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从此结束了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I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游击战争，消灭了一百六十余万日伪军队，解放了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一亿多人民。但蒋介石不顾这一事实，妄图抢夺胜利果实，竟命令我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我军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错误命令，朱德总司令曾电令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向我方投降。同时，我向东北、华北等地派出大批干部协助军队，接收已解放的城镇和乡村，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以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
1946年春，我在山东滨海三地委政通队机要通讯班工作。一天，地委宣传部长袁牧华同志的警卫员李云同志匆匆地来香望我，李云和我是同乡人，两人亲如兄弟，经常来往。李云对我说。 “我要跟袁部长去东北，部长爱人易惠群同志也去，过不了几天就要动身了。”我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十分惊讶，想到即将与李云同志分别，真有些恋恋不舍。沉默了一会儿，我忽然萌发了一个念头，东北急需要人，我也去东北。于是我向小李同志提出。 “你去与袁部长讲讲看，我和你一同去东北，好不好？”
“当然好罗!我去同首长说说看。”小李满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后来，小李告诉我，领导上没有同意，我只有服从组织的决定，安心留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我们全班参加春播，我正在麦地里种花生，忽然听到地头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小李正站在那里向我招手。我放下锄头跑了过去。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同意你与我们一同去东北了，今天就要动身，你马上回去准备。”小李喜洋洋地对我说。
我一听、高兴极了。小李又走过去告诉班长。班长听说我要跟首长去，也为我高兴，还说：“时间太急促了，来不及欢送你，到东北去，你要好好干。”我匆匆告别全班同志，赶忙回到驻地，很快把背包打好，跟随小李同志到集中地点，这时袁部长夫妇及其他同志都已整装待发，三地委的老首长老同志都出来欢送。我向袁部长报到，袁部长紧握我的手说； “你来了，好！我们马上出发”。
上午十时左右，我们从大店出发了。一路上马蹄得得，迎着春风，列队前进。途中经过莒县、诸城。第三天赶到胶州。城里已被国民党军占领，胶济铁路全面封锁，我们在离胶州城几十里的地方休息了好几天，等待护送干部过路的部队回来，护送我们过胶济路。在一个夜晚，我们一行几十人，部队在前引路，突击越过铁路。为了避免火光和发出声响，马嘴用布套套好，每人行装经过整理，严禁吸烟用火，静悄悄地在胶州城西过铁路。当我们接近铁路时，突然发现对面有人，大家十分紧张，立即卧倒，准备战斗。后来，经过护送部队的问话，发现是自己人，我们北上，对方南下。这一束，却惊动了驻胶州城里的国民党部队。机枪、步枪不断地向我们打来，护送部队也进行还击。一时枪声大作，纷乱中，大家都急忙跑过铁路。这时，我看到李云扶着袁部长，牵着马正在过铁路。我牵着两匹马跟在后面。在枪声中，大家弯着腰一同越过铁路。国民党部队打过一阵枪后，缩回城里，气氛又平静了。但我们却发现易惠群同志不见了，忙着分头去寻找，没找到，袁部长十分焦急。我同李云分工，他随袁部长继续前进，我跨马跑回铁路边去寻找。但找了很久也没有发现他的踪影，我心情十分沉重。没有办法，只好再去追赶袁部长一行。但由于路途不熟，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一个村旁的一家饭店门前追上他们。易惠群同志也在，他们也正在为我着急，东张西望地在等我。大家终于又见面了，分外高兴。原来易惠群一人在枪响后，先越过了铁路，直冲向前去，因为是夜里看不清，又不好高声喊叫，这样便与我们分散了，可苦了我们到处寻找。这是我们行军中的一个插曲。
