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闽东地区开始有了党的组织，福州党组织派马立峰同志回来组织农民起来斗争，我也不做工了，随着马立峰、詹寅等同志进行秘密活动。当时，工作虽然艰苦，但是有很大的力量在鼓舞我们，这就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每到一个地方，数量很少的党员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待我们比亲兄弟还亲，安排我们休息和吃饭，白天把我们隐蔽在阁楼上，妇女和孩子给我们放哨，黑夜里又协助我们召集贫苦的农民进行工作，当我们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又给我们路费，即使是最贫苦的人也至少给我们拿出摆渡费，这样，才使得我们有可能深入到敌人心脏里去。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在桐山，我们就潜伏在白匪军队操场旁边的房子里，从阁楼的小窗看出去，连白匪军官指手画脚、士兵们有气没力的操练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黑夜来临，我们照样活跃起来。连江、福安、寿宁等县秘密的农民协会都组织起来了，党组织也在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闽东地区革命的烈火就将熊熊燃烧起来了……
一九三O年詹寅、马立峰同志借来了一把手枪，于夏秋之交，在福安西区组成了一个十二人的武装小组。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进行筹款，又买了一支驳壳枪和一把手枪，正式成立了工农红军闽东游击第一支队。秋天，依靠地方党员的了解，福安西区兰亭的地主民团武装是比较弱的。詹寅、马立峰、我以及游击支队的十几个人，在近十个地方党员配合后，带了仅有的三条短枪和一部分梭镖，趁黑夜摸进兰亭，从窗子里爬进了民团的驻地，等到我们把_|八条步枪全部收齐，团丁们还睡得呼呼的。我们揪着耳朵叫醒了团丁们，他们醒过来，才发现已经做了红色游击队的俘虏了。我们又摸到里面去捉住了他们的长官，缴到一把手枪。不久以后，我们又消灭了福安南区溪底的地主民团武装，缴到了十二条步枪。这样，我们就初步武装起来了。
在斗争里，我们摸索着向前进，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当时，各地者大刀会，我们通过农民普遍的反抗封建的情绪，争取了大刀会的下层群他们常常拿着大刀和梭镖来配合我们作战，更主要的，我们组织了革命君的秘密自卫组织，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有力助手。同时，宁德、福鼎、寿与县也成立了红色游击队，党就开始指导着这些武装，发动人民开始抗捐扔的斗争。一九三二年秋收斗争中抗捐抗税取得了重大胜利，更加鼓舞了群众自争积极性，武装也扩大了，成立了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四团。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反蒋的“福建事变”，敌人受到]制，调走了镇压闽东人民斗争的一个正规旅。趁此机会，党指导了整个扫地区的农民起义，包围反动派的区乡政府和地主民团，摧毁了反动统治并主武装。
一个月之内，起义的农民控制了福安、寿宁、霞浦、福鼎、连罗源、宁江广大农村。工作基础最好，武装斗争最早的福安县，只用三天时间就摧毁了县城以外的白色政权，在这些地区都进行了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闽东苏维埃也在白峪斗面成立了，马立峰同志当选为苏维埃主席。随着人民斗争的胜利，人民武装也大大地发展了。
一九三三年冬各县都成立了独立营。一九三四年八月寻淮洲同志率领红七军团进入闽东地区，解放了罗源城，直逼福州。这不但鼓舞了闽东人民的斗争，还给我们留下了有战斗经验的干部。红七军团北撤后，把闽东独立四团，连(江)罗(源)独立十三团和红七军团留下的伤员集中起来，成立了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宁德县鸡西寺召开了成立大会。由冯品太同志任师长，叶飞同志任政治委员，赖金标同志任副师长。
独立师接连打开了石堂、赣村、周村城等据点，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敌人的第十师差不多给我们搞完了，那个饭桶师长要撤团长的职，团长说：“还不是你师长指挥的，要撤职，大家撤!”果然，团长、师长一起滚了蛋。
一九三五年以后，艰苦的斗争开始了，中央红军转移后，敌人向我们进攻的力量更疯狂了，敌人集中五个正规师，两个保安旅计二十八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保安团和地主民团，采取了所谓分区“清剿”、杀死青壮年、烧毁小村落等种种残酷手段，恶毒地把群众驱逐并村，又布置兵力封锁大小道路隘口，由地主民团和当地走狗做向导，带着受过专门训练的猎犬搜山烧山。根据地遭受了严重摧残，独立师和红色游击队由于还不能一下子就适应这种残酷的斗争，每天前堵后追的连打三四仗，加上弹药粮食的严重困难，部队遭受了很大损失，大部地区都被敌人占领了。很多优秀的同志像闽东苏维埃主席马立峰，地委书记詹寅、地委委员叶少潘、马步洲等，都在残酷的斗争中英勇地牺牲了。
