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的五伢子，几次要我睡到中间去，我不肯，他就把我的脚夹在他的胳肢窝里取暖。不知哪个人打着哆嗦。 “这时候弄碗热稀饭吃才好哩!”五伢子接过去说：“废话!”可不是废话，不要说热稀饭了，就连冷开水都已经一天没喝到了；连里原来做菜的笋干也在前天当饭吃了；要想挖冬笋，早叫冰雪盖没了，要说连里还有粮食，那就是每人身上保存的辣椒……
天快明时，轮到我上哨了，我冒着风雪从山凹里往上爬，肚子饿得难受，随手从饭包里摸出几只辣椒嚼着。嘴里辣得发热时，抓一把雪吃了，这样垫了垫饥，走起来还有劲些。走到哨位旁边，树上的哨兵陈秋元一下子就从树上滑了下来说：“班长，是你接哨。”我一摸他的手，就像摸在冰块上。我凑到他耳边说：“你快回帐篷里休息。”他把山下敌人的情况向我作了交代，等我爬上树后，他就回帐篷去了。
天大亮，我坐在树权里，透过半山腰的大片竹林顶，往山下的村庄嘹望。村庄上的烟囱里冒着烟，庄里常隐约传来敌兵的吵闹声。“这批可恨的家伙还没走!”我心里帻怒地骂道。
据近日侦察，山下一带驻着保安团一个大队，靠山脚的那个小庄上，驻了一个中队。今年秋天，敌人对武功山区的我军进行了烧山“搜剿”。在这雪飞冰封的严冬，又把萍乡、莲花、安福等县的保安团都开了来，进驻前山四周，团团围困我们。他们到处设哨兵，一发现山上冒烟、冒火光，或雪上有脚印，就出动部队搜山；他们不让一个老百姓上山砍柴，想把我们这支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割断，把我们活活饿死。天逐渐晴了。
雪也不下了。我们一个班靠在帐篷边晒太阳。有一个人抓着痒，轻轻吐了一句：“革命虫(虱子)太多了!”我斜眼望了望陈秋元，这个十八九岁的人，瘦得只剩两只眼睛是胖鼓鼓的，头发从八角帽里挂下来，脸上一块黑一块黄——有好久没洗脸了，他正在用夹衣袖拭着枪面，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一言不发。别的同志，大多锁眉沉默。我们一向这样，在最艰难的时候，总是用沉默来表达我们坚定的意志的。连政委郭孟同志常说：“革命者不向困难低头，我们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大家都想，这样待下去，待到哪天敌人才走呢?我们要是再不想办法，就真像敌人希望的那样——活活饿死在山上了。我虽不是连里的负责人，但我是支部书记，我也有责任积极想办法。可就是想不出。说去攻敌人吧，我们这个连只有两个班，加上连部，总共不过三十六人，子弹又少，而敌人一个据点起码百十人，我们怎么攻得动?说去打土豪吧，山脚下住着敌人，而且山脚下一带村庄的土豪都跑到城里去或是据点里去了……我正在发愁时，郭政委来找我了。刘东生连长有病去“打埋伏”后，郭政委有什么事总是先找我商量的。他把我领到连部帐篷旁边，谈话时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得见。他笑嘻嘻地问我：“你想过法子没有?”“想是想了，就是想不出好办法。”他拍拍我的肩头，说：“我想了一个：只有叫敌人听我们指挥，我们才能解决粮食问题。”“叫敌人听我们指挥?”我惊奇地问。他又笑笑说：“这样，你带三个人去山下摸敌人哨兵，然后向他们拼命打枪，把敌人打出火来，他们一定追你们，一追，你们就边打边退上山，等敌人离开庄子追你们时，我就带部队冲进庄去，搞他们的伙房!”“好!”我兴奋地叫着，心里佩服着郭政委的机智。接着，他交代说：“要严格保守秘密，这计划暂时只能你我知道。”
在这种严酷的斗争中，我们的每个行动都必须严格保密，否则只要稍有不慎，走漏消息，后果就不堪设想，这种血的教训一再发生。我回到班里，陈秋元盯着我问：“郭政委怎么说?”我说：“明天告诉你。”他见我不告诉他，就不愉快地坐在一旁。五伢子把喝剩下来的半碗凉水和几个辣椒给他，说：“聋子，喝点吧!”陈秋元耳朵不大行，绰号叫聋子。他推五伢子的手说：“不吃饿不死我!”当夜两三点钟光景，郭政委把一连人集合在帐篷外。在雪光反照下，郭政委挥着手说：“同志们，为了把革命斗争坚持下去，今夜我们出发去打一个不流血的仗。”大家一阵活跃。“我们的目标是搞粮食，同志们马上准备米袋，见米就扛，可不能怕累!”大家更是活跃，小声嘀咕起来：“就是压扁了，我也要扛它一百斤回来!”
