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张鼎丞同志带着我们一行人，夜行昼宿，穿山林，抄小路，向杭永边境挺进。到了杭永交界的双髻山上，张鼎丞同志派我先下山去找廖海涛，与他取得联系。当时还约定了暗号，有情况，我鸣枪报警，不鸣枪，张鼎丞同志自己下山。
我摸到了海涛同志的家乡——大岭下，在一间造纸棚里，一位工人悄悄地告诉我，廖主席就在附近。
海涛同志一九二九年参加暴动，曾被选为代英县苏维埃主席，一九三五年担任杭代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样我在造纸棚隔壁的屋子里，第一次见到了海涛同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头戴一顶蓝色洗得发了白的八角帽，身穿一件带着补丁的夹袄，扎根腰带，挎支驳壳枪，打绑腿、穿草鞋，个子不高，胖墩墩的，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如果不穿军装，就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他自我介绍说：“我是代英县苏维埃主席。”
当他一听说张主席回来了，欢喜得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孩子找到娘了!”“孩子找到娘了!”他说着就急得要奔上山去接张主席。他还叫人赶快通知所属游击队：“张主席回来了，我们有领导了。”鼎丞同志想把廖海涛的部队带到永定地区去训练，帮助他们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术，明确今后的任务，同时给部队一些物质上的补充，但又担心他们不愿离开家乡，工作不好做。廖海涛和他的部队都是本地人，加上敌人正在清剿，部队一走，老乡和部队的亲属不免要遭受更残酷的迫害。鼎丞同志便用商量的口气，征求海涛同志的意见。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海涛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听张主席的，我个人没有什么，坚决拥护，我再和陈毕衡大队长商量一下，估计他会同意的。”陈大队长确实同意了。这样我们从长汀回来的队伍，加上上杭、代英县的游击队，一共一百七十多人，全部集中到了永定县地区的调吴。
到了调吴，就是到了新的天地。那里的苏维埃还存在，群众敲锣打鼓地热烈欢迎海涛他们。鼎丞同志告诉群众，我们要在这儿训练，希望你们支持。永定县苏维埃主席范钦洪同志，把做给他们独立营的衣服，先给了海涛的部队和上杭的游击队；妇救会的同志送来了鞋，自从红军主力长征后，她们做好的鞋就没有地方送了，一直留着等红军回来，今天都送来了；群众连夜赶打草鞋，还送来毛巾、被单；老房东烧好了水给同志们洗澡、理发、刮胡子，就连替同志们捉虱子也想到了；乡亲们杀猪宰羊，挖出了坚壁清野时埋下的米酒，为同志们洗尘，鼎丞同志看到了乡亲们这样的热情慷慨，幽默地说，“别让他们吃坏了肚子!”
晚上，群众召开了联欢大会，欢迎张主席和海涛的部队，海涛和他的战士们，洗得千干净净的、穿得整整齐齐的，吃得饱饱的，喜气洋洋，像回到了娘的温暖怀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调吴训练期间，鼎丞同志讲形势、讲政策，讲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指出不能消极地藏山，应该积极地做群众工作，既要保存力量，又要消灭敌人。在战术上，要采取游击战争的方针，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不要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区，要多走几个地方，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疲于奔命。他还指出，现在所说的胜利，不光是看消灭了多少敌人，砍断电线杆、切断电话线、破坏交通也是胜利，动员起群众也是胜利。鼎丞同志还特别提到，廖海涛那儿条件好，有双髻山，是打游击战的好地方。调吴的训练，及时地为廖海涛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回家乡前，他向张主席表示，一定做好群众工作，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回到大岭下，他把部队分成三人或五人若干小组，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宣传：“我们的红军没有完，我们的党没有完，党没有忘记我们苏区人民，派张主席回来了，我们有领导了。”他们重新鼓起了群众的斗志，建立了许多红色基点村，灵活机动地打击了敌人。对于瓦解敌人的政策，海涛同志也是在党的教育下，由不懂到懂，由不会到会的。一九三五年是“清剿”最残酷的一年，也是我们闽西游击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敌人灭绝人性地搞“三光”政策，企图用杀一儆百的办法，砍断群众和我红军游击队的血肉联系。
