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同时，全国各地区的解放战争都在胜利向前发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形势呈现在眼前。淮海地区大片新解放区及即将解放的其他城市和地区，都需要大批干部去管理。沂蒙地区必须抽调大批干部随军行动。鲁中区党委接连下达了几次调干通知，从调干的情况看，任务重、人数多、时间紧迫，多是限期达到集中地点，此次调动涉及面广，所有县区、部门都有份。按不同的工作系统如公安、民政、组织、宣传的干部调动，人数也不算少，比较集中的一批是1949年2月，按全省统一要求，二地委组成一个地委级的领导单位，由原地委组织部长刘夏峰任副书记、高复隆、吕子仪同志分任组织部长、程鹏专员仍任原职，军分区司令员由原参谋长张耀辉担任，下属组成7个县委班子，配备了各机构的主要干部，每个县有一百多人，都是主要骨干力量，调动和配备人员耗费了许多心思和力气。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预定目标地区是浙江省的余杭（即杭州）地区。
地委对于即将远行的同志们热情欢送，分别进行了耐心的交谈，他们被上级选中到新区工作，感到很高兴，同时也有些生活上的顾虑，主要是担心水土不服、不习惯南方气候和交通、怕蛇咬蚊叮，还有的怕吃大米饭。为此，有的人带上一包家乡的泥土，有的带上蒙山的名药紫草、何首乌等，还有的带些喜欢的花籽、菜籽。这类物品都不愿意公开亮相。这次调干体现了艰苦奋斗、节俭朴实的好作风，从各县区到地委都没有大吃大喝、赠送礼品，也没有出现借调动拿走公家财物的事情。至于同志之间，多年的战友分别，自然要加个菜、喝杯酒送行，这在正常的情理之中。有条件的地方，同志们还照相留念。当时照相机非常少，有照相馆的地方也不多。调干时间虽然紧，但都计算出适当时间安排这些同志回家乡向自己的父母、妻儿和亲友们告别，拜托村干部和亲友照顾家庭。这些都是使调干安心南下的必要条件。到了出发的时间，这些沂蒙山的“土”干部们背上背包坚定地走上了新的征途，体现了沂蒙儿女的英雄气概。
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往往冲破了预定的计划，据不完全的材料，沂蒙调干除了安排到浙江、上海、福建、江西、安徽外，还有的随刘邓大军到了四川、云南；还有的随四野南下到中原各省，有的还到了广东。沂蒙的干部随着解放大军走向全中国。
据了解，这些调动的干部一般都安心各自地区的分内工作，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没有发生不辞而别跑回江北的情况。以后因身体、年龄等原因，个别人通过组织手续调了回来。1949年夏，曾有一位原沂中县的厨师因年龄大、水土不服被介绍回来。蒙阴县一位年龄较大的同志也是同样的理由向组织提出调回，未经正式批准就回来了，他家中确实有困难，后来几经周折办了有关手续，经南方新单位同意也算合法回来定居，但职别待遇上还是降了一级。
人们都盼望早日看到“南方”的来信，但最初的来信较少。信中一般是描述当地的风土人情、赞赏南方山水风景。说到南方的地主的压榨、剥削，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但有一些地主是戴着“现代化”（兼商业资本家，文化较高）和“政治化”（当地作风官员和蒋军军官家属）两顶帽子，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上级要求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不要急于全面铺开，防止急噪冒进。生活上，大米可以吃，但还是山东煎饼、小米香，不是传说中那样到处都是蛇，蛇是害怕人的。湖南有的地方夏季随时下雨，北方的干部去了，出门没有带伞的习惯，当地传有“北方人好大胆，出门不带伞”的歌谣。听来讽刺，实为相劝。原二地委秘书处干部郑元祥（新泰县人）被分配到安徽某地，靠近江边，晚上出行时没有像当地人那样带根棍子，以打草惊蛇，险些被鳄鱼咬到。他在信中还写到，当地偏僻农村重男轻女情况严重，任意丢弃、溺死女婴，当地人并不认为是犯罪，认为是自己家里事情自己管。他刚去时跑遍了全村都找不到厕所，方便成了大问题，后来才知道就是用放在屋内墙角的马桶，感到很不习惯。
以后很多年里，我一直和南下的战友们保持着书信联系。五十年代中期我在团中央时，经常到各地检查工作，在南方各地，上海、浙江、湖北、广东、四川、福建、河南等地都和这些老战友相见过。我们这些体态显老、乡音未改、分别多年的老战友相见，大家分外激动，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这些南下的沂蒙干部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当地，开花结果，已有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传人，名副其实地成了当地人，在那里和谐融洽地生活、工作着，“调干”这个名词，连其儿孙们也不知何意，需向其解释才明白。当然，这些南下干部本人思念家乡故土、思念战友的情意是挥之不去的。
1948年11月4日发表的《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评论中指出“从现在算起，再有一年左右时间，便有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虽然是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但人们都明白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庄严宣告，是让我们欢欣鼓舞的大事情。