特别使人悼念的是詹寅同志，他那英勇斗争，坚贞不屈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艰苦的斗争开始以后，他到独立师来找叶飞同志请示和研究对策。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化装成和尚，但还是不幸被敌人搜捕到了。敌人首先把他的双腿打断，又抬着他到处游街，敌人以为这样就能够使詹寅同志屈服，使闽东人民屈服!但他们的算盘打错了，詹寅同志被折磨成这样，仍向围观的群众高呼着号召坚持斗争的口号，残忍的敌人割去了他的双耳，用铁针钉进他的手指，把他脸颊上的肉一条条地割下来……丧心病狂的家伙们最后还召开群众大会，逼着詹寅同志上去讲话，要他说革命完了，要他说红军消灭了，这时候的詹寅同志已经浑身没有一块好肉，四肢、脊背和筋骨都已经折断，像是个血人，连动一动都困难了，他却鼓起了最后一点力气，用尽力气向群众高声喊着：“我们虽然受了残酷的屠杀，但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你们不要受敌人欺骗，即使我死了，革命也还是要胜利的!”高呼着：“打倒反动派!”“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詹寅同志的另一个名字叫詹如业，参加革命以后，他将所有的家产都贡献出来成为革命工作所需的经费。他的一家，大哥如焕、弟弟如尚、如书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最后，连他们的母亲詹老太太也被反动派杀害了。这是一个值得敬仰的、满门忠烈的革命家庭。从这个家庭，可以充分看出共产主义理想的巨大精神力量。残酷的烧杀永远不能摧毁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很多革命人民宁愿坚持在深山里饿死，也不屈服于反动派的并村自首自新和奴化；许多群众宁愿自己没有饭吃，仍冒着生命的危险给我们游击队送粮食；我们没有地图，群众就给我们带路；我们活动困难了，群众就给我们送消息。
在经过残酷的斗争后，我们只剩下两三百人了，而且分散在山上活动，但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的武装仍然在战斗着，一天也没停止。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我害起病来，臀部生了比饭碗还大的脓疮，又是脓又是血，开始硬挺着跟部队走。谁愿意离开部队呢?一想到会离开部队，心里就像没有了底，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一直拖到真正不行了，领导上还是决定把我留在寿宁坎头的王乃友家里。王乃友不是党员，只是普通的革命群众，是一个在什么地方也不愿出头露面、不愿多说话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着一颗热爱红军的心。开始我住在他家阁楼上，他每天熬茶叶水给我洗疮，把狗肝和南瓜瓤给我糊在疮上治疗着。以后，环境更恶劣了，王乃友便到山里搭了个草棚，让我去住着，每天往返送“药”送饭来。他怕我寂寞，每天来总要坐上半天，虽然他不说话，但只要坐在你身旁，也会叫你心里热乎乎的!
有一次，王乃友整天没有来，我在山上等了一整天，天黑以后，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拿不准是走还是留在这里。近半夜，王乃友才低着身子爬到山上来，我正要喊他，他用手阻止了我，轻轻地告诉我：“白匪还没有走呢!”原来他是在白匪哨兵的空隙里偷偷地爬上来的。我们并排坐在山上，一直到天明。当我伤好离开他家的时候，王乃友送了我老远的路，还默默地塞给我包着的钱：路费。
我还忘不了，一九三五年冬，我们从浙江南端边界上的竹坎到霞(浦)福(鼎)地区去与许望同志会合。经过沙坎过河时，由于情况不明，叶飞同志命令部队留在五里路外的上坪，要我带着侦察员在前面先走。我带了三个侦察员刚走到河边，突然听到一声喊：“哪一个?”我们吃了一惊，机枪就扫射过来了，我们被白匪发觉了，我们立刻从河滩边滚到草堆里，利用草堆的掩护跑了出来，但是另两个侦察员同我们跑散了，我们的部队听到有情况也转移了。回到上坪，到处都是敌人，我带了一个侦察员到了亲戚家，亲戚给我们弄了饭吃后，我们又走。拂晓走到竹坎，到原来住过的一家，向房东一问，到处都是敌人。我正在忧虑：白天如何走呢?房东说：“你赶紧到对面山坡的茅屋里去，只有一个老头子，那里比较安全。”我们走了里把路，找到了山对面的茅屋，对茅屋老人一说：“我们跑了一夜路，很疲劳。”老人说：“你们只管睡，白匪他们不会来的。”我和侦察员就在老人铺上睡下了。
天刚白，我正在迷糊中，老人正在烧饭，许是老人耳聋，听得不大真，白匪居然跑进房子里来了!当时我们的短枪只有四五发子弹，那侦察员睡得正香，又不能叫醒他。我吃了一惊后，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就在被头里把枪准备好。老人却已经挡住了白匪，正在回答着：“老总，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啊。”白匪还是凶狠狠地问：“有没有‘土匪’，赶快说!”“我的儿子生病，病了几天，哪里会有。”“那你知道哪里有?”“昨天晚上听到对面有狗叫，你去看看。”白匪把机枪架好，掩护着大队人马扑到对面去了。天大明后，老人为了我们的安全，叫我们爬到后面草堆里去，我一开门，果然见敌人又扑回来了，我叫老人，老人就挺身到前面去，对白匪说：“你们大队已经到那一头去了。”白匪果然就走向前去了。
我们脱险了，趁这个空隙，跑到蛇头洋，谁知又碰到四十几个白匪，看见我们俩人就打枪。我们终于跑到了韩举，当时群众都跑了，但知道来的是红军，又跑回来给我们弄饭吃，掩护我们住了一天，晚上又和我们一同上山去，我们好好地休息了一晚，第二天终于找到了叶司令和部队。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熬过了艰苦的三年，直到抗战开始，我们才下山，成为大江南北抗日的武装力量之一：新四军第六团。一九四九年我们回到了福建，解放了全部地区，再去找王乃友，那可敬的老人和那些曾经掩护过我们的英勇的人民，却是再也找不到了，也不知他们是否还健在?我知道他们并不期望我的感谢，他们掩护我，只是为了革命，为了同情红军，但在我却毕竟是极大的遗憾，何况我连那可敬的老人的姓名也没有问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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