枪，竟然打中，敌机坠毁，飞行员被俘。“地上的俘虏了天上的”，一时传为佳话。莱芜战役俘获敌军五万多人，大家都高兴地说，陈老总真行，一下子俘虏了这么多敌人。唯有一位厨师犯愁，他说，抓了这么多俘虏，怎么为这么多人炒菜做饭啊！据当时记录和统计，沂蒙区有五十万人参加了支前，有七万子弟兵团（基干民兵）上前线从事战地救护、看押俘虏、运输物资，有391个民兵连组成火线抢救团。蒙阴、沂源、沂南等县都有妇女、儿童参加堆伤员的护理，有的还组织慰问演出，群众腾出房子甚至是结婚用的新房供伤员治疗养伤。
敌人失败后，重新部署，调配力量，另谋对我进攻，并加紧了从空中向我报复。地委、军分区机关在战役前后一直驻在汶南镇，莱芜战役后约一个星期，敌机加强了对汶南镇的侦察，多由两架飞机配合，有时还来一种有两个机身、人称“架子机”的飞机。这些飞机在镇子上空飞得很慢，并不扫射轰炸，时间久了，人们竟习以为常。大概是在三月上旬或中旬的一天，天空晴朗，气候转暖，我已换上了单军衣，腿上扎了绑带。天上来了几架小飞机，其中一架是“架子机”，它飞得特别慢，不一会儿，这些飞机都飞走了。随后来了几架大飞机，飞得较低。地委书记王涛同志说，敌机恐怕要轰炸。他和警卫员一起躲到早已挖好的简单的防空洞去。我仍站在院子里看着，王涛同志担心，派人叫我赶快下洞。我执意不去，心想，那能那么巧，炸弹就能掉到你脑袋上？此时，听到在西边军分区驻地有几次爆炸声，我以为此次轰炸可能就过去了。猛抬头看时，一架大型敌机正在我上空盘旋，投下了一枚炸弹，斜着身子往下坠，直冲着我们院子而来。刹那间，我冲进一间空屋，里面有一条很笨重的长凳，我躲在下面，心想即使炸倒了房子，这个长凳也撑得住。谁知，过了几分钟仍没有听到爆炸声，一会儿，飞机的声音也听不到了，我壮着胆子走到院子里。很快得知军分区参谋长吴奎文同志被炸身亡。军分区报告说他是站在一辆军用吉普附近牺牲的，据分析，可能是吉普车玻璃反光招致敌机投弹。当时吴参谋长正在观察敌机，指挥我军人员躲避，惟独没有注意自己的安全。吴奎文同志是山东寿光县人，青年时代即从事进步革命活动，抗战后奔赴延安，学习后返回山东，在八支队马保三司令员部下任职，后派到二军分区任参谋长。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区有关军队的作战命令、训练计划，很好地处理了军民、党政等各方面的关系。他是军人，但没有任何自视特殊之处。他是知识分子，但又那么平易近人，是一位长者、老师，很受人们的尊敬和亲近，地委和军分区为吴奎文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这天遭敌机轰炸后，我看到地委院子各房间的玻璃全都被震碎，重型炸弹爆炸后，凡是绷得很紧的纸张、三合板的表层都被强烈的冲击波撕成不规则的长条状碎片，我戴军帽的一圈帽箍、军装胸部、扎皮带紧绷的地方、腿上的绑带都被横向撕成一条条碎片，耳朵鸣响鼻孔流出血丝。我看到投向地委院子最近的那颗炸弹，并没有爆炸，掉在距地委院子不足一百米的地方，炸弹斜插在土内，约有一、二米深，尾部露出地面。专家说，这是一枚重型炸弹，重约350公斤。幸亏是个哑弹，如果爆炸，我藏身的那间屋子会被全部炸毁，人被炸飞，躲在板凳下根本无济于事。这枚哑弹很快被我工兵拆除运走，里面的炸药将做成炮弹，用来打蒋军，好一个废物利用。蒋介石运输大队对江西苏区是陆地运送，十几年后改进为空中运送了。
