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一九三四年初夏的战场上。那时，我在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特务营一连当连长。我们部队从安徽出发去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在河南省的老河口被敌人堵住了去路，敌人出动了四个团，想把我们消灭在这个山上。
枪打响了。我军阵地上一个二百米高的右翼山头，被敌人一个营占去了，这对我正面出击的部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师政委方永乐同志命令我连强攻这个山头。我带了全连猛扑了三次，伤亡了二十余个人，山头仍未得手。我火了，正要组织部队进行第四次冲锋时，在我后面有人喊道：“捉住一个敌探!”我回头一看，见一班战士小李押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快步向我走来。老头站在我的面前，气喘喘地向我解释，他是到城里去卖柴的，被敌人捉去了强迫带路，到了山上逃出来的。
毫无证明，又是在打仗的节骨眼儿上，谁相信呢?我愤怒地说：“把他枪毙!”他听了大叫：“我不是敌探!是打花鼓的，叫张志宏!”“卖柴?打花鼓?”话不对头，更增加了我的疑心。“一定不是好人。”我得出结论后，就叫小李把他押送到师部去。第四次冲击，我们把山头上的敌人打垮了。我到了山顶，见一个敌指挥官胸前挂着望远镜，手里拿着短枪，正在指手画脚地布置部队掩护他撤退。我箭步飞跃到离他五十步外的一个石堆旁，从石缝里射出了一枪，他倒下了，但没有死，反把身旁的一挺机枪，夹在右腿胯里，一蹲一步地企图逃跑，我扑上去，一把抓住了他的机枪筒，他随手掏出手枪向我射击，这时，恰巧我后面的一个战士上来，给他补了一枪，他不动了，我却被另一股掩护逃跑的敌人一夹子机枪弹扫来，两腿一麻，以后，战场上的事就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时，太阳已下山。四周静悄悄的，没有枪声，也没有冲锋的喊杀声，却睡在一个山谷里。“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坐起来看个清楚，两腿却不听指挥。我清楚了，我的两只脚踝子被敌人的机枪弹穿了洞，动不了了。这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看护员张英向我快步走来。“连长，我们胜利了，四个团的敌人被消灭一半。”她满脸笑容地向我报告这次战果。“我们部队呢?”“已转移了。”
“这是什么地方?”“离战场五里路的包扎所。”“我怎么在这里呢?”她还没有回答我的话，一个老大爷跑来对我说：“在师部听小李说你是连长，我在挖土埋葬牺牲同志的时候，见你嘴唇微微在动，就把你从泥坑里抱出来，背到这里急救了。”“他还背来了其他好几个同志呢!”张英又补充道。“啊?是你!打花鼓的张志宏老大爷?”我说完了这句话，脸上感到热辣辣的烫。他点点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这里不是安全的地方，明天敌人要来搜山的。”他说着，就拿了带来的门板、绳索，和张英两人把我抬走了。
为了防止敌人搜山，这次战斗负伤的伤员，都分散着打埋伏去了，他们把我抬到离开战场东北十二里的一个山洼子里，这里看不到一个老乡，也不长一粒庄稼，只有一片丛生的树林和野草。我的“病房”，上面是以青藤和乱草盘牢在树枝上而形成的一个帐篷，下面全部铺的是腐草。这里十分隐蔽，尽管敌人天天搜山，我一个人却在这里安全地住了八十三天。住在这里多不习惯啊!在部队里，虽然天天行军打仗，但住的是大庄子。战士们和群众有说有笑，老百姓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忙完了，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晚上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更讨厌的是，夏天多雨，“病房”里有时几天没有一寸干地方，我的伤重，腿不能动。敌人搜山时，“病房”里有了水，我就整个身子睡在水里，甚至连伤口都浸着水。山里的苍蝇和蚊子又特别多，无医无药，是用树叶当纱布，肥皂水洗伤口，被苍蝇和蚊子叮过的伤口，红一块紫一块地溃烂了。
