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红军主力长征走后，国民党匪帮就提出“血洗苏区，换过人种，换过谷种，茅房也要过火烧，石头也要砍三刀”的口号，对江西各根据地展开极为残酷的清剿和屠杀。为了继续坚持斗争，保存革命种子，我们不得不暂时突围撤退。这支队伍由李乐天同志率领着．向粤赣边的油山地区艰苦行进。当时我在这支队伍里当参谋。
油山，坐落在信丰、大庾、南雄三县的边界上，横跨江西、广东两省，且邻近湖南，原来是苏区的游击根据地，陈毅同志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中央红军二十二军就是他在这里组织起来的。二十二军走后，留下李乐天同志在这个地区坚持工作，革命基础强，地形和群众条件都非常好，这支队伍来到油山就落住了脚。在这前后，还有陈丕显、杨尚奎等同志，也都带了些人来到了油山。
由于中央根据地的丧失，整个形势也随之起了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就要求新的革命斗争形式，可是这时大多数同志掌握不好这一个大转变的规律，还是用过去的办法组成一个“粤赣边游击司令部，”李乐天同志为司令员，向湘林为参谋长，下设两个支队，支队下面还有大队。摆开队伍就绕着油山转，也没有通讯工具，和外界联系完全隔绝。战斗生活还是集合出发，吹号点名，抬着两挺重机关枪，准备战斗转移。我这时每天的工作，也是画行军路线，复写通知和命令……
这样活动了不到两个月，蒋介石的主力来了，广东军阀余汉谋、江西军阀熊式辉的军队也来了，从四面八方重重包围了山区，大肆清剿搜捕，革命群众成千成百地被屠杀，部队情况混乱：被打垮的也有，留下字条走了的也有，拖枪逃跑的也有，甚至有些相当负责的干部如游击司令部的参谋长向湘林，也无耻地投敌叛变了。
正在这个严重关头，有两位身穿便衣化装成商贩的人来到油山，他们一到就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形势，整编部队，迅速行动起来。这两个人就是项英同志(化名周松山)和陈毅同志(化名老刘)。陈毅同志当时给我们说：“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转移，一定会扩大抗日宣传，如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革命的形势就会大大发展，现在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失败，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好的指挥员，是善于在困难和失败情况下能够坚持的指挥员。在胜利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情况下做英雄就困难多了。同志们要沉住气，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他还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现实，换换脑筋”。
这样，在项英、陈毅同志指导下，我们很快地改变了斗争方法，明确了“保存有生力量，坚持斗争，牵制敌人，等待时机”的战斗方针。同时隐蔽了指挥机关，把队伍化整为零，编成好多个小游击队，分散到粤赣边各个地区去。
我这时被分配到南山游击队任政委，队长是黄成利同志，全队编来二十几个战斗员，接着又从卫生队抽来几个人，一共是三十七名。编好队，我们就越过信丰通南雄的公路，向南山挺进了。
南山区，包括江西省的龙南、虔南、定南三个县，所以这地方也叫“三南”，广东省的南雄县也包括在这个地区。这是一个景色秀丽的山岳地带，峰峦环抱，沟壑纵横，山道崎岖，树海茂密，竹林深处散住着很多独户人家，溪水两旁布满了一片片的水田……这些三不管的贫苦而荒凉的地区，正是我们的游击队活动的好地方。
我们前脚刚一踏进南山区，后脚国民党的军队就又跟着来了。我们的人虽不多，但很坚强精干，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且大多数都是有战斗经验的红军基层干部，同志们看见敌人就眼红，有些人是“三天不打仗手就发痒”的。但是这时绝不能随便投入战斗，更不能和敌人硬拼蛮干。我们掌握有“三不打”的方针，就是：“没有胜利的把握不打；消耗过大不打；胜利果实无法保持不打。”同志们把这种打法叫做：“亏本不干，赚钱就来。”
