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大厦将倾，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进军大江南，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作好南下的思想准备。当时，我任山东沂南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命我具体负责搞好人员方案，交县委讨论决定，以便随时待命出发。
1949年2月16日，南下人员在县委驻地远里村集中，有干部八十余人，加上勤工共一百多人，进行动员、学习、编组、列队。20日起程南下，队伍晓行夜宿，三天后到达地委驻地新太县南新庄。地委书记董琰同志给大家作了动员报告，并宣布沂南县南下人员编为第三中队。队委书记魏鋻清、队长袁浩、宣传委员李茂生、民运委员刘泽明，我任组织委员，下设班、组。我们28日下午到达临城，在后宫庙休整了一个多月。3月31日早晨六时，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长距离连续行军。全体同志，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疲劳的精神，每天步行五六十华里，途经徐州、新安镇、扬州等地，于4月30日下午三时半到达长江渡口。
当时，长江南岸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作垂死挣扎，猖撅的敌机不时在上空盘旋侦察，窥探我们队伍的动向和行踪，形势还十分险恶。但是，敌人再猖狂，也阻止不了我们.渡江南下的决心，动摇不了我们解放大江南的信心。一声令下，同志们个个如猛虎离山，勇往直前，发扬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以排山倒海之势，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小时之内，胜利渡过了号称“天险”的长江。
到达镇江码头，已是黄昏时分。当时镇江还处在军管时期，情况复杂，不宜久留，登岸以后，我们“人不离鞍，马不停蹄”，继续开始夜行军。可是天不作美，到了晚上八点钟，开始下起雨来，雨由小到大，越下越大，直到倾盆大雨，下个不停。黄泥路又滑又粘，步履艰难，行李越背越重，人困马乏，离驻地还有四十余里。这时，大家心里却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尽快解放江南的苦难人民群众，再困再乏也要走。时间就是命令，前进就是胜利，大家的情绪反而更加高涨。同志们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分秒必争地冒雨急速行军。书记魏缄清同志人矮体胖，他用上了所有的力气，不但自背行李，还帮助别人拿东西，业且边走边给大家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故事，鼓励大家的情绪。有三个女同志，虽然累得精疲力尽，还是不甘心落后，男同志想帮助她们拿东西，她们却拒绝说“你们男同志能走，我们也能走，保证不掉队。”还调皮地对我说:“老刘，你放心吧!我们不会给你这个管干部的丢脸。”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大家以顽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重重困难，斗志昂扬地向前迈进。
快到驻地的时候，打前站的同志前来报告:饭已准备好了!大家一听高兴极了。一夜来顶风冒雨，长途跋涉，已累得腰酸背痛奋又饥又渴，正想喝点水吃点饭，休息休息呀军虽然那时粮食紧张，一天只吃两顿饭，这顿饭还是吃得香甜可口，胜似山珍海味。
饭后，稍事休息，继续行军前进，路经丹阳、苏州、吴兴，然后乘船沿运河南下。中队负责人魏鋻清、袁浩、李茂生、刘泽明和我分别与同志们一起背纤拉船，昼夜兼程，终于5月11日到达杭州。在拱宸桥休整了五天，通过学习、整顿、编组后，省委分配我们去接管余杭县。我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这次南下，历时三个月，徒步三千余里，回顾四十年前的往事，仍令我激动，难忘。
1949年5月16日，我们接管了余杭县，宣告国民党统治的结束和人民政权的诞生。告示一贴出，全城沸腾，“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政府”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给了我们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但是，政权初设，百废待兴。加以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困难重重。特别是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灭亡，土匪、恶霸互相勾结，公开与新生政权相对抗。疯狂叫嚣要“消灭山东佬，蒋介石八月半回来吃月饼。”他们身带武器，气势汹汹到处逼款派粮，抢劫民财，威胁群众，气焰十分嚣张，形势险恶严峻，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
