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游击队里有好几个女同志，我至今还记得那三个福建女同志。那时候，我们同伴间很爱开玩笑，喜欢给别人取绰号，久而久之，我们把真姓名反而忘了，而绰号却深深地烙在记忆里。
这三个福建女同志中，一个我们叫她“慢嫂”，因为她的言谈举止都是慢吞吞的，端庄稳重，我们老嫌她动作太慢，所以给她取了这个诨名。慢嫂年龄最大，已有三十多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她懂得哪些野菜可以吃，哪些野菜有毒，我们没有医务人员，她知道好些土方法给伤病员治疗；另一个叫“土勾子”，人长得粗手大脚，浓眉大眼，性子暴躁刚强；还有一个我们叫她“二百五”，是我们女同志中最年轻的一个，还只二十岁光景，她永远像波浪似的顽皮、不平静，不是跳就是笑，不是笑就是喳喳地乱扯淡，她有些憨里憨气，不管该说不该说的，不分轻重，到她嘴里是“一律平等”，所以大家给了她这个有些不尊敬又带些亲昵味道的绰号。
我们这些女同志主要做些民运工作，向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红军的纪律，做饭、补衣服、照料伤病员。每当天擦黑，男同志们常常出去打游击，把我们留在荒山野林里，深夜的大山上，狼嚎虫鸣，森林呼啦呼啦地叫啸，峥嵘的岩石背后，看来总好像潜藏着什么怪物。有时从男同志们出发的方向传来了枪声，我们就提心吊胆地守候着他们出击归来，总担心他们不要出什么意外，这时刻的每一分钟都是火烧火燎，难挨难受的。我们头碰头地躺在厚厚的干草上，漫淡着各自的身世，各自的家乡，各自的理想，“二百五”有时低声唱起闽西山歌，来消磨漫漫长夜。
三五年的春天，我怀了孕，肚子慢慢大起来了，慢慢感觉到小生命的蠕动了。“二百五”陕乐得天天逗我：“好啊，游击队的大喜事呀，生出个小红军来打土豪!”说真的，我自己也感到欣喜，我，将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
这孩子生在艰难的时代，生在革命的烈火中，生在红色游击队里，他也将受到革命烈火的冶炼，在革命队伍中长大成人!可是，我又不能不怀着沉重的心事：不要说生孩子原本是“一只脚伸在棺材里”，何况在这荒山野林，既没有吃，没有住，更没有医生。肚子大了，笨重得走路都困难，我又是一双放大的半小脚，这十个月里怎么跟随游击队天天翻山越岭，不分黑天白夜地转移呢?孩子生下来之后又怎么办呢?同志们也一面为我喜，一面为我忧，领导上曾经考虑过把我放在老百姓家里打埋伏，可是，斗争这样尖锐，这样紧张，反动派搜查得这么严，领导上是为我好，但反而可能更不安全。我不愿意，表示就是死我也要跟着游击队。
度过了炎热的夏天，秋意日益浓了，树木落叶了，野草枯黄了，我的肚子愈来愈大，大得异乎寻常。慢嫂估计我是双胎，“二百五”笑我捧着个五十斤重的大南瓜。
到秋尽冬来，西北风一阵紧一阵的时候，我眼看离分娩不过一两个月了，而白军的搜山清剿却一天紧似一天。白军到处在放火烧山，浓烟烈火遮蔽了半片天空，好几次我们冒着毂繇全集大火冲出包围。那时候，不要说是大路，就是山上的羊肠小道我们也不走，怕留F痕迹被白军发现，我们只有爬上悬崖绝壁，劈开重重荆棘，深入最荒僻的山林，我们常常三天五天吃不到一口东西，有时就连一口水也难得到。在这样困难的日子里，如果没有党和同志们的革命友谊的温暖和鼓舞，没有他们的爱护帮助，像我这样一个即将分娩的人能够坚持下来是很难设想的。行军的一路上，同志们扶着我，搀着我，从自己嘴里省下一点食物给我吃；慢嫂她们时刻在安慰我，代替我的工作，教我一些生活常识，叫我不要害怕；“二百五”常常陪伴在我的身旁，她很爱孩子，计划着孩子生下来之后，在这大山上怎样养活他，行军的时候怎样携带他，取个什么好听的名字，她还天真烂漫地梦想着自己将来有孩子以后会怎么样。不，“二百五”并不傻，我们不应该这样称呼她!虽然环境这样艰难，这样险恶，她却乐观地向往着美好的明天，向往着自己的孩子!是的，我们有权利做母亲!我们的艰苦斗争也正是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幸福生活啊!可是，反动派却想连根消灭我们。就在我即将分娩的时刻，我们又被白军包围了。