敌机轰炸后，地委、军分区机关搬出了汶南镇，到蒙阴南部的小山村打游击，上级派来了新任参谋长张耀辉同志（山东莱芜人，原名张务学，和我是邻村）。面对日益紧张的战争局势，所有党组织的日常业务都不能按部就班地处理了，所有的机构和人员都要在新的战斗中接受考验。地委机关多在部队驻地附近居住，以保证信息灵通、行动方便。那时，地委机关没有一部收音机，又和军分区分开行动，机关转移频繁，和各县的联系也较少，报纸很难看得到，所以这一段时间消息很闭塞。处于急剧变化的战争形势下，领导机关对此很着急，可是又没有办法。白天各自带着紧急办案的文件到野外去处理，空闲时挖野菜，像荠荠菜、苦菜、车前子等都可以吃，山村里菜很少，有一次，从集上买到猪肉，因为没有青菜，只好用香椿芽炖肉。我曾摘一些酸枣棵的嫩芽，用锅稍稍烤一下当茶叶喝，因为自己口袋里没有钱，集市上也缺货。在这里发现山村中有许多有山有水、风景秀丽的好去处，密密的松林中建有寺院，还住着一些和尚、道士，而在不远处，大约有五里路的山岭间则有尼姑庵。这种现象在另外的地方也是如此。这种两者近在咫尺而又被高墙和不可侵犯的神道所隔绝，完全反映了旧时代的残酷和虚伪。
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一个是山东解放区，一个是陕甘宁解放区。在山东，敌人所用兵力六十个旅，约45万人，继我军2月15日撤出临沂城后，敌人又进攻鲁中的蒙阴、新泰地区，企图聚歼华东解放军于沂蒙山区。就在此时，3月19日，西北我军主动撤出了延安，蒋介石得意忘形，公然叫嚣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在新泰的野外用一架破收音机收听到我延安广播电台批驳蒋介石这个讲话的文章，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印象特别深。敌人在侵占新泰后很快就想和蒙阴的蒋军连接，使泰安至临沂的公路畅通，以达到聚歼我军之目的。当时，我们地方上对敌人的计划并不了解，我和刘涛同志一起带上电话机，到野外搭到军用电话线上了解情况，电话很快就接通，听到的竟是新泰方向的蒋军在说话。我们知道情况不妙，立即返回向领导报告。接着军分区就接到天黑后紧急转移的命令。那天晚上的行军和往常大不一样，是一次军民混为一体的大行军。开始是地委和军分区人马单独行动不久就和主力部队走到了一起，部队在前，我们随后，沿着蒙阴城西北较小的路行进，以免惊动城内的敌人。过了县城到达旧寨时即踏上了大路，部队以步兵为主，但有各种车辆，运输车、机械车、工兵车、炮车、摩托车、马车和自行车等等，还有抬着伤员的担架队，路上是人随车走、车让人行。春天大地解冻，天又干旱，千军万马一齐走过，路上是烟尘弥漫，当晚月色暗淡，从后面望去，除眼前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身影，远处看到的只是一条沿着公路蜿蜒曲折、滚滚向前的黄龙，夹杂着马达的轰鸣声、车辆滚动声、战马的嘶叫声和战士的脚步声，组成一曲低沉而雄壮的进行曲。人们顾不上说话，走累了也不敢休息，害怕掉队，夜晚很凉，但人人走得汗流浃背，一晚上连水也没有喝，就这样足足走了一整夜。天亮后部队按计划继续行进，地委、军分区机关则休息整顿。一停下来，大家才发现每个人都满身的泥土，汗水将尘土和头发、眉毛沾在一起，脸上蒙着厚厚的灰尘，只露出两只眼睛和一口白牙，不说话都分不出是谁，这是我入伍以来印象最深的一次行军。
4月8日起，蒋军派兵向我进攻，我军迎战于蒙山东部，展开蒙山阻击战，前后七天，歼敌五千多人。22日我军出兵，解放了泰安城，消灭敌人两万四千余人。
五月上旬起，蒋军又由临沂、泰安一线，共分三路北犯，企图压迫华东解放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其中间一路奔向临沂，气势汹汹，意在寻我主力决战，以达“消减华东共军”之美梦。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原汉奸队、由地主复仇分子组成的还乡团都尾随而来，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解放区的基本群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报复，蒋军加强了空中侦察和轰炸破坏。蒋军中包括各派系，统领者是蒋介石的嫡系74师“王牌军”，这是蒋介石的心肝宝贝，该师的美式装备、待遇都大大高于其他部队，74师傲气十足，其他队伍都不敢得罪他。