第五天或是第六天赶到莱阳城。莱阳是胶东区党委所在地。住招待所休息了一个星期，马匹全部交掉，改乘卡车到烟台。原来计划由烟台乘船过海去东北，但因国民党军舰不停地在海上转来转去，盘查严密，船只很难过去。这时山西省晋东（中）区党委宣传部丁部长等一批人也在等待机会去东北，在烟台足足等了半个月，仍无机会。最后，上级决定，要我们与山西晋东来的一批人合并，由丁部长负责指挥，改道去龙口渡海。乘汽车到龙口后，住招待所等船。又等了一段时间，已到了五月份了，忽然刮起了大风，连续刮了好几天都不停，大家急着要走，丁部长与船长商量，要求尽早开船，大副坚持说“风大危险，你们到海里遭罪。”商量不成，丁部长大发脾气说： “干革命怕什么危险、遭罪，我命令你们开船！”这样船长没有办法，只好冒风险起航了。这是一艘比较大的轮船，载有六、七十人，原计划两天一夜可以到达辽宁省普兰店。驶出海湾，由于风大浪急，机器出了故障，不能开动，只好在海里飘流。大风一阵阵刮着，滔天巨浪将船掀得忽高忽低，我们坐在船舱里，就好象荡秋千，从半空中掉入底层，不一会儿又从底层翻了上来。我们这批“旱鸭子”可苦坏了，每个人都在呕吐，吃下去的东西吐光了，最后连黄水都吐了出来。船舱里臭气熏天，大家东倒西歪。我偷偷地跑上甲板，一个船员看到了严肃地说。 “甲板上信险，快下去。”并动手将我拖了下去。到了舱内，一股刺鼻的酸臭气，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过了一会，我不顾危险，再次跑上了甲板，解下皮带，将自己捆在桅杆上。风还在不断地刮着，海浪一个接着一个地冲上甲板，海水冲湿了我的全身，冷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觉得比在船舱里舒服多了。不久，风渐渐转小了，放眼四望，海天一色，浪花仍不停地冲击着船身。船随波飘流，机器故障没有排除，在海中飘流了三天三夜。风停后，船身比较平稳了，我解下皮带，下到舱里，看看大家虽苏醒过来，仍是东倒西歪。同时，大家还担心船会飘向何方？如果碰上国民党军舰怎么办？正在大家苦无计策的时候，一艘从旅顺开来的轮船昕到呼救，派人过来帮助将机器修好，轮船又重新启航了，继续向东北方向航行。第四天，我们终于抵达了辽宁省普兰店，这是一个较大的码头。下船后，我们住进了招待所。人虽上岸住进招待所，但仍感到似乎还在船上飘荡。休息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大家回忆这一段航程，都说是生平第一次吃到这番苦头，庆幸的是我们全体平安抵达了东北。
在普兰店休息几天后，乘汽车到安东省委所在地安东市（现丹东市），住省委招待所。组织上原定要我们去黑龙江省哈尔滨的，当时四平、沈阳、哈尔滨都发生激烈战斗，无法前往。我们在辽宁省委招待所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省委正、副书记肖华，江华等同志曾到招待所看望我们，并且还请我们吃过饭。在谈话时他们还征求意见说：“现在沈阳、四平战争打得很激烈，去哈尔滨交通已断绝，你们是继续等待机会去哈尔滨，还是就地分配？现在大连正急需要干部。”在这种形势下，首长请示华东局后，同意就地分配去大连。
大连包括旅顺、金州（县），在1945年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时同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由苏联租借并驻军，不准任何别的党派和军队进驻。我们去大连是化装成商人去的，首长们都改名换性称“先生”，武器都不准公开带。到大连后，袁部长分配在关东区党委（对外称关东训练处）任宣传部长，易惠群同志也留关东区党委任科长，李云同志和我仍跟袁部长当警卫员。不久，我又调到大连市公安局警卫队工作，当时，我们穿的是国民党黑色的警察服装，佩戴的是国民党的领章和帽徽。换上这一套服装时，我们的思想真是想不通，有的同志发牢骚说：“我们干革命干得好，现在混上了国民党的黑狗皮。”有的同志坚决不要穿，要求到前方去。其实这种穿着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势的需要啊!我在这特殊环境中，在公安保卫战线上工作近两年，直到1948年3月，才离开这里，回到山东。
作者赵鸿开，原任中共余杭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