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前，我在沂南县常山区、依汶区担任过武装部长。1949年5月18日，中共余杭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我被任命为县武装科长。我和刘成武同志接管了旧余杭县武装科和县自卫大队。因当时大军压境，人民解放军35军驻在余杭县城内，中共浙江省第九地委机关和军分区也都驻在余杭县，接管工作表面上是平稳顺利的，但实际上浙江省是蒋介石的老家，余杭县又是国民党的模范县，反动势力在余杭县是根深蒂固，所以是存在着隐患的。
到了这年秋季，35军调防了，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散兵、土匪，联合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到处活动起来。斗争十分尖锐，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8月下旬，仓前区的土匪很猖獗，公然进行抢劫和绑架，甚至扬言要攻打仓前区人民政府。社会上人心惶惶，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使人莫辨真伪。
告急的电话纷纷打到县里，县领导命我立即带一个武装班赶赴仓前增援。
到了仓前区委后，我们先共同分析敌情。敌人活动的特点是:晚上放肆活动，四出抢劫骚扰，白天小心谨慎，偷偷摸摸，散布谣言，恐吓群众，破坏革命秩序。我们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晚上戒严，白天四路放上岗哨，发现可疑之人，带到镇公所严加审查。这一着果然灵验。本来敌人欺我工作人员人生地疏，群众又有顾虑，鱼目混珠公然进出仓前镇。如此一来，土匪已不敢明目张胆地到镇上来活动。随着反动气焰的被打下去，群众的情绪也渐趋稳定了。
由于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我们穿军衣，目标明显；敌.人着便衣，混在群众之中，尚难从根本上消除匪患。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亦随之改变了行动方式，换上便衣，展开了一场巧妙斗争。
有一个保队副反映，在仓前镇南边的几个村，常有零星土匪来要钱要粮。在八月底的一个上午，我带领一个班，由一部分战士埋伏到那几个村子附近的一座庙旁，我和其他两个同志装作过路人模样把守在一座桥的西头，观察来往行人的动静。等了很久，约在10点钟左右，来了一个老百姓打扮的人，虽然衣着上与一般人毫无两样，可是行动上鬼鬼祟祟，两只眼睛不住地往四处打量。后来还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不远不近的跟着他。我看他的行动可疑，突然喊了一声:“干什么的?”他意外地听到这一喝，神色显得十分惊慌，支支唔唔说不出话来。我们又一声喊:“不准动!”这时紧跟在后面的两个人，吓得掉头就跑了。种种迹象表明，这人有可疑之处，我们就把此人扣住，带到仓前区人民玫府。随之仓前镇群众传说开了，说解放军捉了个土匪。
但带到区政府一查询，此人叫金阿四，他一口咬定自己是老实的种田人，是我们冤枉了他。当天下午，他的老婆也来了，也说是无辜农民，要求释放他。我们表示不能凭她的一句话轻易地把他释放。她还说，他确实是好人，第二天会有十几个人来保他回去。可是第二天却没有人来，这究竟是好人是坏人，是放还是关，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放掉，有的持异议。说他是好人，却有很多可疑之处，说他是土匪吧，又无半点罪证，委实使人下不了决心。
他为什么在查问时那么惊慌?押到区政府时，仓前镇上群众都说解放军抓到了一个土匪；他老婆说第二天就有十几个人来保他，为什么至今没有来。这三个可疑点，我们决定继续对他进行审查，向他进行了耐心的形势教育。告诉他：蒋介石几百万大军已被我们打垮，永远回不来了。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我们又说:“金阿四你不是大土匪，家里有妻子，儿女，为什么要自走绝路，何去何从，你好好考虑……”这时，金阿四眼泪汪汪，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他经过一阵犹豫之后，终于承认是个小土匪，专门送信向各村要粮要钱的。同时交待了他们这股土匪共有六、七十人，还说了大队和四个中队的活动规律及居住地点。这是一股不小的土匪，非歼灭不可。我带去的是一个班，敌我力量悬殊，要歼灭这股土匪谈何容易。