• 第十四章 在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中（中）
面对各路敌军，先打谁？从哪里下手？是费了很大心思的，经再三揣摩，并经中央几次指示，最后决心打74师这个老冤家。战斗动员下达后，指战员都双手赞成，各部队求战心切，据说，堆到陈老总面前的求战书有一尺多厚。战斗从5月13日起，16日结束，陈毅司令和粟裕副司令在蒙阴坦埠附近的老君洞指挥了这一举世闻名的战斗。我军将74师全部、83师一个团消灭，共计三万二千多人，击毙74师师长张灵甫，俘获敌高级将领多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5月下旬，我们先是从民工、民兵那里听到我军取得孟良崮战役胜利的消息，民兵挥舞新缴获来的枪支说，这次缴获的武器除了飞机什么都有！俘虏过来的蒋军司机，只换了个帽子（军装来不及换）回过头去为解放军开车。抓住的俘虏人山人海。
战斗结束后下了大雨，冲刷着战场上的血迹。陈老总诗兴大发，写道：“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其他领导人也多有诗词、题字，中央、军委、毛主席都发来祝贺电。解放军迅速打扫战场，掩埋牺牲的战友，收缴武器弹药、装备器械，又投入新的战斗。我曾看到军情内部通报说，蒋介石得知74师在孟良崮处境不妙后，曾亲自飞到徐州督战，严令各部队拼死支援。得知74师全部完蛋后，他痛哭流涕、恼羞成怒。陈诚还动手打了人。
孟良崮战役的中心在沂南，当时任沂南县委副书记的李子超同志和我说：春节以来，大兵压境。军队吃饭有保障，但春天没有青草，战马吃什么？谷草吃光了怎么办？饿死了战马怎么打仗。有的村长就狠下心来，撕下已经盖在屋上的新谷草喂马，或者让战马啃地里的麦苗。战斗打响后，动人的故事更是说不完。我真佩服那些年轻妇女和姑娘们，谁说他们胆小力薄，她们冒着炮火背起伤员在孟良崮陡峭的山坡上跑，不亲眼看见谁能相信？那些老大娘泪流满面，心疼地呼唤着：“孩子”，为伤员喂饭喂水。为了战争的胜利，她们从为部队做饭、缝衣、送亲人上前线到看护照料伤员，现在电影电视上描写她们的镜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军队打扫完战场后，民兵、青壮年都上了山，寻找残存的东西，如枪支、弹药、手榴弹、马鞍子等。偶尔碰到我军战士的遗体，就地掩埋并向上级报告。碰到蒋军的尸体就先搜寻其身上的戒指、手镯、金牙等，妇女也敢大胆接近尸体了。民兵痛快地过了放枪的瘾，前后几十天山谷中回荡着枪声，老百姓说，这“仗”打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孟良崮战役。这年秋天，地委曾派刘涛同志到孟良崮附近买了些匣子枪子弹，分配我50粒子弹，这在平常很难买到。
在孟良崮战役前后，为配合解放战争的发展，地方上各县区的同志坚持对敌斗争，也做了多方面艰苦的工作。蒙阴县委书记吕子仪同志面对敌机的轰炸扫射从容不迫，带领其他同志坚持战斗，胜利地完成了支前等各项任务。津浦路沿线是争夺剧烈的地区，敌我多次“拉锯”，蒋军主力部队开来后，国民党地方武装、还乡团跟着跑回来，暗藏的敌人也跳出来，对我基本群众拷打、审问以至杀害。当地同志即带领群众开展反抗斗争。在太宁的一个小山头上，我干部带领群众与敌人激战半日，十七位县区干部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有杨成中同志，他是沂水县人，原沂中县柴山区区委书记，二、三个月前奉调支援太宁。还有一个是陈光明同志，泰安县人，1941年他曾在沂南县负责工会工作，是个认真能干的人。我从地方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很震惊和难过，敌人的报纸也宣传这一“胜利”。