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所在的红军老五团，是江西泰和和永阳游击队编成的，当时留在湘赣苏区的武装力量约有三千余人共有五个独立团，加上遂川、万安、泰苫成立后任山东名；壶在湘赣苏区的武装力量约有三千余人共有五个独立团，加上遂川、万安、泰和、永新、莲花、酃县等地的游击队，总共约五千人左右。由于形势日益严峻，省委决定部队向武功山突围转移。部队从永新县的牛田经天河、梅花山、安福、莲花县边界向武功山地区进发。
在进入武功山区的途中，又遇到一支从中央根据地突围出来的江西一个分区的机关和部队，约一百人，随即，部队进行了合编。经过几夜的行军，最后到达了武功山的鼻上村与莲花县路口区的党组织及红三团会合了，省委驻武功山，领导整个边区的武装斗争。原省保卫局长刘发云调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谭汤池同志接任省保卫局局长，我被调去给局长谭汤池当警卫员。
为了消灭我们这支红色武装，国民党反动派用尽了毒辣手段，他们挖空心思，对苏区军民血腥镇压。莲花县伪保安团反动头子贺元益因抓不到共产党员贺志明，便将他的亲属六人全部杀害；永新县上埠村雇农贺香益只因不肯给反动派带路。被敌人活活地割断脚筋，残酷地折磨死了。湘赣边区有无数的群众因“通匪”、“窝匪”、“顽固不化”、“知情不报”等罪名而惨遭杀害。更恶毒的是搞“连坐法”。所谓“连坐法”，就是要群众互相保证“不藏匪”、“不济匪”，如果一家“济匪、藏匪”不报，十家全被杀光。在莲花县的良坊陇上村，因为游击队经常出入，村中有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游击队，抓不到共产党员，竟将全村七十六户人家的四十八栋房屋全部焚为灰烬，财产被抢掠一空。
敌人在政治上的“瓦解、隔离”、军事上的“围剿、清乡”、经济上的严密封锁，给我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白军力量超过我军数十倍的悬殊情况下，湘赣边区大部分失守了。原来连成一片的根据地，被分割成十几小块，上下左右无法联系。从此，残酷的斗争一个紧接着一个到来了。
红六军团离开边区时，党政军各级组织较健全。省委领导有：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湘赣边区军政委员会主席谭余保，省政治保卫局长刘发云，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尽管武功山区游击条件很好，但是由于当时的省委书记陈洪时执行王明“左”倾路线，采取“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错误方针，硬把部队集中起来白天公开行动，死打硬拼，四处烧碉堡，打民团，贴标语，搞宣传，扩大红军，突击征粮；再加上我们缺乏经验，没有迅速把干部，部队分散，很快被敌人疯狂地咬住了我们。
我们又集中红五团、红三团约二千人左右的兵力，和敌人死打硬拼，浴血苦战。结果，在虎头岭打了一仗，虽然消灭了敌人一个营，但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同志不幸身负重伤，送至后方医院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在那时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没有后方机关，兵源无法补充，俘虏一个也不敢收留，部队是打一个少一个，战斗力是大大削减。
一九三五年三月，陈洪时匆忙带领红五团、红三团和莲安萍特委、军分区离开武功山，向茶攸莲地区棋盘山转移。那时，我们白天要和敌人拼，晚上还要行军，真是疲劳到了极点。到达棋盘山，省委又遭到敌人突然袭击，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损失了，因而与中央和六军团也失去了联系。这时省委召开了常委会，决定缩小目标，分散活动。
红五团向茶陵方向行动，红三团回武功山，省委和莲安萍特委、军分区向太平山转移。接着，在湘南坚持斗争的蔡会文、方维夏同志派来一支小部队与我们联系，省委又命令到达茶陵的红五团向湘南运动。
由于敌情紧张，斗争艰苦，党和军队中有个别意志薄弱的人被敌人引诱出去，敌人用尽各种办法，强迫、利诱这些人自首叛变，回过头来破坏我们的队伍等。为了瓦解我们的部队，敌人还胁迫红军家属到山区来喊他们的子弟回去。在革命处于低潮的险恶环境中，省委书记、军区政委陈洪时思想动摇，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带领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队员约二十余人，可耻地投降了敌人。陈洪时叛变后，从敌人那里捞到一个“招募专员”的职务，他带领敌人到太平山地区疯狂搜山达六个月之久，破坏党的组织，捕杀革命同志。在陈洪时叛变投敌、边区斗争陷入绝境的关键时刻，谭余保主席从往湘南的途中回来了。原来他走到茶陵境内的花棚村时，派刘发云进村了解情况，刘发云一去不复返，谭主席考虑南去的行动已暴露，便又转回棋盘山。