上杭县的莲塘村，是个老革命基点村，总共几十户人家，被敌人烧成一片废墟，八九十口人，全部被杀害，连一百天的婴儿也没有放过。莲塘惨案，激起了海涛同志及其部队的无比愤怒。一天夜里，他带着部队突然袭击了上杭的坑口圩，杀了好些个伪乡长、伪保长和民团团长。这次行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替群众和部队出了气，但是，把个别曾为我们做过事、可以争取的动摇派也杀了。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带路搜山杀全家，打一枪烧一座房子”的过火做法。在这些地区，原来中立的人，现在反对我们了；原来同情我们的，现在疏远了；原来反对我们的，现在更加顽固了，鼎丞同志批评了这种做法是过河拆桥，孤立自己，并派我到各个游击队去，传达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有关指示。
廖海涛同志结合自己部队的情况，向组织作了自我批评，认识到了“左”倾做法的危害性，后来，他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出色。敌人实行“计口购粮”、“计口购盐”、“济匪者杀”的政策后，保长、地主一旦发现有人卖粮给红军游击队，就会去报告。于是，廖海涛他们就想了一个很妙的计策，强迫地主、保长卖粮给红军，或者代购。这些人背着红军是狼，当着红军是羊，乖乖地把粮食卖给了红军。群众借此大做文章，到处造舆论，“保长卖粮食给红军了”。这样，保长们自己也就犯了“济匪”之罪，嘴给堵上了，群众便可以无忧无虑地把粮食卖给游击队。
有时，群众到城里去卖东西，就预先通知我们游击队中途等候，把东西转卖给我们。回到家再向保甲长报告，说东西被“匪”抢了，既解决了山上部队的给养，又不让群众担风险，做了“白皮红心”。极个别不杀不能平愤的坏分子，群众坚决要求杀的，廖海涛他们就果断地去除掉。干完了以后，再叫群众去报告联保主任，说“红军杀的人!”避免连累群众。
对待保甲长，廖海涛曾经采取过“当保长者杀”的办法。后来，他注意团结中间的，争取进步的，打击反动的。他和保甲长约法三章：不准和红军游击队作对，不准迫害群众，有了情报及时报告。大部分保甲长都一一照办。国民党反动派命令带路搜山了，他们有时事先通知，有时打枪向游击队报告；红军进村，他们不阻止，红军走远了，再朝天放枪。有的地方甚至选了我们红军家属当保甲长，把敌人的保甲变成了我们的赤色联防。为了不多树敌人，廖海涛在谭震林同志的帮助下，还做了争取民团和保安团的工作。蛟洋地区的保安团司令傅伯翠，和廖海涛就有互不侵犯的默契。游击队不打他，他也不打游击队，国民党强迫傅柏翠参加清剿，他的部队便朝天放几枪，应付一下，就回去睡大觉。群众到他的防区去买火柴、咸盐、电池之类的东西，都可以买到。他也明明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接济红军的，但是睁只眼，闭只眼。
一九三五年五月以后，廖海涛一直是在谭震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斗争艺术和指挥才能不断地得到提高，游击战争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九三五年冬，廖海涛的爱人临产了，那恰恰是敌人发动第二次“清剿”、红军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敌人以几十倍于我的优势，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搜剿”红军游击队，一旦发现，便紧追不合。上下左右都有敌人，廖海涛生怕小孩子的哭声暴露部队的目标，便把他爱人送到了几里外的密林深处。搭个竹棚，支张竹床，其他就一无所有了。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芦丰区委书记兰荣喜和接头户的同志们，都被敌人抓去杀害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又中断了，海涛同志心如火焚。芦丰区是上杭的中心，是我们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地区，尤其是张鼎丞、谭震林同志，常常路过这里，若不尽快地恢复那里的地下组织，其后果不堪设想。廖海涛决定亲自去那里，把关系重新接上。可是，敌人到处张贴布告，以重金悬赏，下令缉拿廖海涛，道口关卡，也盘查得非常严格。号称抓到活的，赏金大洋千余，死的也给五百。同志们提议换一个人去，廖海涛不同意，有的同志愿意陪他一同去，也被他谢绝了。他说：“现在要保存实力，有危险，只我一个人，你们都留下。我熟悉路，熟悉情况。如果我回不来，由兰荣玉同志(副主席)代理我的工作。”他的爱人哭着对他说：“你不能走，把我一个人放在这里，我害怕，你即使命大回得来，也见不着我了，我不冻死饿死，也得被老虎吃了，你一走，生下的孩子怎么办?”海涛开导他爱人说，为了保全部队，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一切。临上路的时候，还语重心长地对她说：“革命重要啊!”
