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发到手，大家都摆弄起来。郑天寿发觉枪的机柄打不开，就嘟嘟哝哝地说：“这些枪怎么能打仗呢?”区委书记站在旁边说：“同志，不要嫌它不好，这些枪都是同志们用血从敌人手里换来的。”我们也不管它好使不好使，用石头敲开机炳，磨呀，擦呀，花去了几个钟头才把枪擦得像个样子。
下午吃过午饭后，四个人坐在石上闲扯。罗万昌把憋了好久的话说出来了，他说：“有种我们就缴枪去。”我和郑天寿都同声响应。连木盛同志批准了这个要求，他要大家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把龙岩游击队的牌子挂出去。正在讨论的时候，县里的两个侦察员和区里的通信员都来了，连木盛同志把他们留下，他们也很愿意在游击队里打仗。讨论的结果，决定去缴南阳坝东边的牛路头、下曹两个碉堡的枪，这两个碉堡相距不到一华里，他们白天只留下个把人看守，早出晚归，人数也很少，容易对付。
下午三时左右，我们七个人装束停当下山了。我们七个人分成两组，我和罗万昌，还有县里的一个侦察员打牛路头，其余四个人由连木盛同志率领打下曹。我们摸近碉堡时天陕黑了，在暮色苍茫里，我动手开碉堡外围的竹篱笆门。碉堡上有人问道：“哪一个?”我答道：“睡觉的。”这里的地主富农和坏蛋们，每晚都要睡到碉堡里来的，我这一回答，碉堡里的敌人以为是地主们来了，便不响了。我们大摇大摆地走过吊桥，我站在碉堡下守门，罗万昌和侦察员就爬上碉堡去，立即把一个敌军捆绑起来，还让他吃“棉花糖”，他俩又忙把挂墙上的三支长枪取下来。地主坏蛋们吃过晚饭一个个继续上碉堡来了，我们就来一个捆一个，连哼也没有让他们哼一声，有个家伙，还认为和他开玩笑，当我们把他往门里推的时候，他回头说：“喂，开什么玩笑。”“不许响!哪个同你开玩笑!”那家伙吓住了，乖乖地让我们摆布。
二三十个地主们都给捆起来后，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宣传教育，警告他们不要跟着反动派作恶，否则龙岩游击队要同他们算账。话还未停，只见东边下曹碉堡内火起了，我们也立即放起火来，把一个地主放开了，叫他再去一个一个放其他二三十人。我们三人鸣了几枪，就在黑夜里撤出来了，遥望山上这一带的十来个碉堡，都向天空冲起了黑烟。我们在约定地点会合了，我们缴到三支枪，下曹缴到四支枪，这七支枪做了我们游击队开张的本钱。
龙岩游击支队的活动，一天天活跃，威名也一天天高扬，队伍更是在一天天扩大，支队已经扩大到十九个人了。主力游击队罗忠毅司令员那里派来了倪支队长、支队副和政治委员张赤胜同志来领导我们、我担任司务长工作。敌人驻剿搜捕也越发疯狂了，每个村子、要道口、山口，尤其是公路上都修满了密密的碉堡。我们的活动受到了阻碍，一切衣、食、用的来源也被切断了。
八月的一天，我们游击队宿营在白圩的坞头村，倪支队长叫我想法买点猪油，张政委也插嘴说：“有猪肉的话买些来吃，改善一下部队的生活。”天还未亮，我一个人就跑到一个村子里，找到一个宰猪的家里。真不巧，猪肉昨天卖光了，只剩下一小块猪油。我给了油钱，将猪油挂在手指上，把门一开，一只脚在门内，一只脚刚踏到门外，就见离我三四米远的东边来了三个人，三支短枪已经对准我了：“站住!不要动!”我一面大摇大摆跑出去，一面大声骂着：“妈的，你吓唬什么人?”那时我穿着国民党中央独立三七旅地方壮丁干部训练班的蓝军装，只是帽子上才是红五角星。那三个人一下子摸不清我是什么人，站着直愣愣地动也不敢动，等我走了三十来步时，那三个人又同时喊着：“站住!不许动，动就打死你!”“他妈的，老子敢当红军，还能被你们黑毛巾吓倒吗?”我用龙岩话骂他。我又慢慢边走边回头，他们仍不敢追来，也不敢开枪，等我快走到小山坡上，大约看见我上山，才意识到我真的是红军，才又齐声喊：“不要动!动就开枪了!”