余杭县委和全体南下干部，面对险恶的形势，大家立场坚定，不怕困难和牺牲，依靠群众，团结战斗，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历时数月的剿匪反霸斗争。
首先，根据斗争需要，经临安地委批准，在全县建立了在城、闲林、仓前、黄湖、紫荆、径山、仁爱7个区和43个乡(镇)。落实人员，作好组织准备，拉开了斗争的序幕。
1949年7月15日，县委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布置剿匪反霸任务扩会议结束那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天雨，我在县政府门口碰到西社乡指导员王守存同志和乡长沈化贞同志正整装回乡，我对他们说:“天气不好，路也不好走，不妨再留宿一夜，明天回去吧。”他俩说:“为了及早召开会议，把任务贯彻下去，必须在今天赶回去。”临走时，我叮嘱他们“情况复杂，路上千万小心。”就这样，他俩急急上路，冒雨回乡去了。
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王、沈两同志遭到了匪徒的枪杀。县委获悉这一噩耗后，书记魏鉴清、县长袁浩立即率领机关干部奔赴现场，当我们乘的两条小船飞速到达乡政府时，只见王、沈两同志倒在血泊之中，沈化贞同志已经咽气，王守存同志一息尚存。在场同志义愤填膺，当即用小船将他们运回县里，把沈化贞同志的遗体送到四明会馆，把王守存同志送往医院抢救。那时我正患疟疾，发高烧。高振松同志扶着我去医院探望时，王守存同志气息微弱地对我说:“刘同志，我不行了，你们要为我报仇。”说完就咽气了。当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第二天，县委在四明会馆举行了追悼会，县委书记、县长、青年主任、妇联主任和机关千部都参加了。追悼会由县长袁浩主持，我代表县委致悼词，到会同志都为这两位优秀共产党员被害而流泪，决心化悲痛为力量，要为烈士报仇雪恨。
时隔不久，我们得到这股土匪在仓前区活动的情报，宣传部长李茂生同志亲自带领干部战士前去围剿，武装科长郑清友同志和区委书记王延全同志怀着满腔仇恨奋勇杀敌，亲手击毙了杀害王、沈两同志的主要凶手，洗雪了大家心头之恨，告慰了烈士在天之灵。
七月下旬，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各区乡政府只留下一、二个人看家，其余都到县里参加会议。闲林区公所留下了公安员周光信和妇女干部盛英芳。就在那天下午四点左右，数十名匪徒突然包围了区公所，一面开枪袭击，一面狂妄叫嚷要革命干部缴械投降。周光信叫盛英芳离开区里去县里报告，在这危急时刻，周光信同志沉着冷静，坚决果敢，与土匪进行英勇战斗，腿部受了重伤，还是竭尽全力，最后用枪榴弹射向敌群，轰然一声，炸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逃窜。
我们闻讯后，立即组织武装力量，出动两辆汽车赶去救援。待我们到达时，敌人已逃之夭夭，并抢走了十四支步枪，但也找不到周光信同志，经四处搜寻，第二天发现他负伤后隐蔽在麦地里，我们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在这场生死搏斗中，周光信同志显示了无产阶级战士英勇无敌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深为同志们所敬佩，盛英芳同志年令虽小，但也经受了一次考验，其表现是好的。这一伙袭击我区公所的匪徒，后来被群众一一揭发出来，经过调查审讯，分别罪恶大小，给予应得的惩处，被抢的十四支步枪也全部缴回。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仓前区和长乐、石漱、吴山、石鸽、中洪等乡，是全县土匪一活动猖撅的地方。仓前沈家头村土匪头目余富喜和吴山乡匪首吴X、牛二等，勾结一起，敲榨勒索，鱼肉乡邻，抢杀好淫，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他们公开扬言要消灭山东佬，把南下干部赶回山东去，他们威胁积极分子不要靠拢我们，余富喜几次企图杀害我农村工作组同志。长乐乡的匪徒深夜荷枪实弹，在我乡公所驻地游弋，企图袭击乡公所，慑于我有所准备，才不敢下手。石獭乡的匪徒在晚上二次用石头砸区公所的大门，当区委书记持枪追出时，却又逃之夭夭。后来，匪徒们打听到王佃伦同志是武装干部出身，打仗勇敢不怕死，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尽管这些匪徒一时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但终究是日落西山大势已去，充其量不过是回光返照，垂死挣扎罢了!我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军民团结，并肩战斗，四处出击，反复清剿，仅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击毙了一批，俘获判处了一批，被群众揭发出来抓获镇压了一批，也有个别的逃在外地。到1949年末，肃清了全县匪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