在新泰县则由高杰、马佃友（曾任县委书记、后调到福建省委工作）等若干同志坚持在南部的围山庄一带山岭之间与敌人斗争，他们利用春天已长出的树木草丛掩护自己，没有遭到人身伤亡。他们用“借刀杀人”之计，抓住敌人对叛徒王林军的不信任而由此产生的矛盾，利用敌人的手结束了无耻叛徒的性命。说起王林军，他早年入党，也做过一些工作，但从不愿受组织约束，抗战后，他拉起了几个人，号称“天下第一军”自称司令，他贪污腐化、挥霍无度，不接受批评劝教而耍两面派。蒋军进攻后，他叛变投敌，敌人说，你那么老的共产党还来投降？他为了向敌表忠心，干了不少坏事，引起公愤。敌人更认为他是“做戏”假装，由此矛盾加深，而导致他可耻的下场。战争使孩子们的胆量都大了，沂南县委书记高复隆（后调浙江，曾任余杭地委书记）和我说，敌人占领沂南后，打仗时有的儿童冒着炮火就跑到阵地上拣子弹壳，这其中拣子弹壳是为了好玩，顺带查看敌人的阵地、清点敌军人数，回来和向民兵报告。此为事实，不是虚构。
孟良崮战役后，蒋军对我改变了战术，主要特点是“硬核桃加烂葡萄”。蒋介石在华东战场连损精锐主力后，心痛已甚，其参谋部急订出以次护强、保全主力的办法，不惜丢掉杂牌军也要保全其嫡系部队，以此稳定军心。按此办法，主力居中，占据有利部位，周围则部署各个杂牌部队，负责监视、警戒，一旦有情况，依靠良好的通讯设备和机械化运输工具，其主力嫡系部队可以根据情况决定进退，避免损失。当时有人说蒋介石这一套叫章鱼战术，你若打他，必先动其触角，你看得见肥肉，却吃不到嘴里去。有好几次我军已准备好，但先被“烂葡萄”纠缠，“硬核桃”则乘机逃跑，避免了被歼。6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紧急通知二地委派负责人来商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方案。地委确定由专员、支前委员会司令员程鹏同志和我前往，我们日夜兼程，没有遇到敌机的拦阻，行进到蒙阴东部、蒙山脚下时，正好碰到华野一纵司令员叶飞同志在检查部队工作，只见叶司令和该部队人员交谈，有说有笑，十分随便，使我对我军高级指挥员和下级的关系有了个实际的了解。程专员和我说：传斌，你看看咱们的将军，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多么威风。可是你现在一看，就是个普通战士，像个大学教授，一匹马，两个警卫员，这样带兵，谁能不服。我们赶到华野司令部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由华野副参谋长刘瑞龙同志面谈。我们原以为是要交代打大战役的支前任务，谁知他一开口就说，此次是为了打仗做必须紧急做好的事情。他详细地介绍了敌我态势，为打破敌人“硬核桃烂葡萄”战术，必须迅速改善交通条件，将现有公路的部分地段加宽、加固，并修建新的公路；有些桥梁经不起重压，很危险，也需要加固。他具体指出沿汶河北岸，由界湖向西、牛王庙的那段路崎岖多石，车辆无法通行，应尽快修好，以便于部队行动。他还说，修路我们用，敌人用也不怕，最终还是我们的，敌人不可能把公路搬走。他再三叮嘱，尽快改善交通条件。他感谢沂蒙人民对军队、对战争的支援，为了战胜敌人，今后还要更加努力等等。程专员表示，一定遵照华野首长的指示，立即布置行动。我们随即告辞，连夜返回后，迅速召集沂南、蒙阴等县负责同志作紧急布置。这些负责同志都深知当前的情况和任务的重要，即使有困难也要立即行动。有的人还提出为避免敌人轰炸筑路人群，可采用夜间施工的办法。大家对完成任务都抱有必胜的信心。谁知，此任务布置后，由于敌人做了新的调动，使我在预定施工地区不能调集人员，我军的调动也随之改变，这项紧急任务也就搁置起来。