每当我厌恶这种生活和被伤痛折磨而感到烦恼时，张大爷总是伏在我的身旁安慰我。我每次大小便，他都抱着我，然后给我把屎尿倒掉；我每一顿吃的饭，都是他煮熟了送来。他的事也和我讲了许多：五年前，他住在平原地，儿子种田，他靠打花鼓生活。后来家乡闹起了农运，打土豪分田地，等红军走后，民团把他们的村庄烧掉，儿子和庄上的许多人被民团捉去后，以十二人为一捆，把身子埋在泥里，露在泥外的头，全被用耕地的犁头耕掉，他因在村外打花鼓而幸免一死。经这一吓，就把老伴带了逃到山里来住，转为砍柴度日。他为了照顾我的寂寞，有时晚上也睡在我的“病房”里，并教会了我许多打花鼓的调儿。
一天夜里，突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大汉向我们病房扑来，我连忙从腰里拔出手枪，但一看却是我的父亲。他捧住了我的头，微笑地说：“家帜!我活着!”我正要抱住他，可是不见了，我出了一身冷汗，醒了。抬头一看，一轮明月吊在天空，月光从帐篷的空隙里照在张大爷的脸上，身上……是张大爷，他睡得正甜。是的，他累了，快天亮前的几小时，没有蚊子，是睡觉最安全的时刻。
我没有惊动他，但这一梦我却睡不着了，想到了过去，想到了父亲的死。：父亲是安徽金寨的一个苏维埃乡主席，一九二八年春天，被当地的土豪胡汉南勾结反动民团活活吊死了。死时，他被吊在一个祠堂的正梁上整整三天，敌人想从他的嘴里吐出更多的共产党员和全乡的组织情况，可是他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哑巴，一句话都不说。敌人更毒的是要斩草除根，把先抓去的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杀了。我和母亲以及一个大妹妹幸得有亲邻凑了二十担大米，才被保出来脱了险。每当我想到爸爸被吊在梁上的情形，就心如刀割，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大喊起来：“爸爸!”
“蔡连长!你怎么啦?”张大爷吃惊似的忽地坐起来，向我问道。我懊恨自己，不该惊醒了他。在他再三的追问之下，我把梦见父亲和父亲死的往事讲了一遍。“你父亲没有死，他活在人们心里，永远活着。”在月光里，我看到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射出愤怒的火花。我侧身倒在他的怀里，哭着说：“我的爸爸，张大爷，你就是我的爸爸……”我的伤口终于好了。张大爷也轻松了许多。他有好几天没有到我这里来了，只叫他老伴来送饭，我想到他家去告别，准备找部队去，这天就起了个大早。
天仍是黑乌乌的，我就朝他家里走去。他的家是在我“病房”东面一里路的一个山腰上，我却从没有去过。走时，我想了很久，用什么东西给“爸爸”作为临别纪念呢?我撕了一块绑腿布，用嘴咬破指头，写下：“恩同海深，永记肺腑”八个字。我悄悄地走到他家门口时，屋里没有点灯，但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张大爷，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开始我没有听清，后来渐渐听清楚了：“咚咚咚，中央军真真凶，扫得红军无影踪……”还有他老伴的声音，“捉到一个红军干部，还赏二十元呢!……”
怎么?要出卖我啦?我心里先这样想，继而又转念想：“不会的，绝不可能。”可如今形势这么险恶，谁又能完全相信别人不会……于是我身子一转，向后?留了。由于慌忙，走到场心，我被一堆乱放的树枝绊了一跤。大概张大爷听到声音，就开门低声问：“谁呀!”我爬起来还是溜，他追来了。“哎呀!家帜，是你呀!快到屋子里坐。”“我见你们还没起床，所以回病房里去。”“今天你怎么起这样早?”“我想今天走，去找部队去。”“走?我也这样想。可昨天我卖柴从城里回来，听说一群白军，在山里拦到了南面五里路庄上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她帮助伤员送饭，见到白军来了，就把饭分成两团，放在胸部假做奶子来掩饰。结果被他们发现了，把她捉去，奸污后枪杀了。所以这两天，敌人搜山一定会比以前更紧!”他一面说，一面把我拉进他的屋里。
这时，东方鲜红的太阳光，从窗口射到我的身上，觉得浑身温暖。他老伴见我进屋，就说：“今早五更里屋顶上有喜鹊叫，我对你张大爷说，今天我家里一定有喜，果然是你来了。”张大爷说：“我编了一个小调儿作纪念，送你的行。”说着，他就拿起花鼓，唱起了小调，并说：“你学着唱下来，过两天碰到白军，你这样唱，就能避过他们的盘问。”我在大爷家吃了早饭，拿出了我的纪念品，跟大爷学会了花鼓小调。
又过了几天，我按大爷教我的法子，背起了张大爷的花鼓，一连通过了敌人好几道封锁线，向东南跑了一百八十里，终于找回了部队，从此我又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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