“我用单裤做米袋。”郭政委说：“大家快回棚子准备。”进了帐篷，我对班里同志说：“陈秋元、五伢子跟我走，其余人都听副班长指挥。”副班长彭易生问我：“我单独执行任务，还是跟郭政委走?”“现在你不忙知道，”我说，“停一会儿郭政委会告诉你。”陈秋元在一旁怄气说：“副班长，你干脆别问!”过了一会儿，郭政委把全连集合起来，说：“现在就出发——一班长，你把挂表暂借给三班长彭寿生用。”我接过挂表。郭政委递一把军号给我(我会吹冲锋号)，另外叫一个号兵跟着我，又从别的战士身上抽了二十几发子弹给我。大家好奇地看着郭政委，还不了解郭政委的用意。郭政委拉我进帐篷，划了支洋火，对了对表，整四点。对完表，郭政委嘱咐了我几句，他带着队伍顺山南走，绕到敌人侧翼去。我带着三个人暂时留在原地。我问陈秋元、五伢子：“一人打死敌人一个哨兵有把握吗?”陈秋元一听这话，解起绑腿布来，说：“我绑个活的回来!”我怕他肇事，警告说：“你别胡来!”接着，我交代具体任务：“我们一定要叫敌人听我们的指挥，把它引上山来，腾出地方，好叫郭政委带人去搞它的伙房。”陈秋元一听是这么回事，明白了，情绪也高涨起来。五点整。我们分路下山。我在右，陈秋元在中，五伢子和号兵在左。我们走得很快，也管不得用树枝扫脚印了，反正准备和敌人大干了，郭政委说准备让敌人烧我们山上的棚子。
下到山脚边，天刚蒙蒙亮。我们隐蔽起来，观察敌人位置。在我的正面，有个朝天工事，一个哨兵缩着头，枪搁在工事上头。我躲在树底下，瞄准好了，给了他一枪。哨兵倒下了。我跳上去，首先卸他的子弹袋(子弹是我们的宝)，然后卸他的枪。我把尸体扔到工事外，跳进工事，向庄里射击。差不多和我打枪的同时，五伢子也打了枪。这时就听不见陈秋元打枪，我心里责备他：“这聋子搞什么鬼?”转眼，陈秋元也打了枪。我就从腰里拔出洋号，吹起冲锋号来。号兵也吹起来。我吹一句，打一枪，吹一句，打一枪。庄上的敌人骚动起来，叽哇乱叫：“快架机枪!”“端着打!”我们只管往庄里打枪。敌人知道我们人不会多，就边打枪边冲上来。我们边打边退，也毫不示弱。敌人以为我们是来摸哨的，便穷追上来。我们进树林，他们追进树林，我们到山腰，他们追到山腰，盯得可紧啦，狗日的真像行军一样不落一步!我心里直叫“好”。
抵抗到出太阳，我才想起来看表，因为头次用表，不大会看，看了半天，是八点多了。照郭政委的指示，我们任务完成了。我命令陈秋元等停止射击，拼命爬山，往山北边转移，一下子，敌人就远远掉在我们后边了，我们在山头上看到我们的三间帐篷在起火。翻过山顶已中午了，郭政委派人来联络，说全连已胜利完成任务。这时，我才喘了一口气，问陈秋元：“一开始你为什么迟迟不打枪?”他笑着说：“我上去的工夫，那哨兵在柿子树底下打瞌睡，我合不得子弹，就想用刀，我掏出绑腿布往他脖子上一套，勒紧扣在树上，他叫不出声音来，我怕他没死，捅了他几刺刀。没想到，这么一绑，他身上的子弹袋就解不下来了，我好容易掏出几排子弹来，又想在他身上找点东西吃，可是你打枪了，我只好也打起枪来。”
我听了，很是高兴。号兵怕陈秋元吹牛皮，特地拿过他的刺刀看了看，刺刀上确有血迹。联络的那位同志，带我们到预定地点去集合。一到那里，郭政委和同志们就迎上来，大家笑得嘴都歪了。我往树底下一望，嗬，横一袋竖一袋的粮食，有一只袋子是用裤子做的，装满米像个大元宝。副班长彭易生和别的战士拿来一饭包半生不熟的米饭，饭里还夹了些菜。陈秋元抓起一把饭，就往嘴里填，吃得又呛又噎。我不像他这样慌，慢慢吃着，听副班长谈：“你们几个人把敌人引上山，我们就呼一下冲进庄，扑到伙房里，先找米后找饭，菜锅里菜也叫我们倒了来。八九个伙夫，吓得躲在角落里，光磕头。“任务完成——搞到粮食，郭政委又叫我们三班五个战士伏在敌人的退路边，估计敌人会回来，给他们一个有力的杀伤，果真有敌人回来吃饭，我们几个排枪，打倒他十几个。“我们顺利撤回，没一人负伤，没掉一根汗毛。
郭政委把俘虏来的伙夫集合起来，上好小课，在路上就放他们回去了。”副班长在说这些时，陈秋元猛吃饭，加上耳朵听不清，他请副班长重说了一遍。陈秋元听完，拍着腿说：“操他奶奶，这回算痛快!”郭政委笑着问我们：“同志们，敌人听我们指挥了吧?”大家“哗”一声笑了。笑声里有着胜利的骄傲，有着坚定游击战争的信心，有着对郭政委的尊敬……“准备转移!”郭政委下了命令。我们争先扛起粮食，又向新地区转移。现在我们肩上有了这么多粮食，天塌下来也不怕!武功山的密林里，积雪已有融化的迹象。我们知道，严冬将要过去，春天离我们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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