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山东省沂南县大保护庄，那是“五山四水一分地”的穷地方，祖父、父亲和我三代都讨过饭。7岁那年，随父母闯过关东。天下之大，竟容不了我们勤劳肯干的一家，又被迫返回沂蒙山区。15岁起，给地主放过牛、打短工、做长工，总也闯不出贫穷的圈子。
1940年年初的一天下午，村里来了4个陌生人，两个穿便衣，两个穿灰色军装，左臂别着“八路军”的臂章。一进村，就有不少入围着问长问短，我也挤入了围观的行列。第一次听到一位八路军讲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队伍。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是打日本鬼子的。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国，到处烧杀、抢劫、奸淫。咱们老百姓要组织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才能过安稳的日子。我们是毛泽东派来的，毛泽东是我们共产党的主席。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主席。”接着他又说：“今天我们先来这里，大部队还在后面，以后还有许多干部和八路军要来。咱们都是一家人，大军来了以后，将来还要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小组，大家共同抗战打小日本……。”虽然，我们听了些从未听到过的新名词，一时也不大清楚，但都听懂了共产党的部队是要打日本的。大家都听得入了神，不时称赞、不时欢笑。我们这一班穷苦人更是兴奋，在议论着。“这一下可好了，咱们有了靠山了。”这一夜，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回味着八路军和蔼地和乡亲们谈话的情景。
第二天，大部队在村西出现了，他们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歌曲，接着又响起来宏亮的“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歌声，又唱起了“吃的是烧饼，铺的是干草，千辛万苦慢慢地熬，幸福一定会来到……，”不久，我才知道这叫《艰苦奋斗歌》。这支队伍就在我庄住下了。
六、七月间，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报社、医院和中共党校先后住在我们附近的村里。这一带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革命根据地大后方。一进入驻地，宣传队就开展宣传活动，讲共产党的主张，讲抗战、打日本、救中国的革命道理。战士和贫穷的劳苦大众关系日益密切，我和部队同志的感情亦更加深厚了。经常给八路军送给养、送干草、带路、站岗放哨，从未感到累和苦，能为自己的队伍干点事感到光荣。
八月里，有一天南沂蒙来了一个个子不大，一脸络腮胡子，象是知识份子的同志住到我家，他是沂南县县委书记李铎同志。一住下，就和我父亲谈开了，问我家有多少田地？生活怎么样？他平易近人，说话句句在理，对我们如同自家人，经常和我聊天，给我讲了不少道理。与他接触后，我产生了想方设法要参加共产党，跟党闹革命的强烈愿望。从此，日夜地想，上那里去参加，找谁呢？经过了几天考虑，终于鼓起勇气去找我的叔辈，先找张大吉，再找孟宪美，他俩平时是我信赖的人，因为他们思想进步，工作积极，革命道理懂得多，而且较多接近八路军的同志。
有一天晚上，我问张大吉；“大叔，共产党对穷人这么好，人家说咱村里也有共产党，我们参加行不行?"张大吉很严肃地说：“这可不好讲，叫敌人听到可不得了。”他又说： “你要好好地工作，支援前线，给八路军抬担架、送给养、带路、站岗。革命工作咱们穷人不干叫谁干？住在你家的李同志，不是和你说得很多吗？”我说：“是的，他讲得很好，我们一家都很愿意和他接近。”张嘱咐我说：“他是代表咱穷人说话办事的，听他的，照他讲的去做不会错。"(事后得知，张大吉是村的党支部书记)从此，我思想上有了一个指路明灯，就更努力工作，积极学习，主动参加夜校学文化，学唱歌，参加站岗放哨，给部队抬伤员，送情报等。
1941年6月，张大吉、孟宪美找我谈话，叫我当游击队小组长，不久，又叫我当剧团团长。叫我带领游击小组去岸堤区、中谷村、大苗山打顽固派。此后，乡里、区里开会，也叫我去参加。就在这一个月的下旬，张大吉、孟宪美介绍我入了党。6月24日晚上8点钟，在本村前面的西庙里正式举行入党仪式，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时刻，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我严格要求自己，实现在镰刀斧头党旗下的宣誓：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忠于党，忠于领袖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入党不久，支部叫我担任党小组长，五天过一次组织生活，半月上一次党课。要求是严格的，出外要请假，无故不参加一次小组会要批评。小组会上，一是汇报自己的思想；二是汇报群众的反映、意见和要求；三是汇报剥削阶级和破坏份子的活动情况；最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十二月间，分区委书记李开禄给我们上党课，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任务。接着又调我到县委党校学习，，系统地学习了共产主义的初步理论，使我们懂得了穷人为什么会苦、受压迫，明白了自己长期受苦受难的根源，有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学习回来不久，在一个雪花纷飞，天寒地冻的下午，接到了常山分区委调我到区委工作的通知，我既兴奋又有很多顾虑。兴奋的是我已成为一名干部，从此可以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更多的工作；顾虑自己从小要饭、放牛、做长工的人，参加革命时间短，上区里当干部能不能干好？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认识到这是党对我最大的信任和培养。为了革命，我当尽力去干。于是向支部交待了工作。虽然眼见着患病巳久，面容十分憔悴的母亲，但仍离开了她。我从来未和母亲离别过，一旦分离，心中一阵难受。敬爱的母亲知道我调区当干部即将别离的情况，她老人家鼓励我，要我永远跟党走，听党的话。我便离开了家，到常山去。
到常山分区委，书记李开禄、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张奇同志热情地和我谈话。我离开了小家到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组织上分配我任组织干事。书记李开禄和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张奇同时要我在管好基层支部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的同时更需抓紧学文化。他俩谆谆教导我说：“革命需要文化，没有文化不能看书看文件，听报告记不下来，做组织工作连介绍信也不会开，那怎么成，希望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化。”张奇同志经常教我学文化、学政治、在他的热情教育帮助下，我白天学、晚上学、一有空就学，用铅笔写在本子上，休息时用草杆在地上划，晚上睡觉用手指在肚皮上划，开会休息时，人家休息，我就学写字，问一个字就写在手心里，回家再写在本子上。日积月累，几个月以后，就会开组织介绍信了。有了收获，学文化的积极性更高了。
后来，组织上提拔我担任分区委组织委员兼青年主任，分区委副书记，担子更重了，更感到学习的重要。（（鲁中大众报》成为每天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县里发下的《党的基础知识》、《介绍陕西劳动模范》等小册子，是我学政治、学文化的好课本，常带在身边，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不耻下问，因此，多次被评为学习，工作积极分子，受到表扬和奖励。这一切，为我后来的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刘敬宗，曾任原中共余杭县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