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委、二军分区机关于1947年8月返回了沂蒙区，回到了“自己的家”，自然非常高兴。第一站驻在沂南东部靠山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刘邓大军和华东野战军执行中央关于深入蒋管区作战的方针，使得蒋军的主力部队撤回了南方，人们风趣地说，蒋介石也得听毛主席的调动。一年多来沂蒙上空飞机乱转丢弹、地面大军云集开炮的情况已成为过去。但在南部，敌人仍占据着临沂城，运兵部队来往于临（沂）青（益都）路上，沂东未完全解放，蒙山、蒙阴仍有小股匪特部队，新泰县城仍被敌人占据，沿津浦路的太宁县有敌人沿铁路驻兵，来往于徐州、济南运兵。据此，地委面临的任务是既要认真对待敌情，又要抓紧进行恢复根据地的建设。各项任务很多，关键的是进行土改复查，以发动、组织群众。
此次敌人大兵压境、旷日持久、时达一年半以上，双方相持对抗，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跟随敌主力而来的还乡团很快打起什么乡、区政权的旗号，向刚刚翻身的农民、特别是那些基层干部、积极骨干份子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用尽惨绝人寰的酷刑。在强大的人民解放战争面前，还乡团份子自知没有前途，他们除了报复以外就是掠夺，解放区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很难以数字来说清。有一位同志对此情况曾用“村村传愤恨，户户有悲声”来形容，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面对敌人的进攻，各县的负责人都有许多英勇斗争、近乎神奇的故事，在县委书记中，如沂南县的高复隆、李子超、沂东的李清和、沂中县的刘木易（莱芜人，本姓杨，拆字木易，后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巧妙穿插于敌我间隙之处，指导群众对敌斗争；蒙山的刘次恭（后调上海，任局级干部）、蒙阴的吕子仪、太宁县的王介福、马子成（莱芜人，后任上海市纺织局长、党委书记，文革中受迫害致死）、新泰县的李春之（后任山东省厅局级干部）、马佃友等则大胆地隐藏在刚刚长出绿叶的桑树、柳树林下，与敌周旋，达到了保存自己、坚持斗争的目的。基层的党支部、村级政权经受了这次严重的考验，他们抱着必胜的信心坚持斗争，尽心支援解放军、保护公粮、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表现出沂蒙英雄儿女的骨气，留得永世英名！
一年多以前，全区正在进行着土改，由于蒋军进攻，土改暂停。对过去的土改，早已传来不彻底、执行了富农路线的批评。若干事实证明，确实有些地主份子隐蔽、漏报了财产，蒋军进攻，则暴露了出来。据此，确定要进行土改复查，但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区别。在老区，因进行过减租、土改，有些地主在如此大的动荡中比较老实，不敢做出违法越规的事情，他们多是我干部人员的家属。在新解放区，情况就严重些。这次重新开始的土改复查初期进行得比较平顺，但随着斗争的深入，新、老地区都揭发出一些地主老财虽表面上老实，但也是直接出面或指使别人反攻倒算、残害群众积极份子的严重事件。这种事情一经传开，特别是受害群众的悲痛控诉，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和复仇情绪，一些干部也被这种情绪所激动，不能冷静处理，不去认真调查研究，进行分析，就发生了乱打乱杀，以“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为借口，而放弃领导责任，不加区别地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利益等等。这种严重情况并非偶然，从一些领导干部本身来说，对蒋军的烧杀劫掠就憋了一肚子的气，怀有报复情绪，认为“右了是立场问题，左了是方法问题”，此种认识，长期存在。当时，从各地吹来的“风”都助长着“左”的情绪的发展。如晋西北有关土改的报道中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群众说了算”（此为大意）。康生从外省到山东，一路煽动、鼓吹什么“望蒋杆”、“望将台”等各种肉刑，还派人四下传播。最直接、最大的影响是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大鲁南会议上对山东的工作一概否定，胡说什么“我抓过风闻一下，就知道你山东从根本上犯了错误”，“有你山东也抗战，没有你山东也革命”等等，矛头直接对准原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省政府主席黎玉同志，把原胶东渤海区党委书记林浩、景晓村、鲁中行署主任马馥塘等拉下马。这就极大地打击了山东的干部。饶还大批所谓的山东右倾路线，说山东的土改是右倾，是富农路线等等。上述这些胡言乱语虽未正式传达。但随着华东局所发文件、实际所执行的政策都很快地贯彻下来，这些都促使了“左”倾情绪的发展。