一九三五年七月，谭主席在棋盘山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湘赣边区党的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原湘赣省军机构，重新组织了临时省委和成立湘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及游击司令部，经过选举，谭余保任书记。棋盘山会议帮助大家从过去许多挫折和沉痛的教训中，认识了陈洪时右倾逃跑投敌叛变的危害性，坚定了部队斗争下去的信心，谭主席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有党的领导，有红军主力配合，有大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有富有革命传统的苏区人民，有大山，有森林，我们还有千把个经受过考验的红色战士，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战胜困难，打败敌人，就是一支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
棋盘山会议结束后，和省委失去联系达三个月之久的红三团仍杳无音信。我跟随谭汤池等同志踏上了去武功山的道路，寻找红三团。我们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在深山密林里转来转去，四处寻觅，好不容易找到一批隐藏在山洞里的基层干部和基本群众。后来通过他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被敌人重重包围、经过多次残酷激战、最后只剩下几十人的红三团。
他们在危急关头见到我们，那个激动的劲儿，简直无法形容。随着红军长征的远去，敌人对我们的围剿日益加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买不到东西，搞不到粮食，生活十分艰苦。渴了喝山涧流水，饿了吃苦菜、啃竹笋。无油盐的苦菜、竹笋吃得人腹胀、便秘，浑身无力……雨天柴湿，很难点火起炊，只有勒紧裤带饿着肚子和衣躺下，饥饿像毒蚊一样紧紧缠住我们。同志们个个眼窝凹陷，脸色苍白，有的同志甚至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我们风餐露宿，天当帐地当床，三年没有盖过棉被；在那大雨倾盆的夜晚，无法栖身，只有撑着一把雨伞，背靠背地熬到天明；在赤日炎炎的盛夏，蚊虫叮咬，浑身都是疙瘩：奇痒难忍，经搔抓就破溃化脓；在北风凛冽的寒冬，我们个个只能身穿单衣，脚着草鞋……我们就是这样凭着坚强的信念、火热的心，拼命地坚持，坚持，坚持着!战斗残酷而又频繁，往往从这个山头打到那个山头，我们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打好几个仗，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遭到包围袭击。行军走路，要特别小心，凡是走过的地方，最后面的同志必须把踩倒的树枝小草一根根地扶起来，下雨过桥，都要将桥上的泥巴清洗干净，下雪踩的脚印用树枝扫掉，以防止敌人跟踪追击。在武器弹药奇缺而又无法补充的情况下，同志们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棍棒拼。
和红军游击队唇齿相依的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秘密地给我们送粮食、送情报，买油盐、蔬菜和日用品及药材。他们有时把东西放在鱼篓里，送到秘密联络点。有时乘耕作之机，将节衣缩食的物品偷偷地给我们留在地头。湘赣边区的群众不但养育了我们，而且在生死关头支援了我们，他们经常不顾个人安危向我们报告敌人的情报和动向，热情地为我们部队带路，当向导，积极地为我们掩护伤病员，为了维护革命，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莲花县有个妇女叫王桂莲，是个共产党员。敌人两次抓她带路搜山，她领着敌人在山上爬上爬下故意兜圈子。敌人捆她、踢她、打她，剥去她的衣服羞辱她。可是敌人除了挨到她的痛骂之外什么也没有捞到。在湘赣边区，有无数个像王桂莲那样的英雄儿女，有无数颗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心!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省委决定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战略战术上也改变了过去的打法，利用边区的有利地势与敌人展开小规模的、隐蔽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常常黄昏出击，拂晓而归。有一次，得知敌人的一个别动队共十二人，从攸县、周家屋来征税，部队就采取打埋伏的办法，将敌人全部俘虏，缴获步枪十二支，快慢机一支，子弹一百多发，一二十分钟解决战斗，打完了就走。
一九三七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在参谋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同志率领下，我们以六个多小时行军百余里的神速，借夜间雷雨的掩护，采取长途奔袭的办法，在安福县州湖镇，打了一个漂亮仗，砸烂了国民党区公所，枪毙了血债累累的敌县长朱猛珍和反动保安队队长欧阳，缴获了长短枪三十余支，我们将没收的粮食、衣物、物资等，全部分给穷苦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民群众，含着热泪激动地说：“红军又回来了!”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那缺吃少穿的岁月里，同志们相亲相爱，互相帮助，战斗的友谊，共同的信念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搞到一点吃的东西，大家总是你推我让，先送到伤病员嘴边。一支烟、一碗饭，大家一人一口；几颗黄豆，大家一人一颗。那时，医疗条件很差，药品奇缺，负了重伤的同志，从不喊叫一声。
