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德孚自传 （节录）
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的黎明，我在校（已放暑假，我仍在校）尚未起床，忽有数人到我寝室叫醒我，说：因吴光城发生误会，要我去县府解释。我当时对去的人均不认识。他们催我正‘急，在我去厕所时，发现他们监视着我，我已意识到有问题。这时已想不出好办法，乃以交代学校钤记与个人手章为名，去暗与刘瑞徵（当时任教务主任，同情分子，一九三八年参加四支队六大队，改名刘浩，系张寅初之爱人，现在青岛休养）同志说：我被捕了，我走后请你将我那里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无文件，及时销毁（后来在她去看守所看我时，我又想起一处存的文件也托刘转告党员学生找去销毁了）。我随他们到县府时，已有五人在，即韩文卿（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孙华亭（在济南邮局患半身不遂，已哑，不能说话，现住×东街邮局职工舍宿）于松泉（现在济南市委（府）招待所）、曹泽生（口口口口口口，抗战期间曾任汉奸乡区公所文书，四八年南逃到泰州，解放后在泰州土产公司当传达，肃反后不知怎样了）、刘秩吾（现在沂水任小学教员）。在沂水押了一个时期，即解往济南。在沂水被捕时，当晚过堂即审讯了。韩文卿（受刑）、孙华亭（受刑）均未供认。刘秩吾供出了尹平符是互济会员（当时不知道，以后解决尹平符党籍问题时才知道尹现在人民出版社任副编辑），于松泉（也未承认），因时间关系，我和曹泽生未过堂。次日，宋鸣时找我和曹泽生谈话，宋无耻地说：“我打入你们的组织已久，你们的情况我已全部了解了，共产主义是不适于中国的国情的，现在蒋委员长宽大为怀，只有’自首之一途，自首后给你们生活费，每月二十元，将来有功还可以增加。如果自首，我以人格作保，保证你们生命的安全，否则是没有前途的。……”我当即问他，什么是自首呢？宋说：就是你把介绍谁入党，怎样和他谈的话等说出来……。我说，我不是党员，我如何能介绍别人入党呢？宋说：我还不知道你吗？你是分区书记。我也说：你还不知道吗？我怎么成了分区书记呢？ （原来宋在开扩大会议时曾说要我担任分区书记）我不是党员怎么说我是党员呢？静默了几分钟，宋又欺骗我说：这么着吧，你就是不是党员，你可证明他们都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党员，怎么知道他们是党员呢？那不是胡说八道吗？停了一会，宋说你好上考虑考虑，三点钟后同答我。我即回了看守所。也未问曹泽生的话。下午三点钟，问我考虑的怎样了。这时我就给宋写了个信说：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未作过任何违犯人民利益的事情，我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我从来未参加过任何其他政治组织，我并以生命保证曹泽生也未参加过其他组织。以后，宋再未找我谈话，亦未过堂，押了约四十天左右，即解赴济南市公安局军法处。
在宋和我谈话回来后，韩文卿等问我谈的什么：我即告诉他们谈话内容及经过。韩问我是否可以找宋谈一下，我说不要去。韩问我有什么坏处，我说至少没好处。但韩却偷偷地主动地去找来自首了。据了解不但沂水组织情况全讲了，并且承认杀郑耀庭是县委的决议。我知道后即找韩谈话，我说：共产党的官司还不够你打的吗，你还涉及杀人问题？经我分析，韩似乎有些害怕，但我动员他必要时牺牲自己以灭口（以前因老马怕受不住刑曾用过此法）他不同意。以后到济南才翻了供，因系刑讯故未依此判刑。这一问题检查起来，我不应该告诉他与宋鸣时谈话的情形，以引起动摇叛变。固然应由他本人负责，但却表现了我的幼稚无知。
在沂水看守所月余，即解往济南押军法处。黑屋子内四面均无窗，只有一月牙门。这时虽然表面上对别人进行安慰教育，但自己内心里则有些怕死。有三两天的时问过了一堂，就转到高等法院。（这一段可由于松泉证明。）