地委机关不断转移行军成为普通常事，在一个地点住不了三两天就得转移。有时是随军转移，尾随其后；有时是看到白天敌机在驻地上空盘旋多了，接受以前的教训，转移为上策。这样转来转去，转到了沂源县的上下淤土地村。这是一个地处山岭的小村，有一条铺满卵石的小河，山上长着一种树，当地人称作“红柳树”，夏天结的果实样子就像小飞燕，当遇到灾年时，可加在粮食里充饥。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不仅地委机关住在这里，现在又住进了主力部队，显得很拥挤，可是也增添了热闹的气氛。这几天敌机活动较少，部队加紧练兵，还打球、互相“刮鼻子”（一种游戏）。这些江南来的部队很注意个人卫生，每个人都有一个搪瓷洗脸盆，个人用起来很方便，山东的部队当时还没有这个装备。地委机关日常事务不多，与各县的交通联系多被敌人切断，报纸、信件也是隔几天以后才能收到。日常吃菜成了难题，单凭这个小村个人种的菜不可能满足部队的需要。地委机关生活管理员主动不去集市买菜，把菜让给部队，我们都支持。机关的同志利用空闲到地里挖野菜，这些人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干这个是老本行。在村里住了十几天后了解了这里的情况，老百姓对打蒋介石认为能成功，自己的孩子去前线支援虽然有些危险，但靠的是解放军，叫人放心。村里有一户当国民党兵的，地委秘书处即住在他家，家里有大嫂和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大嫂性格开朗、豁达，秘书处的乔新民、刘涛、蒋相明和她拉呱，劝她把男人叫回来，当国民党兵没有前途，回家来看着孩子上学是正经事。大嫂听了从不接话往下说，也从未表示反对。趁部队驻扎之际。她每天磨制豆腐，和平常人一样做生意，村干部对她没有任何歧视。这个村最突出的现象是老年妇女大部分是粗脖子，有人讥笑说是“自带枕头”，很少看到年轻姑娘们聚会活动。据说，女孩子幼年都正常，但只要开始来月经，脖子就开始变粗，以后随着年龄增长，脖子越长越粗，以至成了挂在胸前的“肉口袋”。当地人说，此病的原因是喝了红柳树根泡过的水。我曾到河边观察，确实看见一些粉红色的树根泡在水中。此事引起政府的重视，经调查了解，是因缺碘所致。在山东其他地区也有这种情况，战争时期没有条件解决，全国解放后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在食盐中加适量的碘。表面看来，粗脖子似乎和战争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不然，妇女占人口的一半，况且缺碘绝不会只影响妇女，也会影响男人，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凡是影响到人民的利益、人民健康的事情都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样才能团结人民，动员人民。和人民的关系是个大课题，毛主席确定了原则、政策，我们就应该在实践中去执行、发展和充实。
在上下淤土地十几天的时间里，太宁、蒙阴、新泰、沂东等县因敌军占领，很少接到消息，和蒙阴、沂南、沂中、沂源等县的联系也受到影响，蒋军的行动究竟怎样，不得而知。孟良崮战役后，蒋军仍分兵若干路，向北推进，寻求我主力作战，至少也要把我军挤到黄河以北。我军当然不会和他步步为营、节节抵抗，而是机动灵活，集中兵力，寻求有利时机进行决战。老百姓对运动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这个道理，比之战争开始时明白了许多，他们说，蒋介石占不长，早晚还是我们的。“战争教育了人民”，确实如此。暂时平静一段后，六月下旬一天凌晨三点多钟，接军分区紧急通知，蒋军大部队逼近，迅速转移。我们紧急收拾行李，组织部副部长尚明前来催促，必须在黎明前行动，以免敌机跟踪扫射。机关出村后走错了方向，应向东北却朝向西南，幸亏被及时发觉纠正，不然就正好和蒋军碰面了。在此紧急时刻，碰到时任太宁县委书记的王介福同志，他在1942年被日本人炸伤坐骨神经，剧烈疼痛，无法行走，不得不躺在担架上。他正带领太宁少数的勇敢者一起冒着危险插到敌后，奔向太宁。我们劝他说风险太大，不能去。但他执意前进，随即分别。事后得知，他还是设法回到太宁，到了津浦路以西、平原省的地区，还见到了好友、平原省委书记潘复生和夫人赵玉琴，以后稍有条件就迅速转回了太宁。地委机关不断向东北方向移动，在赶到华野部队附近时正是“南麻战役”的后期。