一次，三大队的曾旦生同志，一只胳膊上两处挂花，上肘部被打穿骨折了，手指也打断了。当时既无医院，又无破伤风针和麻醉药品，医疗器械更谈不上。在医务员的抢救下，仅用了一把剪子将曾旦生同志被打伤得只剩下一点连着皮肉的指头剪掉，包扎起来，就算是治疗了。
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就这样在全体指战员的坚持下，一次又一次粉碎敌人的“清剿”，打垮了敌人频繁的进攻，到一九三六年底，我们的游击根据地扩大了，缴获来的枪支弹药增多了，游击队也壮大起来了!随着情况的好转，我们不仅可以白天活动，而且在山上还盖了“营房”。
“营房”是我们自己动手造的，以竹子搭架，以杉树皮盖顶、做墙，一排排山棚，整整齐齐。班与班之间顺着高低不平的山坡，修起了小路，房子周围和路边，盛开着五光十色的野花。我们还在山上开辟了操场，设了“列宁室”、办墙报、唱红军歌曲，部队经常上军事课、政治课、文化课。我们愉快地在这里战斗着、工作着、学习着。
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天，雨淋路滑。山下有位老表急急忙忙跑到我们驻地，向我们报告说：“山下来了一个坐轿子的绅士模样的人，戴眼镜、戴礼帽，穿长袍，看样子不像一般人。”我们立即向大队部报告。大队派特派员黄炳光同志带了侦察员下山，将这位穿长袍的人带到山上大队部住的棚子里来，先让他在这里烤火过夜。
第二天，段焕竞、刘培善同志同他谈话，问他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他拿出一张署名项英但未盖章的介绍信，操着一口四川话说：“我是陈毅，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来的。要见你们的谭余保同志。现在国共合作，要你们下山，共同抗日……”等等。当时我也在旁边，我看到这位谈笑风生，态度潇洒，自称是陈毅的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不论我们提出什么问题，他都解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说得过他，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审视着他，但心中对他是怀疑的。
我们队长邱仁标对我讲：“哼!他过去是军区司令员，可谁知他现在怎么样了?”他在这儿苦口婆心整整开导了我们一天，向我们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面对残酷的现实，加之和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我们怎能轻易相信形势的突然变化?怎能轻易理解同杀我战友、害我父兄的国民党合作昵?怎能轻易相信十年前制造“四•一二”大惨案的蒋介石有合作的诚意呢?又怎舍得摘下深得苏区人民爱戴的红五星八角帽，换上老百姓唤为“白狗子”戴的、有国民党党徽的帽子，穿上他们的大袖子、半截裤的军装呢?我们忘不厂陈洪时叛变投敌，把攸醴萍地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破坏的教训!忘不了刘发云的背叛，差一点使谭主席遭敌之害!忘不了周杰投敌后，带白狗子踩着游击队的脚后跟紧追不放，弄得游击队员们疲惫不堪，一天要转移好几次!这些血的教训怎能使我们轻易消除对陈毅同志的怀疑?
最后大队领导派黄炳光等同志，把陈毅同志押送到谭主席那里。陈毅同志临行前，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出去行动了，如果再行动，就是破坏统一战线。”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怀疑陈毅是叛徒，把他给绑起来了。
陈毅同志临危不惧，耐心地开导，反复讲道理，具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爱惜部队胜过自己生命的谭主席经过反复思考，派人下山找到了项英、曾山等同志，证明陈毅同志讲的句旬都是真的，谭主席亲自为陈毅同志松绑，并向陈毅同志道歉。陈毅同志却反过来安慰大家，并承担自己由于手续不全而造成误会的责任。陈毅同志那种无限忠诚革命，将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的伟大气魄和他那勇于担责的宽阔胸怀，使我们深受感动。
陈毅同志在山上住了不少日子，他看了我们的“营房”，赞赏地对黄炳光同志说：“你们搭的棚子比我们的大。”他看了我们的操场，又看了我们的军事训练，还看了我们的“列宁室”，看到我们部队的一切都是继承着红军的传统，高兴地点头微笑。几天以后，谭主席命令我们立即停止行动，准备下山，奔赴抗日前线。同志们一个个欢欣若狂，跳着、流着热泪欢呼着!三年来我们的流血牺牲没有白费!三年来，我们的斗争与整个党的斗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使我们感到浑身增加了无比的力量。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恋恋不合地告别了巍巍罗霄山脉中段的武功山，告别了长眠于九泉之下的战友，奔向莲花县陇上集合，随后我们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踏上新的征途，开赴江南敌后，汇人到抗日战争的巨大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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