到高等法院看守所后，曾在法庭上与吴祝村对质。当时法官问：吴祝村，邵德孚是否是共产党员？吴祝村说是。法官问：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呢？吴说，我去的介绍信是共产党写的。我当时听了又气又怕，气的是他叛交，怕的是他吐实。我即说，你那个信是介绍你当教员的，而不是介绍你作共产党的。敌人过来追问与写介绍人的关系，我又说：吴竹存你得凭良心，你在我们学校里，我们对待你并不坏，你怎能因工作而怀恨陷害。我即向法官说：吴竹村曾因工作中犯错误被我批评过，并因能力不够而被辞掉等，因而吴是蓄意陷害……当时法官就说吴是胡说八道，你在省党部说曹泽生是共产党，邵德孚不是，现在又说耶德孚是共产党，曹泽生不是。这时，吴竹村即说：我当时是受刑不过呀l （经法院验明确曾受过刑），我即说：你受刑不过应当说实话，亦不应胡说。吴即说：我实在对不起你，你骂我吧。这是法官即宣布退庭。我自己也根据起诉书写了答辩书，将起诉书上的罪名事实一一驳辩，理由充分。这时敌人内部可能有矛盾，并未认真追究。本来法院准备判处无罪，但省党部张苇村亲笔批示法院，非判罪不可，因此判了五年徒刑，拨第一监狱执行。自被捕至入狱（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共历时一百天。
到济南第一看守所后，虽然不久我就病了。但仍能追随着同。志们与敌人进行斗争（此段可由王云生同志证明，现在移民局）o入狱后（居化字号），对同号及一般青年同志如万宝善（现在依南煤矿）、赵来风（现在济南回协）、褚方塘（已牺牲）、刘连登（已牺牲）、刘秩吾（同案的）等，不断进行帮助、教育。本来也想领导斗争，但因无能及无经验，未发动起来。于一九三五年夏（已拨入良字号）已有王敬功同志（即任佐民同志）的领导，因监方打了袁喆生（已牺牲）同志，即暴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敌斗争， （逐渐发展到全监狱共七百余人，参加斗争的即有五百余人，内政治犯不过二百人）。这时我虽然身体极坏，刚从病监回来不久（敌人说我病重，怕死到监房内，就将我拨入病监，但我不堪病监之虐待，过了一个时间，即又要求拨回监房），眼又病得看不见，但我已抱不怕牺牲之决心，也随同志们坚持了六天的斗争。当时敌人见我已危机，于夜间曾给我打过强心针。乃于次日结束了战斗。复食后又与许多病重的同志拨入病监，二十余天后仅能扶着墙行走。不久，敌人即将我拔回青州监狱，同行者有李佃臣（同情我们也参加了斗争，普通犯，出狱后抗战期间即牺牲）、贵席珍共三人。（这一段可由卢冠舟、现名刘特夫，在青岛市委，刘庆珊、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向明、前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被捕时的名字叫王中和，董琰、前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长等人证明）。
当斗争开始之次日，敌人要每个号里去一代表，我们都不去。又想，斗争已经开始了，还未向敌人宣布为什么作战、绝食也不好，于是良子号而由我和刘庆珊、韩维密（已在四O年肃托时，在泰山区被杀害），去见了二科长（姓什么已记不清，可能是姓张）。当时形势很严重，两边很多看守站道子，并放有很多刑具，有鞭子、杖条、棍子等。二科长即首先叫我去问：你们为什么绝食？我即说：因有一难友袁蒿生被打了手拍子，并且下落不明，我们政治犯感觉不但人格受侮辱，而且生命无保障，兔死狐悲。张说：袁喆生未挨打。我说。这是××人（是跑号的犯人，敌人的腿子向我们示威时说的）说的。可以叫出袁喆生来我们看看，如未挨打即无事了。张又说：袁喆生挨打是因他骂我。张说：邵德孚，若是有人骂你你该打他吧。我即说：是否骂你，我不知道，但按法律讲，刑讯是犯法的，即使杀人凶犯，马上'勺强盗，也不能刑讯，我想监狱的法律，不应该违背国家的法律。这时敌人无话说了。略停了一会，张又说：我打袁喆生，因为他是疯子。这时我笑了，我说：科长开玩笑了，如果是疯子，那么他是精神失常的人，就是杀了人亦不能偿命，科长你打疯子更是违法的了。这时敌人忽然把脸一沉说：各人打各人的官司，这事与你无关。这时我还要说话，敌人即将我推走。对刘庆珊和韩维密也不再问话了。 （这事可由刘庆珊，刘特夫证明）。