在这关键时刻，地委书记张帆同志带了一个连来了，真是天早来了及时雨。在张帆同志领导下，由金阿四和群众带路，分头出发，当晚就抓到二股土匪十余人。还从桑地里的空棺材内，缴获小炮一门、机枪一挺、子弹数千发。经过几天围剿，这股土匪捉的捉，降的降，一除个别漏网外，基本上被歼灭了。
金阿四在剿匪中起了一点作用，我们放他回家，但他不敢回去，也不愿回去，留在区政府，做些烧饭挑水的杂活。后来社会秩序安定了，他才回去务农，一家团聚。
内外夹攻瓮中捉鳌
当时群众还有顾虑，行动上不敢公开支持我们，只有进一步打击瓦解土匪，才能更好地打开局面。
1948年，仓前镇有一个保长病死了，没有人接替，上面有事就找死去的保长的儿子，时间久了，保长儿子成了事实上的保长。
解放后，我们召集保长进行教育时，这个事实上的保长也被叫来参加。我们对他个别谈话，指明他虽不是正式被选出的保长，但也为反动政府作了些事。又说明他和其他保长有所不同，指明他应该积极靠拢我们。经过这番教育，这个人很高兴地答应了，认为我们还信任他。
此后不久，在一个晚上12点左右，这个人果然前来报告:“村里来了一个土匪要粮，已住下了。”我们叫他带路，活捉了这个土匪。
这年9月，吴山乡七村土匪杨牛儿老婆杨阿毛，经我们教育以后，几次去劝说她丈夫自新。杨牛儿接受了规劝，及时向我们汇报匪首的活动情况和经常居住的地址。13日下午3时左右，杨阿毛又向我们报告:在寡山西南的一户农民家，住着几个土匪，准备6点钟出外抢劫。李茂生同志当即带领我们五个干部、四个民兵，划两只小船，6点前赶到了那户农民家。李茂生等同志埋伏在门外，由我和王延全同志冲进屋内。我先进入，发现匪首准备顽抗，我即对匪首的胸部开了一枪，但未死，他似同一头受伤的野兽，也连续向我打来两发子弹，我右手中弹，受伤了。他随即窜出门外，还继续向门两边打枪。后来被埋伏在门外的李茂生同志两枪打中倒在地上，但还有一口气未死，王延全同志赶到又补了一枪。仔细一看，才认出这就是绰号为“杀头老何”的何林标。匪首“杀头老何”系原余杭县警察局刑警队长，后来又是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第四服务总队三支队突击组长，是杀害西社乡乡长沈化贞和王守存同志的主犯，群众吃尽了这个土匪敲榨勒索之苦。仓前区委为了扩大影响，决定在吴山乡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他的罪状，群众拍手称快。我的右手虽在这次剿匪战斗中受伤，成了残疾，但为民除了害，为同志报了仇，感到是光荣的。
“巧”除内部隐患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斗争，至1950年8月，各级人民政府都建立起来了，成股的土匪基本上已经肃清，社会秩序安定多了。但是余下的敌人并不死心，活动更加隐秘、刁滑。
8月中旬的一天，我任舟枕区区长时，参加县召开的土改准备工作会议。会后是晚上，我和闲林区委书记傅经德同志还没找到睡觉地方，余杭镇委副书记董家年同志对我们说：“到我那里去睡觉。”我们到了镇公所，那时正值盛夏，天气又闷又热。已经9点钟了，肚子也饿得咕咕叫，老董到厨房叫炊事员弄了点饭，三个人一起吃了。天气太热，吃罢饭仍睡不着，三个人就天南海北地扯开了……。不觉已到11点多了，电灯已熄，我们三人到二楼房间里休息。楼下住着董金凤、刘分厚两位女同志和两个新干部，此外还有炊事员蔡炳生和通讯员王士林。这天楼上楼下共计9人，其中南下干部5人。
4点左右，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楼下两位女同志听到了，但没理会。到5点钟，外面又有人来敲门，两位女同志警惕地翻身起来，从对面镇长办公室门缝里，看到通讯员王士林身背大枪和手榴弹，样子很急地拉镇长的抽屉找东西。她俩一看不好，立即跑到楼上对我们说:“楼下小王身背大枪与手榴弹，急急忙忙地在翻镇长的办公桌，外面还有人敲门两次，现在还在敲……”
我们知道是敌人来袭击了，立即要女同志准备，小心敌人打枪。我和傅经德同志分工把守东西窗口，董家年同志到房中间大喊:“干什么的?”楼下王士林立即向楼上连打两枪，未打着人。外而的敌人听到枪声逃跑了。当我们去抓王士林、蔡炳生时，他们却溜掉了。
院子围墙很高，大门未开，外面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难以出去。女同志打电话给我们县大队，县大队马上派来了二三十名战士，把院子包围起来。搜遍院内楼下，也未发现这两个人的踪影，直至搜到后院的二楼，微微地听到悉悉嗦嗦的声音从梁上传来。我们就喝令:“丢下枪来!”这两个坏蛋终于被擒了。经公安局审查，他们供认是混入我们内部的，企图里应外合，偷袭余杭镇人民政府，杀害干部。因我们来借宿，天热谈话时间长，睡得晚，打乱了他们预定计划。
但土匪再阴险毒辣，逃不出束手就擒的命运，蔡炳生和王士林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