新地区的反奸诉苦仍在进行，老地区则流行 “变形地主”。这种做法没有任何政策指导，实际上是再来一次土地改革，如果任其发展就会产生混乱。1947年年底，华东局三番五次发布暂停土改、严禁乱打乱杀的通令，使土改复查反奸诉苦停止下来。干部在理论政策上的提高得益于任弼时同志“关于土地改革的若干问题”文章的发表，结合土改复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学习，领会得就较快、较深。在此前后，华东局陈毅同志也以过去苏区土改的教训发表讲话说，“那时搞极‘左’，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最后孤立了贫雇农自己。还有什么不要给群众泼冷水，你的房子着了火，不泼水行吗？泼点水就对了”（大意）。这些话通俗易懂，历史教训再联系实际，干部易于接受。从土改复查到暂停土改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对于支前生产、稳定地区形势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已被历史所证明。但实际情况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又继续着新的斗争。
华东局在诸城召开的大鲁南会议后，人们有各种传说。二地委于1948年1月4日在沂南县的薄板台召开了扩大的县区干部会议，到会者八百多人，地委书记王涛同志传达了中央土地会议及华东局会议精神，华东局、鲁中区党委派来了朱则民和董琰两位部长指导，他们依仗着华东局会议精神，首要任务是搬掉他们认为的这些“绊脚石”。此次会议前，地委已按照上级要求制定了土地改革、精简编制、调整供应标准和清理资财的三大方案，根据需要组成相应的机构处理各项具体工作，同时还组织“加强纪律性、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学习与检查，并对上写出报告。各机关单位人员都放手进行民主检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在此情况下，有许多批评意见就集中到地委主要领导同志身上。上有华东局主要负责人说“山东从根本上一切都错了”，下有许多批评意见，一时之间不能分清是非曲直。从党的利益出发，王涛同志代表地委作了自我批评，实际上重复了饶漱石的话。董琰则在公开会议上批评王涛同志盲目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等等。这样一来，沂蒙的领导工作便被一概否定了，地委领导失去了控制力。以朱、董为正副指挥的地委土改指挥部行使指挥一切的权力，同时不宣布任何理由、不声张地撤消了三位县委书记的职务，有些区级干部也受到莫名其妙的打击和伤害。他们还认为现有的组织和干部都已成为“绊脚石”，必须搬掉，另选调了八十多名干部组成了工作队到沂南、沂中两县进行土改试点。在沂南就有马牧池、隋家店、长山庄、里庄、依汶庄、薄板台、宅科子等七个村试点。华东的这位部长要求土改进行要“敲锣打鼓地进村、偃旗息鼓地工作”。我曾参与过地委县委许多文件的起草，对此不伦不类的要求实在难以理解。在他口述我记录后，要整理成文件下发，为弄清他的意思，遂向其请教，他却又滔滔不绝地发挥了一通。无奈，只好违心将原文下达。我想，如此做法哪一点是符合党的原则呢？这又利于党的团结吗？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干部呢？他们都是经过战争考验和锻炼的、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心血，是党的宝贵财富，现在战争仍在进行，就如此对待这些干部，起码的良心上不应该受到责备吗？对此，我一万个想不通。地委土改指挥部指示工作队进村后要“三管齐下”，第一“管”是进村后要避开现有的党组织、村干部，直接、秘密地发动贫雇农；第二“管”是要有人专门调查搜集村里党支部、村干部的材料，只要材料在手，就能打得响；第三“管”是在一定时间向群众公开宣传，将斗争公开。另外还有几条禁令，如不准接近村干部的家属、子女；绝不允许和村干部交谈；不得到村干部家里用饭等等。这种做法直接打击和伤害了基层党组织和干部。在薄板台有些人利用宗族关系挑动矛盾，捏造事实说村干部利用强迫命令动员参军。这两位部长觉得这下抓到了材料，立即指示以“强迫参军”作为突破口，继续扩大战果。恰好此时军分区刚吸收了部分新兵，也被认为是“强迫来的”，要“立即送回”，解散了一部分人。时值春节，那年下大雪，有一天在吃早饭时，有一位穿军装的年轻人在门口要饭，我和秘书处的同志都很吃惊。询问后方知这位同志正是被强迫解散的新兵之一，但其家乡现被蒋军占领，他无法回乡，没有饭吃，只得沿街乞讨。事情发展得如此严重，我立即向军分区领导报告。军分区的同志说，这些天有些老乡到军分区来要已当兵的孩子回家。此事在机关干部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关于“要兵回家”的事一直反映的华东军区首长那里。1948年7月，鲁中南区党委在曲阜召开会议，讨论军队作战和地方支援等问题，董琰等人也到会，华东军区副政委谭振林曾批评沂蒙区出现的“要兵回家”一事，他说，现在全国的斗争好比搭戏台，毛主席还没有登台，你们就解散军队，拆自己的台！对此批评，地委负责人返回一字不漏。土改指挥部还出版了一份油印小报，登载朱、董两位负责人的讲话、指示和决策，以供下面工作队领会和执行。那时农村根本没有电话，上下之间沟通十分困难。此小报还有为其历史功绩树碑之嫌，许多同志都有这种看法。我曾收集合订一册，后因工作调动而丢失了。土改指挥部的这些做法，目的是什么，谁也不会明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干部普遍的反对和抵制。据了解，像薄板台这样的试点，在五莲县也在进行。