这时天已渐渐亮了好多，我最后扭头一看，原来是三个反动民团的短枪队员，拿着两支驳壳枪和一支手枪，左右两边又有五个民团追来了。这时别的地方是没处跑了，我就拼命地向宿营地跑去，敌人也拼命追来。我跑到宿营地，叫了声：“快起来!敌人来了!”等到同志们跳起来时，敌人已经将宿营地的东门和南门堵住了，只有一个向北的小门。我在前头领着刚出门，敌人就“啪啪啪”地打枪，我手里举起一把黑布雨伞，喊声：“冲呀!”后面同志也异口同声地喊：“冲呀!”敌人慌了，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八个敌人连忙向后退，我领着班长连水德和他的兄弟，三个人向敌人冲去，追了不到半里地，打伤了敌人的班长。就在这时候，敌人广东军一个连来挽救了这八条狗命。
这时，我们宿营地的部队早由队长、政委带到山顶上去了，我们三个人也安全地回到部队里，两毛钱猪油仍然挂在我的指上。在吃饭时大家都说：“要好好地吃生命油。”政委说：“今天司务长从死里逃生了。”的确，事后我才想刚才真是万分危险哩!敌人疯狂的搜剿，我们游击队的流动性也更加大了，常常在这里打一仗，消灭敌人一部分，缴获几支枪，又立即跳出敌人包围圈去。这天也是为了跳开敌人的圈子而行动，我们在山上整整跑了七八十里，从白土跑到紫金山的一片大竹山里。
海碗粗的毛竹，密密丛丛，竹叶簌簌，荫影蔽天，我们进到竹林中，就像到了另一个安乐世界。这里敌人从来没有来过，就是来也找不到我们，同志们都十分疲劳了，找到了我们原来盖的草棚子。倪支队长说：“今晚不用放哨了。”张政委也说：“同志们今天辛苦了，赶快睡吧!”于是大家就在那垫一尺盖一尺的干草丛里，蒜瓣似的人靠人地睡在了竹林里。夜里微风吹动竹叶嗖嗖发响，远处野山羊不停地叫着，猫头鹰凄长讨厌地啼着，还有我们俗名叫它“包老头子”的也“呼一噜一呼一噜”地难听得像病牛喘气似的鸣着，我们谁都没有看见过这“包老头子”是什么样子。这些声音一开始搅得大家睡不着觉，但毕竟大家疲劳透了，同志们一会儿还在骂着这些声音，一会儿都呼呼入梦了。大家一个挤一个，挤得十分紧密，半夜时分，正是大家睡得甜蜜的时候，我翻了身，觉得有谁的一条大腿架在我的身上，就在这时候，连我有三个人被压着从梦中清醒了，我伸出手去，一摸像铁棍一样的冰冷，但是触到的是软的。仔细一摸，又粗又滑，有洋瓷碗那么粗，不像是谁的大腿，到底是什么东西?再用手一推，那冰冷的东西便蠕蠕地动起来。乖乖!我大吃一惊，不由得大叫：“大蛇，大蛇!”一喊同志们都惊醒了。这一来，这一条大蛇，便从我们十六个人的身上溜了过去，我擦了一支火柴一看，只见到一尺多长的蛇尾巴了。我们虽然南征北战，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但像这样的惊吓，真是平生第一次，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
尽管张政委叫大家再睡，也没有一个敢睡了，大家背靠背地坐到天明。没有东西吃，平时最常见的食物是毛笋干，可是毛笋干没有油盐，一点也吃不下，第一口还勉强可以下咽，吃第二口，喉咙又痒又麻，每个人都用手抓喉咙，打干呕，难受得眼睛里都流下泪来。在这深山丛林里面，常常看见不远处的蒿草在摇动，接着一匹嘴里生着凶猛獠牙的硕大的野猪，从草中探出头来，它看见我们，也不来侵犯我们，转过身去颠着屁股就走了；有时从附近的一个草丛或者石凹子里突然“扑扑扑”飞出一对肥美的山鸡来，飞不远就落到蒿草丛里或者树枝中间去；也常常碰到结实的像黄牛似的野马，高颈的梅花鹿，和两三个一群的野山羊，这些是平时都不容易得到的好肉食，我们却随时可以碰得到，但是我们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它们，因为我们只要一开枪，敌人马上就能找到目标来消灭我们。我们只能在草丛中去寻找吊在藤叶蔓绕在石头上的腊瓜，或在小灌木丛里采摘形似小红枣般的紫色的长耳来充饥。
一九三七年最艰苦危险的一二三月份，艰难地度过了，反动派的一切毒辣手段都用完了，想不出更厉害的办法来，反动派松劲了，情况便有了一些好转，不但可以常常搞到粮食，并且可以搞到盐了，加上暮春和夏天的山上，可吃的东西也多了，随处可以找到青草野果来充饥。天气也暖和了，同志们逐渐有了精神，原先浮肿的情况，逐渐在减退，有的同志脸上可以看到一些血色了。
当然肚子还是饿着的时候多，这样我们又度过了四五六月，而我们的游击支队这时已发展到一百三十一人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党中央的一再警告和全国舆论的谴责下，终于接受和我党一致抗日的谈判，党中央派来了王集成同志和敌人谈判，到六月底，敌人才把封锁在山底下村子里的匪军撤走。就这样，他们还不死心，想出各种鬼花样来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派人来通知，要我们开进城去，我们接受了不久前闽南红三团也是这样被歼的教训，所以拒绝进城。
直等到七月里，我们的闽西政府来了命令，我们才将部队开到白沙西边的山里集中，编为三团。我编在支队司令部警卫连当警卫员，当时游击队里的排级干部，都编在警卫连。有一次我们警卫连挑出我和另外四个同志，去担任警卫邓子恢、谭震林、罗志毅三位首长进龙岩城的任务，上级指定我当组长，我们的任务是防止敌人对我们的首长下毒手，所以我们五个人，各个携带武器分为两组，守在城外南门和西门的路上。我带一个同志守西门外的西桥头，不久从桥的那头来了三个连长一级的白军，他见我身上还是穿着红军的军装就说：“同志!你怎么还穿这个衣裳，我们不是发了衣裳给你们么?”“是发来了，不过你们发来的衣裳，我们还没有把脓血洗干净和破洞补好，所以不能穿。”“我们发来的不是新的么?这一定是你们上级贪污了。”敌人想以此来诬蔑我们。我就答道：“不错，我们知道军部发下来时是新的，但从你们那里领出来却变成伤亡人员穿过的了。”那三个家伙一听，只得夹着尾巴，不声不响地走了。
一九三八年的旧历年，我们住在白土，老百姓挑着许多肉呀、鸡子呀、年糕呀来慰劳我们义勇军，足足挑了六担，那激动人心的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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