南麻战役7月17日开始，敌整编11师、25师、64师和新五军共十余万人，他们顽固又狡猾，接受74师在孟良崮被全歼的教训，设法避免被我军吃掉。据前去联络回来的专署秘书主任王均治（现在河南开封）同志说，此次战役主要是天时不济，天气不好，大雨不停，山洪暴发，给已经很疲劳的我军造成很大困难。激战数日，未获得预期全歼的胜利，为减少部队的伤亡和物资的消耗，前线指委负责人决定停止攻击、撤出战斗。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共计歼敌近万人。新华社在报道上述数字时，是以各部队上报数字汇总的。不久，国民党的报纸登载其伤亡数字超过了我报道的数字，为此，新华社特意发表了一条消息，以作更正，根据敌方消息来更正我们先发的新闻，这也是重点进攻中的一件趣闻。这次战役，南方的同志以对待南方平稳的江河水来对待北方汹涌的山洪，吃了一些亏，牺牲了一些同志。
部队撤回后和机关混住在一个小山村，堪称人满为患，又值雨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很快部队转移，地委机关也随之转移了。如果按照往常跟着部队继续往北走，很快就会到达“区界”，这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程鹏专员风趣地说：我这个专员成了名副其实的“转”员了。地委尚明副部长、程专员和我共同开了一个碰头会，研究行动路线，一致认为应沿着沂源县山区向东，寻找机会插到沂南、蒙阴，进而到新泰、太宁、蒙山，随时和主力部队取得联系，以了解战局全部情况，避免误入敌阵。方向确定后，我们向东南转移，7月的某天到达沂源县的一个小山村，位于一条大山峪中，周围是连绵的群山，居民分散地住在较平坦的地方，最多三、五户人家聚居在一起，平时互相招呼只闻其声。山上的大树、灌木生长的茂盛，那年雨水大，野草也长得很旺。经多年的雨水冲刷，山下沟深水急，水量充沛，沿途的小溪里生长着许多小鱼、小虾，还有小螃蟹，山中人烟稀少，这些小生命好象没有受到过人类的侵害，当乔新民、刘涛、蒋相明（后调我军情报部门，文革中当军代表，因反对林彪错误的一套受打击，文革后任江苏省石化厅负责人）等人去扑捉时，它们不知逃避而是俯首就擒，一个上午就捞了好几斤，放在几个盆子里端回来煎熟，战争期间，很难搞到如此美味，大家美美地享用了一顿鲜美的鱼虾宴。可惜的是，下午又要转移，无法再次捕捞了。接连几天都是夜间在山区行军，白天休息，见敌机沿途盘旋侦察的不多，为减少夜间在崎岖山路行走的困难、加快行进速度，我们决定将行军时间改在午饭以后开始。当天吃罢午饭正在收拾行李时，听到远处传来飞机声，像是小飞机的声音，不像大飞机那么沉重，对此，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可是声音越来越近，很快飞机就飞到我们驻地上空，一架、两架、三架……最后共有十二架飞机。我们分散躲在山上的灌木丛中，仰面看到敌机以我驻地为中心，反复盘旋侦察，搜寻目标，沿着山坡下滑，飞得很低，然后向上拉起，还开枪扫射，但没有投弹，十几分钟后敌机就飞走了。是一般性搜寻侦察？还是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一次派12架飞机来，真是太“重视”我们了，同志们议论着。为慎重起见，行军时间还是定在晚上，夜行晓宿，免受损失。地委机关沿着沂源县北部山村向东南转移，人朝东走，目标是寻找时机向南插入到敌后。可是几次试探均受到阻拦，蒋军压境，难以插入。各县的政治交通员单人行动，凭着机智勇敢能够闯过敌人的战线，地委机关几十个人，目标大，容易出危险，因此只得继续向沂南的东部、沂东一带移动，眼看到了较平坦的地带，这里东临沂河，村庄较大，经济情况好，粮食、菜肉的供应比山区强多了。几十天来，沂蒙地区阴雨连绵，沂河水位上涨、山洪爆发，平原地段的河面加宽，渡口的渡船又开始忙碌起来。