廖海涛只身来到白色恐怖的芦丰区，群众又惊又喜，围住他问：“你怎么来了?”“他们正在到处搜捕你呢!”他掏出一张敌人通缉他的布告说：“我相信你们不会去邀功领赏的，别说一千块，就是一万块，你们也不会要的。有你们，我才不怕他们呢!”经过短时间的紧张工作，芦丰区的地下组织恢复了。
经过研究，派兰荣玉同志兼任区委书记，罗兰周夫妇在那里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从此，过往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有了新的落脚点，安全也有了保障。廖海涛就是这样，把革命时刻放在心尖上，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他。
群众几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部队了，就在群众为游击队的生死揪心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一阵风似的传开了：说是廖海涛被民团打死了。有人亲眼看见他血淋淋地躺在门板上，由民团抬着到坑口去的。消息传开，乡亲们悲痛欲绝。其实，海涛没有死，他死里逃生了。
关于他的“死讯”，只是敌人的诈传。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廖海涛带着他的警卫员华古子，到茶坝里召集两名当地干部开会，正在布置工作时，民团突然包围了他们的房子。房子坐落在山坡上，前面溪水挡路，后面高山耸立。他们只有五个人(另一个也是警卫员)，武器只有四支短枪。廖海涛估计，这次一定是谁走漏了消息，敌人有备而来，一定加强了后门的防守，切断上山的道路，而万万不会想到我们敢冲前门。他把四支短枪集中起来，冷不防拉开前门，四支短枪一齐开火，分散突围，冲过小溪，猛虎归山了。可是敌人死伤了好几个，偷鸡不成蚀了把米，又气叉陋，便在回家的路上，指着自己同伙血肉模糊的尸体说：“游击队被我们消灭了。廖海涛被打死了。谁通匪，就是这个下场。”就在敌人白欺欺人，搅乱了乡亲们的心的时候，廖海涛的心情也不平静，他和他的战友们也苦苦挂念着乡亲们，急切地想知道移民并村后的一些情况。这时，巡逻的战士来报告，在一家老乡的饭桌上发现了一袋笋干，一袋地瓜干。
廖海涛心想：“这里的群众早就移走了，是不是有乡亲逃回来了?”廖海涛批示部队，东西千万不能动。国民党“清剿”，害苦了群众。我们不能拿群众的东西。但他叫大家都注意观察，有没有乡亲回村。说实话，从第二次“清剿”以来，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游击队本来就很艰苦的生活，现在更艰苦了。有时十天半月没有饭吃，没有干衣服穿。以前，群众把粮和盐送到一个约定的地点，放在隐蔽好的坛子里，等我们联络员去取，实行了“移民并村”和“计口购物”以后，那些坛子里总是空空的。联络员常常是兴冲冲地去，两手空空地回。
缺粮还可以应付，福建山区得天独厚，野果子、野菜都可以充饥，缺盐就难办了，长期没有盐吃，走路爬山像是踩在棉花上，两条腿软绵绵的。有时我们也想办法刮点硝盐，尽管很苦，但总比没有强。如今见了咸的笋干，哪个不想吃?可三天过去了。桌上的笋干和地瓜干，一块也没有少。傍晚时分，有一个乡亲躲在墙角的草丛里探望，被华古子发现了。这位乡亲也认出了华古子，当他们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都流下滚烫的泪水，华古子带着老乡来见廖海涛。老乡把廖海涛的脸看了又看，望了又望，好像在辨别一件失去了多年的宝贝。他说：“廖主席，是你!你还活着!那些家伙说你被打死了，我们不相信，你是打不死的。”廖海涛笑着说：“大伯，打死的不是我，是他们自己。让乡亲们操心了!”