譬如我们到了南山不久，在南雄县石港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敌人一股保安队四十多人，在这里像土皇帝一样，征粮要税，为非作歹，并经常耀武扬威地出发清剿，使我们立足不稳，很难活动，他们还不断向群众造谣，说我们“几个毛毛土匪，成不了什么气候”。为了打击这股敌人，我们就选了一个逢集的日子，组织了十几个带短枪的突击队员，化装成赶集的，混进群众先摸进村去，把敌人监视起来。后面我带着十几个人，天亮前隐蔽在村旁山坡上的树林里，作为接应。正午，集上正热闹，保安队有的在寨门口检查，有的抢了东西回去分赃，还有的在屋里赌钱。
突击队是由侦察班长带去的，他的外号叫小狗子，很机智灵活。他们到街上先摸清敌人底细，然后分工，一面派队员去搞掉寨口检查哨，一面多数人冲入保安队的院子，吓得敌人手足无措，枪都在墙上挂着，谁也不敢动—下，都乖乖当了俘虏，一枪未发就解决了这些土皇帝。我一听街上人乱了，带着二梯队就往集上赶，群众这时还不明真相，乱闯乱跑。我们马上分头在大街小巷里向群众演讲，宣传党的政策，宣传红军游击队要长期在这里和敌人坚持斗争，过后听见群众纷纷议论说：“红军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把那些狗腿子土匪打得真痛快!”“共产党到处都有，时时都关心着穷人啊……”我们就用这种“神出鬼没，出敌不意，麻雀战法，老鹰抓鸡”的战术，不断打击着敌人。
三年中间，我们全是过着深山露营的生活，哪里山高林密，哪里就是最合适的住处，从夏到冬，从昼到夜，与野兽为邻，与山鸟为友。没有粮食吃，就靠竹笋、杨梅、野芹菜充饥，有时也捉山田鸡、烧黄马蜂、打野猪或者干脆抓蛇吃。
南方的冬天还比较好过，就是一开春的雨讨厌，天天下，人整天在雨里泡着，原先撑着雨伞睡觉的办法也不行了，后来每人发一块布，几张油纸，把布撑起来，把油纸搭上，便是很妙的住处。同志们还作了首诗赞美这块布：行军擦汗，顶上披上，当被当褥，四季有用，宿营搭篷遮雨挡风铺盖都行真是万能这样的生活，使我们经常把白天当成黑夜，把今天当成昨天，忘记了什么时日，只知月亮圆了是十五，太阳出来是天亮……
一九三六年的春节来到了，这个大年初一我们可没有忘记，估计敌人这一天也不会出来，所以在除夕晚上，趁黑夜把队伍从深山老林里带下山，到了一个叫老虎营的山庄。这山庄共三家人，老百姓看见我们也很高兴。新年的早晨，天空飞舞着稀稀的雪花，山地里已洒下一层白色，周围一切显得寂然无声。看样子这一天可以舒服地度过了，我们就派出警戒，准备和老乡们欢欢乐乐地过个大年。同志们的喜悦是可以想象的。
游击队长年累月处在战斗状态，不仅要和各式各样的武装敌人战斗，而且还要和荒山恶水战斗，和风霜雨雪战斗，和狼虫虎豹战斗……人们是多么渴望着安宁和平静呀，哪怕是一分一刻，都是非常宝贵的。大家这时有的逗着老乡的小孩玩，有的买了东西凑在一起吃，有的连说带笑地摆龙门阵，真像个千载难逢的节日一样。队部通信员小马，买来一只肥鸭子，我和队长亲自下手，很快杀掉炖起来。我也不知多少日子身上没洗澡了，趁这机会弄了一盆热水，一边擦着身上，一边闻着锅里透出的肉味，想着多少天总在山上啃冷东西和挨饿，而现在马上会有又香又热的鸭肉吃，这该多好啊!这时不知哪个队员在窗外唱起江西小调来，歌声是那么动听：
同志哥哥你莫慌，莫怕今天住山冈。
只要咱们齐心干，革命胜利有指望……
就在这种充满安乐愉快的气氛里，突然对面山上的隙望哨吆喝了一声：“呜一”!这声音我们听过多少次，但今天听了特别心惊，这是战斗的信号，敌人又来了!接着就是几声枪响，我们的良辰美景全给打碎了。我连衣裳也没顾上穿，就赤着膊，一手提着枪，一手抓起衣裳，赶紧往外跑。小马还坐在锅边上烧火炖鸭子，他气得撅着嘴巴狠狠地说：“他妈的，吃了再走，老子跟他拼了!”但是他看我把眼一瞪，就一边嘟哝着，一边拉着枪也很快地往外跑。战斗在山林里展开了。
一九三六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在山林里隐蔽休息，忽然有个老表跑得气喘吁吁地来报告说：“明天是八月十五，吴保长要回家过中秋节，快把这坏虫收拾掉……”这个吴保长，是个血债累累的大恶霸地主，他家住在离陂头镇不远的大刘庄，镇上的联保主任和他家是亲戚，他经常带领民团下乡，敲诈勒索，无所不为。他家就在大路旁边的土围子里，本人有好几支长短枪，还豢养着几个狗腿子保镖，防守很严，不易接近。这家伙非常狡猾，行踪不定，常到镇上去住。我们已经派人盯了他好些日子，总难找到机会，现在群众来报告，当然不能放过。