1949年元旦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和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对形势、任务都有明确的分析，对蒋介石施展的和平谈判等阴谋，既接受“和谈”，同时准备随时打过长江去。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进军命令几十万解放大军勇敢地渡过了滚滚长江，乘胜占领了南京、解放了上海并向浙江等地推进。在此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这些留在地委的同志们都密切注视着调干同志们的足迹，随着解放军的胜利前进，他们也很快进入预定目标地区，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同志胜利会师，迅速地开展工作。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发表后，地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进行了传达和学习，这是地委自1948年初沂南薄板台会议后比较集中的一次会议。与会的同志们从学习文件、讨论中普遍认识到七届二中会议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特别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胜利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打败仗，防止被‘糖衣炮弹’击中。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教导，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体会。各部门、各县委同志都争相发言。我出席了会议并代表地委直属小组发言。地委书记董琰同志做了总结。对调干问题未作专门讨论，但在会议内外对这次调干任务的顺利完成都持肯定态度。以后，又有调干任务，但人数较少。人数较多的一次是在1950年为解放台湾而调动干部，后来因为等待时间较长，被临时分配在福建工作。1965年我陪同越南一个代表团到福建访问，偶然碰见原沂南县委书记张格心、原新泰县委书记马佃友同志，从他们口中才知道被调来福建的情况。
1949年5月间，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尚明同志通知我，“接到区党委通知，调你到鲁中南青委工作，并于近期报到。”这就改变了我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近一年来在形势大发展中，许多同志的工作发生了变动，特别是大调干中，许多老战友被调走了，有些人对我说“一起走吧，到南方去闯闯新路，你对沂蒙区太留恋了。这些话，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心中时常泛起有关调动的想法，我曾几次和尚明同志等人交谈，他们总是劝我安心工作，说等有机会到下面锻炼。但我心里总不能平静。现在调令已到，我赶紧交代工作、情理文件、笔记，按照以往的惯例，每次调动、搬家都用轻装、减负，这次我也把一部分笔记烧掉了，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太可惜了。
回想起1938年初夏，我在八路军山东第四支队第一团奉调由莱芜进入沂蒙山区，那一年我十六岁，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7月1日调离，我一直战斗、工作在沂蒙大地上，前后十二年，我由一名年轻的八路军战士成长为党的干部，这期间我有幸参加了创立、保卫和建设沂蒙根据地的伟大斗争，经历了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粉碎了蒋匪军的重点进攻，我还参加了沂蒙根据地的土改运动，亲眼看到封建剥削制度在解放区土地上的灭亡和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喜悦。
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在敌我力量悬殊，我军的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我们所以能站稳脚跟，并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介石反动派，根本的一条就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依靠了沂蒙的人民群众。这期间，我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亲眼目睹了伟大的沂蒙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为什么人民群众能心甘情愿地支持共产党、八路军？就是因为共产党、八路军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是人民群众希望的寄托，我们为人民而战，就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只有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们才能取得胜利。这些对于今天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我永远不能忘记，1942年我们从沂南北大山悬崖上胜利突围后，林泉庄的刘老太太一把拉住我的手，连声叫着：“我的儿啊，你们可回来了！……”这是何等的亲密之情，十二年的时间，我从十六岁的少年进入了青壮年，是喝着沂蒙山的水、吃着沂蒙山的煎饼成长的，这里有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志，有照料我养伤、哺育我成长的沂蒙乡亲，这里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我是这场战争的幸存者，在残酷的环境中，亲眼见到自己的战友倒在战场上，许多同志因缺少医药而英年早逝，虽然至今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些同志的音容相貌仍时时浮现在眼前，每思念及此，心中无限悲痛！我想不能只停留在感叹和悲伤之中，应该拿起笔来写下这段斗争史。近年来，我深感体力、视力日见衰退，几十年的战友一个一个地辞世，这警告我必须抓紧时间，时不我待，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对死去的战友是永久的纪念；对沂蒙人民，也能表达我的思念与感谢；对我们的后代也留下一份他们应该了解的“遗产”。
以上所写的回忆材料，共十七章，是整个回忆录的上半部分，现在回头看，感到应该写的人物、事例还有许多许多，本想再扩展开来写，无奈身体所限，只能先就此打住。其余内容何时能完成现在很难确定。由于这十七章的内容因为涉及时间长、范围广，因战争的破坏缺少系统的文字档案可查，文中所提到的一些当事人，多已去世，更无法查对、请教。为力求真实、符合当时的实际，我采取按照时间顺序、根据重大事件的发展的脉络来叙述，认真对照、核查，力求时间、地点、人名、地名准确。以弥补遗漏或错误之处，并欢迎对需要补充、修改之处予以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