已经到了春耕的时节，要想打下一年的口粮，绝不能错过时机，更严重的是在大战之后，在人力、畜力、种子等方面都非常困难。但是薄板台等村的试点在土改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仍加紧进行，以村支书家里有耕牛、存栏两口猪、地里有铺粪（指施肥较多）为由，证明村干部在土改中占了便宜。弄得村民们不敢放心春耕。土改队员来自农村，深知春耕时节的重要，几次向上反映，指挥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三月起，各县的灾情陆续汇报上来。各县都有缺粮、断粮的情况。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同志于三月间到沂源、沂中县视察灾情，并召开会议讨论。紧接着，华东局发了紧急指示，要求立即转入生产救灾，做到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其实，山东省政府早在一月就发出了生产救灾的指示，只是未得到执行。
地委及各县迅速成立起生产救灾委员会，书记们亲自挂帅，粮食、财政、公安、武装等部门都要参加实际工作，不设虚位。发动所有干部，根据本人情况，或负责指导一个部门，或到下边实地检查。对灾荒重点区立即运粮、运种子，不得延误。派出李子超、王传斌等（其他还有谁，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到沂南县青驼区、土山区兼任区委书记，指导救灾工作，这就实际上否定了土改指挥部“搬石头、否定一切”的做法。土改队员们立即高兴地参加到生产救灾中去，土改指挥部也就被迫撤消了。
李子超和我去的这两个区并非重灾区，是敌我几经拉锯争夺的地区之一。我去的土山区是鲁中著名劳动模范朱富胜的家乡，这里主要是平原，有几座山丘，比较富庶。因遭蒋匪抢掠、破坏，有些群众缺粮，当地群众传统上有互相借取的办法，互相支持，赖以度过灾荒，没有发生严重缺粮、断粮的情况。该区民兵有光荣的斗争历史，民兵队长张秀海在对蒋匪军作战中壮烈牺牲，全区为此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烈士家属表达了思念亲人之情，表示要继续战斗，打倒蒋介石，为亲人报仇！极大地激励了群众的斗志。阳春三月，正是春耕繁忙的季节，生产救灾合乎天时，顺应民意，基层的党支部、区、村干部们再也不是什么“绊脚石”，又成为领导生产救灾的核心和堡垒。形势看起来比较顺利，但实际情况到底怎样？这里曾遭受过蒋匪军的破坏，在土改复查中又受到极“左”的影响。根据这些，我们制定了工作重点，要认真调查研究，找出存在的问题，所有干部都要深入实际，责任到人。在野外实地检查中，果然发现了一些荒地，这些荒地的主人情况不同，有的是被将军拉夫或被打死；有的是本人有病；有的是军属或孤寡人家，无劳力；还有的是懒散，不愿劳动。由此，使我更加懂得领导工作切不能想当然，必须要真正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国古语说“大战之后必有凶年”，这个“凶”字可能含有土地荒芜之意吧。这样的检查进行了几次，防止了土地荒芜。
在土改复查中经常发生“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在地委工作期间，我曾看到过各县有关的材料。在土山区期间，我对此比较注意。我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山村调查时，发现有三户中农的利益受到了侵犯，这几户确实不是地主，只是比别人稍稍富有些，按照该村的平分标准，他们比别人稍多的土地、树木被“匀”给了别人。我向村干部讲明了政策，村干部们说：“当时是一股子热劲，事后也觉得不大对劲。”对于“理应纠正”过来，村干部们认识一致，没有抵触。得到了纠正后，这三户人家高兴地说，土地财产虽然重要，但沉重的还是那顶帽子戴不起呀！我还写了一份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稿件，刊登在 1948年7月1日的《大众日报》上。七月间我奉调回到了地委秘书处，李子超同志也重返地委。
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解放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生产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付出了汗水，战士们到田间劳动，刨地、播种，所有的战马都拉犁耕地，在沂蒙大地上画出了一幅军民合作、生产救灾的春耕图，在沂蒙人民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