中秋节这一天，正遇陂头镇逢集，一早起，我们就先派两个人装成卖纸的混进镇去，监视着敌人军队的行动。太阳有两竿子高的时候，赶集的群众熙熙攘攘地多起来。在这三五成群的赶集人里面，就夹杂着十几个带短枪的游击队员。我们混在群众当中，顺大路走近土围子，看见保长门口有个守卫的背了一根长枪，懒洋洋地立在那里东张西望。小蔡扛着一根扁担，假装上前问路，这个看门狗还摆出带理不理的样子，小蔡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是一扁担，那人像一袋装满沙子的口袋，“咕咚”…一声就倒在¨旁边，接着把-一块布毛巾趁势塞在他嘴里，马上被拉进门里去。门外这时另换了守卫的，不过已经是我们的人了。与此同时，游击队其余的人早放下竹筐和柴担．像一群猛虎一样夺门而入，几个箭步就冲到保长家的堂屋里，这个坏虫做梦也没想到游击队这时会出现在他面前，他们全家人正围坐在一张八仙桌边．高兴地吃团圆饭昵。保长已喝得八成醉，我们进去大喝一声：“不许动”!吓得满桌的人目瞪口呆，筷子酒杯掉了一地，鸡鸭鱼汤溅了一身。那个保长还想转身向后院碉堡里逃，但旁边的人上去一把就把他揪住，他只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住地磕头求饶。我们收缴了他家所有的枪支，把土围子警戒起来，面对群众当场宣布了这个保长的罪状，就地枪决。并且把事先写好的一张大布告，贴在土围子对：蕾大路的高墙上。原来从这里经过的群众，个个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可是现在群众站在这里不走了，也不怕了，不一会儿就围起一大群人。人们的日艮睛，都盯着这一张“中国工农红军粤赣边游击队军法处”所出的大布告，这布告庄严地宣布着：“红军游击队是打不垮的!决不许国民党反动派逞凶霸道!”
从一九三六年起，敌人对我们的清剿便采用了长期军政夹攻的毒辣手段。一开始，先“移民并村”，把山里的人家都强迫搬到大川里去，割断我们和群众的联系，然后在所有村庄和道口上驻扎重兵，修起碉堡围墙，布置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实行三光政策。整连整营的匪军，天天在山里作兜梳式的巡回搜山，晚上还组织了“看光队”、“听声队”、“跟踪队”等，来搜寻我们的行踪，把一条条山岭，围困得像箍在铁桶里一样，国民党自吹他们这办法是“抽干池塘来捉虾，张开大网好捕鱼”。
这时，我们一夜要转几个山头，一天要进行几次战斗。夏季以后，环境越来越险恶。我们白天分散隐蔽在深山密林中，夜晚悄悄会合一下。肚子饿得受不了，只得晚上摸到地主家的稻田里，拽回一一些没有成熟的谷粒，用手搓搓塞进肚子里去，加上连绵不断的淫雨，走路也是一步一滑，一步一跌，夜里转移时，同志们倒是爬的时候多，走的时候少。正在这时，交通员冒险送来一封信，我连忙拆开一看，是南雄县委书记罗世珍同志写来的，大意是：“敌人疯狂进剿，形势恶化，为了打击敌人，保护群众，特委指示你们务必迅速向外线出击，转到敌区积极活动，把敌人从山里牵出去。”
得到了党的指示，心里立刻有了底。说走就走，人们反正都知道“游击队的战场就在每人的两条腿上”。各人把鞋带子系紧，没有鞋的给脚上绑几片笋叶，这就是我们的行军准备，另外每人还砍了一根棍子，拄在手里。一
个风雨凄厉的夜晚，队伍出发了，周围满布着虎视眈眈的敌人，天又黑，路又滑，没有向导，更没有地图和指南针。大路小路都不敢走，只顺着大概的方向，像瞎子摸鱼似的摸，哪里山最陡在哪里爬，哪里沟最深从哪里过。为了怕失去联络，每人背上系着一块白手巾。炊事员老何，怕那个当锅用的瓷脸盆有声音，就把它包在夹袄里背在身上。为了怕敌人跟踪，我们要把踩下的脚印也得毁掉，把踏倒的青草也得扶起来。我的右脚不久前负过伤，也没有药治疗，就靠着山里找些草叶草根，放在嘴里嚼一嚼，敷在伤口上，这样伤口一下不容易好，又加上每天走动，再经过雨水一泡，又红又肿，每走一步，都像刀子扎心似的。脚下有时踩着石上的青苔，滑得站不住，有时走在腐烂的树叶堆里，粘得走不动，有时走在砍断的竹根和树权上，刺得我疼痛难忍，鲜血直流。我只得咬着牙，忍着痛，挣扎着往前走，跌倒了，悄悄爬起来继续走，衣服破烂了还是走，手脸刺破了还是走。很多同志都要来扶着我，不能!这时怎么还能再增加同志们的负担呢?我只感到同志们的心贴得更近，同志们的手拉得更紧了。我们就这样经过三昼夜的奋斗，终于甩脱了敌人的围剿，插到虔南与龙南两县之间，在敌人的老巢子里，主动而巧妙地不断打击着敌人。