大伯告诉廖海涛，乡亲们想红军。想得实在受不了，笋干和地瓜干是乡亲们偷偷带出来的，放在那儿，一来给红军报个信，二来也是穷乡亲的一片心意。少数敌人是不敢到这儿来的，只要有人吃了，就可以肯定我们的红军还在。大伯把笋干地瓜干塞到海涛的怀里，抱怨地说：“你们受那么大罪，为什么不吃?”廖海涛说：“乡亲们也在受苦呢，我们红军不能帮助乡亲，怎么好意思再给乡亲们添负担呢?”大伯生气了：“这真是一家人说两家人的话，见外了。”他还贴着海涛的耳朵，告诉他：“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下，还埋了一袋粮和盐，是大家偷偷地攒的。”这真是雪中的炭，旱天的雨，是乡亲们金子般的一颗心哪!海涛平时说话不多，说一句就是一句。可是他身上洋溢着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暖烘烘的，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
行军途中，一时找不到水，同志们渴得口干生火时，他就给大家讲望梅止渴的故事。有一次，部队在山里和敌人周旋了好几天，吃不上饭，饿得个个肚皮贴背脊。休息时，海涛同志又送来了精神食粮，他说：“有一天，在一个麻团店前，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是来看姑妈的。他家里很穷，吃了上顿没下顿。又香又甜的麻团，诱得他肚子里咕噜咕噜地直叫唤。他指着麻团说：‘你家的麻团太小了，做得不好。我根本不想吃，想吃的话，六十只麻团不在话下。’“老板不服气，少年不让步。他们打上了赌。少年若是吃下六十只麻团，可以分文不给，算是白吃；如果吃不下，哪怕剩下半只，也得赔老板双倍的钱。“少年饿得要命，恨不得把所有的麻团都吞下去，可是二十几只吃下去，他有点喘气了。他这才猛然想到，再大的肚子也休想装下六十只麻团。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办昵?突然他说：‘老板，我回家拿壶茶，边吃边喝。’“老板心想，反正你是吃不下的，只要你不上天入地，不愁找不到你。“过了一会儿，少年拿着茶壶，一摇一摆地来了。他毫不费力，把剩下的麻团都吃了。还对老板说：‘我的肚子还空了一块呢，你再给几只，输了一块儿给钱。’老板凉得目瞪口呆。”
海涛同志讲到这里，不停地打饱嗝，把裤带子还松了一道，好像他也吃饱了麻团。他对大家说，吃得太饱，不但难受，而且危险，饿一点反而轻松安全。他的故事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忘却了饥饿，忘却了疲劳。海涛同志不但故事讲得好，山歌唱得更好。在“清剿”中，不少同志家的房子被敌人烧光了，亲人也被杀害了，海涛同志家的房子就被烧过两次。敌人还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逼红军家属上山劝降，或者派人当说客，引诱红军游击队下山，如不投降，便杀人放火。在那大树当房，石板当床、野菜野果是口粮的艰苦日子里，海涛经常唱起激动人心的山歌：同志哥哥你莫慌，不怕今日住山冈，只要大家同心干，革命成功住洋房。同志哥哥你莫愁，太阳出来乌云收，只要大家齐心干，革命胜利在后头。红军长征以后，闽西的红军游击队一时和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失去了联系，加上敌人大兵压境，留下的同志们如同离开了娘的孩子，感到孤独和失望。廖海涛的部队中也有这种情绪，他就唱起这样的山歌：同志哥哥想一想，哪有娘亲忘儿郎；红军长征心不离，朱毛会把我们想。红旗飘飘千万里，南北革命在一起，有朝一日重相聚，共庆革命大胜利。
海涛同志的歌声像山中的清泉，流人人们的心田，一到休息的时候，只要环境许可，同志们都要欢迎他唱歌。不唱歌，也得讲个故事。有时候，海涛也讲讲条件：不是想听故事吗?你们每人写几个字我看看。你不是想入党吗?那你先学会写“中国共产党”。在廖海涛同志的领导下，杭代县游击队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坚持到踏上了北上抗日的伟大征途。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伪军三千多人马袭击了溧阳县塘马村的新四军十六旅旅部，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时任十六旅政委的海涛奋勇当先，壮烈牺牲，年仅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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