那一夜天色漆黑，冷得牙齿格格响，突围路上，一个不小心，我猛地跌入山涧，肚子疼得使我昏厥过去。同志们把我拉上来后，我又咬紧牙关跟着部队快走。到天明，我们爬上了另一座高山，山上只有一所孤零零的草屋，旁边有一间堆柴草用的草棚。这时候，我不行了，心里知道那个时刻来临了，我肚子痛得寸步难移，胎衣破了，一见有这么一个可以藏身的破草棚，便不顾一切地钻了进去。白军又像群恶狗似的围了上来，游击队不得不和他们接上了火。慢嫂她们望着我，急得直跺脚。枪声在四处乱响，半山腰里遍地是白军亮晃晃的刺刀。“走，你们快走!不要管我!”我再三央求她们，她们才噙着泪花离开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额上冒出冷汗，扛起一根粗木头，把倾塌了的门撑死。不一会儿，就听到白军在门外嚎叫着冲过。晌午，我的第一个女儿出了世。有什么法子呢?我已经五六天没有吃一口东西了，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滴奶水来，天气这样冷，山顶的风刀一般地割人，我身上只有一件破夹袄，再没有一条布片可以遮盖她，这个不足月的婴孩赤裸裸地躺在冰凉的土地上，有气无力地哇哇哭着，一声声利刃似的刺进我的心——一个母亲的心!就这样在这灾难重重的土地上，她只活了半天就夭折了。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后，我的肚子还是很大很痛，血还是不断地流出来，同志们不知到哪里去了，山上山下只听见白军的吆喝声。到了晚上，冷风从破洞里刮进来，只有点点星光和我做伴。
迷迷糊糊地过完了一夜，第二天，草屋的主人、一个六十多岁的孤老太婆回来了，看见我这个样子，她先是很吃惊，很快她便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不住地摇头、叹气，她告诉我，她看见我们几个女同志被白军捉去了。听到这消息，我难过得想哭，慢嫂她们将遭到比我更残酷的折磨，难道我们就这样永别了吗?再不能在一起了吗?老婆婆是个叫化子，穷得什么也没有，老态龙钟的，怎么能够帮助我呢?又挨过了漫长的一天一夜，到第三天太阳升到山脊的时候，第二个女儿才生出来。她已经死了，大概是那天晚上我跌入山涧时她被跌死的。一分钟也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不管怎样的艰难困苦，怎样的虚弱无力，我得找到我的丈夫、我的同志们，回到游击队，向反动派讨回这笔血债!第二个孩子一生下，我就挣扎着爬起来，揩净淤血，抱起两个被反动派剥夺了生命的女儿，跨出草棚，一步挨一步地往前走。搜山的白军已经缩回据点去了。
这一天风和日丽，四周静悄悄的，经过几天的惊险，此刻显得分外恬静。我好容易下了山，在山脚处挑了个干燥的地方，折根树干掘了个洞，埋葬了两个女儿。我的泪水拌和着泥土给她们堆了个小小的坟包。翻过了一个山冈，涉过一条河流，终于碰见了我的丈夫和同志们，他们也正在找寻我。一见面，我忍不住心头的酸痛，难过得哭了。同志们纷纷安慰我，很快，我们又踏进密林，开始迎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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