一九三七年一月到七月，是三年游击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国民党的军队骤然增加了好多倍，天天打，日日夜夜打，时时刻刻打，我们当时真奇怪敌人为什么突然这样发狠?以后才明白：原来是“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恩将仇报，一面假意在北方和我们党中央和平谈判，一面却调集大军在南方阴谋消灭我们红色游击队。蒋介石这个手段多么卑鄙而毒辣啊!不过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个“双十二”，只知道不停地和敌人打仗，也知道打到底革命一定会胜利。可是打着打着，打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敌人忽然不见了，环境忽然平静下来了，怎么回事呢?这时连老百姓中间也传说着：“共产党和国民党讲和啦!”“两家再也不用打仗啦!……”
有一天，我顺便拾起一片群众送盐时包来的国民党的旧报纸，忽然看见上面也有“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周恩来去南京与蒋介石谈判……”的消息，我不禁惊讶地喊：“哎呀!可有了大事啦!”同志们一听都围过来看，并且纷纷议论起来。当时我们估计：形势肯定是有了大变化。可是真相究竟怎么样?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活动?是需要上级党来指示的。但我们和上级隔断快半年了，怎么能迅速和上级联系上呢?上级怎么会知道我们还存在呢?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抓住目前有利时机，更多地和阶级敌人斗争，更多地展开宣传活动，使我们的目标越闹越大，上级就一定会派人来寻找我们。
果然，在一个闷热的中午，我们的马司务长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山下跑来，大家还以为发生了紧急情况，他一边大口喝水，一边呼哧呼哧地说：“我到山下去买菜，碰到一个叫陈丕显的人，说是项英和陈毅同志派他来，专门和我们联络。”还说：“国共两党已经正式合作了，中国和日本已经扣‘起来了，要我们把队伍带到山下去整编，准备到前线去抗日。”我一听这话将信将疑：陈丕显同志我认识，过去是特委负责人之一。可是他没带来一个字，只凭空口说，能不能信呢?这几年出了那么多叛徒，我和陈丕显同志分开两年多，他今天究竟是……残酷的斗争，血的教训，逼使我反复思索，不能贸然行事。
经过几个人研究，我们还是又派马司务长带两个人再去见陈丕显同志，他如果真是代表党来的，要他拿出文件或证据，我们才能相信。他们走后，大家心急如火地等着，我们向全队传达了这个情况，要大家做好各种准备。过了两三个钟头，马司务长又跑步回来了。这回他拿了两本小册子一《国共合作宣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外还有一份《义勇军进行曲》的歌片。
并且告诉我们：“陈丕显同志本来自己要上山，因为南雄县委书记罗会珍同志也来了，他们要一块看咱们呢!”事情全明白了，同志们兴奋得抱在一起，又是叫，又是笑，愉快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不知是哪个队员，拿着那张《义勇军进行曲》的歌片，也不会唱调，大声地念起来。拿着这两本油印文件，看在眼里觉得比亲娘还亲，举在手里觉得比万两黄金还重。好几年没见过党的文件了，心里真是激动得说不出话，眼眶里不禁涌出几粒泪珠。随即集合队伍带着下山。
这个村离石港镇只十来里，人家不少。三年来，我们第一次在白天大摇大摆的行军，第一次走在这样宽敞的大路上，第一次排队走进这样的大村庄，第一次大声地又说又笑……好像这一切都很不习惯，都很新奇似的。陈丕显和罗世珍同志跑出村来迎接我们，热情地和每一个人握手，陈丕显同志对我们说：“项英同志已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陈毅同志到郑州和国民党谈判，并到其他地方联络部队。现在已经决定，把坚持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同志们听了是多么的高兴啊!通信员小马，身上背着一把小铜号，三年来用布条密密实实地缠着，这时才解开，站在村头嘹亮地吹起来。
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到大庾县池江镇集结，编成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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