地委机关在此稍住了几天，敌机的活动比往常减少，地面上敌人仍在进攻，我们一时无法找到插入敌后的机会。一天中午，接军分区通知，西南方向蒋军正向东部压来，地委机关必须转移。这样，我们只有东渡沂河这条路了。为防止暴露目标，我们决定夜间行动。军分区派侦察员试水，发现河面宽处河水较浅，只是在中间有一段深水区，水流不急。而河面窄的地方，水深流急，不会浮水的人难以渡过。经慎重考虑，决定从河面宽处渡河。由于时间紧急，无法现从他处调集渡船，同志们只能结伴涉水，会游泳的帮助不会游的同志。各人把很少的行李绑后好栓在头顶上，以便双手刨水。马匹是游水的好手，不仅能在水中浮动自如，马尾巴还能拽着一、二个人游动。司令员和政委怎么过河？大家有些犯愁，幸好在河边发现了蒋军空投的小型船只，是为其部队渡河用的，用厚的胶合板做成，可容两三个人，两位领导都是坐这个小船，由几个身强力壮、会游泳的战士划水，很安全地渡过了沂河，随后我也乘船过了河。过河后清点人数，人员和物资军均无损失，皆大欢喜，可庆幸的是当晚沂河没有突发山洪。
过河后很快就天亮了，队伍到了沂东县的苏村镇，这是个大村镇，青（州）沂（临沂）公路由此而过。一夜由河西到了河东，大家非常疲劳，找好房子，连饭都顾不上吃，倒头便睡。约在午后两点钟，接紧急通知，敌军正沿青沂路北上，有步兵，也有骑兵。为避免敌人追赶，遂决定离开大路，先转上苏村东北部的小山岭，沿着山路北行而去。从苏村撤出后，我们更加注意选择山间较小的村庄住宿，避开公路，以免撞上敌人。沿青沂公路北上的敌人重点是运送兵力和物资，他们认为“已把共军赶出了沂蒙”，其小部队和还乡团还来不及、也不敢轻易向公路两侧地区扩展和骚扰，所以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没有碰到敌人。但是敌军主要是“烂葡萄”部队，一直是几股并进、向北延伸，地委机关还是无法找到插入敌后的机会，无奈只得继续向北转移，从沂中县到了沂北县的沭水、马站村一带，暂住了一两天，再向北就是穆陵关了，类似这种“关”的名称在沂蒙地区有若干个，曾经走过的也记不清了。穆陵关所以引起注意和考虑，是因为此关是沂蒙区和青州（益都）地区的分界线，过了此关，便进入青州地区的临朐县境内。为此，地委、专署的负责人经研究认为，我们转移、行军几个月是从长远打算，是从保护领导机关的安全来考虑的。在敌人大兵压境下，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暂时客居兄弟地区是可以理解的，这决不是逃跑主义。经过这样说明，大家也就解脱了顾虑，按照部署越过了穆陵关。穆陵关地势高，漫坡长，沂水县老百姓中流传一些故事，传说有一个孩子要过穆陵关，因路途较远又不识路，故问其父怎么走？其父顺口答道：出了门向北看，七里堡子桃花店，过了沭水是马站，过了大关是小关。说到此处，孩子有些不耐烦，又问，以后怎么样？其父说：要过关，不怕天，眼下到了穆陵关。
过关后住在临朐县西部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这里暂无蒋机的骚扰，大家最关心是正在战斗中的临朐城争夺战情况怎样？据了解，这个仗打得不够理想，主要是天时、地利对我不利。那年从七月就不断下大雨，炮弹子弹受潮影响了战斗，连日阴雨，道路泥泞，河水暴涨，战士行军困难，刚从南麻战役撤下，部队颇为疲劳，这些都是不利于我军的方面。蒋军的防守则接受其他地方连连败北的教训，拼命死守，增加了我军攻城的难度。在几次进攻未奏效后，为避免过大的伤亡，我军撤出了战斗，陈老总则率部迅速赶往鲁西南参加由刘邓指挥的沙土集战役，临朐的战事暂时沉寂下来。