这次斗争坚持了六天之久，从表面上看是百分之百的胜利，即全部条件都答复了。但在复食后不到一个月，敌人即无耻地将答复的条件全部推翻，除一部分拨到外地监狱外，将全部政治犯关起来了，每隔一间关一人，不使有两人见面。这次斗争是被敌人欺骗了。也证明了敌人的无耻。
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我同贵席珍（党员）、李佃臣到达青州第四监狱。我们三人单独关在另一个号筒的监房里，但不久我们就与其他同志打通了关系，经他们计划指示，即开始了斗争。首先要由我以要求去镣的方式，向监方提出要求，但敌人不但不给我开去镣，反而给我换上了一付二十磅的大镣，于是斗争爆发了。首先由我们三人开始绝食，继而由全体政治犯援助我们，经过四天的斗争，我们胜利了，有部分同志开去镣，而且我们也与大家合在一起了。在青州监狱一年多的时间，曾进行绝食斗争三，四次之多，每次我都随大家参加斗争，从未动摇或后退。（这段可由田海山、省委党校，邹肇纪、省监委，张晔、前山东分局组织部等同志证明）。
一九三六年秋，由青州监狱送入济南山东反省院。在反省院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与其他同志争取团结了大多数政治犯，作“反省制度”的斗争。敌人为了维持其反省摧残，乃以拨回监狱威吓我们，曾先后两批拨回了监狱。我们为了打破敌人的阴谋威胁，乃争取主动，向敌人要求拨回监狱，并绝食三四次以示决心。最后，敌人将我们拨回了监狱。
斗争开始后，敌人曾想瓦解我们，由管理主任王音民（抗战后跟我们抗战而牺牲）找我们谈话，问我们为什么想回监狱。我就说：监狱里好（敌人是最反对说反省不如监狱好），王说：你愿不愿出狱？我说：当然愿意出狱r。王说：你怎么没办法呢？我说：你们不放我，我又不会飞檐走壁，又不会七十二变，有什么办法出狱昵?王说：我给你这个办法，院方让你怎样你就怎样，半年就叫你出院。这时我考虑了一下（我考虑的并不是说他这办法行不行而是考虑如何答复他们），就回答说：不行。王说：你这不是反皮缠吗(调皮的意思)?我说：怎么反皮缠？王说：问你愿否出院，你说愿意出院，问你什么办法，你说没办法，我给你个办法你又说不行，这不是反皮缠吗？我逮时装出很气愤的样子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有人想杀我，就以共产党的名义来杀我，还想要我说杀的对，我死也不干，头可断，血可流，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说杀的对，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我不承认共产党，你们是不放我的。所以别的都行，就是要我承认共产党不行（我们不好说是不履行出狱的手续一一填悔过书，发表反共宣言，只好不承认是共产党这是我们研究的对策）。王说；不但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员，徐眉生也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但这是手续问题。又说：你哥哥也来信说你家庭生活很困难，你还是想法早日出去的好，你不要被青年们利用你以老卖老。我一听更火了，我说：谁利用我，谁陷害我，我却明白，我的父母均已死了，已经弄得我家破人亡了，有死而已，不必多说。我就回了监房，继续斗争。在这一段，我不但自己坚持了斗争，而且还争取团结了部分同志的斗争。（这一段可由刘庆珊、邹肇纪、董琰等证明）。
一九三七年二月（阳历年除夕），敌人将我们十余人拨入法院转分拨各县监狱。我即被经由各县递解到了沂水县监狱。在沂水县监狱中，又因读书学习及对囚粮等与敌人作了不少斗争（但未绝食）。尤其为了维护多数难友的利益，对青年“犯人”不断进行教育，颇收到广大难友的拥护。不少青年犯人甚至青年看守，如陈志经（党员）、刘振祥（出狱后发展为党员，任排长，在抗战中牺牲），张升祥（党员，后因犯错误消极回家）等都参加了革命。
一九五六年八月写于山东医学院
（未校对谢绝转载）