地委机关转移到临朐后，与沂蒙各县失掉了联系，日常工作暂时有了“清闲”。我注意到这里虽然是山区小村，但村里的房子都很高大，和沂蒙地区相比，高度和宽度都要多出一米以上。临朐籍的同志告诉我说，这里的住房都是这样高大，是当地的传统习惯。我到野外去观察，看到玉米长得又高又大，结的玉米穗也长，据老农说，这个品种叫“大马牙”，适合在土厚肥大的条件下种植，今年雨水又好，所以玉米长得喜人！
八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接到军分区转来鲁中军区司令部电话通知：沂蒙区现已无蒋匪部队，地区、军分区机关可立即返回沂蒙区。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多少天来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蒋匪军从去冬到今春对山东的进攻来势汹汹，现在却又匆匆离去，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原因，以后才知道这是中央战略方针“调动”了敌人。蒋匪军侵占解放区后，对我破坏太大，群众遭受苦难，从正面把蒋匪军赶走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也并非易事。中央因此决定，从1947年下半年起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从根本上调动敌人。由此才有刘邓大军渡过长江打到大别山；陈（赓）谢（富治）大军渡江打到伏牛山之举动。这就大大调动了敌人，打乱了蒋军参谋部的部署，敌人越来越被动。我军进入蒋占区斗争极为艰苦、激烈，但在全国战略上主动权日益增加，这是中央的一个大手笔，是非常高明的一招！由于这一战略的实施，蒋介石很快把在山东的部队调走，据说大都调到淮海地区、江苏、安徽、河南等地。敌人的大部队撤走，那些蒋匪的地方部队、还乡团、特务机关也就树倒猢狲散，从此再也不敢耀武扬威了，有的则化装转入地下，一有风吹草动再兴风作浪。
在此空前大好形势下，同志们欢欣鼓舞，立即整装，谢别友区的热心接待，在凉爽的秋风中乘着月色，沿着旧路，翻过穆陵关，回到了沂蒙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8月底到达沂南县的崮前崖村，以后逐步转移到新泰、蒙阴一带。
从1946年冬到1947年8、9月间是一段极不寻常的时期，我有幸亲身参加了粉碎蒋介石对山东重点进攻的整个历程，在这期间，蒋匪军大兵压境，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大炮威胁，我们则是不停地行军、转移，几乎没有安定的时间，生活极为艰苦，但是同志们都是乐观向上，对解放战争抱有必胜的信心。我的腿脚不好，但坚持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在战争初起清理个人物品时，我坚持把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带在身边，在行军的间隙中通读了一遍。此外在各地斗争地主时，从书籍在也找了一些古书阅读。沂南县委李子超同志曾搜集了一捆古书寄给我，但可惜没有收到，不知落入谁人之手。我还有郭沫若所著《南冠草》小书一本，书中主人公夏完淳是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 “英雄生死路，恰似壮游时”、“挺立两间扶正气，永垂万古作完人”，他的这些诗句表现他的骨气和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